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画像
古代小说以英雄、儿女、神魔为三元素，而现代通俗小说则以社会、言情、武侠、侦探为四大门类。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广阔性、多样性、多元化与古代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社会小说就自然被提升到了一个显著的地位，一跃而为“四类之首”。而中国现代通俗社会小说又在反映的层面上，以其领域的宏阔和深入市井三教九流等优势而见称于世；别说是知识精英文学所没有顾及的社会层面与角落，即使是在勾勒政、经的主流题材上，也为后代读者留下珍贵的历史画面。
吴趼人的《发财秘诀》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经济变性图像的一个重要侧影——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第一代买办的起家史。一个乡村愚民区丙因偶然的机缘向香港的外国人贩中国“小土产”而发财，后又见利而“卖国”，在鸦片战争前夕给英军提供广州的有关情报。他开始意识到不懂洋话而被“中介”克扣许多钱财是很窝囊的，可是他已缺乏学洋话的“年龄优势”，于是他寄期望于自己的儿子。他儿子向外国洋行中的小跑腿陶庆云学，可是陶庆云又奇货可居。这就是小说前半部（前5回）的主要情节，背景是中国“一口通商”时的广州。从第6回到第10回，区丙的一家被作者丢掉了；专写陶庆云跟着洋大班到上海的情景。这在结构上是个大缺点，可是小说从写“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而中国的买办也只有到上海这个新兴的第一大商埠中去活动，似乎更能透视其本质。到了上海，陶庆云从一个小伙计一跃而成了副买办，是一帮跟洋人来上海的广东人中最春风得意的。他在洋洋自得时传播了他发迹的三条经验，一是要会揣摩洋东家的脾气，二是要诚实，三是要精通洋话。不懂洋话即使有前两条，也是白搭：“根本就在懂洋说话。你想，如果不懂说话，就有本事也无从干起，就会看颜色，也轮不到你看。”而诚实也是指对洋东家像狗一般的忠实，而对本国人是不在其列的。只要三者俱备，就能大大的发洋财。于是他们一帮人在上海移民潮的“房荒”中做地皮生意发横财；贩卖人口到外国去做猪仔；在洋人沿长江各内地口岸逐一开发时，就以汉口为聚散地控制茶叶出口生意，他们可以操纵价钱，使中国内地的茶农大亏血本，直到悬梁自尽的惨境。陶庆云一听到曾国藩与李鸿章要选取190个聪明子弟到花旗去读书，就拍手欢呼：“我把我陶家子侄，不问年纪大小，一律都送了去。”在他看来，中国书不读，中国字不识都是无所谓的，洋话才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他的同行魏又园的话就更彻底了：“情愿饥死了，也不要就中国人的事……还是情愿做外国人的狗，还不愿做中国的人呢！”连祖宗与祖国也是可以卖，这就是他们的“发财秘诀”。作者用江湖术士知微子给人算命时的一句话为全书作结：“你若要发财，速与阎罗王商量，把你本有的人心挖去，换上一个兽心。”吴趼人这位“我，佛山人”，既懂家乡广东的生活，而到上海闯世界时，又扩大了自己的眼界：中国的第一代买办主要是洋人于“一口通商”时在广东培养的，新辟上海为商埠了，广州的洋大班就携广帮买办来沪，还带着一批“咸水妹”，捷足先登。这个中国经济变性的图像是吴趼人所熟知的，他能描绘出他们的面容和内心世界。
接下来就是鸦片买卖的猖獗和中国的军阀混战的局面了。这在《黑狱》与《政海》有较为真实的反映。作者张春帆（1872—1935），笔名漱六山房，江苏常州人。他的成名作是《九尾龟》。阿英评价说：
漱六山房张春帆所著小说，最为人称道者，为写清妓院生活之《九尾龟》。实则张氏所著之《黑狱》，其价值乃高过《九尾龟》十百倍，乃真可称，然绝不为人所知。《黑狱》系写鸦片战争前夜的小说……所描写的，都是鸦片输入后，在广东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自官吏以至小民。此书之写实性甚强。即书中之事实，足见官民间因鸦片所引起的种种纠纷之日趋严重，而必然引起大的“激变”，此“激变”，即清醒之官民，必有一日起而拒鸦片之再输入，而不惜种种牺牲以完成之。读此册再阅其它鸦片战争小说，可知中英鸦片之战，其发生实有悠久之前因。[1]
张春帆的《九尾龟》被胡适称为“嫖学指南”[2]，而复被鲁迅称为“嫖学教科书”[3]，而《黑狱》则被阿英列入“国难小说”，这样的“两面人”在市民通俗小说作者群中并不是稀罕的现象。《黑狱》反映了广东的官吏吸上了鸦片，就伤天害理，在地方上酿造出许多奇灾异祸；百姓吸上了鸦片，就倾家荡产，如染麻风，遂成废物，乌黑的烟膏竟熬出了一个黑暗地狱。作者所写的官吏就涉及两广总督、广州府太尊、县衙知县、海关关督……鸦片毒化了衙门上下，把整片官场熏得更黑，染上毒瘾的官吏，更加为所欲为，草菅人命，弄得官逼民反，盗贼蜂起；遭抡而不报案尚可，一旦报案，所剩的家产也会被官府刮尽。因此有民谣说：“强盗官，一般般，不报案，留一半。”老百姓视“强盗”与“官”已是一路的货色。其他如财主富户、殷实名医、花农、屠夫，乃至花子，凡与鸦片结缘者，莫不有意想不到的灾患。而有的人之所以离不开鸦片，不是因为自己意志不坚，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烟瘾。瘾君子的儿子哭闹，只要对着他喷几口烟，就笑逐颜开。梁十五就是这样的“先天瘾君子”。他抽尽了祖产，被迫卖了妻子。他儿子问他，妈妈到那里去了？他指指烟枪说，钻进这里去了。儿子说，我也能进去玩玩吗？他说过几天带你进去。过几天儿子也“钻”进了烟枪。他只能凭他的膂力去做强盗。后来成了首领，就抢回了妻子和儿子。那妻是卖给一个巨绅作妾的，儿子是卖给一个著名的讼师作义子的。这两家硬逼县官史朴破案，梁十五就老实不客气劫了县衙，将这个平时会想出各种苛刑来残害百姓的史朴割了双耳，脸上还剌上“赃官”二字。史朴回衙后哭得死去活来：“我从此不好做官了。苦呵！”他们的为买官也是花了大本钱用银子铺路的。这就是鸦片输入后的广东的现实。而种下祸根的罪魁祸首，就是将输出鸦片作为它们巨额国库收入，不惜嫁祸于人的英帝国主义。小说的结尾写道：“林制台得了代表广东百姓的意见，禁烟的心越发坚定。便同将军抚提司道商量，要实行他的主意。不想招人嫉忌，诖误了功名，还几乎丧了性命，却因此开个亘古未有的局面，也是林制台初时万想不到的事。”《黑狱》是与《九尾龟》一二集同在1906年出版的。1909年张春帆写过《宦海》，但超不过《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他在1923年发表的连载小说《政海》[4]却独树一帜，揭露北洋军阀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自己则倾轧内哄，使民国“国将不国”的种种罪行。
《政海》是以一位新闻记者陈铁舫的眼睛看中国的政局的剧烈动荡。他虽是上海报社的记者，但因他负有报导北京新闻的职责，所以不仅对北京熟稔，而且在小说中的几个关键性时刻，他皆在北京。小说选择的时代背景正是“五四”前后、巴黎和会与直皖战争等紧锣密鼓的时刻。在他的小说中覃志安（段琪瑞）、齐作仁（徐世昌）、国玉璋（冯国璋）、虎昆吾（曹锟）、伍玉芝（吴佩孚）、庄作楫（张作霖）、铁中铮（徐树铮）、陆威林（陆徵祥）等政要的身影频频出镜，将那尔虞我诈，纵横捭阖，争权夺地，置民于水火的紊乱政局也算写得“井然有序”。特别是作者几乎是同步反映政坛诸丑，当时那些军阀政客不仅还在人世，有的甚至还身居要津，如此贴近现实的曝光，也算是颇有胆识的了。
这正是袁世凯逝世、张勋复辟后，各派军阀割据一方，演出“恶虎村”的时节，将个衣冠傀儡齐作仁（徐世昌）捧上台，而段琪瑞则操纵福民俱乐部（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安福系）要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放弃青岛主权而在条约上签字。另一方面却是学生组织救国会到统领府请愿，“这班学生都是青年爱国的志士”，“在新华门外等了一天一夜，无故的给警察厅逮捕了几个人去，又打伤了好几十个学生。这一下子的风潮可闹得大了。始而是京城里各学堂罢课，各苦力罢工，渐渐的这罢课罢工的风潮，推广到南方来。”而中国的全权代表“陆威林在巴黎，因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完全失败，却又完全是本国政府弄糟的，正在一万分的不高兴，怎禁得全国学生同团体的电报，就如雪片的一般，来得络绎不绝，都是叫他不要签字的。这个当儿，政府的电报也同雪片一般的飞来，叫他签字。陆代表着实踌躇了一回，又和胡代表密密的商量了一天。竟毅然决然拒绝签字，立时回国。只把个覃督办同一班福民俱乐部的人都气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从第12回至14回，是写直皖之战，政治角逐与军阀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非到兵刃相见不可了，这是覃志安与伍玉芝（吴佩孚）的对台戏。这几章里写得更是有声有色。一会儿是覃志安演出逼宫戏，他派兵包围统领府，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是伍玉芝作为军界后起之秀，他很有指挥艺术，在当时的军阀部队的指挥官中也算是佼佼者，连覃志安部队中的洋顾问也无奈地对他称赞一番：
国防军所受的教育，同所用的军械，实在可以无敌于中国。无奈伍玉芝的战略高妙非常。始而延长阵线，虚张声势，动摇我们这一方面的视听，他却自己统着极精锐的队伍，忽东忽西的四面策应，叫人捉摸不定他的主力军队的集中地，以至于我们的炮兵骑兵都失去了效用。像这样的以少击众的战略，不但你们贵国军人中少得很，就是东西各国的有名宿将，战略也不过如此。
于是伍玉芝以胜利者的姿态进了北京。大概是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了，可是出乎读者意外的是，这是一场彬彬有礼的“晤面”，伍玉芝还恭恭敬敬地向覃志安行了个礼，一口一声“老师”。作者是要告诉读者，军阀混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抢地盘，地盘到手后，倒是“对事不对人”的，只要敌方交出兵权，宣布下野，或是出国考察之类，也就不计前愆了。现在覃志安满足了上述的要求，下野到天津租界上去“听候处理”，即使再让伍玉芝多叫几声“老师”也是无所谓的。作者看透了军阀家们的游戏规则。至于老百姓的流离失所，士兵的充作炮灰，那不过是他们“游戏”中的工具与筹码而已。接下来是写他们赌局后的分赃。而齐大统领则用袁世凯的故智，挑拨封疆大吏的不和来保持自己的御座。作者只能在小说结尾借一个二流政客之口发出浩叹：“我到今天才明白，咳！这政海的风波，真是万分险恶，好好的一个人，一卷进这里头去，良心也没有了，人格也可以不要了。可怕得很啊！”
姚宛雏（1893—1954）是通俗文学中杰出的社会小说家。他是“南社”中坚。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介绍说：“江苏松江人。京师大学高材生，与林庚白有太学二子之目。后任江苏省长公署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江苏省政府秘书。”上海解放后，为文史馆馆员，又由陈毅元帅之提名推荐，当选为松江县副县长。
1915年，他的长篇《恨海孤舟记》在《小说画报》上连载，自辛亥革命写起，止于袁世凯逝世。它的主旨是写“狐鼠凭城，豺狼当道”时，一个知识者像一叶“恨海中的孤舟”，在“朝局尽翻，民生憔悴”中漂流着，无法找到心灵的家园。小说中不乏名人行状轶事，宋教仁、陈其美、蔡锷、章太炎、刘师培、杨度、何震、柳亚子、苏曼殊、陈去病……等一一在书中出场，使读者重温许多历史性的镜头，弥足珍贵。而《龙套人语》[5]则写于1929年，以龙公的笔名连载于上海《时报》，背景是南京、上海，扩而大之则旁及江浙。是“记载南方掌故，网罗江左轶闻”。老新闻工作者、戏剧评论家、小说家冯叔鸾并不认识作者，却为之写序，给予高度评价：“不佞服务新闻界，橐笔海上，盖已十有三年，仅忆其涯略如此。更廿年后，必将无人能悉，且无人能述。沦于末寮者，故能巨细靡遗，滔滔不尽，若数家珍。虽曰诙谐以出之，而言外余音，固含有无限感慨，殆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者耶？”不论是“恨海孤舟”也好，抑或“伤心人别有怀抱”也好，作者对旧社会的政坛是有揭暴与针砭的。小说的技巧与格调也高出于《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在《恨海孤舟记》一开场，就写了辛亥革命时的北京与北大，这部小说和作者的笔记《饮粉庑笔语》，是有若干北大早期校史的回忆资料的。在京师风声鹤唳，教授乞假，学生遣散中，主人公就到上海参与办报。报社的同仁是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叶小凤、胡朴安等后来皆是政界和学界名流，所遭逢到的是陈其美、宋教仁遇刺；蔡锷秘密出京，到云南做义军总司令；杨度、刘师培的筹安会，起草劝进表；章太炎的被袁世凯软禁等等，现在看来大多是历史性事件。而《龙套人语》重在写江浙与上海的政局更迭，有些历史人物的轶事也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单就一位“江南无冕皇帝”张謇的轶事就写了5章；鲁迅曾谈到孙传芳演出投壶古礼与章太炎之关系，我们已不甚了了，可是小说中写这出“古装戏”就整整一章有余，简直是《鲁迅全集》的一个活注释；至于那些军阀为什么要如此大捧章太炎，一度似乎红得发紫，作者在小说中解析得头头是道，鞭辟入里，令人信服；而章太炎与梁启超在南京讲学的盛状，也写得呼之欲出，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更可贵的是作者能将中国知识阶层中的“民族的脊梁”写得有声有色，有时也使作品呈现出“一派亮色”。如他写松江前辈名士杨了公，原来是个富户人家，硬是搞各种公益和慈善事业，使家产告磬。每次办此类事业，总是自己先捐出一笔大款项，然后再到各富户家募集，弄得财主们对他恨之入骨。在辛亥革命时，他老先生独自跑上松江城楼，竖起两面白旗，将龙旗打倒，以迎民军入城。光复后，他也“功成不居”，还是做他的诗，参他的禅，还办了孤儿院，家财虽早已散光，硬是靠卖文鬻字的收入，充作孤儿们的用度。小说中还写孙子才平息萧山“教案”，这是当时常有的民教冲突，五六千乡民包围县城，扬言要杀尽外国教士与本国教民。这里既有正义的反抗，也有排外主义的盲动。孙子才不带一兵一卒，以“诚心救我萧民”为出发点，以大气魄大腕力，平息了这椿一触即发的流血事件。作者笔下出场的都是一个个活的有个性的人物，就以他写章太炎为例，章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有日本友人帮他化装出逃，写得可谓精彩绝伦：
正是火车将开的当儿，站上搭客一拥而出，那日本朋友正招呼他上车，猛见人丛中挤出一个人来，穿着件蓝布大褂儿，像个店家伙计打扮，看到他也和颜悦色走上前来，对乘伯（章太炎在书中的名字——引者注）弯了弯，说道：“庄大人，久违了啊！你老一向好？怎么不请过来。”乘伯一愣，不觉冲口说道：“你是谁？”那人满面堆下笑来，说道：“庄大人，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啦！小的便是琉璃厂德古斋里的。大人，你往常没事的时候，总到小店里来逛逛的，小的也侍候你好几回啦。”说着一边向袋里摸出一扣折子，乘伯听了也只是模模糊糊的，便道：“你想是认错人了，我又不姓庄，我有要事到天津去，也没有功夫与你多拌嘴。”说着举步想走，却被那人双手拦住，笑道：“且慢！庄大人要到天津去，我也不敢拦你的驾，不过有一笔账，请大人就算算。”说着就递过那折子来。乘伯惊道：“我几时欠你家的钱，你这人好没道理，只顾胡缠。”说时车已将开，汽笛呜呜的响了，他的日本朋友急得只是用眼来睃着他，又见索账的事，不好来管，早见有几个军官装束的人走了进来，见了乘伯，还举手行了个敬礼。笑道：“庄大人在这里什么事？”又向那人道：“你这人好不睁眼，扯着大人做什么？府里有要事要请大人去啦。”说着便去扯开那伙计，那人只自笑，也不争辩。此时车站站长也走了进来，对着乘伯只自打恭作揖说道：“不晓得庄先生驾到，没有招待，失礼得很！”庄乘伯急得暗暗顿足，说道：“你们不知，我有急事到天津去。无奈那个人胡言乱语地打搅人。”站长笑道：“先生别怪，别的事小可不敢管，先生是大总统命令我们保护着的人。到天津去的事，没有公府里吩咐，小可却不敢斗胆叫先生去。”乘伯大怒道：“我偏要去，你们又该拿我怎样？”站长只顾笑，也不回答。几个军官，做好做歹，把那伙计拖了开去，便道：“马车已套好了，请大人就去。”乘伯嗔目道：“哪里去？”军官笑道：“公府里一早传出话来。叫请大人进去，有面谈的公事。我们四处都找到了。却不晓得大人要到天津去。”说到这里，笑了一笑，便也不由乘伯分说，半拖半扶，把乘伯簇拥入马车里，加上一鞭，风驰电掣般，直向总统府去了……乘伯到了公府，总统却给你一个不见，任乘伯在府里客座上大跳大骂，只是个不见不闻，足足挨了三四个钟头，乘伯火气也挫了些下去，才见步军统领、巡警总监两个人，一先一后走了进来，对乘伯陪话，跳了个三花脸儿，劝着乘伯回去。乘伯一面走，一面说道：“你们别太高兴了！这压力不是可以常用的，你们现在果然是狐假虎威，张牙舞爪，我看冰山一倒，你们还有这样势力吗？到那时，我还要来抚你们的没头尸体，凭吊一回哩。”
化装的小特务、军官、站长、统领、总监，演出一台“多簧戏”，章太炎影响太大，又杀不得，只好软禁软磨。而章太炎也书呆子气可掬，却又正气凛然，性格跃然纸上，但也不懂斗争策略，他只会拿袁世凯给他的勋章做扇坠，一摇一晃地站在总统府门前，大骂袁世凯，得了一个“章疯子”的雅号。姚宛雏的小说倒是深得古典小说的神韵的。他真是不朽而又被尘封多年的通俗社会小说家。
政海风波险恶，商海汪洋汹涌。在这方面比较可称的是1922—1923年连载在包天笑主编的《星期》上的《交易所现形记》，作者江红蕉（1898—1972），苏州人。赵苕狂在《江红蕉君传》中说：“红蕉则自谓作社会小说似较有把握。”[6]小说写上海商界闻人郁谦伯与日本浪人龟三郎勾结，按照日本“取引所”的规则，开办中国第一个支那交易所，发行股票，不到半年股票价格飞涨，其他巨头也纷起效尤。于是上海的交易所就像雨后春笋般的疯长，股票也随之大起大落、暴涨暴跌。持股票者破产后，吃生鸦片者有之，吞金者有之，跳黄浦者有之；竟然还有商业学校的学生亏了160元，被人家逼得上吊而死；也有人在半夜里吊死在交易所中的。正如作品中所说，这“哪里是做生意？委实是一种赌博。这种赌法完全是把身家性命做孤注一掷”。小说中还写了上海交易所经纪人同盟罢工的风潮，交易所职员又随意“跳槽”，任意另立山头，后来弄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毫无商业秘密可言。1921年夏秋间，仅几个月，上海即成立交易所一百四五十家，信托公司十多家，一场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印痕的金融业大风波正在酝酿着。在大量股票上市，投机狂潮迫使市面上银根日紧，股票价格暴跌，交易所与信托公司纷纷倒闭，在风雨飘摇中能渡过这次倒闭浩劫者仅有6家。这是在中国经济史上有名的“上海信交风潮”，使上海的经济大伤元气，好久才得以缓过气来。《交易所现形记》就是这场使上海经济受到大挫折与大凋敝的忠实记录。这部小说的优点是在于“忠实记录”，而它的不足，也在于仅仅是“忠实记录”。它没有像《子夜》中吴荪甫这样的典型形象，但它使读者了解这次大风暴的全过程，参与者的行为与心态，以及这一事件的波及面，这些典型的细节，不可能为经济史所记载，那么这部商界小说也就算是补了经济史不能顾及的另一面了。
[1] 阿英：《小说三谈·国难小说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
[2]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
[3]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4] 《政海》连载于1923年12月至1924年12月《半月》杂志。
[5] 《龙套人语》根据柳亚子所藏三卷手抄本于1984年重印，改名《江左十年目睹记》文化艺术出版社版。
[6] 赵苕狂：《江红蕉小说集·江红蕉君传》大东书局192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