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意识中的孤独与思考
如果说，生命意识中的诸因素赋予了蒲宁关于生、死、爱情的最初的感性体验和意识的话，那么，社会经历则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这种体验和意识，并加入了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更丰厚、更广泛的契机。
蒲宁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奴制废除、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社会发生激烈动荡的时代。1856年国内危机重重的沙皇俄国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企图通过外部战争来缓解国内局势的动荡，但是最终俄国以惨败而告终。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不仅充分暴露了俄国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腐败以及国家军事、经济的落后，而且给曾战胜了欧洲霸主拿破仑的俄罗斯人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惊也是空前的。俄罗斯仿佛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当我们还在谈论抗击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时，我们忘记了自那时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滞不前。”[1]人们发现，回到旧时代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堵死，俄罗斯往哪里去？是生存还是死亡？人人都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变革气息。变革，俄罗斯需要变革，它“是几个世纪所造成的历史时机之一，它就像山中的雪崩，像赤道附近的骤雨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人人都觉醒了，人人都开始思索，人人都充满了批判精神。”[2]别尔嘉耶夫在谈及那个时代的特征时说：这是一个集“日暮感、死亡感与日出的欢畅感和改变生活的希望感”于一身的时代。1861年沙皇俄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终于将落后的沙皇俄国推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开始了俄国近代的工业化进程。从今天的角度回顾历史，改革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但是改革的过程却是相当痛苦的，它给整个俄罗斯带来的震动绝不亚于革命。根据改革的法令，所有农奴都被宣布为是自由的，但事实上他们却遭到了变本加厉的掠夺，解放了的农奴不仅没有像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所许诺的那样被分配到土地，反而被加上了难以忍受的沉重的苛捐杂税。破产、贫困、欺侮和凌辱使农民骚动不断。人民纷纷离开土地，涌向城市，加入了产业工人的行列。但是刚刚进入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污秽”，城市工人们受到的依然是最野蛮的剥削。而在蒲宁心目中那永远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古老的俄罗斯农村不可避免地败落了，土地荒芜，满目疮痍。蒲宁在早期创作的《金窖》《新路》等作品中都反映了这些现实。而社会结构的改变、阶级冲突的公开化所带来的空前未有的社会动荡又为俄国革命拉开了序幕，正如阿达莫维奇所说：“在俄罗斯的90年代，人们为萧条痛苦，被寂静和安宁所折磨……，而在那静寂中却蕴涵了‘惊雷般的’预感”[3]。蒲宁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走上俄罗斯文学舞台的。
他亲眼目睹的一切是那样令人失望，亲身经历的一切更令他刻骨铭心。首先是家境的进一步恶化。由于“父亲的恩典”（蒲宁语），家里彻底破产，甚至连蒲宁读书的学费都付不起。这之后蒲宁不得不辍学在家[4]，并很快离开父母，“胸前挂着一只十字架”，到俄罗斯各处谋生，从一个卑微的职位更换到另一个。他先后在奥廖尔、哈尔科夫、波尔塔瓦等地当过报社校对员、记者、图书管理员、地方自治局统计员，摆过书摊，年轻的蒲宁“在人间”尝遍了生活的种种屈辱与艰辛；其次，他经历了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爱情的痛失、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一生中唯一的爱子的夭折。所有这一切都在蒲宁的性格和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他终生选取爱情与生死为创作主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蒲宁创作的早期阶段，他更多地描写“痛苦”和“死亡”，他的内心充满了困惑，他无法解读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曾在哥哥尤里的引导下接触过民粹派人士，试图在那里找寻民粹派作家笔下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延续下来的对人的深切关切和个人与人民、与大自然以及土地的紧密联系，在蒲宁看来，正是这些联系才赋予了人以强大的生活力量，但结果却令蒲宁大失所望。在现实生活中，他看到的不仅不是联系，恰恰相反，是与人民的严重脱离。有一位名叫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民粹党人曾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黑麦是怎样生长的，也从来没和农民交谈过。”[5]他冷漠的自白无疑令蒲宁感到异常愤慨。1888年蒲宁在评论Е.И.纳扎罗夫[6]诗歌创作的文章中说道：“我们这里过去、现在都响彻了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人民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最终成了旷野中的哀号，且很不明智：在这些号召中常常可以听到伪善的调子，为人民服务也被理解得很狭隘。”[7]由于对农村生活深刻的了解，蒲宁坚持认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人民了解之少令人震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其文化群体和非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像我们这里这样巨大。”[8]因此，在他看来，民粹派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不过是他们凭空想象出来的美好理想，是被理想化的农民。1891年蒲宁在小说《费多谢耶夫娜》中首次塑造了有别于这种“理想化”的非典型的农民形象，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女儿和女婿开启了一系列非传统农民形象的先河[9]，并为后来的中篇小说《乡村》奠定了基础。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蒲宁是个有胆量的人，忠于自己的信念。他在《乡村》这部小说里揭穿了脱离现实的民粹派们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俄罗斯农民是上帝化身的神话，他是最早抨击这种甜滋滋神话的人之一。”[10]不仅如此，民粹派的许多宗旨都与蒲宁的人生准则格格不入，他们的暴力倾向、拯救一切于所谓“恶”的自命不凡、对除了农民之外其他阶层的蔑视、对所谓“非进步”文化的攻击等等最终使蒲宁离开了这个“人类幸福的职业组织者”（蒲宁语）圈子。作家转向了托尔斯泰主义，期望在那里找到答案。
在蒲宁全部的生命历程和创作生涯中，有许多人和事对他的世界观和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过影响，但在这里，笔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其影响最大的当数大文豪托尔斯泰。蒲宁自己也承认，托尔斯泰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光芒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托尔斯泰世界观中有许多东西是与他相接近的，那就是从各种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健康生活的源头、回归到人首要的和永恒的价值上来、回归到原始的自由和质朴的强烈愿望；就是对整个社会人性的丧失和精神堕落的担忧；是对生与死等永恒问题深刻的思考；也是对政治的反感和对暴力的痛恨。当然，与托尔斯泰世界观中所有的这一切真正“接近”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是必须有不断成熟的个人经验作为基础的。在青年时代，在蒲宁最为迷茫的时候，他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为了平民化，蒲宁参加了托尔斯泰的“兄弟会”，并在那里干起了箍木桶的工作。但很快蒲宁就对这一学说感到了失望，或者准确地说，是对该学说的信徒感到失望。他们颐指气使、狭隘片面、自高自大，但却自认为比别人高尚、纯洁。托尔斯泰本人也劝阻蒲宁不要再平民化了：“您想过平凡、劳动的生活吗？这很好，但不要强迫自己，不要把它弄成一件漂亮的外套，在任何生活中都能成为一个好人。”[11]
经历了对理想生活的失望和爱情失败的双重打击，蒲宁陷入了深深的痛苦。1895年他第一次来到彼得堡，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但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了那段日子：“这是我新生活的开始，是我青年时代心灵中最黑暗、最死寂的时刻。虽然外表上看我的生活丰富多彩，结交甚广，其实目的只是为了不与自己独处。”“那时我是生活在任何社会圈子之外的。”[12]这种外表的广交朋友和内心的封闭和孤独是蒲宁一生的写照。他身材挺拔，风度翩翩，留着西班牙式的小胡子，脸部线条流畅，富有贵族气质，同时他又机智风趣，魅力四射，但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悲哀和对无法解读的生活的忧虑。
这段时期，蒲宁在生活和心灵上尽管遭遇了许多挫折，但在文学创作上却有了长足的进步。在1887年8月刊登的《在纳德松的墓前》之后，1887年的9月和12月，蒲宁的随笔《两个香客》和第一篇小说《尼菲德卡》刊出。除此之外，1894年之前，蒲宁还创作并发表了《云雀之歌》（1887）和《生活之光》（1886—1887）、《日复一日》（1889）、《萨曼和莫奇卡》（1890）、《节日》（1891）等作品。1891年，蒲宁在奥廖尔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从此，蒲宁的名字便开始频繁地见诸于当时的各类刊物。但是对于自己的早期作品，作家本人始终讳莫如深，甚至称自己早期的作品为“心中的剧痛”：“我心中最剧烈的伤痛之一就是有那么多令我感到耻辱的东西。”[13]关于第一本全集的编辑工作，蒲宁说：“今年玛尔克斯出版社将出版我的多卷集，凡我自己认为有一定价值的作品，可全部收入，作为由我编辑的《田地》周刊的副刊。”（斜体为蒲宁所加）实际上他不顾出版商将全部作品都编入集子的要求，拒绝将最早的作品编入。1931当蒲宁的朋友伊利英痛惜自己的手稿毁于炮弹的时候，蒲宁却说：“如果有炮火烧掉我年轻时期的全部作品，我将重重酬谢！再也没有什么比身后这些不成熟的负担更可怕的了！”[14]
尽管蒲宁对自己的早期创作持无情的批判态度，但蒲宁从来也没有忘记，他整个的创作生涯正是从这“失败的开端”起步的。正如对他来说，小说的第一句话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它确定了“整篇作品的基调”[15]一样，作家生命乐章的这段序曲尽管不完美，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他一生近70年创作生涯的“基调”。我们看到，在这段还很幼稚的时期，作家一生创作的几大主题已经显现。作家表达了自己对生活、自然、人的最初的、最感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常常是最真实的印象和对它们的理解，蒲宁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他的个性正由此而形成。蒲宁在成熟的创作时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阶段对自己生命的重大意义，于是将一生最优秀的作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献给了它。
到1903年，即蒲宁开始创作的最初的16年里，蒲宁还出版了多本诗集，其中的《落叶》（1900）赢得了持不同创作原则的作家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不仅成为其个人的代表之作，也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描绘大自然美丽风光的经典之作；小说主要有反映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的《塔尼卡》（1892）、《故乡来信》（1893）、《在他乡》（1893）、《浪迹天涯》（1894）、《在田野》（1895）；反映自己内心对生命的思考、面对生死、爱情问题的惶惑的《山口》（1892—1898）、《在庄园里》（1892）、《深夜》（1899）、《安东诺夫卡苹果》（1900）、《松林》（1901）、《雾》（1901）、《新路》（1901）、《静》（1901）和《在八月》（1901）、《金窖》（1901）等等。
在蒲宁早期的作品中，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后的作品中作家对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多方面的思考，结果却加剧了内心的惶惑与恐惧。1896年，他在写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倾诉了自己内心巨大的痛苦：
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片断的，零散得令人吃惊！知识是最零散的，有时令我痛苦得几乎发疯：有那么多的东西应该去认识，而取而代之的却是那么可怜的一点点……要知道，我痛切地盼望了解事物，从它们的本原、它们的本质开始！也许这是孩子般幼稚的想法。还有就是在对人的态度中也充满了片断的、零碎的好感、友谊的赝品和短暂的爱情等等。……我所盼望的是真挚的友谊、充实的青春、对一切事物的了解和光明而宁静的生活……是的，你一定经常会想，你有什么权力获得这一切呢？在对生活的渴望和由此而来的痛苦中，你还知道，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不到100年，地球上将不会有一个像我一样期望生活并正在生活着的有生命的实体存在，没有一条狗、一只兽、一个人——一切都将是崭新的！那么我相信什么呢？既不相信我将像燃尽的蜡烛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相信我将永远无休止地流浪——无休止地欢乐或悲哀。那么关于上帝呢？当我不断地自问，我在哪里的时候，我又能想到什么呢？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甚至是包含了无数世界的世界在哪里呢？[16]
无独有偶，作家内心的这些困惑又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外在变故变得更加复杂，作家很自然地将生存层面上对于生死的困惑与当时社会的急剧变化、贵族生活方式或称为“贵族文化”的衰败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在年轻人的内心翻滚，纠结，构成了其无力破解的强烈矛盾，令他感到生活零散、纷乱，像一团乱麻一般无从认识。由此，当他在这一时刻回首自己已完成了的作品时，痛苦又一次油然而生。“从我十几年来带着欢乐和一颗年轻的心去痛哭和思考的一切当中、从那些我感觉是我灵魂的实质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当中出来的竟是几篇不足挂齿的、什么也没有表达出来的小故事。”[17]“我没什么可向人们诉说的，因为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18]此时的蒲宁内心感受到的是深刻的困惑与危机，他迫切地感到需要从事物的本质和本原上为自己内心的困惑找到答案，他需要一个新视角，一个能够为他提供拓展其观照世界的新视角；他需要获得对世界、对生活更深入的、更具普遍性的了解，获得超越纷乱生活之上的东西，这是一个作家从对生活简单苍白的复制者向一个具有独特个性魅力的作家飞跃的必要条件。于是蒲宁踏上了东游之路，那里是人类生存的源头，是人们最早的家园，是生命与世界息息相关、完美相融的地方。
1900—1911年2月，蒲宁曾先后五次出国旅行，关于这一阶段，蒲宁写道：
在这些年内，我观光了特别多的地方。除了夏天我一如既往地在农村避暑外，其余时间都去国外旅游。我曾不只一次去过土耳其，游历了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和希腊，在埃及我一直深入到努比亚沙漠，还游览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访问了奥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突尼斯等名城，以及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地区，并横渡大洋去了锡兰，周游了几乎整个欧洲，特别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此外还游览了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一些城市。［Ⅰ，299］
由于这段时间，特别是1903—1909年间是蒲宁一生创作作品最少的一个阶段，因此，研究者对它常常不是一带而过，就是将其简单地解释为“天性爱好旅行”或从纷乱的生活中暂时解脱的方式。笔者认为，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失误。正像普鲁斯特所说：当遇到痛心疾首的问题时，“艺术家想出的办法往往不是独善其身，解决他自己个人的生活，解决他所谓的真正的生活。艺术家寻求的办法具有总体意义……”[19]事实上，推动作家“像候鸟一样”不停迁飞的原因除了为个人的生活和生命找寻终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俄罗斯民族的实质以及其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
对俄罗斯命运的思考在蒲宁的作品中早已有之，作家承认，“从青年时代起俄罗斯灵魂那可怕的谜就强烈地吸引着我。”[20]在东游之前，蒲宁深入研究《圣经》《古兰经》、佛教以及希腊、埃及、波斯、巴比伦等古老民族的神话传说，正是对这些古老文明源头和民族生存发展规律的探究使得作家越来越关注民族性格、民族意识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而新世纪初俄国国内的社会现实，特别是1903—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蒲宁亲眼目睹到的各种力量在美丽言辞之下进行的血腥、残酷的暴行恰恰为作家的思考提供了感性的材料，促使他在对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历史的探究中揭示俄国社会隐藏的深重的危机，思考俄国未来的出路。
思考的结果便是1910—1916年间，作家对俄罗斯的文化，包括宗教文学、历史文献、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创作了多部描写俄国社会和探讨俄罗斯性格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篇小说《乡村》（1910）和《旱峪》（1911）。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分别以庄稼汉、小市民和乡村贵族为刻画对象，以冷静、客观、令人震惊的笔调展示了俄国农村在物质和文化上贫困衰败的面貌，无情地揭露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种种痼疾以及随之而来的可怕的精神赤贫，更重要的是，作家将农民生活的悲惨、地主庄园的没落以及整个农村、甚至是整个俄国社会的冲突和悲剧的原因都归结为民族的种种劣根性。作家尖锐的分析和勇敢的结论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许多人不能容忍曾固定在人们脑海中，特别是知识分子脑海中那些正直、善良、隐忍、智慧的农民形象——卡拉姆津的莉扎、格里戈洛维奇的安东·戈列梅科，白净草原上的孩子们、郝利和卡里内奇[21]——瞬间就这样被懒惰、贪婪、冷漠、野蛮、“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嘴脸所代替，愤怒的子弹纷纷射向蒲宁。但同时也不乏冷静、客观的评价人，高尔基就是其中之一，他坚定地站在蒲宁的一边，高度评价了《乡村》这部作品，他说：
以前还没有人这样深刻、这样历史地写过农村……蒲宁的《乡村》是一个推动力，它促使风雨飘摇中的俄国社会深省，目前应考虑的已不仅是有关农民的问题，甚至不仅是有关普通人民的问题，而是俄罗斯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过，而这部作品则为我们指出，必须从整个更加的角度，历史地考虑问题。[22]
正如作家自己所说：“我出版了《乡村》，这是一系列小说的开端，所有这些小说都尖锐地刻画了俄罗斯心灵以及它独特的、错综复杂的、光明的和阴暗的、但永远是悲剧的基础。”[23]的确，在这两部作品之后，蒲宁又陆续创作了《伊格纳特》（1912）、《扎哈尔·沃罗比约夫》（1912）、《深夜的交谈》（1912）、《快活的一家子》（1912）、《扎鲍塔》（1913）、《日常生活》（1913）、《莠草》（1913）、《路旁》（1913）、《我一直沉默》（1913）、《春日的傍晚》（1914）等等，可以说，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对《乡村》多方面、多角度的深化和拓展，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作家创作风格的日渐成熟。后来蒲宁回忆说：“在这些年里，我感到我的手一天天地有力起来，我是多么热情而自信地期待聚集在我内心的力量能释放出来。但是战争爆发了，紧接着又是俄国革命。”[24]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作家从整个人类的角度、从文明的特征的角度去思考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家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机械化文明，关注的是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的心灵状态以及个体生命的意义。蒲宁始终在思考，是什么“造就”了“把个人看得比天还高，想把整个世界都囊括进自己的腰包”的英国殖民者、靠榨取华工的血汗大发横财的“旧金山来的先生”？在蒲宁看来，祸首正是以物欲横流、弱肉强食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机械化文明，这种无上帝的和反自然的文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与人类生存中最珍贵、永恒的真善美的精神价值背道而驰的道路，生活在这种文明中，人的精神被异化，心灵被扭曲，人性遭到严重的摧残，正如蒲宁在《阿强的梦》中所说：“我的朋友，我周游了世界——生活到处都是这样！人们是靠着谎言，靠着虚伪度日的，他们既不信上帝，也没有良心，没有理性的生存目的，没有爱情，没有友谊，没有诚实的品性——甚至都没有一般的恻隐心。”［Ⅲ,52］而战争正是人性丧失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文明走向灭亡的最后一幕，这其中的个体生命也必将以悲剧而告终。因此，此时蒲宁的作品中常常弥漫着浓浓的悲剧气息，“某种恐惧的东西已经展开，这是《圣经》的第一页。上帝的精神在大地上飘荡，而大地却是空虚而混乱的，这实在令人沮丧！”[25]在《同胞》《儿子》《卡吉米尔·斯坦尼斯拉沃维奇》《轻盈的气息》《阿强的梦》《最后的春天》《最后的秋天》等小说中我们也可清晰地感觉得到。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对于蒲宁来说具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是蒲宁创作最富于成果的时期，它标志着蒲宁从此走向了成熟。在文学创作风格上，文化视野的拓宽为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展开积累下了丰富的资源，作家开始脱离了对生活浮光掠影的描写，越来越沉浸在哲学的思考之中。1915年，小说集《生活之杯》出版后，巴丘什科夫指出了蒲宁创作的新特点：“在创作之路上，蒲宁不仅是一位生活的观察者，而且越来越成为生活的思想者。”[26]高尔基评价蒲宁称：“当代最优秀的作家是蒲宁，凡是真诚地热爱文学和俄罗斯语言的人过不久都会明白这一点的！”[27]
1917年至1920年，蒲宁的创作陷入了低谷，其直接原因就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在许多研究蒲宁的著作里，对于蒲宁最终离开祖国都以“拒不接受革命”作为解释。笔者认为，尽管蒲宁出身贵族，其信仰和政治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党不同，但对革命的拒绝与其说是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出于人道主义。事实上，蒲宁对于革命的态度是经历了变化的：经历了1905年俄国的第一次革命和1914年的世界大战，严酷的社会现实——经济的落后、军事的失败、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由此而带来的人民深深的痛苦——使蒲宁清醒地预感到了更加猛烈的革命风暴的到来[28]，作家意识到，俄国的变革已是势在必行，他曾对自己的表外甥尼·普舍什尼科夫说过，在内心深处他由衷地相信“革命对我们来说是救星，新的制度必将使国家繁荣起来”[29]。他也承认，在拉斯普廷惑乱宫廷、权倾皇权的年代里，他“渴望革命”[30]。然而事态的发展不仅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更令他的内心充满了“无边的悲伤”（蒲宁语），甚至是绝望。他所看到的新人是一群群“一天天变得狂暴起来”的“变野了的人们”[31]，发生的革命行为是已司空见惯了的“抢劫、殴打和施暴”，是人还“没被打死，就被掘了坟坑给活埋了”[32]的行径，是闹饥荒的农村和遇到反抗就“无情地烧毁整座整座农庄”的征集粮食的契卡人员[33]；更令作家不能容忍的是人们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肆意破坏：焚烧普希金、托尔斯泰的庄园，毁坏教堂，侮辱、驱赶神职人员并极力在人民当中消灭宗教，仇视甚至是迫害知识界人士等等。作家后来回忆说：“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对革命的发生感到措手不及，对其规模和暴行感到十分突然，可是现实还是超出了我的意料：俄国革命在不久之后会演变成什么，是任何一个未曾目击者所无法明白的。对每一个还对上帝抱有信念的人来说，眼前的情景简直是惨绝人寰……”[34]蒲宁不愿意哪怕是被迫在这出“史无前例的亵渎神圣的闹剧”（《理性女神》）中扮演一个荒谬、可耻的角色，于是1918年5月他离开了莫斯科，来到南方的敖德萨。
临行前，作家无限留恋地对他熟悉的俄罗斯送去了最深情的一瞥：
那时正值复活节，春天，令人惊奇的春天：甚至彼得堡的天气也异常的美好，仿佛记忆中从未有过如此的美好，但一种巨大的哀伤却超越了这种感觉。临行前我去了一趟彼得保罗教堂，无论是要塞还是教堂都大门敞开，到处是无所事事的人们在转悠，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到处吐着瓜子皮。我在教堂里走了一圈，瞻仰了历代沙皇的棺椁，深深地向他们鞠躬告别。走出教堂，我久久地呆立在台阶上：俄罗斯那一望无际、春意盎然的原野就展现在我的面前。春天，复活节的钟声唤起的本应是欢乐、重生的情感，但现在到处弥漫的却是无边的死亡气息。在这个春天里这种死亡就意味着最后的吻别……[35]
在敖德萨，红军和白军正在进行拉锯战，政权几度易手，到处是混乱、破坏和饥荒。“生活的欢乐被战争和革命彻底击碎了”[36]，1919年4月12日，蒲宁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日日夜夜都生活在死神触手可及的地方，一切都是为了所谓‘光明的未来’，仿佛它就应该诞生于这地狱般的黑暗之中。”[37]
蒲宁始终在思考眼前发生的一切的根源，他将1917年的革命放在俄国历史和整个欧洲的历史中，并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后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一点决定了蒲宁评价现实的标准不是政治家的标准，而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标准。也就是说，蒲宁与现实的分歧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人性和道德上的，作家的所谓“反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暴力，特别是被“主义”美化了的暴力行为，是反虚伪和谎言，是反人性的丧失和反对俄罗斯民族世代认同的价值的被摧残。对此，为普希金、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以及勃洛克等著名诗人的诗集创作插图的苏联女画家玛·楚拉科娃这样评价蒲宁，她说：
我感觉蒲宁是站在俄罗斯民族世代相传的一条根本的道路之上，这也正是每一个俄罗斯人特有的一个特点，即将对民族的理解和认识与东正教、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虽然蒲宁受到了世纪之交的各种影响：革命的探索、托尔斯泰主义、颓废主义等等，而且在宗教观上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充满自由的，但其内心最主要的思想却是足够强大的。……今天，当我们越来越远离世纪之初的那场革命的时候，蒲宁的形象变得越来越高大，因为他在自己的内心和创作中所承载的正是俄罗斯人民思想的痕迹，俄罗斯自古就不能没有信仰！[38]
的确，作家始终期望革命狂飙中的人们能够回归到人性真正的价值上来，幻想用传颂千年的道德法则[39]，用“美”来拯救俄罗斯，在《大水》中作家就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几千年来，有数不清的人出生在地球上，他们从孩提时代起，从人生的第一步起便知道有这座山，并且至死都生活在这座西奈山所传的训诫的影响之下，……。这是人类真正的坚固不拔的灯塔，是人生的柱石和基础，是一切法律的根本，违背它们必会受到惩罚！……已经有几千年之久，世世代代，时时刻刻，在心灵之间传布着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约言：要尊重西奈山的诫命。人类曾经有过多少次对抗这些诫命的行动，放肆地要求重新作出评价，废除它们的圣训，为让新的戒律得势而挑起血腥的争斗，在亵渎圣物的狂热之中围着金牛犊和铁牛犊（指金钱和暴力，笔者注）手舞足蹈！也曾经有过多少次羞惭和绝望，确信用新的真理来取代那个像世界一样古老而又极为朴实的真理，取代那个在电闪雷鸣之中从耸立在亘古蛮荒的旷野之中的多石的西奈山顶传授下来的真理实在是徒劳无功！[40]
十月革命后的一切令蒲宁感到格格不入，内心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和沮丧之中，文学创作也一度搁浅。1919年12月，维拉·尼古拉耶夫娜在一篇日记中转述丈夫的话，他说：他“不能生活在新的世界中，他属于旧的世界，属于冈察洛夫、托尔斯泰、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世界。诗意只产生在那样的世界里，而在新世界中他根本捕捉不到它。”[41]后来蒲宁将这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都写进了《该死的日子》。
我们看到，尽管蒲宁性情孤僻，始终不愿意卷进任何“主义”的争斗之中，但他的命运，或者说，任何一个个体生命都不可避免地与历史纠葛在一起。相比之下，人的生命是那样的脆弱，怎经得起那许多家国、主义和理想的重压？因此，有人称：历史是凡人的生命无法承受之重。对于个人来说，对于历史的态度不是是否接受的问题，而是应该怎样接受。1920年1月26日，这是蒲宁必须为“怎样”做出回答的日子，因为白军已溃不成军，蒲宁无奈地选择了流亡。
当天蒲宁夫妇怀着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登上了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希腊轮船离开了俄罗斯，至死他都没能再踏上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离开祖国无疑成为作家一生中的最痛。在写于1921年的小说《完了》和1922年的无名诗中，作家回忆了自己去国离乡时心中无限的绝望和痛苦：
蓦地，我完全清醒了，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 — 我是在黑海上，我乘着一艘异国的轮船，不知为什么我正在向君士坦丁堡驶去，俄罗斯完了，一切都完了，我过去的全部生活也完了。［Ⅲ，82］
飞禽有窠，走兽有穴，
当我离开父亲的庭院，
向故居挥手告别，
年轻的心是多么心酸！
走兽有穴，飞禽有窠，
当我背着破旧的行囊，
划着十字，走进他人的住房，
心儿跳得是那么的急促和悲伤！[42]
“帕特拉斯”号艰难地穿越了黑海的暴风雪，到达了君士坦丁堡，之后蒲宁夫妇几经周折，经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最终来到了法国巴黎。
[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383页。
[2]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3]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Ⅱ）》，谷羽、王亚民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4] 蒲宁辍学还有其他的原因，即他讨厌学校的课程安排以及“严厉得荒乎其唐的管束” （蒲宁语）［Ⅰ，290］。
[5] Бунин И.А.: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2 кн. -М.: Наука, 1973.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84）. кн.1. С.10.
[6] 纳扎罗夫（1848—1900），诗人，主要诗歌作品有《纪念纳德松》《迎新年》等。他还是蒲宁的朋友，在蒲宁成长的过程中给予过许多帮助。蒲宁后来以他为原型塑造了中篇小说《乡村》中库奇马·克拉斯诺夫的形象。
[7] Бунин И.А.: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2 кн. -М.: Наука, 1973.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84）. кн.1. С.290.
[8] Там же.С.372.
[9] 费多谢耶夫娜的女儿和女婿虚伪而冷酷，在冬日一个寒冷的深夜将母亲赶出了家门。
[10] ［俄］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玫瑰》，戴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07页。
[11] Бунин И.А. Собр. Соч. в 9 т. М., 1966.Т.9. С.57.
[12] Бунин И.А. Собр. Соч. в 9 т. М.,1966.Т.9. С.361.
[13] Мальцев Ю. Иван Бунин: 1870—1953, Посев, 1994. C.58.
[14] Бунин И.А.: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2 кн. -М.: Наука, 1973.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84）. кн.2. С.276.
[15] Бунин И.А. Собр. Соч. в 9 т. М.,1966.Т.9. С.375.
[16] Бабореко А.И.А.Бунин-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с 1870—1917,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3. С.54-55.
[17] Там же.
[18] Там же.Бабореко А.И.А.Бунин-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с 1870—1917,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3. С.55.
[19] 徐真华、黄建华，《20世纪法国文学回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20] Дмитриева Т.Г.Проблем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в прозе И.А.Бунина // И.А.Бунин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ⅩⅩвек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Между-нар.науч.конф., посвящ.12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И.А.Бунина, 23-24 окт.1995. / Ин-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им. А.М.Горького.—М.: Наследие, 1995. С.66.
[21] 他们分别是卡拉姆津的小说《可怜的莉扎》、格里戈洛维奇的小说《苦命的安东》、屠格涅夫小说集《猎人笔记》中的小说《白净草原》以及《郝利与卡里内奇》的主人公。关于这几个人物，蒲宁曾毫不讳言地进行过抨击。1912年在7月23日，在与《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录中，蒲宁说道：“在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过真正的、严肃的研究。……比如《安东·戈列梅科》，很早就有人说，他根本不是俄罗斯老百姓。而屠格涅夫的笔下也没有对俄罗斯普通百姓现实生活充分的描写，他一直住在国外，表现奴隶美好的心灵是他始终追求的一个专门的目标。而兹拉托夫拉茨基的文学活动更是带有美化的性质，他将俄罗斯农民美化了。”见：Бунин И.A.: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2 кн. -М.: Наука, 1973.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84）. кн.1. C.372.
[22] Бунин И.A.［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2 кн. -М.: Наука, 1973.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84）. кн.2. C.38.
[23] Мальцев Ю.Иван Бунин 1870—1953, Посев,1994. С.161。
[24] Михайлов О.Н. Жизнь Бунина. Лишь слову дана... -《Бессмертные имена》. М.: ЗАО Изд-в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1. С.284.
[25] Мальцев Ю.Иван Бунин 1870—1953, Посев,1994. С.227.
[26] Бунин И.А.: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2 кн. -М.: Наука, 1973.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84）. кн.1. С.28.
[27] Бабореко А.И.А.Бунин-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с 1870—1917,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3. С.181.
[28] 蒲宁在1905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到，当他得知1905年革命的消息后他的心情：“我激动得双手颤抖，我终于看到了宣言！这是怎样的狂喜呀，一种经历伟大事件的感觉！”//见Устами Буниных：Дневники Иван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Бунина и Веры Николаевны и друг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2т.Посев，2005.Т.1. С.40-41.
[29] Бунин И.А.Окаянные дни,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С.8.
[30] Там же.
[31] Бабореко А.И.А.Бунин-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с 1870—1917,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3. С.211.
[32] Бунин И.А.: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2 кн. -М.: Наука, 1973.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84）. кн. 1.С.54.
[33] 见《柯罗连科致卢那察尔斯基的六封信》，陆人豪译 // 《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2期，第37页。
[34] Бунин И.А.Окаянные дни,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С.26.
[35] Бунин И.А.Окаянные дни,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С.114.
[36] Там же.С.52.
[37] Там же. С.91.
[38] Бунин И.А.Окаянные дни,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С.7.
[39] 指基督教中的摩西十诫：即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等等。
[40] ［俄］蒲宁，《耶利哥的玫瑰》，冯玉律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06—207页。
[41] Устами Буниных: Дневники Иван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и Веры Николаевны и друг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 т. Посев, 1977. Т.1.С.325.
[42] 冯玉律，《跨越与回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