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公民权

到了公元前91年，有关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当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 Livius Drusus）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提议失败后，半个意大利起来反抗罗马，这便是所谓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通过同意授予当初拒绝给予的公民权，罗马缓和了反抗活动的事态，并借助那些依然保持忠诚的意大利人降服了那些坚持反抗者。至于那些坚持反抗者究竟为了什么目标而继续战斗，却并不清楚。

结果是整个意大利半岛加上波河流域已有的殖民地被组织成一个罗马公民共同体。对于该进程的详情，我们一无所知，但到了公元前83年，已大部分完成。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L. Cornelius Sulla），这位曾于公元前88年发动一场短期内战来确保自己在罗马东征军队中指挥官职位的人，返回了意大利。对于某些反对自己的特定共同体或民众，苏拉冷酷无情，但他并未废弃意大利作为整体获得的公民权，也没有解散其组织。公元前89年，波河流域已开始了融入意大利半岛的进程。“伟人”庞培（Pompeius Magnus）之父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Cn. Pompeius Strabo）授予波河流域以及利古里亚（Liguria）诸共同体拉丁殖民地的地位，其中利古里亚地区的居民既非罗马人亦非拉丁人。完全罗马公民权的获得则延后了超过一代人时间，但依然是通过恺撒的授予最终得以实现。

前面已经提醒过大家注意意大利城市模式的推广。然而，在意大利获得公民权之后则是另一番光景。尽管我们不太清楚，但显然新的罗马共同体拥有相对同质的政制（架构）且适于城市社会。实际上，在与其他共同体交往时，罗马很难在城市中心（这一政制）之外还考虑其他。随着新罗马共同体的建立，意大利公民权的获得对城市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而这似乎又反过来成为促进意大利罗马化的因素。

关于罗马化现象，至少有两个层面必须加以研究。从精英的层面开始研究可能最容易。精英阶层相对的高度流动性一直是罗马体制的重要特征。自然，一个家族之中从未有人担任官职的人，很少能像盖乌斯·马略和西塞罗那样达到执政官的高位。但一个家族通过几代人时间获得执政官之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一个人如果是家族中首位官至执政官或者其他高官者，他就会被称为“新人”（novus homo），并由此使自己及后代获得贵族身份。在整个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家族如果来自新近获得公民权的共同体，那么可能只需一代人时间，此家族就踏上了通向高官之位的晋升之途。公元前91—前89年间，大量意大利地区居民获得公民权，他们的晋升轨迹与上述内容并无二致。到了奥古斯都时代，元老院中充斥着来自最近才获得公民权的共同体的精英成员，其中很多人的后代将会升至执政官之位。晋升之路所需的是那些一向有效的优势，比如与已经手握大权者的友谊、财富、演说技艺与军事才能等等（见第五章，共和国后期的意大利作家）。

将意大利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对其罗马化加以评估则要困难得多。我们得承认：存在着不识字且穷得没有资格加入罗马军队的田间劳动者，但我们对他们的文化程度一无所知。我们所有的知识即便不是与精英相关，至少也是与接近精英的人相关。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局限性，要了解整个意大利共有本地文化的生存或湮灭状况，有四种标识性因素值得注意：语言、宗教习俗、家庭结构和丧葬仪式。其中这最后一种特别有用，因为有不少相关的考古实物可以佐证。

语言方面的证据非常引人注目。直到公元前91年，埃特鲁里亚北部地区大体上保持着原貌，并未受到罗马的影响。说到拉丁语铭文，这一地区的情况也十分特殊，同样直到公元前91年，都没有拉丁语铭文。但在苏拉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这里出现了双语铭文，而在西塞罗生活期间，埃特鲁里亚语实际上已完全消失。萨莫尼乌姆的情况难以评估，因为公元前82—前81年间苏拉加于此地的毁灭使这里直至恺撒时期都鲜有城市生活。当地铭文所用的语言之中，有一种现代学者所知的奥斯坎语（Oscan），该语言确已消失。然而，沉默的争辩才是危险的。再往南的卢卡尼亚地区，同样的模式产生了，并无任何理由说明这是苏拉的责任。这里的奥斯坎语铭文无疑被拉丁语铭文取而代之。罗萨诺迪瓦格利奥（Rossano di Vaglio）的近期发掘提供的证据也值得一提，此地的一处卢卡尼亚乡村圣所在苏拉之后成为邻近城市波腾提亚（Potentia）行政机构的一部分。

有关宗教习俗与家庭结构的证据相当稀少。有资料显示，在西塞罗生活的时代，尚存的宗教多样性痕迹，比如各地不同的历法，已经消失了；决定婚姻与继承的各项规则稳固地趋于统一。关于丧葬习俗的证据很多，遍及整个意大利。这些证据持续不断地描述了这一变化过程，即独具特色，往往亦是伟大而古老的各地丧葬习俗，正被相对统一的配套习俗所取代。自然，在死者财富方面依然保持着极大多样性，不过这已是另一议题。

如果苏拉与奥古斯都之间的时代真的在罗马化程度方面有了进步，问题依然存在，即为何会有如此进步？主要原因要在公元前59年与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初的老兵安置过程中寻找。此过程始于公元前59年，“伟人”格涅乌斯·庞培（Cn. Pompeius Magnus）的东部战争老兵接受安置，这些士兵数量巨大，他们曾一起长期服役，现在丧失了家园，以组群方式被安置在远离出生地的地方。此举对下一代人的影响是：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这些人定居的共同体中，现存的社会结构被粉碎。其结果便是帝国早期的意大利社会，这可能是罗马革命最为重要也最为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