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每当我试图回忆在圣克里斯托瓦尔的最初几年是怎么度过的，脑海里总会回响起一首马娅在用小提琴演奏时总会遇到问题的乐曲：海因里希·威尔海姆·恩斯特的《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这是一首爱尔兰民歌，贝多芬和布里顿也曾为之谱曲，乐曲中似乎同时响起了两个事实：一方面是略带伤感的旋律，另一方面则是极其繁复的技巧展示。大森林和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对比也像是两个事实的对比：一方面是大森林极其无情、毫无人性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也许不是那么真实，但是却更实际，我们依靠它才能活下去。

倒也不能说圣克里斯托瓦尔带给人多大的惊喜：这个拥有二十万人口的外省城市有着传统的家族（当地称之为“古老的家族”，好像家族也有古老和年轻之分似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和死气沉沉的亚热带气候。我适应的程度和速度都超出了预期。短短几个月过后，我就已经在像当地人一样与公职人员的逃避作风、一些政客的逍遥法外，以及那些作为制度沿袭下来的、扭曲的、完全无法解决的外省困境斗智斗勇了。除了音乐学校的课程，马娅也给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几位富家小姐授课，她们很傲慢，几乎都很漂亮。她和两三位女友重续了友谊，每次我一进家门，她们便像坟墓一样沉默不语，但是我进门之前总能听到她们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她们和马娅一样，都是古典音乐教师，都是涅埃人，她们曾组成弦乐三重奏乐队在本市和本省的其他城镇举办音乐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是因为她们演奏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没有其他人举办音乐会。

那时我完全理解了许多年来我妻子性格中的一个矛盾，在我看来颇为有趣，那就是她虽然致力于古典音乐，但却认为能跳舞的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古典音乐没有（无论是对于她，还是对于听她们音乐会的那些人来说）多少音乐性，更多的是垄断性。它们是由一些太过不同的大脑按照太过遥远的标准创作出来的，似乎就是为了曲高和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听众就不容易受其影响。马娅演奏那些乐曲时，人们全神贯注的表情就像是在听一种外语，虽有特殊魅力，却并不因此就容易理解。她那么满腔热情地演奏它，教它，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她觉得它跟自己无关，无法引起自己的情感共鸣。对于马娅来说，古典音乐只发生在大脑里，而其他音乐——昆比亚、萨尔萨、梅伦格[1]——却发自身体，发自肺腑。

人们有时觉得，要抵达人类灵魂深处，必须乘坐一艘马力强劲的潜水艇，最后却发现自己正穿着潜水服试图浸入一个浴缸。在地方上也是一样。如果说小城市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它们看起来就像一群相似的臭虫：它们挨在一起，复制着同样的权力永动机制、同样的裙带关系圈子、同样的动力。每隔一段时间也会产生本地的小英雄：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一位极富革命精神的家庭法官或者一位无畏的母亲，但即便是这些小英雄，似乎也被纳入了一个机制，他们的反叛只是为了让这个机制继续存在下去。小城市的生活像节拍器一样呆板而乏味，有时很难想象那种命运可以避免，就像让太阳从西边升起。但这种事有时候就是会发生：太阳从西边升起了。

所有人都认为达科塔超市袭击事件是那些冲突的起因，但是问题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那些孩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关此事的最有名的纪录片是瓦莱里娅·达纳斯的《孩子们》，这个纪录片具有严重的倾向性，而不只是简单的失实，开头便是超市里血迹斑斑的画面，伴随着浮夸的画外音：那些孩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然而，这在今天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问题。从哪儿呢？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们之前并不在那里，那么基本会以为他们一直都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头发卷曲，小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虽然蓬头垢面，却有着奇特的小小尊严。

很难说清我们的目光是在什么时候慢慢习惯他们的，或者我们最初几次见到他们时有没有感到意外。在诸多推测之中，最不荒谬的也许是维克多·科万在他在《公正报》的专栏中给出的推测，他说那些孩子是“一点一点地”来到那座城市的，一开始他们混在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涅埃孩子中间，在红绿灯路口卖野生兰花和柠檬。有些种类的白蚁为了融入不属于自己的环境，能够暂时改变自己的外表，换上其他种类白蚁的外表，在定居下来之后再显出它们本来的面貌。或许那些孩子，有着和昆虫一样的非语言智慧，也采取了这种策略，竭尽一切可能去模仿那些我们熟悉的涅埃孩子。但即便如此，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年龄都在九岁到十三岁之间？

最简单的（但也最缺乏依据的）观点是他们是从全省各地被拐卖来的孩子，有一个贩卖网络将他们集中到了埃莱河旁边大森林里的某个地方。这应该也不是第一次了。几年前，1989年，七个差点儿被“分销”到国内一些妓院的少女被解救，警察在大森林中的一处农庄找到她们时拍的那些照片让大家记忆犹新，那个农庄距离圣克里斯托瓦尔仅有三公里。就像生活中的一些插曲不允许我们永远保持天真，那个画面将圣克里斯托瓦尔人的意识分成了前后两部分。不仅仅是承认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社会现实，而且这个现实所造成的羞耻已经成为了集体意识的一部分，就像一些心理创伤事件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某些家庭的性格。

因此，人们便猜测那些孩子是从一个类似“营地”的地方逃出来的，然后突然出现在了那座城市里。这个观点——我重申一下，没有任何依据——基于我们所在的省份是全国拐卖儿童第一大省这一臭名昭著的事实。但是这个观点的优点是解释了那三十二个孩子所使用的因为“无法听懂”而被认为是外语的语言。当时似乎没人理解一个简单的问题：接受这个观点，就等于认为儿童乞讨者在一夕之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在查看了社会事务局（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是该局的局长）那几个月的会议记录后，我查清了儿童乞讨第一次作为当天的议题之一出现是在1994年10月15日，也就是说，达科塔超市袭击事件十二周之前。这就意味着——如果考虑到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一个实际问题到达政府机关层面的速度有多慢——那些孩子至少应该是在那之前的两三个月，也就是说，在那年的7月或者8月就已经出现在了该市。

大量的孩子从大森林里的营地逃出来的观点太过自相矛盾了，所以“神奇的观点”似乎更为可信，尽管当伊塔艾特·加多干—涅埃村的代表——认定那些孩子是从河里“冒出来”的时，被大家狠狠地嘲笑了一番。不从字面上理解“冒出来”这个词的话，也许这种假设也并非完全不可信：在他们的意识之间突然产生了一种关联，致使他们聚集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市。现在我们知道，尽管那些孩子中有一大半来自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的城市或村镇（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被拐卖的儿童），但其他的孩子却是跨越了一千多公里，从马萨亚、休纳或者南圣米格尔等城市来到那里的，实在令人费解。在尸体的身份被确认之后，我们得知有两个孩子来自首都，他们失踪的事情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报告给了警方，在他们“逃离”之前，周围并没有发生任何特别可疑的事情。

非同寻常的情况总是会迫使我们用不同的逻辑进行推理。有人曾经把孩子们的出现比作椋鸟迷人的同步飞翔：多达六千只鸟的鸟群瞬间形成一片密密匝匝的云，它们能同步移动，进行一百八十度的旋转。我仍记得一个场景，出于某种原因，一直完好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事情发生在那些孩子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尔市的那几个月里。一大早，我和马娅开车去我在市政府的办公室。因为气候炎热，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作息时间很固定，人们早上6点醒来，毫不夸张地说，一天的生活从黎明就开始了，办公时间从上午7点到下午1点，因为1点钟往往就已经炎热难耐了。在最难熬的时段里——湿季下午的1点到4点半——这个亚热带的城市无精打采，昏昏欲睡，但是在清晨，圣克里斯托瓦尔人都充满了活力，当然也不是特别夸张。马娅那天早上跟我一起出门是因为她要去音乐学校办些事情，到达市中心入口的红绿灯时，我们看到一群十到十二岁的孩子在乞讨。他们既像又不像平常见到的那些孩子。与那些简单直接、面带哀怨乞讨的孩子不同，这些孩子明显带着一种近乎贵族气质的高傲。马娅想在汽车储物箱里找几个硬币，但是没有找到。其中一个孩子开始盯着我看。他的眼白闪着极冷的光，脸上的污垢与那种冷光形成的巨大反差让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信号灯变绿时，我发现我的脚一直放在油门上，仿佛怕来不及离开那里似的。离开之前，我最后一次回过头去看他。猝不及防地，那个孩子冲我露出了一个微笑。

是什么奥秘使得我们的经历聚焦于一些画面而不是另外一些呢？承认记忆就像味觉一样任性也许会让人感到安慰，就像是我们的味觉决定了我们喜欢肉而不是海鲜那样，我们的记忆对于回忆的选择同样具有偶然性，然而，某种东西让我们相信，包括这种偶然，或者更确切地说，特别是这种偶然，都是一个应该被弄清楚的答案，而这个答案绝不是偶然的。那个孩子的微笑扰乱了我的心，因为我确信我们之间早就存在着某种关联，从我这里开始的某种东西在他那里达到了终结。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证实了在红绿灯路口的那种相遇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居民中间实际上是一种很普遍的经历。如果被问到，所有的人都能讲出即使不完全相同但也很相似的经历。孩子们恰好在你注视他们的那一刻转过身来，或者在你想到他们的时候出现，可能是真实的出现，也可能是进入你梦境的幻影，但是第二天他们就会等在你梦见他们的那个地方……说到底，这种事情或许也不是那么难以解释，当某人注视我们、跟我们讲话，或者只是想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转身看向这种关注的源头。那些孩子——当时他们的数量有限，所以没有引起注意——开始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市活动，就像一种能量的载体，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地关注着他们。

社会事务局，特别是我，曾多次被指责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种问题。在这里讨论这种“拿着星期三的报纸谈论星期一的事”的国民特点确实不太合适，但也没必要说，冲突才发生了两三个月，该市还不足以配备大量的儿童乞讨专家和宣传常识的人。那些在达科塔超市遇袭之后想要让警察上街巡逻的人突然变成了温和的禅师，用对待罪犯的激烈口吻，指责我们没有“足够迅速地采取行动”。

换作是人生的其他阶段，我或许早就为自己辩护了。现在，我承认他们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即便如此，那些人说的在当时“足够迅速地采取行动”又是什么意思呢？直接把那些孩子都关进孤儿院，警告市民，引发对几个此前除了挨饿和无家可归没有任何不文明表现的孩子的敌意？

有的事情比我们想象中更快、更容易发生：冲突、事故、恋爱，还有习惯。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都陪小姑娘去学校，我们每天都做一个小游戏。那个游戏是如此简略，在我们之间发生得那么自然，以至于我以为它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等到她长大了，我们还会这么玩，她走在我前面时，脖子弯成一个奇怪的弧度，而我走在前面时，可以听见身后她的脚步声。也许这个游戏最有趣的地方恰恰在于那根本不是在做游戏，而是在对方目光之下的感觉。那个游戏的内容就是默不作声地超越对方，先是我，然后是她，然后又是我，直到我们到达学校。走在前面的人与后面的人保持几秒钟的距离，然后放慢脚步，让后面的人超过自己。我们中的某个人时不时地会扮演一下其他人，一个因为上班快要迟到而表情夸张地看着手表匆匆赶路的男人，一个蹦蹦跳跳、吹着口哨的小女孩，一个假装追捕她的警察，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比平时走得稍快一些的我们自己。

奇怪的是，等待小姑娘迈着小小的步子超过我的那些时刻，竟然让我觉得很重要。我感觉到了我对小姑娘的爱——或者说类似于爱的那种小小的不信任和刻意的关注——就像是我与马娅的关系的反面，这种关系虽然也是爱，但是缺乏仪式和期待。如果说我爱马娅是因为我无法深入她的思想深处，那么我对小姑娘的爱则来自那种几乎违背我们心愿的重复，来自我们一起创造的那个空间。

与她学校的其他家长不同，我不是我女儿的生父，这在我们两个到达学校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不仅相貌不同，分别的时候话也不多，还有些不好意思。有些东西我现在明白了，但是当时并不懂，相像根本不是家庭关系的基础。在一个想成为真正的父亲的成年人和一个想成为真正的女儿的小女孩之间，相貌不同不会——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落入不幸的命运，这个世界上既有很多相貌相似却不和睦的家庭，也有很多看上去很不一样却很幸福的家庭。

在马娅进入我的生活之前，孩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我需要发明和它的关系的生物。我不相信那些泛泛地声称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孩子的人，因为连我自己——在跟孩子交往方面一直存在一定的困难——都曾有过很多这样的经历：在遇到某个孩子的瞬间产生了喜爱之情。我更喜欢沉思的孩子和笨拙的孩子，反感那些喜欢担当主角的孩子、讨人喜欢的孩子和话多的孩子（我一直讨厌成人身上的孩子气和孩子身上的成人气），但是我坚持多年的对于儿童的偏见却在一个真实的孩子闯入我生活的刹那间烟消云散。

小姑娘与那些引发冲突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怀疑自己对周围东西的所有权。也许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证据，其实不然。通常，如果是在一个还算公正的环境中长大，那么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是周围一切理所应当的继承人，父母的汽车自然就是他的汽车，房子也是他的房子，等等。一个小男孩不会去偷父母的餐叉，这太荒唐了，因为那个叉子本来就属于他。一个小女孩不会在父母不在的时候拿走他们的衣服穿着玩。占有是儿童意识中的一种纯粹的事实，一种用来筛选现实的分类方式。那些引发冲突的孩子，那些我们开始每天见到他们守候在街道红绿灯之间，或者几个一小堆躺在埃莱河边睡觉，待到夜幕降临就从城里消失的男孩和女孩，和我女儿有着共同的认知——和那些“正常”的孩子不同——他们不是任何东西的合法继承者。因为他们不是合法继承者，所以他们只好抢。

这个词我特意换了字体。正如不久前我听市政府的一位同事所说的：“发生冲突是因为在那些年里我们只容许自己低声地思考。”“抢劫”“小偷”“谋杀”，我们周围充斥着这些迄今为止我们只能低声说出的词语。命名就是赋予命运，聆听则是服从。

注释

[1]这三种都是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