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堂之下

上海到杭州的铁路距离为120英里。杭州位于钱塘江和西湖之间（西湖水面宽3英里，湖中岛屿罗列，堤道交错）。杭州毗邻杭嘉湖平原，市内公园众多，周边群山环绕，西部山峦叠嶂，山峰海拔高达五六千英尺。

每当夜幕降临，紫色的云彩怀抱着远山，湖水共长天一色，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为之吸引，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惊呼：“真是人间仙境！”无论是加拿大的班夫公园，还是瑞士的卢塞恩湖，与西湖美景相比无不相形见绌，这就是人间天堂。这里一步一景，环城湖畔的船只鳞次栉比，游人穿梭不绝，有的在湖面野炊，有的则游览周边的寺庙亭台，可谓流连忘返。

北端山脊上矗立着保俶塔，该塔构思精巧，象征着古人的智慧、经验和优雅。南岸是一座单独的山岗，古老的雷峰塔⁽¹⁾耸立其上，千百年来一直守护着人民的安宁。四百年前，雷峰塔是侦查倭寇入侵的有利观察点，倭寇因此纵火将之焚毁；大火足足烧了四个昼夜，塔上圆木门廊和阳台被烧毁，连外墙砖也被烧成红色。塔内拱壁由灰砖砌造而成，经过数百年风化，地面上满是砖块的粉末，据说这种粉末以热水冲服，对治疗胃痛有奇效——对人的身体大有裨益的无疑是热水。

相传遭逢乱世，雷峰塔必倒。现代科学认为，1924年雷峰塔的倒塌是由于中医所谓雷峰塔承重柱的砖灰可以治疗胃痛的传说引起的；然而，同一时期，驻扎福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²⁾打败浙江军阀并攻入杭州也是造成雷峰塔倒的原因⁽³⁾。宝塔对于西湖而言是无可替代的，它的毁损无疑是个重大缺憾。

邻近湖边的寺庙在春天经常会举行放生仪式。寺庙通常会将数篮的蛇（通常是无毒的）统统养在一个围栏内。然后将这些蛇卖给虔诚的朝圣者放生，放生是为自己死后积德，即积阴德。

云栖寺（YuinHsi）为轮回审判之所⁽⁴⁾，因而和其他寺院又有所不同。寺内有很多关于鸟兽的故事，传说它们曾经也是活在世上的人类，后被贬为鸟兽，但仍被作为人类的亲朋供奉于此。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于先生变成猪”的故事⁽⁵⁾。

据说二十年前，杭州有位姓于（音）的大丝绸商。其店铺与庭院相接，每一进建一个庭院（而穷人们则被挤到了狭窄的街上），其富丽堂皇可谓超乎想象。这里有湖州的锦缎、南方世界丝绸中心的上等丝绸，福州的漆器，牙雕和玉器，青铜香炉和工艺精湛的锡铅烛台，各种丝绣以及明朝、清朝乾隆到光绪年间的各类瓷器。这个于先生不仅是个成功的商人，而且很会享受他所拥有的一切，特别是他的财富。

但于先生并非只是享受财富，命运对他还有着更丰富多彩的安排。一天晚上，他家门口的一个小屋着了火，所有的住户被困屋内无法逃离。当下的中国人已经从过往的惨痛经历中学会给自己留个后门，无论是发生火灾还是其他状况。另外就是遇到这种时刻，可以将财产从这道“安全门”送往安全地带。门就在那里，于先生也是，而且他很明白此时该如何处置。在这时，人们通常都会边往外逃边抢救财物，可是于先生太在乎他的财产了。“没必要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消防机构很快就来救我们的。”于是他选择等待……结果，消防机构赶到时，于先生已葬身火海，而消防队员已无力抢救第一进房子，只能保留体力抢救第二进房子。不然，第二进也着火，那就太迟了。除了于先生，无情的大火还吞噬了另外三个无辜者的生命。

这种自私简直就是自杀，正如愤怒的邻居们所说的那样，虽然于先生并非是个生性残忍之人，而且其结果并非本意，但也不能不受到惩罚。复仇的情绪与日俱增，到最后当地最有威望的智者不得不站出来平息众怒。冷静的人，在那种极端情况下，他的逻辑通常是会通过妥协来寻求折衷。出于安全考虑，他提出由神来处理此事，于是他们前往寺庙祈求神谕。智者聪明地将他们引上了息事宁人的道路：“你们什么都不用做，上天自有安排。”

一个月过去，人们还在等着神对于先生的处置，但就在过去的几周，人们对于先生的憎恨也渐渐消退，直到于先生的财物统统被分给众人，“功过相抵”，人们终于才愿意忘记和原谅他。不过，于先生确实也不是个坏人。

但神的愤怒可没那么容易平息，神不讲情面且坚定不移。据说只有瘟神离开这个城市，于先生才可以回归他的灵魂。在瘟神回归之际，于先生是首批受害者之一，敬畏瘟神的人们给神额外多添香火，因为即使人们选择原谅时，他却不会忘记。

于太太不但是个忠诚的妻子，而且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相信命运轮回，而且对她丈夫的来生很是担忧。于是，她赶赴最灵验的寺庙询问是否有方法可以解救于先生于水火，即使他来生成为低等生物也算幸运了。“我爱我的丈夫，”她说，“他一直对我很好，他也不是个坏蛋，我知道他有罪，来世他肯定做不了人了，但我仍然爱他。你能否帮我找到他，让我继续照顾和爱护他吗？”

大师告诉她，只要于先生获得重生，他会告诉她的。几个星期过去后，她从庙里得知了于先生将再次投胎的消息：某年某月某日，距离杭州几英里的一个叫小池的小村庄里，有个姓丁的农民，他家里将新生一窝猪。其中一只猪的前腿是白色的，那就是“于先生”。

时间快到的时候，于太太和管家一起赶赴小池村，并直接找到了这个姓丁的农民。到达后，她询问了母猪的健康情况，得知母猪状况良好，并且已经产下了一窝可爱的小猪。经检查发现，其中果然有一只小猪的前腿是白色的。于是，她把这个“于先生”接回了原先的家。

直到此时，可说是功德圆满，各得其所。但爱并不能拯救一切，五年过去了，小猪长成了大猪，而且越来越令人讨厌。到了第六年，“于先生”已经是头成年猪，而且生出了些连猪都讨厌的秉性，于太太也厌倦了和“猪丈夫”一块生活，于是再次去寺庙求助。

她说：“过去五年里，我细心照料我的丈夫，把他当成人一般对待，但是对我来说，即便我很虔诚，我想我也没有理由再承受这个负担了，神是否对他还有其他安排呢？或者，他的债都还清了吗？”

“确实有，”大师说道，“因为你真的很虔诚也很耐心，而且从未得到任何回报，毕竟你的丈夫只是一只猪，而且他并不感激你为他所做的一切。”

因此，“于先生”从他富丽堂皇的家中搬到美丽的云栖寺。从山麓上望去，远方的河流清晰可见，紫竹林像是古代的卷轴，由北向南延伸开来，宁静，祥和，肃穆。毕竟，命运对“于先生”还是仁慈的。他活在了另一种寂静与幸福的环境里，一旦离开了，也许这次转世成为了更高级的生命。但于我来说，云栖寺却因此丧失了些魅力，夸大了神对众生的仁慈。

是的，“于先生”并不伟大，但他确实代表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他没有私欲，而且对此非常满足。但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这个佛教圣地，怀揣各种想法，当他们经过大殿旁边的放生池，看到的是知足的鸟兽和“于先生”，应该想到死不仅是罪恶的代价，同时也是神的仁慈。这种仁慈是如此的深沉，却又如此的完整，每个凡夫俗子概莫能受——只有当你成为禽兽时方可感受到，正如他们从“于先生”那里看到的，神的仁慈开出了爱之花。

一提到寺庙则必提灵隐寺。灵隐寺距离杭州不过几英里，位于一片树木繁茂的山谷中，山谷中杜鹃花遍地，一直延伸到平原边缘。小路的尽头是寺院的入口，有着长而弯曲的屋顶与屋檐。寺庙前的甬道位于正中间，两旁背靠背屹立着两座大雕像，金箔覆盖，裹挟的绸缎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有些脏。祭坛上香炉蜡烛林立，虔诚的朝圣者纷纷叩头，并将铜钱扔进深不可测的功德箱。

大殿两边都有两尊20英尺高的彩色神像，总共四尊，代表了天气的四个组成部分⁽⁶⁾。风，是尊相当刚猛的佛像，手里握着一把象征力量的剑；调，意为微风与和谐，手中持一把琵琶；雨，自然而然是拿把雨伞；而顺，代表公平，手中似乎抓着一条蛇。“风调雨顺”四个字代表一年的丰收与和谐。

一条长径隐约其中，中间一条小溪，古树掩映，泉水叮咚，这是中国建筑的瑰宝。

寺内有三尊40英尺高的大佛，这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三种不同化身：乔达摩，俗世佛教的创立者；阿弥陀佛，天上的统治者；还有药师佛，至高无上的消灾延寿佛。这三尊佛像雕工精细，以金箔和漆覆盖。三尊佛像立在大殿正中，前面是供桌，每天有上百个僧侣在此诵经数次。背面两边和中间挂着许多10英尺高的佛像，他们是中国十二生肖和其他神的保护者，每尊佛像前面都摆放着跪拜凳、香炉、烛台和功德箱。

大佛像正背面是一尊美丽的观音像，身披丝绸，隐居在人们所说的南海。她站在鳌鱼的背上，并以此来拯救世界，否则海洋和陆地都可能会被淹没。在观音的周围环绕着许多其他佛像，包括站在岩石上的猴子，公元7世纪时这只猴子与其师父一道赴西天取经，行经此地时师父决定放弃前往西天，于是在此定居，之后该庙成为佛教中心和神的圣殿。

灵隐寺大殿主要由美国松木建造而成，中心有二十四根大小一致的柱子，每根柱子直径3英尺，高80英尺。这些（制作柱子的）松木先是由轮船从美国运到港口，通过输送机运到湖边，漂过湖面，然后穿过一条位于山中间的两英里的运河，该运河专为建造寺庙而开，直到一个高高的河岸边才拖出去。从那里再次用输送机将柱子运到工地。

尽管每个寺庙都很有趣，但并非所有的庙宇都是景区和圣地。一个永远不会引起海外游客兴趣的是位于城市中心山脊上的城隍庙（City Temple）——财神（God of Wealth）⁽⁷⁾的所在地。从马可波罗路或者叫作中山中路的中央大街出发，爬上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石阶，两边有很多乞丐，争着各显身手向路人乞求施舍，有时还会抓住路人的衣角。正是在这里，我曾经看到一个胸口有一个大洞的男人，肋骨的一端清晰可见。他的肋骨明显是断了，因为他为了吸引路人的注意，抬起肋骨的一端，直立在胸前，一巴掌把它拍入伤口，然后发出痛苦的尖叫声。

庙门口正前方有一个巨大的“降妖墙”。据说邪恶的灵魂不能转弯，而这堵墙虽然离寺门有100英尺，却有效地阻止了他们进入圣殿。墙上用中国书法写着八个大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字有5英尺高。大殿中这个寓意则是用图形表示，大殿两边都像是“罪恶博物馆”，生动详细地展示了佛教地狱对罪人的惩治方法。

地狱的使者是男人的形象，皮肤黑红相间，面目狰狞，除了用于折磨的专用器具外，每人手里还拿着一个叉子。除了展现制造身体痛苦的完美方法，别无其他。

寺内，久经岁月的佛像前香烛环绕，不断刺激着他赐予财富的能力。大多数拜佛者都是小店主，他们祈祷的目的很简单，无非让他们运气能好一点，过上普通的生活。

城市的东面是钱塘江，潮汐是自然界最伟大的现象之一。潮水从广阔太平洋边上的杭州湾涌入，从海湾的南端迅速向前推进，并将之从13英里宽迅速变窄，成为一条巨浪，每天早晚两次从100英里外的大海，冲上杭州各大河流的堤岸。

数年前，海宁发生过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潮，高达30英尺，卷走了四百多名围观群众。他们被汹涌的浪潮冲出数英里，潮水退去之时，尸体被发现散落在城市附近的滩涂上。

有一天，我带着我的四个孩子到江边去观潮，原想潮水高度应该一般，大约6英尺。在9月中旬炎热的太阳下，我们躲在一个小竹林里，竹根有好几英尺泡在河水里，而近岸的泥土已经被冲走了。潮水到达前二十分钟，从河流与天际交汇处隐约传来蜂群般低沉的嗡嗡声，之后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白线。我们站在那里听着嗡嗡声变成重型无人机的轰鸣声，白色的线条也变成了跨越河流的宽阔水墙，愤怒地拍打着两边的河岸。

当我们意识到浪潮很高时，它距离我们只有100码⁽⁸⁾。浪潮从竹林顶端向我们冲下来，我一边抱着两个小女儿，一边叫其他人快跑，最后我跑进了银行。幸好我抱着女儿跑得快，我看到我们之前所站的小半岛上波涛汹涌。大女儿玛莎站在我旁边，但达德利却傻傻地想爬竹子，竹子光溜溜的，他连最低的枝丫都没有够到。洪水强烈地冲击着树木，并迅速地向前蜿蜒，很快他滑了下来，掉入奔涌的水中。幸运的是，树根很发达，于是他抓住树木，用身体抱住树干，这样才能慢慢让自己从洪水中挣扎到岸边。之后，在潮水上涨时我们一直待在银行里，这样就不用逃了。

数百年前，中国的一位慈善家用其所有财富，在钱塘江上永久性地提供一条免费渡轮到杭州，那时的河面宽度是一英里半。三百年来，船一直以风帆和桨为动力，撑船者用一支竹竿顶在赤裸裸的肚子上，汗流浃背，靠着四肢的力气拨开水中的垃圾，长期在河里穿梭。等到每一寸空间都坐满了人，渡船才会开动，工人们装着各式货物，为城市市场带来竹笋、山药、豌豆、豆类、栗子、菱角、水果、牛肉，还有鸡，回程时还不忘带上两桶珍贵的“夜香”（糞便），这是中国农村的主要肥料。

穿过河流，来到30英里外的绍兴，你会发现一路都很有趣，直到你经历了某些可怕的事情，而且每个旅行者都会遇到这种事。中国人是很喜欢赌的，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来赌。钱塘江的船夫们也不例外，行船时他们一样照赌不误，有时也会赌输。他们很少或从来不会被困在会有危险的河流中间的高洼地带，但总是在最后到岸的时候“适时”地让乘客们一身湿透或吓个半死。我们的一位传教士曾经在河边的一间土坯房里困了三个小时，因为这是她唯一可以找到的避难所，她把凳子放在桌子上，自己再坐在上面——而水已经从门涌进来没过了她的脚面。

一千年来，杭州一直是国家的骄傲。早在公元893年，现在的城墙就建成了，在高度和宽度上都要比北方的长城多出十多英尺。11世纪是寺庙、道观、宝塔建筑的黄金时期。一百年之后，建成了防止洪水泛滥和遏制潮汐的110英里堤防。伟大的皇帝康熙、乾隆南下游杭州，并建造公共建筑，以此来纪念自己所统治王朝的辉煌。

1911年，杭州成为辛亥革命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全省中心，满城被彻底摧毁。进步官员用了五年时间进行了重建，城市的新区铺设了宽阔的街道、人行道、电灯和排水沟。

但杭州并非处处都是天堂。旗人区外，街道非常狭窄，宽度不到两米。路面上松散地铺着些倾斜的石板，几乎完全覆盖了中间濒临堵塞的下水道。

六条主干道被许多四五英尺宽的小街道截断。在这些狭窄的街道上的入口处是一排排公厕，它们是有简陋陶罐或者坛子的木棚。在我们来到杭州的第一年，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成千上万只流浪狗，这些胆小的动物会毫无缘由地大吼大叫，然后又在你打算驱赶他们的第一时间匆忙逃跑。晚上更是吠影吠声，有时甚至会把整个城市都闹得不得安宁。总的来说，流浪狗分两种，一种是肥肥的毛色光滑，吃得很好；一种则瘦得可怜，而且没毛。当它们无法找到足够的食物时，就会同类相食。

我们刚到蕙兰中学的第一年，校园里有二十多只流浪狗。在我家那只训练有素的德国猎犬发狂之前，谁也没有想过要去处理这些流浪狗。她肯定是被那些劣狗咬了，因为她从未离开大院。于是我立即写信给警察局长，告诉他这些流浪狗已经威胁到四百个学生的安全，因此我建议处理这些狗。警局的回信非常礼貌，还赞扬我的公益精神，说感谢我对中国青少年的爱护，并允许我参与处理此事，前提是我能证明流浪狗患有狂犬病。这样的话，佛教徒就不会批评说他摧残生命了。

几年以后，行事谨慎又注重效率的国民政府官员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大规模地枪杀流浪狗。此举立刻在佛教界掀起一股风暴——他们严厉批评政府“草菅狗命”。于是政府不得不停止枪杀行动。但第二个计划更有成效，先将狗抓到山上一个封闭的大院里，弱肉强食，最后就这样将狂犬病消除了。但从狗的角度考虑这却是个恶性循环，人类也不会满意，因为这种解决方案一点都不人道，因此又推出了另一个计划。他们将流浪狗用渡船运到江对岸，每天的潮汐自然就把这些葬身烂泥的流浪狗给冲走了。这回再没人指责政府残忍或无宗教信仰。这事也就这样告一段落。

我们刚到杭州的头几天晚上被打更人弄得夜不能寐，他无非就是提醒房东要注意安全，偶尔也充当下报时功能，仅此而已。他每隔两小时就在两条竹筒上敲几下，发出一连串刺耳的声音，这声音能瞬间将人唤醒，这样如果发生火灾或者有小偷潜入房间就会被发现，随后通过敲打一些简单的暗号来提示时间。

城墙内三条运河横贯其中，便于运输重要商品而且经济实惠，否则就必须靠苦力肩挑背扛。一条运河载着几十条敞开的小船，带走了长达30英里热闹居民区的粪便。除了那些已经习惯的人，城市的这一部分是所有人都不堪忍受的。运河就是这里的下水道，每个清晨，数以百计的家庭主妇和女佣会用洗衣槌敲打她们泡在运河水里的衣服，以此去除衣服上的污垢。

从1920年开始，黄包车迅速取代古老的轿子成为新式交通工具。每个黄包车都配有一个响铃，以提醒路人小心车辆，当黄包车少的时候，这种做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快，随着黄包车数量的增加，大街小巷随处都是拉车的车夫，那铃声就变成了噪音。然后就取消了这种响铃，苦力也随之被驱赶，但直到今天，黄包车的铃声依然是“chela-la，chela-la”——它以这种方式将这被遗忘的铃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那时城里已经有汽车，但不受欢迎，杭州城中大概只有不到十辆，主要是因为可以开车的地方很少。曾经有个美国朋友休假带回来一辆汽车，有一天他把车停在街边，结果有个学骑自行车的男孩撞到车尾，摔断了一条腿。善良的外国人把他带到了医院，结果他不仅赔了六周的住院费，还赔了男孩相应的误工费。虽然他没有责任，但他有一辆汽车的事实证明了他有承担的能力和责任。他的责任就是赔钱。这男孩摔断了腿，我的朋友被宣判无罪，但被判定有责任赔偿，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虽然赔了些钱也没伤到他的面子。后来又发生了一起事故，治安官员宣布如果再发生一次事故的话，他将被禁止开车三个月。

江对岸的肥沃沙地几乎全部种的是棉花。由于这些保守的农民尚未接受金陵大学农林科推出的长绒棉，因此种的都是短纤品种，而且产量很低。收成后，几十家工厂和成千上万家庭负责纺纱和编织，家庭小作坊日夜赶工。而后，这些工厂的本地机器迅速被新型日本织布机取代。

在农村地区，高于稻田灌溉水平线的每寸土地都种着桑树，甚至城墙内的空地和庭院里都种着这种蚕的食物。丝绸纺织用的铁制烟囱刺穿了乡村的天空，这对于和谐的乡村景观来说显得有些突兀，但它为成千上万的乡村女子创造了工作机会。当蚕茧上的丝因加热脱落时，女孩们把干瘪的手伸进滚烫的水里收集丝线，根据丝线的强度将它们捻成五到二十根一条，然后用手工制作的轮子将它们卷起来。

在城里，有着数十个现代大工厂，可以制作上等丝绸和最好的锦缎，这些都是有钱人的日常衣物，甚至普通民众在周末和节假日也会穿。而家里的佣人的确是穷，连一件丝绸衣服都没有。穿蓝色粗布通常是会被看不起的，说是长江以北即“江北人”才穿这样的衣服。

据我所知，这个城市所拥有的休闲场所很少。有些剧院会不时上映戏曲，其长度取决于受欢迎程度。没有电影，中国版的《潘趣和朱迪》（Punch and Judy）⁽⁹⁾ ——“小热昏”走街串巷演出，有时也被雇去给富人表演。世界上最聪明的戏剧艺术家和儿童杂技演员在空地和街角表演，而且谁都可以观看。歌厅是有钱人的娱乐场所。学生的田径运动还没有形成风尚，而且比赛往往以斗殴收场。

赌博随处可见，商店，家庭，空地，门口，以及十字路口，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麻将是最受欢迎的，但扑克迅速流行。事实上，我曾经在一次葬礼中看到，在被烧毁的纸制物件中，有四个“A”和一个“王”的扑克。

中国人赌博似乎跟做生意一样实际。斗蟋蟀就可以赌，为什么还要花钱饲养赛马呢？斗蟋蟀更多靠运气，可做手脚的机会较少。投注经常有一百块，但也会高达五百块，比如当蟋蟀已经有明显的优势可以拔掉对手的一条腿时。

每到比赛时间就会围满看客，竞技场被安排在房间中央的一个矮凳子上，看客们则围绕而坐。竞技场通常是一个长约10英寸、宽4英寸的红色竹篱笼，两端都是小格子，蟋蟀从一扇门进入。中间是一个小小的门，可以通过上面的栏杆把笼子和笼子连接起来。每个人都把他的蟋蟀放进一支竹筒里，先在暗处放一段时间，然后将两只蟋蟀拿出来放在笼子两端。投注完毕后，用树枝挑起蟋蟀进行争斗。通常，蟋蟀受到光线和欢呼刺激后，马上就有战斗的欲望，而对手也是一样。当它们相互挑衅，彼此都有打架的欲望时，笼子的门就被打开，双方立刻投入战斗。但光线和自由有时未能克服黑暗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用一根带毛的草棍子给蟋蟀搔痒，即使是性情温和的蟋蟀，这种动作也足以激起它的愤怒，并开始相互挑衅，最终投入战斗。

不需要裁判——这是该比赛的另一个决定性优势，因为任何行为都是允许的。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比赛，也许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乐在其中。开始时双方既愤怒又不敢出手，因而进行大量的徘徊和试探。之后双方的啁啾声响起，它们蹲在地上，目光凝视着对方，然后闪电般地跳了起来。最后，它们打得难解难分，用下巴顶，用腿踢，直到有一方缺胳膊少腿，战斗才算结束。打败的蟋蟀被毫不犹豫地抛弃，而胜利者发着胜利的“唧唧”声，被放在空竹筒中休息以备再战。再次投注完毕后，另一场比赛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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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遗址在浙江省杭州西湖南岸夕照山上，五代吴越王钱俶时建。内藏石刻《华严经》及《陀罗尼经》等名贵文物。塔于1924年倾塌，部分文物移置于浙江省博物馆内。1999年后重建。

(2)　孙传芳（1885—1935），直系军阀。山东历城（今济南）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江浙战争时，援助齐燮元击败卢永祥，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次年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直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首领。1926年被北伐军击垮，投靠张作霖。后被刺死。

(3)　在杭州有句老话叫作“独脚踢倒雷峰塔”。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轰然倒下。而就在雷峰塔倒塌的前几天，孙传芳刚占领杭州，传说孙传芳就是一个瘸子。

(4)　明清时江南佛教界积极提倡放生，如云栖莲池大师祩宏“极意戒杀生，崇放生，著文久行于世，海内外奉尊之”。云栖寺的放生所，是当年马、牛、猪、羊等陆上生物放生之处。

(5)　此事发表于民国十七年（1928）四月初一日《新闻报》第六版，由萧山人倪耀楣报道。

(6)　四尊神像指四大天王，也称四大金刚，他们手持的法器通过谐音、联想，象征着“风调雨顺”。

(7)　指杭州吴山的城隍庙，作者误写，其中并没有供奉财神。

(8)　1码=3英尺=0.9144米。

(9)　英国传统木偶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