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机

依照罗马法律，所有战利品任由将军处置。但依照惯例，部分战利品会送交国库，还有部分战利品会被将军本人用于公共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战争誓言还愿而修建的神庙。这类建筑除了为选举中的支持者提供工作机会，还会被冠以个人之名，名字一般镌刻在建筑物正面向公众展示。随着奢侈之风日隆，到后来贿选盛行，对于相互竞争的罗马上层贵族而言，战利品提供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最佳捷径。

对于军队而言，战利品同样是最快的致富捷径。将军会分配一些正式战利品给部队；此外，尽管违法，还有非正式战利品分配给部队。公元前2世纪末以前，真正的穷人是没有入伍资格的，有资格入伍的小农往往十分贫穷，并对富裕的邻人负有债务，他们当然迫切希望通过从军致富。后来的公元前43年，戴西姆斯·布鲁图斯（D. Brutus）在写给西塞罗的信中称，为了迎合将士们的愿望，已率军进攻某些阿尔卑斯山地部落。在早期的意大利战争中，获胜后被占领的土地一般分配给贫穷公民；到后来海外征战时期，分配土地的情况大幅减少，而国家却占有某些土地用于租赁给外国人或罗马公民谋利。不过，公元前2世纪有少量老兵被安置在西班牙与巴利阿里（Balearic）群岛，此外，在山南高卢也有不少安置地。提比略·格拉古与盖乌斯·格拉古兄弟对于如何利用帝国扶助罗马贫民却有全新的看法，他们建议实行海外殖民。公元前2世纪末，颇具煽动力的保民官萨图宁（Saturninus）提出了更为广泛的海外安置计划，其中的被安置者不仅有退伍老兵，还有众多失去土地者与城市平民。但实际上，恺撒才是第一个把军人与平民大规模安置海外的人。

据估计，在“同盟者”战争之前，罗马的同盟者没有税贡义务，罗马从意大利同盟者那里获利的唯一手段是邀请他们出征。多数意大利民族不乏尚武传统，尽管有时会感到罗马的要求过于严苛，但他们对自己在罗马取得的胜利中发挥的作用深感自豪，因此他们自认为有资格拥有平等政治权利和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并不总能获得平等战利品份额，但在“同盟者”战争前不久，一些宏伟建筑在意大利各圣地拔地而起，这反映出当地显贵的富裕程度。同样，来自康帕尼亚等地的商人们欢迎罗马人的征战，他们因此能开展海外经营，分享战争红利。庞贝古城是康帕尼亚兴旺的见证，其繁荣多少得益于此类商业活动（negotia）。

战利品还包括奴隶。他们有的原本就是奴隶；有的则是战争俘虏，这大概是因为罗马人很少允许俘虏赎身。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强调奴隶制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认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是受奴隶需求的驱使。没有任何古代史料支持这类说法，不过史料在提到奴隶贸易时也往往闪烁其词。罗马的战争确实使大批人口沦为奴隶，据说，为执行元老院严惩叛乱者的命令，埃米利乌斯·卢斯在皮德纳战役获胜后把北希腊伊庇鲁斯（Epirus）的150,000居民变卖为奴，结果该地区成了无人烟的荒地。当时的贸易对于奴隶亦有需求，据记载，高卢首领们酷爱意大利葡萄酒，愿意拿一个奴隶换一罐酒，文学作品中也提到了意大利的高卢奴隶。据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0年提洛岛奴隶贸易的极盛时期，奴隶交易量约为每天10,000人。这些奴隶来源多样，有的是被海盗或奴隶贩子劫持拐卖；有的是弃儿；有的是债务奴；还有不少是从色雷斯等地的蛮族部落中带来的。公元前2世纪后期与公元前1世纪前期意大利和西西里爆发奴隶起义是很自然的。在意大利，奴隶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展，从大规模的土地劳作到小规模的手工制作皆使用奴隶，教育行业亦有不少奴隶，他们大多来自东部。然而，对于罗马的第一波海外征服，上述现象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但很可能奴隶供应问题在这之后成为罗马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奴隶需求方面，地主自然首当其冲，但奴隶的使用遍及各行各业，即便是普通人也因廉价而间接受益。

有关汉尼拔战争之后商贸活动的史料日益增多，这表明元老们也并非对贸易毫无兴趣。意大利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农产品、葡萄酒以及部分油料。因为被释奴（freedman）能合法拥有大船且依然有义务为主人效劳，大地主可以让被释奴代表自己从事贸易或者出卖自己的产品。按照老加图（elder Cato）农业著作的说法，有时农产品尚未成熟，就已经预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如此这般，就有了符合“君子之道”的盈利手法。即便在苏拉扩充元老院之前，元老家族与非元老家族间的通婚就已经存在。另一方面，显然早在“同盟者”战争以前，已经有许多分布于各地的意大利族商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苏拉之后，肯定有不少新元老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部分人可能不愿放弃旧日的权益。西塞罗在公元前70年称克劳狄乌斯法以及类似的约束未被遵守，恺撒大约于公元前59年重申这些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大概亦收效不大）。富人们还依靠来自东部的奢侈品过着日益奢华的生活，他们收罗精制物品与优秀艺术品，还有精通技艺的奴隶；他们还享用珍奇的食物与美酒，以及从遥远异域进口的香料。

元老会为了获利而出借款项，加图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就通过一名被释奴投资贸易航运，后来元老们更是独占了向驻罗马使者借贷的业务。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元老似乎有能力参与，而且确实参与了获益极高的包税人生意，即在一些行省征税。最后，尽管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不和，依照庇护制惯例，很多生意人可以对个体元老施压，迫使他们支持自己的利益。因此，所谓“元老院极少关注商业盈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更不用说元老的其他经济优势地位了。

西塞罗确实声称罗马经常为了本国商人发动战争。此话部分正确，例如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伊利里亚地区的古代贸易状况尚未有清楚的考古记录，但当时该地区的商人实际上多数是意大利人。罗马会因为使者遭虐待而实施报复，也会回应别人的申诉。公元前187年罗马强行宣布，罗马人与拉丁人，可能还有意大利人，在一座属于安布拉基亚（Ambracia）的港口享有免税权，而且史料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公元前167年提洛岛被设为自由港，此举有利于罗马和意大利商人，但削弱了罗德斯岛。西塞罗还声称，公元前129年以前罗马曾试图禁止山外（Transalpine）居民种植葡萄与橄榄。要在高卢南部实施该禁令，理由是极为牵强的，罗马此举可能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葡萄酒与橄榄油贸易。不过一般认为这可能仅仅是孤立事件。罗马跟雅典还是有所不同，比如罗马并没有在势力范围内强制使用统一的货币。

有一种商业活动罗马政府会直接参与，即谷物贸易，因为城市平民绝不能挨饿，军队也必须有给养。随着罗马人口的增长，以小麦为主的海外谷物必须定期供应，而不仅在危急时期如此。不过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粮食产量尚能自给自足，甚至有余粮输往罗马。西西里每年提供1/10的收成作为赋税，而且从公元前73年起，罗马如果需要，可以按固定价格再购买西西里1/10的收成。公元前146年后，来自阿非利加的谷物至关重要。我们现在还知道公元前2世纪罗马行政官曾要求北希腊的特萨利人（Thessalians）把谷物送往罗马。不过，在帝国时代谷物供应仰赖埃及之前，罗马城并不经常从东部获取粮食。把谷物运往罗马由私营商人负责，但他们的活动必须受元老院监督。意大利并不缺乏多数其他的原材料，比如木材。例外的是金属矿藏，西班牙的矿场非常重要，很快马其顿的矿场也重新投入开采。

罗马的国库越来越依赖外国的税赋。刚开始罗马似乎并不总是征收税赋，只是要求战争赔款，或者巧立名目索求一些大额款项，比如安条克三世就被迫交纳了1500塔兰特。在早已开化的西西里，罗马只是接管了叙拉古业已存在的税收系统，但渐渐地，罗马可能在西班牙收取适当税赋，同时也对矿场承包征税。承包费、“赔款”、税收与战利品等的收益非常高，因此，尽管此时维持全年常备军的开销越来越大，罗马还是在皮德纳战役后取消了公民的直接税。有时当改组某地区时，该地的税收可能会降低，但入境税之类的新税种会被引入。后来，特别是“同盟者”战争与苏拉独裁之后，因为同时进行多场消耗极大的战争，罗马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以前，大部分军队的财政支持由意大利盟友提供，现在则全部由国家负责；盖乌斯·格拉古的谷物津贴本来已被苏拉取消，但很快又恢复了。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宣称亚细亚是唯一除承担战争与管理花费之外尚有盈余的省份，而普鲁塔克则称庞培的新安排使得当地税赋收入加倍。高卢也要向罗马纳贡，埃及的进贡则更多。

最后，还有很多元老利用帝国牟取私利。波利比乌斯相信直到自己所在的时代，罗马行政官员还以廉洁著称。加图也确实反复强调自己在海外任职期间未捞取分文。但西塞罗的演说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官员的普遍行径，不过，我们无须相信所有罗马总督皆如维勒斯（Verres）那般贪婪，或者维勒斯的贪婪被同辈们竞相效法。西塞罗本人倒是很诚实，在任西里西亚总督时的一封信中承认，当时东部所有其他总督都很正派，例外的是他的前任阿庇乌斯·普尔凯尔（Ap. Pulcher），此人“简直不是人，而是野兽”。西塞罗在指控维勒斯的演说（Verrine Orations）中详细列举了他所有可能的罪行，从姑息纵容海盗到偷取西西里的雕像致使当地旅游业没落。自公元前2世纪起，行省总督可能因敲诈勒索遭起诉，但行省居民很难在罗马组织起有效诉讼，要给被告定罪就更难了，即便在骑士取代元老，占据审判团大部分席位时，也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