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文学大家族中，小说是呈现方式最灵活多样的艺术形式。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擅长和喜爱的小说形式。它的多样性，甚至哪怕是语调的变化、思想情绪的波动，也可能带来小说形式的变化，更不用说各自独特的叙事风格、视角、方式、格调等各类魔方因素的变化。正如德裔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所说，小说是“我们最丰富、最有性格、最流行的文学产品”，它的艺术形式“如今仍在发展”“仍然以前所未有的效果，全新的结构和技巧手段，使评论家们感到惊奇。”^[1]这句话，明确地概括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内容和形式的可变性与多样性。本书的研究对象——古代朝鲜拟人传记体文学作品，作为其早期的小说形态，就是在其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宠儿。高丽时期开始流行的拟人传记体作品，作为文人排忧解闷的“虚构”的文体，正好体现了小说包罗万象、灵活自由的文体特征。

古代朝鲜长期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将小说之类的叙事文学体裁视为“不经之语”，坚信《春秋》里所说“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认为小说正是“士传之言”。这种“言”，不合大道，“无补于经世致用”，乃智者所不为。朝鲜朝中期以后，更把小说视为“吾道之大敌”，将小说排斥于文人文学之外。不过，对小说的这种观念和政策，阻挡不住进步文人对小说的喜爱和向往。高丽文人崇尚唐宋之学，膜拜“八大家”，学得小说之法，将韩、柳之《毛颖传》《蝜蝂传》等拟人传记体当作奇文来模仿。由此，各种拟人传记体作品在高丽文人笔下产生，林椿、李奎报等文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进入朝鲜朝中期，朝野上下以宋学为典范，贬斥小说类创作，禁购、禁读小说类作品。小说文体的创作和发展遭遇了空前的挫折。在惟理学为独尊之学的思想文化环境下，文人们不能直接兜售小说，往往借助鬼怪、幻境的艺术想象，或传奇的表现手法反映社会问题，以“以文为戏”的方式来混淆视听，曲折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特殊的创作倾向下，各类寓言小说、拟人传记体小说、传奇作品陆续涌现，装点了当时寂寥的小说界。尤其是前二者，以物拟人、以物理喻人事的“摹写”手法，正好为当时的朝鲜文人提供了一层“障眼之色”，蒙混过封建当局的文禁壁垒。因此，拟人传记体文学逐渐成为了朝鲜朝文人喜爱并敢于书写的文学体裁，从而产生了诸多优秀的作品。

这次出版的《朝鲜寓言拟人传记体文学研究》，就是以这样的历史文化土壤和文学传统为背景，经过多年的努力撰写而成的。值得说明的是，本书的“朝鲜高丽时期拟人传记体文学”部分，是由李杉婵的博士学位论文所组成。当初，我们觉得朝鲜拟人传记体文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还贯穿整个朝鲜封建时期，足有一千多年的创作历史，是古代朝鲜颇有影响力的文学样式。如果仅由一篇十六七万字的学位论文来反映它或者付梓出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们做出了更为大胆的计划，让它以整体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分工上，李岩负责撰写高丽时期以前的内容和朝鲜朝时期属于时代和思想文化背景的部分，其余的朝鲜朝部分的内容由李杉婵撰写，全书五十余万字。这本书之前，国内外曾出现过一些零星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很难见到如此系统研究有关朝鲜古代寓言拟人传记体文学的专著。

小说有无限的多样性，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难度。尤其是像朝鲜寓言拟人传记体小说，因为它采用“借物喻人”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结构故事情节，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素，所以研究起来难度较大。由于我们的自身条件所限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由一两个人的力量去搬弄完成它，显然很困难，因此本书反映的只是管窥锥指，如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就万幸了。静候学界同仁的指教。

本书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有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李岩李杉婵
2017年5月

[1]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