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
中国文学进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进一步增强，政治的——尤其是“文革”的阴影不再是作家们头上萦绕不去的精神阴霾。作家们的思想和心灵的自由、解放，使文学开始有可能自主地、完整地对历史，对人类命运等终极性问题进行探寻。适逢此时，标示“个人性”和“现代性”的西方新史学和文学上的“新历史主义”进入中国，这无异于给中国作家们加上了一服及时的补药，大大激发了他们对于历史的兴趣和对于历史“可能性”的探索。一时之间，各种各样的“历史”，在“新历史小说”的旗帜下蜂拥而出。这之中既有乔良等人力求客观的，对传统历史进行修缮工作的军旅历史小说，也有格非、余华等的以完全颠覆传统历史、充分建构历史的个人化和偶然性为己任的“迷舟”式“历史”，也有苏童、叶兆言的借历史为个人命运遭际演示背景的“人物化历史”……北京青年作家刘震云，则以他的普通农民的视点、立场，和农民文化的历史精神，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全新的、农民文化历史观烛照下的历史图画，从而在众多“新历史小说”作家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和与众不同。
一
农民，是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他们既是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最主要建设者，也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饱尝艰辛和痛苦的族类。
而且，历史——中国的传统历史一直在拒绝着他们。作为政治权力中心话语体现的历史，是统治者用以维护其权力统治的工具。在历史中，是没有被压迫阶级的农民的位置的——翻遍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除了把农民作为反面的“逆贼”来诬蔑丑化之外，几乎找不到普通农民的任何形象。政治压迫之外的文化压迫，使广大的农民淹没、消失在“历史”的海洋中。
但是，农民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在宽广深厚的农民文化中，也包含着农民对于历史的审视，评判和价值原则，也包含着农民的历史文化观。这种历史观，被正统文化所摒弃，一直在民间以戏曲、说书、传说等形式表现着。而这些艺术形式，也必然会孕育出它新的表现者和代言人。
刘震云的创作一直关注农民问题。曾在河南农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刘震云，农村和农民生活曾在他心灵上留下深刻印记，农民的文化，历史精神，也必然给他以强烈影响[19]。他的系列“新历史小说”，就详细地表现出农民文化历史观在他身上的巨大影响，在他的这些“历史”小说中，他始终站在普通农民的立场，以普通农民的眼光，以农民文化的历史精神，对历史进行了“农民式”的观照和审视。
早在他的第一部真正的“新历史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就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于农民的深刻关注和对于传统历史的批判：“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20]作品中，作者把叙事人身份定位为一个感情激昂的“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并再三表现“他”那种代表农民的，不妥协的历史态度。此后，刘震云的立场始终未改，《故乡天下黄花》的外视点虽然有所改变，但其内视点仍然是普通农民的，其历史文化精神则更是和《温故一九四二》及稍后的《故乡相处流传》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这种坚定的立场和文化精神，是刘震云“新历史小说”农民文化历史观的中心体现，而其文化精神，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批判
批判，是农民文化历史观的核心。
由于中国农民在历史中备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相对的历史权力边缘位置，他们对于历史，必然是强烈地加以批判和否定。充满权力斗争的历史，在争权者看来是极具诱惑力和风云变幻的，但在始终处于工具和牺牲品地位的农民来说，则无非是统治者对农民的压迫、掠夺史和农民漫长的苦难史。
刘震云对于历史的批判是坚持始终的。无论是《温故一九四二》中对凄惨河南大灾的惨痛描述和对大灾形成原因的沉重揭示，还是《故乡天下黄花》中对半个多世纪的尔虞我诈、草菅人命的村庄权力争夺史的辛酸展示，以及《故乡相处流传》中轮回的、农民痛苦命运始终如一的漫长历史，都把历史演示成“黑暗”和“丑恶”的化身，“历史”，充斥着权力争夺者的钩心斗角和对农民们的鱼肉、涂炭，是黑暗的权力斗争史和农民辛酸的血泪史。
《温故一九四二》，是刘震云站在普通农民立场对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这桩史实所作的“重写”。作品通过对被历史尘封湮没的史料的挖掘和重新演绎，力图还原一个农民文化视野中的历史本相。作品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灾区的惨酷状貌，同时，更着力于对灾害主要原因的深刻揭示和强烈批判。在作品中饿殍遍地、易子而食的凄惨灾民场景与奢侈豪华、荒淫宴乐的统治者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作者对历史的黑暗本质和历史传统诠释者的虚伪冷漠作了强烈的控诉和辛辣的讽刺。
《故乡天下黄花》从更宽广的幅度上，重新对历史进行了审视。作品叙述的是一个小村庄半个多世纪有关权力的历史故事，从起始到结尾（甚至延伸到结尾之后）的整个村庄历史中，权力是唯一的、肆行无忌的统治者，它统治，驱使着村庄的每一个人，使欺诈、奴役、鲜血和生命，充斥于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村庄的每一寸土地。历史因为权力而弥漫着黑暗，而权力裹挟着历史在“恶”中奔驰——在这里，作品对历史的批判上升到关于历史本质“恶”的层面上，村庄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李文闹、许布袋、赵刺猬、赖和尚……无一不是权力的体现者，也无一不是暴戾、残忍的“恶”的代表，他们在权力的支撑、刺激下，更充分地施展他们的“恶”，而权力则借助于这些“恶”，奴役、驱使着广大农民。——权力与“恶”的结合是如此的相得益彰，无疑使历史的本质被揭示得更为昭朗。
而《故乡相处流传》中叙述的五个时代，则明确影射着整个中国历史，也显现出作者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观照。作品中的五个时代，尽管人物变异，环境更改，但人物的内在心理欲望和历史的本质如出一辙：“无非过去大路旁粪堆上插的、迎风飘的是‘曹’旗，现在换成了‘袁’旗。”[21]权力永远是历史的主宰，掌权者对农民的宰割，掌权者对权力永无厌倦的争夺，是历史画面上亘古不变的风景。——作品借助荒诞的形式，将历史“轮回”化、浓缩化，全方位地对历史进行了揭示，也表现了作者对于历史的强烈厌弃和彻底否定。
与《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相比，《故乡相处流传》更突出地从文化层面上对权力历史加以剖析评判，它对统治者在物质上压迫奴役农民的历史进行深透的揭露，同时，更侧重于对统治者在精神、文化方面腐蚀，毒害农民进行尖锐的批判——事实上，对这一深刻联系农民前途命运和文化本身的根源性问题，刘震云此前已有所关注，比如《故乡天下黄花》中对受腐蚀农民老冯、老得命运的思考；《温故一九四二》中对造反农民“母得安”及其无后继者的感慨，都显示了作者对农民文化精神本身的关切。《故乡相处流传》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进行了探讨。作品中的广大农民，是权力的受害者，但是，在权力的压迫、欺凌下，他们却丝毫没有反抗和觉醒的意识，他们对于权力，在恐惧之外，更奇怪地有着敬畏、渴慕、依附的复杂心理，他们臣服于权力统治之下，更千方百计去讨掌权者的欢心，为掌权者的怜恤垂顾而感恩流涕。更有甚者，竟不惜卖身投靠，为虎作伥，欺凌弱小——这，不由使我们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小D和王胡。——作品的展示是发人深省的，而作者的笔触更深入地对其根源进行了挖掘。权力，由于它在历史中无所不至的巨大力量，已成为人们难以挣脱的一个精神桎梏。权力意识所形成的巨大诱惑，对农民的精神、思想文化进行了剧烈的腐蚀和侵害。权力，在它残酷的物质压迫之外，它对人（包括农民）的精神的鸦片式的毒害无疑是更深刻也更具危害的。作品对权力意识的精神腐蚀作用的揭示和批判，尤其是作品对于农民自身精神缺陷的展示和根源挖掘，使作品的历史批判更深入到了内在的、文化的批判层面。
（二）荒谬
荒谬，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虚幻感和不真实感，它源于“世界的无理性同人的灵魂深处竭力追求的清晰之间的冲突”[22]，具体地说，它出于在客观世界压抑下人在绝望和无出路时对世界产生的虚幻和绝望意识。中国农民由于长期经受历史重压，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永无希望的黑暗，和难以理解的荒诞。于是，历史在他们眼里，既充斥着完全平民化的帝王将相故事，也充斥着荒诞不经的神鬼报应传说，灵魂循环，历史分合等更是他们面临难以捉摸的历史时的无可奈何的精神逃避和虚幻解释。
这种荒谬，是东方的、农民式的荒谬，它是农民面对沉重历史所进行的无奈消解，是一种幻灭。它并没有否定历史和生活本身，而是对于历史和生活意义的怀疑与追问。所以，它所消解的仅是历史的庄严、神秘和崇高，然而，农民内在的绝望感和幻灭感，是深蕴其中的。
刘震云的“荒谬”，就深深体现着中国农民文化的荒谬特征，并且，也蕴含着强烈的历史悲观意识。
如果说在《温故一九四二》中，还曾出现过诸如“母得安”们被作者称为“民族的脊梁和希望”的普通农民，历史在黑暗中还透出一线光明的话，在《故乡天下黄花》中则已深深蕴含着作者对于充斥权诈和杀戮的历史的厌倦感与荒谬感了。作品中的广大农民，无一不是权力的奴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杀戮者和被杀戮者，以共同的愚昧构成着黑暗的权力历史，又共同被权力历史所抛弃所玩弄——作品中几乎所有人物的无例外的失败者结局和寓示权力争夺永无休止的小说结尾，都使“历史”充满了绝望和难以摆脱的悲观气息。作品的反讽笔调和人物描述的谐谑化，更加强了历史的荒谬感。
《故乡相处流传》，更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悲凉感和荒谬感，漫长的千年历史，其内核如出一辙，人物虽异，但权力、欲望、欺诈与杀戮，却是“历史”永恒的主题，而被压迫的农民，永远没有——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过——摆脱他们苦难的命运。荒诞的历史形式，万劫不复的历史本真，使农民们的千年历史沦入毫无希望的幻灭之中。
“历史从来都是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闹复杂了。”[23]《故乡相处流传》还以农民的犀利目光，剥落着历史的尊严和神秘。历史中所谓伟大的人物，神圣的战争，在作品中都被剥下了堂皇神秘的外衣，只剩下虚无的空壳；曹操等人的古怪癖好，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而进行的浩大战争，为了寻访昔日情人而兴师动众的太后下巡，移花接木的虚假而隆重的阅兵式……所谓神圣，所谓庄严，所谓骄傲，所谓光荣，从作品的农民视角看，全是荒唐和滑稽，而“神圣”的“伟人”，更是再普通不过的常人。
历史是如此之丑恶，又是如此之荒唐，太多的无奈和绝望使刘震云的“历史”浸润了浓烈的悲观情绪，刘震云对反讽和调侃的反复运用，固然嘲讽了历史，但却使其“历史”更显沉重，无怪乎有评论家评《故乡相处流传》为“沉重的轻佻，泣血的玩耍”，我以为，作品中反讽的广泛应用，也许是作者难以忍受“历史”的如此沉重与痛苦而寻求的一种解脱吧。
二
“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24]刘震云的农民文化历史观，是深深寄寓于他的现实观中的，是他的现实观的继承与延伸。
虽然刘震云的创作经历过“新写实”“新历史”等不同阶段，题材、文风也有所改变，但其创作主体精神始终是萦绕着“农民和故乡”这块“圣土”的。农村题材作品固不必说，甚至，刘震云对自己的城市题材作品进行分析时，也明确指出作品的“内在情感潜流与故乡或农村有很大关系”[25]，农民文化，是他始终坚持的观点和立场。
刘震云如此深沉而执着的农民文化立场和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与他的早年农村生活经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祖辈生活在河南农村的刘震云情感的根深深地扎在了那片故土上。故乡的童年生活毫无疑问是艰辛的，据刘震云说，小时候他和弟弟在地头拾到根甘蔗头，他咬了一口，弟弟问他甜吗，他说甜，甜极了。[26]童年的艰辛，父老乡亲的穷于生计，“文革”时畸形的权力统治，农民文化的喜怒哀乐，爱怨憎恶……在刘震云的童年心灵中铭刻之深是可以想见的。作者对农民苦难生活的经历和感受，绝对不同于赏观者的走马观花，也不同于隔岸观火式地品尝别人痛苦的矫情。刘震云曾在《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一文中对于“贵族式的回首当年和居高临下同情感的表露”表示了不满。他的情感是一种与农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切肤之痛，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不自觉就身陷其中的深深执着。这，使刘震云小说拥有与众不同的农民文化历史氛围，也使他的“农民历史”拥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刘震云的“新历史”不同于传统历史或对传统历史的修补或完善，同时也不同于先锋小说家们对历史的完全解构。他的“历史”既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群体的。所以，他不同于对历史本体的完全否定，也不沉湎于偶然性和个人之中，从而把历史导向不可知的迷雾。相比于其他的“新历史小说”家，刘震云的“历史”显得较为沉重与拘谨，但也更显峻切与深沉。
当然，刘震云并不是纯粹的农民（事实上，真正纯粹的个体农民也许根本表现不了总体的农民文化精神），正如他有从军、求学、成为首都居民的复杂经历一样，他对于农民对于故乡的情感也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血肉相连的浓烈情感，和耳濡目染的文化熏陶，另一方面，他以现代文明为参照，也烛见了农民文化中的诸多落后和内在不足。作为后者的表现，是他曾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对于故乡的“恨”[27]，在其历史小说创作中，他也曾试图超出农民文化视域的局限，从更高更广的文化视角来透析历史（例如他在《故乡天下黄花》中运用的俯视视角即其表现之一），并试图对农民文化也有所批判。事实上，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奏效，但是，就总体而言，也许是情感过于强烈，影响过于深重，刘震云并未达到他的目的，农民文化依然是他作品的主导精神，其“俯视视角”等手法也只是徒具形式，“历史”内在视角依然是农民的目光，而他对农民文化本身的反思和批判也因之显得举步维艰。对于农民，刘震云“爱”的情感比“恨”的情感远为深沉，事实上，他所再三声言的“恨”，谁能说不是一种“爱之过切”而又“恨其不争”的过于急切过于沉重的“爱”呢？
中国的农民是中国最庞大的群体，也是中国历史最基础的建设者，他们对于历史的审视与评判，尽管完全相悖于传统“正史”，相悖于历史的统治者及维护者们，但是，这种代表了社会最广大人群的历史观，这种体现着“历史真正创造者”评判的“历史”，谁能说它们不比正统史观更合理更公正，不比“帝王家谱”式的传统历史，更真实更可信呢？
当然，这种历史观和“历史”，也有它的局限性，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封闭和狭隘，以及农民长期受压抑而形成的消极历史态度与封建统治文化的潜在渗透，中国农民文化也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不够、视野不够开阔等弱点，这些弱点，也自然影响着刘震云的历史小说。
权力充斥历史，使历史成为一部分人对大多数人统治和压迫的权力史，这，无疑有其正确性，而掌权者的争斗、欺诈，在把广大人民推入黑暗深渊的同时，也确实把历史演示成了弱肉强食的、充满黑暗和丑恶的罪恶渊薮。应该说，刘震云的以权力批判为中心的对历史本质的揭示和批判是相当中肯、深刻的。但是，历史毕竟是前进的，历史在黑暗之外还有光明，丑恶之外更多美丽，权力之外还存在善良和公正，如果只看到历史的阴暗而看不到希望，则无疑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这种缺陷，使刘震云把“历史”沉入到绝对的黑暗与绝望中，也限制了刘震云对于农民文化本身的富有意义的反思和批判。刘震云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悲观的作家”[28]，正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刘震云作品对一些历史概念的诠释如《温故一九四二》中对于“战争”“民族”的阐释，完全抹杀掉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与民族自主和民族战争的积极意义，不能不说是农民文化历史观对历史消解、荒谬化而致的狭隘性后果。
相比之下，若能超出某种单一文化视域，从现代文明、现代理性高度去审视历史，则能更全面也更准确地把握历史。比如鲁迅，他也曾深受农民文化影响，但他超越了农民文化的局限，对于历史的审视也就更具科学性和现代性。他既深刻洞悉、揭露了中国历史“吃人”的本质和传统史书“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真相，又能客观地、全面地评判历史，看到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希望：“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9]——也使得鲁迅对中国国民（主要是农民）的“国民性”的批判和揭露更为深刻与彻底，而相比之下，刘震云则因为过多的沉重而显得那么犹疑不决与步履艰难。
“新历史小说”已很快成为过去，它之所以那么迅速地消逝而未能在文学史上留下更卓越更辉煌的成就，除了作家们的功力不逮和历史准备的仓促等原因之外，大部分作家缺乏一个深刻的、系统的文化背景来倚靠，缺乏真正民族的、内在的文化精神为支柱，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历史——本质上“非个人化”的历史，如果没有深广的思想源泉和群体文化根基，仅仅把它作为个人思想情感表现的话，不可避免地会使“历史”萎缩。
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能够依恃深厚的中国农民文化，从渊远博大的农民文化之中汲取源泉，是他的长处，也是他取得较大成就的主要原因。然而，细细察来，刘震云对农民文化的汲取领悟还显仓促和简单化，在文学表现上的理念化缺点也较突出。
在《故乡相处流传》之后，刘震云已沉寂良久，也许他是在咀嚼、融会农民文化的精髓和乳汁。我们相信，如果他能够进一步发扬他的文化优势，同时，又能超出其单一文化局限，是完全有可能取得大的突破，写出真正的历史巨著来的。我们有理由这样期待。
原载《当代文坛》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