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汉书·文帝纪》

意大利人郎世宁是康、雍、乾三朝宫廷画的代表人物，他绘就了大量的具有高度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宫廷画作品，记录了中华帝国最后的一段辉煌史。其中有一幅名为《雍正皇帝祭先农坛图》的作品，描绘了雍正皇帝亲自扶犁耕作的场景。开春时节，雍正——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亲率文武百官前往先农坛祭祀先农诸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庄严的祭拜仪式之后，皇帝移驾到事先选好的“一亩三分地”上亲自犁田，为天下百姓做农耕示范。国家的祭农活动最早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伏羲“重农桑、务耕田”，每年新春二月初二，都要率领各部落首领御驾亲耕，以显示其对农耕的重视。明清两代更是重农祭农活动的巅峰期，祭祀制度周密详备，亲耕仪式隆重有序。民间也没闲着，将国家盛大的祭农活动演绎成了一首颇有画面感的打油诗：“二月初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犁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雍正曾言：“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重农业、贱工商的观点是主流，这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的根源所在。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国，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皇帝亲耕便不难理解。农业是国本，大致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农业养活了这个国家的所有人，解决了国家绝大部分人口的生存问题。第二，依靠农业所产生的赋税，整个官僚阶层、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第三，“无农不稳”，稳固的农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农民只要有一口饭吃，国家就不容易出现动乱。第四，悠久的农耕文明潜移默化地塑造出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是华夏民族伦理道德与信仰体系的主要载体。

中国的古代史是一部治乱更替、王朝更迭史，而农业与土地在其中扮演了核心密码的角色。当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往往选择平均地权、与民休憩，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无不如此。随着农业赋税的增加，国家实力稳步提升，小农经济内部开始出现贫富分化，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开始膨胀，官僚吏员与地主阶层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财富兼并小农土地。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指出：“历史上，一个王朝到达鼎盛时期，往往就是土地兼并爆发的前夜，它是王朝由上升阶段转入维持和下降阶段的转折点。”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排挤出大量的失地农民，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治国者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抑制豪强对土地的过度占有，然而这种改革的努力往往因为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对抗而最终搁浅，在王朝的最后阶段，失地农民在饥饿与死亡阴影的裹挟下不得已成为集体暴力的参与者，成为王朝更迭的直接推手。之后，新的一轮治乱循环拉开帷幕……

农耕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性格的渊薮所在。老子曾描绘理想的农耕文明场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农耕文明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一套适应农业生产生活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系统集成，融合了以儒家思想为首的诸多传统文化的大文化系统。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中华农业文明孕育出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和乡村管理制度，它潜移默化地塑造出中国人内敛、柔韧、平衡、包容、知足又不失进取精神的“中庸”式国民性格。

历经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是中国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最好践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农民在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对农业生态和物质能量的循环发展出一套朴素的价值观，随之衍生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耕作方式。早在1909年，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H．金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考察农业，他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耕作方式要比美国人更为优越。费孝通在阅读完富兰克林·H．金的著作《四年前农夫》总结说，“富兰克林·H．金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中国的农耕文明经验成为后来启迪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灵感源泉，这种天人合一、有机循环的生态观、价值观已经成为引导世界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新方向。

历史的指针快速转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其他现代国家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艰巨挑战。马克思指出，只要是工业化就绕不开原始积累，作为一个从半殖民地国家成功独立的传统农业国，中国不具备西方列强海外掠夺资金与资源的先天条件，就只能向内、向传统三农提取原始积累。

在新民主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徘徊的共和国领导人最终由于外部环境的剧变，而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战略，经济体制上全盘苏化。林毅夫曾总结重工业优先发展与落后的农业国要素禀赋的矛盾，他认为这种矛盾决定了国家必须以非常规的手段来破解困局，即“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从国家所有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资源的最大动员以及剩余的最大化以投资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当然，这种特殊手段的结果，就是以中国积弱的三农为代价，挤占本来就不多的农业剩余，而将挤占的苦涩后果都留给了三农承受。毛泽东从国家大计出发，认为牺牲农民是为了整体与长远的利益考量，是小仁让位大仁的表现：“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然而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国主义是大仁政。”

长达半个世纪的“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战略实施，以及为之配套的各种制度安排，使得三农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三农在“钱、人、地”三个方面持续地为工业化及城市化输出宝贵的血液。直到2000年，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才真正引发全国关注。三农之所以是问题，正是因为它向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4年，胡锦涛首次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自此，中国总体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发展阶段。2006年，中国取消了延续千年之久的农业税，之后的十多年间，国家财政逐年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2011年国家涉农支出首次超过1万亿元，农业项目也成为中央财政经费支出最大的板块之一。

201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由此成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中共“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样对于中国三农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

当下中国这条巨龙，头部和前半身已经步入现代化，而后半身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重农固本，安民之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疑是对前半身已经迈入现代化的中国巨龙的一次整体式跃升。乡村振兴工作做不好，整个现代化的基石就不牢固，外部大危机来临，就有整体坍塌的可能性，这绝非危言耸听。

本书共分为四大篇。

第一篇“去脉来龙”，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求的角度，对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进行剖析。中国三农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它亦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与现代化危机的稳定器，乡村也是实现未来中国内需型消费社会转型的重要依靠，是当下中国最大的存量内需所在。同时，对当下三农政策流派之争作初步解读，未来中国三农的走向如何，是自由市场抑或小农经济？主流政策派将在两种趋向上做出微妙平衡。

第二篇“热词解析”，对乡村振兴这两年涌现的一些重点、热点关键词进行剖析，诸如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淘宝村、家庭农场、宅基地三权分置、脱贫攻坚、旅居、农业4.0等。

第三篇“窥浙先踪”，对乡村振兴的先行者与示范省浙江省的一些地方经验进行剖析，包括特色小镇乌镇、“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湖州安吉和以民宿经济闻名的莫干山。

第四篇“他山之石”，对国际三农进行横向比较与借鉴，试图分析发达国家的宝贵经验与一些失败国家的教训，引出一些核心关键词，如美国的“粮食政治”、日本的“综合农协”、荷兰的“科技农业”、德国的“乡镇经济”以及巴西的“土地制度”等。

实施乡村振兴的现实与历史意义众多，本书尝试从五个方面予以解读：

第一，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安全自古便是中国历朝历代避免动乱的底线。习近平在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这一论断符合历史经验，也适应当下国情现实。本书在第四篇中的《粮食政治：华盛顿的战略武器》指出，粮食政治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武器，它赋予了美国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使其对广大的缺粮国家拥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在国际粮食市场日渐寡头化、金融化的当下，粮食问题不能仅仅从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角度考虑，而且要从国家安全的综合性长远角度出发。中国已经多年为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关系国家稳定、现代化顺利、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谁忽视粮食安全问题，谁就要付出惨痛代价。

第二，劳动力蓄水池与现代化稳定器。传统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才是稳定的理想型社会结构，而本书认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像是“金字塔形”，广大的农民构成了金字塔的坚固基座，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韧性也来源于此。本书在第一篇中的《蓄水池与稳定器》指出，中国广袤的农村是2亿多中国农民工的劳动力蓄水池，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经多次国内外危机依旧平稳的稳定器，这是中国经济具有非常强大的、外人难以想象的弹性的根本原因。相反，如果三农不稳，现代化将危机重重，第四篇中的《农业现代化：巴西的教训》指出，巴西的大地产制使得乡村成为巴西农民回不去的故乡，使得农村丧失了劳动力蓄水池与现代化稳定器的功能，继而在过度城市化的浪潮中催生出城市“肿瘤”——贫民窟，引发各类城市问题，成为巴西社会不稳定、现代化无以为继的根源所在。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往往充满了各种类型的内生型或者输入型危机，能不能处理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命运的根本问题。

第三，中国最大的存量内需。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延续多年的外需导向型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本书第一篇中的《乡村：中国最大的存量内需》指出，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只有建立起内需导向型的消费社会，而中国最大的短板就在三农。林毅夫判断，“目前我国最大存量需求在农村”，到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这意味着还有至少5亿人居住在农村，无论是为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而投资的基础设施、环境改造提升等，还是在这5亿人口之上催生出的“最后一公里”消费，都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

第四，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文化复兴的需要。中国农村一直以来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冯骥才曾言，中国13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在古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多在村落中。中华文化的本在农业、根在农村，三农还是传统道德和信仰体系的承载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传统文化的复兴，才能帮助现代中国更好地认识自身，继而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自己的定位与自信。本书第二篇中的《乡土建筑的价值回顾》、第三篇中的《中国乌镇：小镇的文艺复兴》等从不同角度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予以解读。

第五，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的现实需求。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是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最主要承载者。农业污染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最大的面源污染来源，其对环境污染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工业，占到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一半以上。农业的污染同样带来了严重的食品不安全问题，舌尖上的污染成为每一个国人心中的阴影。资源过度攫取、环境肆意破坏的传统发展方式注定难以持续，第二篇中的《绿色生态农业：天人合一的和谐农业》、第三篇中的《安吉模式：两山理论的样板》等对此主题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