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颠覆性的历史语境

人们常说，拉康在超现实主义和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精神分析学，形成了一种很具哲学意味的批判性玄思。在大的思想背景上，这是不错的。可是，大多数论者却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拉康与他的理论支援背景的思想关系从来不是现成性的引入，没有任何一种他人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中得到纯粹的肯定性的原装应用，上述几乎所有对他有影响的理论思想，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革命性颠覆和逆转获得新生的。这使得拉康与自己的思想资源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由于本书在后续每一章节的讨论中，都将具体探讨拉康哲学论点与其相关学术背景资源的关系，此处，我们只是作一概略的说明。

第一，拉康与最早影响他思想的超现实主义的关系。有人说，拉康思想中那种诗性力量就是来自超现实主义，甚至他的那本著名的《文集》“有许许多多地方直接或间接涉及了”超现实主义。[131]这是对的。可是，超现实主义者那种想要通过颠覆奴化现实的艺术作品呈现无意识的世界，用奇幻的宇宙取代麻木平庸的日常生活，创造出超越现实的真实生命情境的意图，并不是与拉康思想直接匹配的东西。拉康兴奋于超现实主义对现实的艺术化颠覆，他与达利共同想到反对肯定现实的建构主义，但是他没有盲从布勒东式的彼岸灵魂革命，也没有将达利那种以直接狂想实现生命欲求的个性化道路视为自己的理论平台，拉康关心超现实主义废弃的现实生活本身，他的思考正是想揭露这个伪现实世界（它的核心话语即是个人主体性所布展的主人权利关系）是如何被自欺性地建构的。拉康十分巧妙地利用了超现实主义的内里逻辑惯性，却开采出别一番意味的更精深的学术平台来。

第二，拉康与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关系。拉康所面对的黑格尔哲学，本身已经经过柯耶夫等人的新黑格尔主义的中介。毫无疑问，被克尔凯郭尔式的存在主义“油炸”过的黑格尔，特别是他的自我意识即欲望，自我意识确立的对象性反指关系以及主奴关系中的他者性辩证法，的确都成为了拉康哲学逻辑内里基础。然而，黑格尔那种“人是一个黑夜”的观点被直接篡改为人是一个空无，个人主体的欲望（包括那个达利妄想狂中的真实欲望）被消解为他者无意识控制的非本真对象，那另一个自我意识的镜像确认关系被负指为幻想性误认，更重要的是，主奴辩证法中那种在对象化劳动中发生颠倒的自反关系，在拉康这里失去了全部现实历史基础，黑格尔作为世界本质的绝对观念（逻各斯化的上帝）却被宣判成隐性的暴君式的大写的他者。正是这个后来被列维纳斯哲学重新阐释过的他者概念，被拉康劈裂成大、小他者，其根本性的逻辑意向也已经被逆转了。

第三，拉康与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关系，也是最重要和最复杂的理论关系。我们从拉康中后期的研讨和记录文本中看到，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概念满天飞，这让许多拉康的研究者简单地将拉康描述成一个将结构主义引入弗洛伊德话语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这恰好应验了拉康对真理的定义：我们总是在误认中抵达真理。准确地说，拉康是反对结构主义的。在一种证伪主体的“去中心”意向中，拉康与结构主义是同路人，可是，结构主义用以替代主体而凸显的结构本身（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形式”，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系统，阿尔都塞的问题式，早期福柯的知识型），在拉康这里又恰好是那个大写的魔鬼他者。就此而言，拉康的起点与早期德里达的思考是具有同质性的。

最后，是拉康与他的理论之父弗洛伊德的关系。拉康口口声声说要“回到弗洛伊德”，他也将自己的学术人生说成是“弗洛伊德的事业”，可是我们却发现，在回归弗洛伊德中，拉康同样时时处处颠覆着弗洛伊德。[132]有的论者认为，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实质上是回到青年弗洛伊德，特别是他的无意识理论。[133]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指认是远远不够的。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拉康开始了一种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和“认识论的澄清”。[134]后来拉康承认，“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意味着一个逆转”[135]。

我完全同意这样的判断，拉康与弗洛伊德的关系是拉康哲学全部支持背景中最重要的逻辑线索。也因为这一点至为关键，所以我们不妨以一个著名的拉康式的过度诠释来看他是如何“回到弗洛伊德”的。

拉康多次谈及弗洛伊德晚年的一个表述（有时他也将其称为弗洛伊德最后的“遗嘱”[136]），即后者在1932年《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第31条中的一个表述：“它在哪里，我便将在哪里（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137]本来，弗洛伊德的语义是十分清楚的，本能的本我（它）在哪里，驾驭它的自我（我）便出现在哪里。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英译文为：“Where the id was, there the ego shall be（本我曾在的地方，自我将在那里存在）。”在此，英译者将那个代词“Es”（本应直译为“It”）直接意译成本我（Id），而将“Ich”（本应译为“I”）意译为自我（Ego）。而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的法译文字更简单：“Le moi doit déloger le çà（自我将取代本我）。”[138]其实，如果在弗洛伊德自己的语境中，这两种翻译都没有大错，可是拉康却觉得问题大了。他说，弗洛伊德这里故意没有使用定冠词“das”，这里有“特别的意味”：

Wo，那儿；Es，没有das和任何客体化冠词的主语；war，在，这是存在的地点，在这个地点；soll，这是宣布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就如在这句话之后结束全章的那句一样；Ich，我，我须在那儿（正像人们说：“这是我”之前说的是“我是这”）；werden，就，就是说，并不是到达，也不是出来，而是在那个存在的地点产生。[139]

所以拉康对弗洛伊德这一名句的解释为：“在它曾在的地方，——我们可以说——，在它绝对所在的地方，——我们在使人理解为——，我有责任生成在那里。”[140]拉康的意思不可谓不复杂，但我完全能明确指认，拉康有意曲解了弗洛伊德。他反对后者本能式的本我，以拉康的理解，本我是本体论上的无，它从来没有在场过，所以本我只是一个应该存在但没有出现的“它”，那实际上是一个空位。自我，不过是一个“以一系列异化认同构成其内核”的伪自我，这主要是指由小他者镜像反射虚构成的未成年个体心理结构，而进入文化语言关系的个体主体就更悲惨了，它不过是一个大写他者异化认同的象征关系节点。所以，拉康故弄玄虚地说，那个与德语“Es”同音的主体（sujet）起始字母S，作为不是自己的“它”出现的“绝对主体的形式”。S不过是它应该在但并没有存在的地方，而不是“它曾在的地方”，现在“我”真的出现在那个地方，可是，“‘我’变成了消失在我所说的之外的存在”。主体S是已经死掉的，不过它自己不知道罢了。这个观点，我们后面还会做更仔细的讨论。“‘我’作为主体是以不在的存在而来到的。这个主体与一个双重疑难相协调：一个真正的存在却会因自知而破灭；一个话语却是由死亡来维持”。[141]他不知道他是死了。S以后将背上把自己划去的斜线，成为$。这是一种可怕的异化之异化。或者叫做：

双重的异化（doublement aliénant），因为不仅主体的业绩（oeuvre）被他者所窃（dérobée），这还是所有工作的构成关系（relation constitu-ante）；而且主体也不能在作为他的工作的理由的制成物中辨认出（reconnaissance）他自己的本质，他自己“不在其中（n’y est pas）”。他已在主人（maÎtre）死亡的那个预期的时刻，主人死后他才能活；但是，在等待主人的死时他讲自己认同于死了的主人，由此，他自己已经死了。[142]

完全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弗洛伊德了！拉康杀死了他。在这大他者父亲的死亡中，他实现了自己的革命。也由此，鲍德里亚才会说：“精神分析学的死亡是拉康的主题。”[143]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试图通过此在在历史性时间中的在世，摆脱传统主体哲学的“无根基状态”[144]，那么，拉康却在说，个人生存（历史性的此在）的真相就是无根性！弗洛伊德革命的意义在于说明笛卡尔理性主体的不做主，“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而拉康则是说，人从来就没有家，自我与主体都不过是不同程度的幻象和自欺骗局。根本没有什么存在之本真，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式的乡愁也就不能不被彻底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