第三节 主要功能
智库作为政府的“外脑”，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巨大，它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本节具体分析美国智库七个方面的主要功能。
一、政策研究及建议功能
政策研究和建议是美国智库最传统、最基本、最主要的功能，形成于智库发展的初期。美国学者肯特·韦弗认为“提出政策理念是智库的基本任务”(12)。在美国智库发展初期，为了解决国内外日益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美国政府及政策决定者选择向智库寻求建议和咨询。随着智库产业不断发展，大多数智库开始主动寻求与政府的合作，它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以及自身的政府关系网络，向政策决策层传递自己的政策研究和建议，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智库通过诊断社会、发现社会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来发挥自己政策研究及建议的功能，实际上承担了“社会医师”的角色(13)。每当新总统上台时，大多数智库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向总统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以期影响总统的政策决策。除了直接向总统提出建议，一些智库人员还会接受国会议员的邀请帮助撰写议案，通过议案的编写来传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并提供对策建议。智库还会通过与政府官员进行约谈的方式来提供政策建议，约谈也是智库对政府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政策沟通及协调功能
美国智库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协调政策问题，智库实际上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中心协调机构，能使位于企业界、大学、法律事务所和政府等各机构最上层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协调拟定各种内政外交的重大政策和方案，提供给总统和国会形成政府决策。美国智库的这种政策协调功能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的。一方面，美国智库和企业界、教育界、政界及智库行业内部交叉兼职情况非常普遍，尤其在美国各界的高层领导人之间。在托马斯·戴伊列出的1980年美国各种机构中身兼多种职位的31位最高级职务者中，18位身兼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发展委员会等智库理事或更高职位，有些身兼两个智库理事职位以上，这些人通过兼职控制或指导智库工作。另一方面，这些最高职位者通过社交活动，包括企业董事会、基金会、大学监事会等会议或者活动进行政策沟通，还通过共同参加一些排他性俱乐部，如高尔夫球俱乐部、世纪俱乐部、大都会俱乐部、太平洋联盟俱乐部等进行各领域政策方面的沟通协商(14)。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通过设立特殊项目为学者、行政部门的中高级官员、国会议员、企业领袖，以及传媒新闻记者提供了共同探讨和辩论各类全球性和区域性政策问题的沟通交流平台，这些项目有的延续至今，包括面对面、中大西洋俱乐部、东西欧洲关系、武器扩散、美国领导力等项目。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政策研究人员与国会、政府和其他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动，巩固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华盛顿政策共同体和决策网络中的重要地位(15)。
三、政策评价与评议功能
智库作为美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美国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其对政策制定的另一重要功能在于它们在政策确定前的评价和评议功能。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通常将大量精力放在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而对于局势的未来发展趋势考虑的不够全面，此时政府机构就非常需要第三方机构对其新政策进行评估从而获得有效性评价，智库因其机构的独立性、研究方向的专业性可以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成为这些政府机构的最佳选择。美国国会的一些监督部门常常要求有关政府部门进行政策评估，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常常接受国防部的委托对一些军事战略计划进行评估：在美国决定将政策重点转向亚太地区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要求国防部委托独立机构评价太平洋战区的军力部署能否适应再平衡的要求，国防部委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目前及未来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国家安全利益、军力部署和调遣计划、军力调整选择等方面进行评估(16)。另外，智库还会积极参加各种议员和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对一些议案进行证明，为一些立法提案提供可靠依据。
四、舆论引导及控制功能
舆论引导和控制功能也是美国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随着智库的不断崛起，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成为它们的主要目标，为此，美国智库采取了多种方式引导舆论，甚至控制舆论。一些官方或者半官方智库利用其知识优势和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与媒体互动，获得民众对一些政策的支持和肯定。它们代表着政府、党派、利益集团的诉求，将这些政治思想通过报刊网络等多种方式传播到公众当中，获得公众的支持。例如美国税务基金会，其主要工作便是宣传政府的主张。这种影响舆论的功能在美国政府大选的时候尤为明显，智库为其所服务的集团摇旗呐喊，通过出版书籍、开展研讨会等宣传它们的观点，确立公众形象，影响选举进程，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因而美国政府历届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都十分看重智库这一“布道”场所，常常把政策解释的重点放在智库身上。一旦政府的政策意图得到智库的认同，良好的舆论环境便迅速形成(17)。采用从下至上的方式，通过影响公众而影响政策决策。许多智库借助不同的宣传方式，将自己的研究状况、思想论点向公众传播，它们也将一些政策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需要改进的地方等通过媒体、专家研讨会和期刊报告出版等进行传播，既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也给政府和立法机构等带来了社会舆论压力，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参与到政策建议制定的过程中，即“一旦高层决策者对此感兴趣，智库的文章、报告就会出现在他的办公桌，甚至请研究者走进他的办公室”(18)。
五、人才培育及储备功能
作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机构，人才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美国智库的人才培育及储备功能主要是以智库自我发展为目的来选拔培养内部人才、教育启迪大众和为社会输出人才。首先，智库注重为自身发展培养专业人才。作为思想生产工厂，智库非常注重对人才的专业技术知识的培养。由于其独特的影响力，智库吸引了社会各领域的学者和优秀人才加入，其中不乏前政府要员、社会精英等，而智库同时也会聘用一些刚毕业不久的硕士生、博士生，给予他们参与项目研究、学术交流等多种实践机会，提高他们获取、分析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更多地与政府和媒体进行业务合作，扩宽他们的人际网络，为未来发展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其次，智库有教育启迪大众功能。美国一些智库的门户网站网址以“edu”或“org”为后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智库将自身定位为具有教育功能的组织(19)。智库对普通大众的教育主要表现在智库通过媒体报道、网站更新、研讨会和交流会等途径使公众能够快速获取国内外热点知识、国内一些政策法规的讨论意见；对社会精英的教育主要表现在专业领域的培训进修和专题研讨，内容主要涉及国内外形势、专业知识、社会管理、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国际战略视野、提升自身政策修养等方面(20)。最后，智库有向社会输出人才的功能，主要是为政界输送人才。美国独特的两党选举制度和执政机制促使政府特别注重专业型人才的储备，而智库则成了这种特殊人才的“蓄水池”和“储备器”。从政府离任时，官员作为智库专家返回智库工作，专注于学术研究，并为以后再次进入政府作知识和思想储备。多年来，大量美国智库专家进入政府并担任重要职务。
六、推动公共外交功能
智库在推动美国公共外交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外交政策制定议程、直接参与政策思想的制定及推动“二轨”外交三种方式推动美国公共外交。一是通过提出政策建议、沟通交流等方式影响外交政策制定议程(21)。二是通过提供政策建议和指导、人员的“旋转门”等方式直接参与外交政策制定。三是推进“二轨”外交，美国许多大型智库专家都曾作为美国政府外交的先行部队，代表美国政府进行国际访问，通过实地的交流访谈，对相关问题交换意见，使双方对彼此的理念和思想有了更清晰更真实的认识，从而制定更为有效的外交方针，为两方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22)。另外，为了更方便传播美国思想、了解世界趋势、扩大国际影响力，美国许多大型智库都在国外设立相关研究机构或建立相关网站，如美国智库在我国设立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及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等。
七、直接参与政策决策功能
从20世纪70年代倡导型智库兴起之后，美国智库的功能也出现新的转变，由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转向推进政策决策、充当游说团体等。政策倡导型智库通常通过自己制定的政治议程成为政策制定的行动者，借助政府机构、国会、经济和媒体等构成的政策网络参与政策决策，智库工作重心逐步由政策研究和介入转向政策决策中的国会辩论、政策协调、政治交易等环节。例如，克林顿政府的政治转变和小布什政府时期“9·11”事件引发的国际政治危机都由智库所控制和操纵，以符合智库所代表势力的利益(23)。美国智库逐步成为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种制度和组织安排，发挥着抢占思想高地、提高决策质量、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功能。
(1) ［美］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潘羽辉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2) 陈广猛：《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和演变》，《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7-51页。
(3) 王厚全：《智库演化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6-65页。
(4) 章晓英、郭金华：《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和传播策略——以“CSIS”为例》，《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6期，第29-32页。
(5) Pual Dickson, Think Tanks, New York, Atheneum, 1970: 1-20.
(6) 徐晓虎，陈圻：《智库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中国科技论坛》2012年第7期，第63-68页。
(7) ［美］詹姆斯·麦甘：《第五阶层：智库·公共政策·治理》，李海东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8) 宋静：《冷战后美国思想库在影响对华决策中的角色评析》，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50页。
(9) 李艳杰：《谈智库种类的划分》，《教育教学论坛》2016年第38期，第45-46页。
(10) James G. McGann,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2&context=think_tanks, 2018-01-31: 41-44.
(11) James G. McGann,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https://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
(12) Weaver Kent R.,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1989, 22（3）: 563-578.
(13) 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14) ［美］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里根年代》，张维、吴继淦、刘觉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148、220-226页。
(15) ［加］唐纳德·E.埃布尔森：《国会的理念：智库和美国外交政策》，李刚、黄松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1-62页。
(16) 苏江丽：《美国思想库的功能探讨》，《理论探索》2013年第5期，第68-71页。
(17) 纪忠慧：《美国思想库的舆论扩散》，《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54-59页。
(18) 刘长敏：《美国社会的高级智囊——兰德公司》，《政府法制》1998年第9期，第52-56页。
(19) 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6页。
(20) 王厚全：《智库演化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98-112页。
(21) Donald E. Abelson, American Think-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 ST. Martin’s Press, INC.1996: 67.
(22) 王莉丽：《美国思想库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功能》，《红旗文稿》2011年第1期，第33-36页。
(23) ［德］库必来·亚多·阿林：《新保守主义智库与美国外交政策》，王成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