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般的白酒

新加坡人和中国人的差别是白开水和白酒的差别。白开水或许觉得白酒特不健康，白酒或许觉得白开水特没劲。明明姐在我眼中就是一杯白酒，她觉得我特单纯，我觉得她特有味道，我们两人彼此欣赏。

她是福伊特造纸亚洲区总裁兼CEO。福伊特是德国一家工业技术企业，为全球提供造纸技术、能源技术、驱动技术等服务，世界上每三张纸中就有一张是使用福伊特造纸机生产的。人民币的纸钞便是用他们的机器印的。我常笑她说不如直接印钞票来卖算了。

这个接近60岁的女人，高个，修长，喜欢戴大耳环，绝对爱美。一点也不像那个年代的女人。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父亲有一天跟她说：“明明，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最近可能有变化，情况不好，可能要被关起来，你要有思想准备。”那时她才15岁。

父亲哭了，她却没哭，知道有什么事情要来临了，她反而特别冷静。她发现自己越在危难的时候越冷静，平常反倒是个急性子的人。危机时往往是激发她的潜能，使她状态最好的时候。

到农村插队，明明姐一下子从干部子弟变成了“狗崽子”，当时和她一起的十几个女孩儿都是干部子弟，大家都哭，她却没哭，特别冷静。16岁插队，18岁入党，在农村干了四年，当过妇联副主任，两年在工作队，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解决当时的问题。然后被提到了县里，再到长春，在中专学了几年，既是班长又是党支部书记。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她总是积极向上，培养了特别强的适应能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都是无法改变的事情，在东北的九年是对意志的锻炼，回到城市的时候，她已经28岁了。青春就是那样度过的？我在那个年龄段时还在象牙塔里编织梦想。28岁时我刚留学回国执教，还单纯得像个学生。人生的际遇，真是命运的安排吗？

回忆起这段往事，明明姐说她并不觉得失去了什么，反而觉得练就了自己适应骤变环境的能力。以后不管是出国求学，还是回国后到最偏远的云南贫困地区去创业，都没有特别的失落感，也能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她说许多事情不需要左考虑右考虑，外界条件也不再是一个因素，重要的是事情本身对自己的意义。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坚毅，一种强大，更有一种天塌下来也不变色的冷静。

后来她到德国学习了四年，学成后毅然选择回国在一家中德合资公司做事。不久，这家德国公司兼并了一家为云南红塔集团生产卷烟纸的小造纸厂，造纸厂由中方的部队和企业以及德方一起经营，中方任命董事长，德方任命总经理和技术总监。明明姐因而去了条件特别艰苦的云南，在一个特别闭塞和贫困的小县城落脚，她的事业发展就从那儿开始，开启了人生中又一段峰回路转的经历。

刚到云南，她陪着德国人，穿着也时髦，所以不太被中方接受。“一个女的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做总经理呢？”后来，他们找了中国香港人做总经理，德国人做技术总监，她就只能做翻译。谈判结束，德国人相继回国，她选择留了下来，想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中方和德方的认可。扎起头发，买好T恤、牛仔裤和老布鞋，她回到了上山下乡的日子……一晃半年过去，中国香港派来的总经理因为合作上有些问题，被责令辞退了，德方找了半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希望中方派一位总经理管理这个合资厂。这时中方反而提议：“你们有人选呀，那个女的。她是个做事的人。”倒是德方内部有反对意见，觉得总经理应该由德国人担任，这个不懂技术的女人，怎么能胜任呢？结果，双方同意让她先做六个月的代总经理。从中国人不信任到德国人不信任，她一直处于被考验的状态。代职的半年也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她拼得几乎连命都没了。

“我病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特别想家。发烧好多天，一直退不下去，点滴打了五天也没效果，吃不下饭，那里也没药，连先锋四号都没有。后来公司焦急地从昆明弄来先锋四号，连打七天我才缓过来，那次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在那儿了。我给老公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可能回不去了，可能死在那儿了……现在想起来都特别伤感。”

在那样的情况下，或许许多人早已放弃，退出或回家或转行，可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坚持着，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终于走到今天。白酒的味道就是不一般。

（原载《联合早报》2013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