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山的那一边》一书的导言里，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记录了陆军元帅威灵顿公爵生活中的一段趣事：在一次旅行中，威灵顿公爵和一位熟人为了打发时间，两个人一起猜每座山的另一边会是什么样的地形，当这位熟人对威灵顿准确的预言表示万分惊奇时，威灵顿回答：“我一生都在努力地去尝试发现山那边隐藏着的东西。”

由于视线受到山的阻挡，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准确地描述山的那一边隐藏着什么东西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要透过把现在和未来分隔开的那座不可逾越的山峰，看清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更是难上加难。我们的存在和行动都是为了未来而进行的，并为此努力地去勾画出一幅关于未来的图像。然而我们对未来的预见却总是模糊不清，尽管我们知道某些事物确实存在，却无法仅仅凭借希望和愿望来勾勒出它的轮廓，描述出它的颜色。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因而，我们基于对未来的认识而采取的任何决心和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当我们到达了“山的那一边”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待发生的一切，情形就必然会大不相同。一度被迷雾笼罩的事物变得清晰了，一度棘手的问题找到了解决的方案，一度确定无疑的事物变得虚无缥缈，一度无关紧要的东西现在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审视过去，现实情况与原先对未来的认识截然不同。

现在我们终于站到了“山的那一边”。我们终于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历史事件按照正确的轨道进行了重新的排列组合。然而，如果我们想正确描绘过去、认识未来，就必须弄清环境和人为因素对历史事件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大量的研究。

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来源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过去的愿望和责任。一些作家往往引用逐渐为国内外读者所共同了解的资料来写作上半个世纪德国的历史长卷，本书不想步他们的后尘。我的愿望只是想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一些我个人的认识。

在这方面，我能作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按照传统和个人思想行事的军官，总是把自己视为军队和国家的公仆，因而要脱离自身经历这一狭窄的领域，是无法叙述历史事件的。而且，我只是一个水手和军人，而不是政治家。

当站在“山的那一边”以后，我意识到了原先所看到的景象同现在的景象截然不同。我写下的大量笔记使我能够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记录当时的历史事件和思想历程——其中一些我们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有幸的是，在施潘道监狱的10年监禁，使我的记忆能够脱离外部世界的干扰。

作为海军司令，对于我本人以及整个海军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再也没有什么政治外交事件比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影响更为深远的了。它的签订，结束了《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本书的第一部分记述了我到那时为止的海军生涯，以及我对这些经历的思考；本书的第二部分记录了1935年以来事件的发展和演变。前后两部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自1935年以后，海军的规模日益扩大，承担的任务日益繁重，要详尽地叙述海军的扩张和发展，尤其是战争期间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等到全部资料都公开以后，并且要由比我有生之年所剩时间更多的人来完成这一任务。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许多老战友和老朋友给了我不可缺少的帮助，因此我向他们所有人表示最诚挚、最深厚的谢意。我尤其要感谢艾里克·福斯特上将，他是我多年来的老朋友和合作伙伴，他为本书的最后编辑付出了大量时间和辛勤劳动。本书的内容和叙述纯属个人观点，我对此负全部责任。

命运使我选择了海军作为职业，同他人相比，我为海军事业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因而我的生活与海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个人取得的所有成就只不过是海军发展历程中的一部分。本书所涉及的人物数量不多，还有许多人没有提到，值得指出的是他们的业绩也同样值得怀念。

我的一生，既有辉煌也有坎坷，既有飞黄腾达也有贫困潦倒，尽管生活充满了劳累和艰辛，然而回首过去，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十分感激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中工作并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样的感激之情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如果通过本书的回忆能够使他们及其对海军事业的无私奉献不被人们忘记，哪怕是对此有一点点贡献，那么我也会因为自己晚年尽到了一名海军军官和普通人的职责而感到高兴和满足。

埃里希·雷德尔

1957年，基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