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桀骜斗士 丘吉尔

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正式接替张伯伦成为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只看丘吉尔壮怀激烈的演讲，很难想象他在担任首相之前他曾选举失败，离开政府长达十年之久！

丘吉尔是英国政坛的绝对异类。1911年就任海军大臣时，丘吉尔已根据欧洲形势断言大战必将爆发。很多人不以为然，只有丘吉尔坚信这是一场世界级大战，欧洲秩序将重组。丘吉尔以最紧张的状态投入到备战工作中，撤换人员，冒风险更新军舰大炮，使用新燃料。很快，丘吉尔预言成真。大战开始，身为世界最强大海军的领袖，丘吉尔万众瞩目，结果却大跌跟头。……谁能想到，二战的“至暗时刻”，他会成为英国乃至欧洲独撑大局之人。

责任编辑/袁栋梁

丘吉尔对二战充满信心，“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

“我们绝不言败。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1940年6月4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即英国下议院。英国国会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是君主、上议院以及下议院。下院又称平民院）发表了这篇著名演讲，向世界宣告英国政府和人民将战斗到底的决心。

此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至暗时刻”。德国已入侵波兰、占领挪威、击败法国，还打得英伦三岛全面溃败，几乎毫无抵挡之力。40万英法联军（主要是英国远征军）被德军夹在法国港口城市敦刻尔克的狭小地带，面临灭顶之灾。一旦远征军被德军歼灭，英国将没有足够兵员来保卫本土。

这也是丘吉尔最艰难的时刻：军队孤立无援、国家摇摇欲坠、政党内与纳粹议和的声音占了主流。他必须做出决断。为了鼓舞英国的斗志，丘吉尔发表了三次重要演讲，“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努力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减轻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

丘吉尔不愧是一位雄辩的演讲家，他用激动人心的演讲、标志性的“V”字手势以及手中的雪茄在战争中给国人以信心。美国总统肯尼迪对丘吉尔的演讲评价道：“在黑暗的日子和更加黑暗的夜晚，当英格兰孤军无援时，他用演讲激活了英文语言，并将之派遣上了战场。”

1940年5月26日，丘吉尔指示海军部立即实施“发电机计划”——敦刻尔克海上大撤退。从指示发布到6月4日，“英格兰所有能漂浮的东西，全都去了敦刻尔克”，冒着德机的轰炸，没有任何空中、水面和地面掩护火力支援的情况下，争分夺秒地进行救援。德国人做梦也没想到，英国人竟能在他们的鼻尖下从一个设备荡然无存的小港口和沙滩上撤退30多万人。

“至暗时刻”成为丘吉尔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6月4日，丘吉尔向议会报告敦刻尔克撤退时说：“我们挫败了德国消灭远征军的企图，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这些部队，为二战的战略反攻保留了有生力量。

从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联合政府首相，到他5月26日下达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最惊心动魄的大撤退命令，只有短短16天！

16天前，有两人可能成为新任首相，一个是丘吉尔，另一个是和时任首相张伯伦共事10年之久的哈利·法克斯。张伯伦更青睐后者，他认为哈利·法克斯是“最合意的人选”。然而哈利·法克斯不愿意以上院（贵族院）议员的身份引导战争，他认为自己无法领导下院，“将一事无成”，丘吉尔“是更好的选择”。

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正式接替张伯伦成为英国战时首相。除此之外，丘吉尔还兼任下院领袖、国防大臣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成为英国战时名副其实的三军最高统帅。5月13日，下院召开特别会议，丘吉尔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

丘吉尔接手的可谓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外，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法西斯德国的阴影之下；在内，英国政党各持己见、意见不一，国内士气低落、民怨沸腾。但他充满信心：“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

如果只看丘吉尔壮怀激烈的演讲，很难想象他已经65岁。此时他意气风发，决策果断，而在担任首相之前他曾选举失败，离开政府长达十年之久！一战时他还惨遭“滑铁卢”，被解除职务和排挤出战时内阁。此时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时，挽大厦于将倾的为什么是丘吉尔？

从小痴迷于打仗和政治的“学渣”

成为首相后，丘吉尔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终于得到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限。我觉得似乎是在与命运一道前进，而过去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为这一刻、这一考验的到来作准备而已。”

1874年11月30日，丘吉尔出生于英国牛津市布伦海姆宫，是个早产儿。他的家世显赫，先祖约翰·丘吉尔战功赫赫，受封为马尔巴罗公爵，曾是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英国的上层社会家庭，父母大多不亲自抚育孩子，而是交给保姆照管。丘吉尔的双亲也是如此。父亲伦道夫热衷于政治，野心勃勃，声言要在短时间内当上英国首相，对幼小的丘吉尔漠不关心。母亲詹妮则沉湎于上流社会的享乐与社交。

丘吉尔小时候性情顽劣，刚蹒跚学步，就经常甩开保姆的手，趑趄而行，摔得鼻青脸肿。他有些口吃，却整天肆意“演讲”，不论别人能否听懂。丘吉尔性格倔强，不轻言放弃，甚至有些固执。十几岁时，丘吉尔同弟弟、表弟追逐疯闹，跑到一座木桥上，桥的两端被两个弟弟截住。丘吉尔说什么也不能接受被俘，竟然径直朝桥外的青松跃去，结果跌入山沟，摔得腿断头破，昏迷了三天，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上学后，丘吉尔只学习自己喜欢的内容，如历史、地理、英国文学等，对于不喜欢的科目如数学、拉丁文等则根本不屑一顾，成绩一塌糊涂，纪律也很差，经常寻衅斗殴，是学校有名的劣等生。几次换校，学业都毫无起色，让学校乃至家人都对他不抱希望。只有外祖父对丘吉尔还有信心：“让他去吧，男孩子在找到了可以显示才能的场合，自然会变好的。”

学校生活被丘吉尔认为是“人生历程画面中一块醒目的灰色补丁”。丘吉尔在学校里也偶有闪光时刻。他记忆力非凡，曾在古典诗歌朗诵比赛上，当着师生的面，大声地背诵着麦考利的名篇《古代罗马功绩》，背了1200行而毫无差错，让人惊叹不已。校长、老师对他的看法稍有改变。他痴迷阅读和写作，在这一科上下了大量功夫。他在学校积累了初步的创作知识，为日后的笔耕不辍奠定良好基础。

丘吉尔对战争和政治十分着迷。在爱尔兰的一次英雄铜像揭幕式上，祖父发表了庄严肃穆的演讲，给年幼的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丘吉尔收藏了一支拥有1500个玩具士兵的迷你军队，他最喜欢用它们调兵遣将，对“指挥”玩具军队打仗乐此不疲。他后来写道：“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思考军队和战争，经常在睡梦和白日梦里想象自己第一次身处战火之中会是什么感觉。在年轻时，我觉得听到子弹呼啸而过并且时不时随意玩弄死亡和伤痛一定是一段激动人心的美妙经历。”丘吉尔一生个性好斗，有强烈的领袖欲望，大概在这些儿时游戏中可窥一斑。他对弟弟倾诉说：“我对于依靠个人勇气赢得声望的热情要超过其他任何志向。”

由于家庭原因，丘吉尔有机会接触上流社会，他对政治领域那种惊心动魄极富有戏剧性的变化非常感兴趣。丘吉尔常把报纸上刊载的父亲的演讲、漫画剪下来，做成剪报，精心收藏。1885年，丘吉尔的父亲成为财政大臣，地位仅次于首相，离国家最高权力只有一步之遥。但不久，因政见不合，父亲轻率地递交了辞呈。这时的丘吉尔已经能够看懂一些政治走向，甚至对父亲的政治得失进行评说。丘吉尔还经常到下院听辩论。在家中，他经常遇见许多议会的重要人物。

18岁时，丘吉尔从学校毕业。鉴于丘吉尔热爱军事，其他功课又乏善可陈，父亲决定让他报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丘吉尔后来自嘲：“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父亲凭经验和眼力看出了我身上的军事天分，后来我才知道他只是认为我不够聪明，当不了律师。”

“英国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丘吉尔”

1893年8月，第三次投考的丘吉尔终于被军校录取，但可惜没有如父亲所愿进入步兵学科，他的成绩只够进入骑兵学科。父亲十分生气，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警告他今后必须刻苦努力，不然会成为“社会废物”！

到达桑赫斯特军事学校后，丘吉尔的苦闷一扫而空。这里没有他讨厌的课程，他如鱼得水，找到了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他对于参与军事演习无比热衷，唯一的遗憾是“一切都是假的”。他多年来一直喜欢骑射，渴望像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那样，戎马生涯，青云直上，成为最高统帅，指挥千军万马，让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大英帝国的纪念碑上。他觉得可惜的是，世界上尚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无法大显身手，出人头地。

正当丘吉尔顺风顺水时，父亲的身体因病每况愈下，于1895年1月24日辞世。年轻的丘吉尔顷刻间失去了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大靠山。祸不单行，丘吉尔的外祖母和保姆同年先后去世。一连串的变故让丘吉尔变得更加成熟。军校生活结束时，丘吉尔的成绩排到全校第8名，一跃成为优等生。

军校毕业以后，丘吉尔开始认真谋划自己的未来。19世纪末的英国，领土覆盖世界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统治着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当时，英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已不是其他大国，而是日益增加的殖民地统治重任。对丘吉尔来说，这些分布广泛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实现个人荣誉和晋升的诱人机会。“在任何一个军种都是实现晋升的捷径，是通往崇高荣誉的光彩夺目的大门”。而荣誉能转变成政治影响力。

1895年2月20日，丘吉尔加入第4骠骑兵团。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十分期待参与战斗，“尽管有风险，但正是这种风险让我感到兴奋”。为此他不惜冒生命危险，赶赴硝烟弥漫之地，可以说“英国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丘吉尔”。

对于像丘吉尔一样身居社会顶层的人来说，这种勇敢无畏的雄心十分罕见，甚至容易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男人不仅会因坚定沉着受到赞赏，还会因为极度谦虚受到称赞。在这样的环境里，丘吉尔曾因为对奖章的不懈追求而饱受抨击。他被称为“自我推销者”“年轻而傲慢的家伙”，《每日纪事报》的记者称他为“爱出风头的年轻人”。多年后他说，“这些不友善的事情似乎总是紧紧尾随着我无辜的脚步”。不过，他不打算让这些事情拖延自己的脚步。

1895年，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此时，丘吉尔正好有五个月的例行假期，与大多数年轻军官不同，他没有纵情享乐，而是决定作为一名军事观察员前往古巴闻闻火药味。他加入了西班牙陆军的一支战斗纵队，参与镇压当地暴动，这次暴动后来成了美西战争的序幕。去古巴之前，丘吉尔还成功向伦敦《每日写真报》申请作为随军记者为其撰稿。

到达古巴后，丘吉尔对同伴说：“这样一个好地方，怎会从大英帝国的指缝中漏过去呢？”正是在古巴，他养成了抽雪茄的习惯。很快，他见识了真正的战斗。在21岁生日那天，他第一次亲耳听到“子弹撞击血肉的声音”。甚至有一颗子弹从他脑袋边呼啸而过，击毙了他身后的一匹马。一个多月后，丘吉尔返回英国，因为在随军采访中表现英勇，他被授予西班牙红十字勋章。1895年12月13日至1896年1月13日，丘吉尔还成功地在《每日写真报》发表了5篇报道，引起很大反响，这刺激了他的写作欲。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英军第4骠骑兵团调驻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这段“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丘吉尔大量研读各种历史著作和英国现代政治史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对丘吉尔影响很深，他从书中汲取了大量营养。

继古巴事件之后，英国的殖民地也日益不稳。1986年，马拉坎德的普什图人发起暴动，英军组建部队赶往前线。丘吉尔在古巴仅仅是一名观察员，而不是战争的参与者，这对他来说这远远不够。“加上一场战役，我想就有资格让我的军刀变成裁纸刀，让军刀挂套变成选举的演讲词”。休假中的丘吉尔立即动用手上的一切关系申请前往。“如果一名英国骑兵军官要等到命令下达才去投入现役的话，可能要等待很久。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在自己所在的兵团请了6个星期的假”。随后，等不及回复的丘吉尔立刻动身前往印度。途中，他终于等到一封电报，然而他只被获准以记者身份随行。

丘吉尔在此行中经历了一次艰险的战斗，险些丧生。丘吉尔有两个朋友也是战地记者，其中一个在战斗中丧生。丘吉尔对母亲说：“一点点运气，就可能给我带来最高的奖励或者让游戏终结。”不过他认为自己“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大事”，“上帝在创造了我这么强大的人之后，是不会给我安排这么枯燥的结局的”。

丘吉尔以“一个年轻军官”的名义在《每日电讯报》和《先驱论坛报》发表报道，并利用战时搜集到的材料，在原来用来午睡或玩牌的时间勤奋写作。1898年3月，丘吉尔的第一本书《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问世，这本书使丘吉尔小有名气。不久他的另一本小说《萨伏罗拉》出版，引起了政治界和文化界的关注。人们认为《萨伏罗拉》既是一部传记体著作，也是丘吉尔的政治宣言。丘吉尔借主人公之口说：“他不喜欢也不能忍受安逸、舒适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书中丘吉尔还把社会主义者描绘成人类“最丑恶”的代表。事实上丘吉尔一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怀有憎恶，这种憎恶伴随了他一生。

此后，丘吉尔又参加了苏丹战争，并为《晨邮报》撰写战争稿件。仅一个月，他就从稿件中获得300英镑的收入，而当时他身为中尉的薪饷不过12.5英镑。对于丘吉尔来说，钱是次要的，他看中的是这些著作将成为他在政治领域和选民中赢得胜利的资本。回国后，他再度埋头著书，1899年《尼罗河上的战争》出版，轰动英国，丘吉尔借此跻身英国名记者行列，作为作家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

从军官华丽转身为政治家

丘吉尔的一生始终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即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在写作时，丘吉尔重新思考自己的军事生涯，他发现“要想在英国陆军中获得军事经验并过上传奇般的生活极为困难”。而从政更有前途，更能发挥作用，他决心用手中的笔打开通向政坛的道路。他曾对同僚说，他打算离开军队，谋求议会席位，有朝一日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

1899年10月，南非战争爆发。战争伊始，丘吉尔即以《晨邮报》随军记者身份奔赴南非。此前的2月，丘吉尔曾收到兰开夏郡奥德姆城保守党下院议员的邀请信，建议他去该地参加议员补缺选举，丘吉尔欣然前往，但落选了。这次竞选活动，英国政界中心的人都关注着丘吉尔的动作。竞选也给丘吉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绝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大厅挤满了情绪激昂的人群，一个接着一个演讲，一次接着一次集会，一个晚上要举行三次甚至四次集会。我赶赴会场所乘马车的嘎嘎声响和迎面袭来的冷空气，与热气腾腾、灯火通明、热情奔放的会场气氛，不时地交替出现。”

对政治的渴望使丘吉尔对循规蹈矩的军队生涯产生厌倦，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对士兵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

南非之行是丘吉尔生命中的一次转折。行前，丘吉尔受到保守党政府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约见。之后他搭乘英军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乘坐的开往南非的轮船，离开伦敦。他迫不及待地投入战斗，结果遇袭，在掩护战友时被南非布尔人武装力量俘虏，遣送到布尔人后方的比勒陀利亚。

被关押后，不甘心等死的丘吉尔和其他被俘的英国军官策划了一起越狱行动，结果他们临阵退缩，只有丘吉尔一人冒险成功越狱，在布尔人的全力搜索下，艰难逃到葡萄牙殖民地的英国领事馆。丘吉尔脱险后，竟意外地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热烈欢迎。

原来在他逃亡的一周内，英军在南非遭到一连串的严重失败，成为英国军队的“黑暗的一周”。丘吉尔英勇无畏地成功脱险，是“黑暗的一周”中唯一的亮点。丘吉尔立即向《晨邮报》发了一份描写他从战俘营逃跑的详细报道。英国报刊也对丘吉尔的经历大做文章，越狱脱险被描绘成传奇式的英雄经历，成为丘吉尔巨大的政治资本。丘吉尔说：“年轻人寻求冒险，新闻界需要广告，诚然这两种我都得到了。”

回国后，丘吉尔开始对英国在南非的军事行动进行尖锐的批评，在伦敦引起大哗，尤其遭到军方的不满。军方有些人给丘吉尔发来电报说，“这里的好朋友们希望你不要再做蠢事”。然而丘吉尔仍我行我素。

此后，丘吉尔以战地记者和骑兵助理副官的身份出现在军中，在南非接连参加了几次战斗，大难不死。从前线回来后，又开始埋头写书。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出版了6部著作，成为英国举国瞩目的最年轻的作家。

丘吉尔的南非之行为他进入议会铺平了道路。1900年，英国首相解散议会，宣布举行下院选举。丘吉尔作为一位“战争英雄”成为保守党的候选人之一。保守党充分利用丘吉尔的声誉，让这位“战争英雄”在各个选区发表演讲，为保守党拉选票。在唇枪舌剑中，丘吉尔练就了过硬的演讲本领，成为候选人中最受欢迎的演讲人之一。1900年10月，丘吉尔成功当选为保守党议员，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丘吉尔干脆成为职业演讲人，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在英国进行巡回演讲。之后他又萌生了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进行演讲的念头，美国主办方替他大肆宣传，称他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丘吉尔的传记作家说：“丘吉尔拥有一项卓越天赋，那就是让自己和自己的事情成为全世界讨论的话题。他对自己的宣传就像呼吸一样平常而令人难以察觉。”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

政坛的麻烦制造者和“叛党者”

1901年2月，丘吉尔开始在下院履行自己的议员职责。作为下院中最年轻的议员，丘吉尔不拘泥于党派、政见的约束，只服从自己的主观意志，很快让其他议员见识到他的“与众不同”。后来，他还经历了两次转党风波，成为英国政坛的绝对异类。

按照惯例，每个新议员都要发表在议会亮相的演讲，不过要等一个月之后，以便有更多的机会观摩老议员演讲。但是这条不成文的规矩被丘吉尔打破了。他不愿等待，进入议会仅4天就作了首次演讲，并且语惊四座。身为保守党议员的丘吉尔毫不留情地批评本党的南非主战政策，博得了自由党的欢呼。保守党的头面人物愤怒地说：“议会的席位就这样白白地丢掉了一个。”

演讲结束后，丘吉尔在议院外被自由党议员劳合·乔治拦住，两人握手，从此开始了长期的友谊。他们后来都成为英国政坛上的领军人物。

此后丘吉尔又在扩军、军费开支以及陆军海军主次、关税壁垒等问题上与保守党大唱反调，成为保守党内著名的反对派。实际上，丘吉尔在与党的政策唱反调这方面，与他父亲如出一辙，而且在叛逆的路上甚至比父亲走得更远。

丘吉尔很快意识到，要想在政界施展拳脚有所作为，就不能单打独斗，必须拥有支持者。丘吉尔的父亲曾经组成过“第四党”，丘吉尔很快就效仿父亲的做法。他在议会内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组成五人的“休里干斯”小集团。小集团的成员都来头不小，其中之一是首相的小儿子休·塞西尔。不久，这个小集团名字被传成“胡里干”（意为流氓、街头恶棍）。“胡里干”被保守党视为麻烦制造者，甚至比反对党更让人头痛。

“胡里干”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很活跃，丘吉尔很快与自由党前首相建立了密切关系。而且有了“胡里干”的支持，丘吉尔在议会中的声音更加“响亮”。议会演讲中，他的发言十分精彩，多次在辩论中反对保守党的政策，彻底成为反对派。他成功地引起了更多注意，一家自由党的报纸甚至预测这位大胆带头批评政府提案的年轻议员，有朝一日可能成为自由党的首相。

在丘吉尔的活动下，政府增加军费的建议被推翻了。在此期间，丘吉尔还把自己的演讲稿印成了小册子，大量发行，直至家喻户晓，这种做法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

由于政见上的巨大分歧，丘吉尔与保守党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1903年，约瑟夫·张伯伦提出关税壁垒议案，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保守党内也分为两派。丘吉尔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公开地站在反对张伯伦的一方。

1903年9月9日，主张关税壁垒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一拍两散，全部辞职。首相贝尔福开始着手重新组阁。在组阁时，张伯伦劝告贝尔福“收买丘吉尔并委以要职”，将丘吉尔延揽入阁，或许他为了保住政府职位，会由政府的反对者变为政府的捍卫者。否则，这样一位重要而且有才能的政界人物无论是留在党内或投奔政敌阵营，都可能给政府和党造成严重的危害。但贝尔福没有听从。

丘吉尔决定离开保守党，投奔自由党。丘吉尔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保守党，但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党人。他离开保守党投身自由党，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考虑。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独立的保守党人”。其发言的内容也越来越向自由党人靠拢。一次，他到主席台上发表关税问题的演讲，保守党人当即在首相带领下离开了议会大厅。但他的演讲受到了自由党人的热烈欢迎。

1905年1月，丘吉尔脱离保守党，并于5月加入自由党，成为著名的“叛党人士”。张伯伦惋惜地说：“丘吉尔是所有青年中最聪明的一个，让他走掉是犯了一个错误。”事实证明，丘吉尔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很快就成了自由党的新贵。

值得一提的是，丘吉尔“叛党”后，他在保守党“胡里干”小组时的老朋友塞西尔成为他在下院的坚决反对者。但后来丘吉尔结婚，塞西尔却是伴郎。这里反映了英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英国政客会在下院和政治集会上针锋相对，视如仇敌，但在个人生活中照旧是好朋友，亲密无间。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来说，他们在议会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幕前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在幕后又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首相两次提议丘吉尔任海军大臣

丘吉尔离开的是一条即将倾覆的破船，保守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情况越发不妙。保守党内和内阁中因外贸政策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贝尔福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保守党政府事实上已经瘫痪。

1905年12月4日，贝尔福辞职，结束了保守党人的十年执政，由自由党组织政府。此后的十年里，都由自由党政府执掌英国。丘吉尔被任命为殖民地事务部副大臣，成为英国的初级大臣。

进入殖民地事务部以后，丘吉尔大刀阔斧，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干。两年后，丘吉尔又迈出了新的一步。1908年4月，坎贝尔·班纳曼因病辞职。阿斯奎斯成为首相，组织政府。新首相了解丘吉尔的干劲和能力，提议他出任海军大臣。权衡利弊后，丘吉尔谢绝了首相的建议。因为何时开战尚不清楚，海军部在短期内不会有施展才干的机会。最后丘吉尔选择了贸易大臣，正式进入内阁。此时的丘吉尔非常崇拜拿破仑，他在办公桌上摆了一尊拿破仑的小铜像，此后这尊铜像伴随他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

贸易大臣的管辖范围非常广泛，让丘吉尔得以参与许多有关领域尤其是社会问题的管理，这为他树立了政治活动家的形象。丘吉尔在贸易部得心应手，既管贸易，又管劳工。没过两年，贸易部实质上又同时成了劳工部。贸易部职能的扩大，得到议会和内阁的正式认可。贸易大臣跻身于一等大臣之列。

1910年，35岁的丘吉尔转任更重要的内政大臣。此间，最使他伤脑筋的是工人运动和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到1910年底，丘吉尔的信念和兴趣发生了变化。不久前，他还建议自由党人要优待和关心工人，可是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越来越憎恨工人。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工人罢工，丘吉尔采用铁腕手段强行镇压。由于任期内疯狂镇压工人运动，英国媒体几乎把他跟为了看热闹而点燃罗马城的尼禄相提并论，并留下了很多段子，其中之一就是“西德尼街围攻”。据称，1911年1月3日，警察将3名抢匪围困在西德尼街的一座房子里，交火时房子起火，丘吉尔拒绝让消防队救火，理由是他认为困在烧着的房子里面的都是些“凶猛的流氓”。

在工人群众中，丘吉尔威信大跌，但在英国统治集团眼中他无疑是资本主义利益的可靠卫士。

1911年，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德国觊觎非洲大陆，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响，英德矛盾日趋尖锐。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立即采取措施，防备战时德国在英国领土上搞谍报和破坏活动。丘吉尔认为同德国交战已不可避免。他花费了很多时间研究英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还经常拜访外交部和陆军部，并根据军事专家们的想法和情报写出了一份关于《本大陆军事行动问题》的备忘录呈报给首相。

丘吉尔认为未来战争中的主要战役将在法德两国领土上进行，他提出向法国派遣13个师的英国远征军，加上辅助部队共计30万人。丘吉尔这份备忘录非常成功，受到内阁和国防委员会的称赞，说它显示了丘吉尔“丰富的想象力和天才的军事思想”。

这一切都证明丘吉尔作为一个政治家已逐渐成熟。英国内阁和国防委员会批准了丘吉尔的报告，同意战争伊始即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建议，并决定加强海军部。丘吉尔成为他们眼中新任海军大臣最合适的人选。9月底，首相问丘吉尔是否愿去海军部。几年前，首相曾向丘吉尔提过这个建议，当时丘吉尔拒绝了。现在时过境迁，丘吉尔立即答应下来。

最有可能登上下一届首相宝座时黯然被罢免

1911年就任海军大臣时，丘吉尔已经根据欧洲形势断言大战必将爆发，但很多人不以为然，即使认同有可能打仗，也根本没料到战争规模之大。只有丘吉尔坚信这是一场世界级大战，欧洲秩序将重组。丘吉尔对即将爆发的大战兴高采烈，他认为这样可以显示他的“统帅英才”了。

丘吉尔以最紧张的状态投入到备战工作中，反复向部内人员强调，德国的进攻迫在眉睫。他一上任就撤换了一批思维落伍工作不力的老将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将参谋部划归自己直接管辖，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军统帅。这一改革遭到了强烈反对，但他仍强令执行。丘吉尔独裁的风格让他在海军迅速“积累”了一大群敌人。例如他在副手、第一海务大臣威尔逊上将反对自己的决定之后，在整个海军的骂声中将这位德高望重的名将踢出了海军部。虽然丘吉尔十分尊敬同样专横跋扈的费希尔勋爵，但当费希尔与自己意见相左时，原有的尊敬和良好关系几乎立刻烟消云散。而且丘吉尔还不遗余力地压制陆军的发展。他曾经提出一年减少近百万英镑的陆军军费，惹得时任陆军大臣霍尔丹几乎要跟丘吉尔决斗。

但丘吉尔的远见在海军部得到了相当大的发挥。他仿照陆军部设立海军参谋部，在办公室挂着一幅北海大地图，用小纸旗标出德国海军兵力部署变动情况，使自己和同事“经常保持敌情观念”。他还经常乘坐皇家海军“魔女”号快艇外出视察部队，丘吉尔的秘书抱怨，连星期天都没有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丘吉尔又在顾问费希尔的协助下，对英国海军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他十分注重科技对军队的作用，给新型军舰装配了15英寸大炮替代13.5英寸火炮。在战前突然更换海军驾轻就熟的武器，不能不说是重大冒险。之后，他又力排众议说服内阁同意以新兴资源石油作军舰的燃料，在一个根本没有石油资源的采煤大国做出这样的选择简直是疯狂之举。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丘吉尔的两大冒险决定，使英国海军在一战中占据优势地位。陆军大臣基奇纳对丘吉尔说：“你永远可以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的海军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

1914年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丘吉尔预言成真，他写信给妻子时得意地说：“万事有艰险，万物皆毁灭。我感到有趣、快乐和幸福。这不可怕吗？参战对我而言实在是桩美妙的事情，让上帝原谅我这些丑陋而轻率的情绪吧！”大战开始，身为世界最强大海军的领袖，丘吉尔万众瞩目，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丘吉尔是最有可能登上下一届首相宝座的人。

然而，丘吉尔过于自信终于使他栽了跟头。他派遣英国海军陆战队支持比利时保卫安特卫普，还要求辞去海军大臣职务转而担任安特卫普的指挥官亲临前线，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安特卫普很快就陷落了，57名英军阵亡。这次远征让丘吉尔成为笑柄。但他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依然反复提出要到前线当指挥官，可见他有多么渴望到战场建功立业。

1915年1月，丘吉尔批准了海军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海军将领普遍认为单靠海军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计划的，必须和陆军协同作战，而陆军大臣基奇纳不想马上派兵。丘吉尔急不可耐，懒得说服陆军就让海军出征，他不想和任何人分享可能到来的巨大荣誉。一名澳大利亚历史学者评价道：“丘吉尔夸夸其谈，对炮兵问题是一个门外汉，他用青年人难免的狂热最终说服头脑迟钝的老一代人，从而酿成加利波利的悲剧（达达尼尔战役）。”

英国深陷达达尼尔泥潭，阵亡、被俘、失踪、病死者达4.3万人，英国在战争初期建立起来的威信大打折扣。英国首相和陆军部都要对此战负责，但他们把责任全推给了丘吉尔。丘吉尔一贯强势的作风使他四面树敌，关键时刻没人替他说话；保守党也对丘吉尔发动猛烈的攻击，力求将他赶出内阁。

1915年5月，首相免去丘吉尔海军大臣的职务，给他保留一个“不管部大臣”的头衔，即未被指派负责某一个部门的大臣，不用干活，薪水丰厚。这对丘吉尔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他失去了参加领导战争的机会。

丘吉尔推动英国坦克发展，使英国又一次抢占技术先机

1915年11月，丘吉尔一气之下辞去“不管部大臣”，毅然赴法国参加陆军作战部队。送行时，全家人都哭了，只有夫人和他一样踌躇满志，她深为了解，上战场是丘吉尔的梦想，哪怕马革裹尸，总比龟缩后方好受。

丘吉尔当上了步兵营指挥，一开始，士兵们出于对政客的厌恶不买他的账，但丘吉尔处处身先士卒，很快赢得了爱戴。一些高级官员路过战区时都会来拜访丘吉尔，丘吉尔故意让他们到战壕中视察，每当他们的衣服被铁丝网勾坏，皮鞋沾满污泥，士兵们就拍手称快。爱出风头的丘吉尔又结合了英国和法国军装的优点，设计自己的军装；他常在夜晚命令士兵开火，吓唬德国人，搞得兄弟部队睡不成觉。手下士兵觉得他太能折腾了，丘吉尔却反问战壕中的一个士兵：“难道你不喜欢战争？”

1916年6月，丘吉尔退伍重返政坛。1917年，新首相劳合·乔治力排众议，任命他为军需部大臣。尽管这个职务不是内阁成员，无法领导战争和影响政府决策，还是引起不小的风波。反对者认为丘吉尔是一个危险的天才，一旦出问题会让所有人遭殃。但劳合·乔治认为：“在他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旺盛的精力是无价之宝……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应当充分利用这类人。如果能够警觉地对待他们，他们单独作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作出的贡献大。”

劳合·乔治确实独具慧眼，丘吉尔上任后，推动了英国大批量生产坦克并筹建坦克部队，这种新兴武器当时并不被其他国家看好，而丘吉尔的敏锐和坚决使英国又一次抢占技术先机。除坦克之外，丘吉尔还努力推动了飞机甚至毒气等新技术。

丘吉尔在军需部的工作卓有成效。军需部机构庞大，不仅制造坦克、大炮和飞机，而且还生产其他各种军需品和运输工具。1917年4月美国参战时，丘吉尔领导的军需部为美国生产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的大炮，为盟军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有效地向英国作战部队和盟军提供军需品，丘吉尔还在法国建立了自己的分部。这一做法对丘吉尔来说十分重要，从此他有了正式的理由随时前往前线，观察、研究战争情况。他还经常利用这个机会到英国远征军的指挥部去，同将军们讨论战略问题。后来，远征军司令黑格在指挥部里为丘吉尔拨出了专用房间。于是丘吉尔开始了穿梭办公，上午在伦敦军需部工作，中午乘飞机到法国，下午则在指挥部度过。这种工作方式，不仅及时保证了前方作战部队的军需供应，而且为协调盟军作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917年11月20日，盟军第一次使用大批坦克，猛攻德军。英法联军用大批坦克开路，士兵则紧跟其后发起冲锋。坦克如一座座移动的钢铁堡垒，势不可当，英法军队一举突破德军防线，取得了空前胜利。因为看到了坦克的巨大威力，黑格后来采取了丘吉尔提出的机械化作战策略，坦克被更大规模地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模式。

战事很快朝着有利于协约国的方向发展，盟军转入反攻。德国对战争胜利已毫无指望，投降指日可待。后来，黑格曾向丘吉尔写信表示感谢：“您作为军需大臣，确实显示了不同凡响的能力和先见之明。”

西方头号反苏分子

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满大街都是欢呼声，但丘吉尔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德国虽然被打垮，但一个新的更可怕的敌人崛起了。

早在1917年，一战进入第4个年头，交战各国都筋疲力尽。这一年陆续发生了几件大事，先是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垮台、临时政府成立；11月（俄历10月），俄国再次爆发革命，临时政府垮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

当时的协约国政治家中，大多数人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应对列宁谋求与德国单方面媾和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关注并理解十月革命的确切意义，也没人能理解，这个前所未见的政权控制了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后对人类历史的长远影响——除了丘吉尔。虽然丘吉尔对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一窍不通，但他清楚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险。

丘吉尔从十月革命后苏俄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敏锐嗅探到历史正在到达某种决定性的分水岭。1918年1月，新政权不承认选举结果并强行驱散了制宪会议，俄国随后爆发内战；不久，列宁宣布不承认一切旧政权所欠外债；契卡（苏联情报组织，全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大批逮捕、清算异见人士；7月16日，沙皇全家未经任何司法审判被杀；8月31日，苏维埃分子冲入英国大使馆杀死海军参赞克龙比上校。

英国与俄国存在广泛的政治、军事和商业往来，两国贵族更是有着错综复杂的世代联姻关系，苏维埃政权一笔勾销了英法金融寡头贷给沙皇和临时政府的旧债，沙皇一家和众多旧贵族遭到新生人民政权的清算，这些事让丘吉尔暴跳如雷，在他看来，一种比法国大革命时代雅各宾派更具破坏性的新型暴力政权出现了。

丘吉尔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迄今为止文明国家所遵守的任何法律习俗、外交或荣誉规范都毫不在乎。他在内阁会议上鼓吹反苏俄新政权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1918年11月26日，丘吉尔在一场集会上大肆攻击苏俄新政权。从此刻起，他成为坚定不移的反共者。他把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

丘吉尔接下来的战略是“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他在给首相的信中说，“对苏俄的政策十分简单，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斗争”。但战后由保守党人和部分自由党人组成的联合派却大力鼓吹“让德国赔偿！”“把英国变成战争英雄之国！”丘吉尔对《凡尔赛和约》过度蚕食德国深感担忧，认为会激起德国民众的不满与仇恨，埋下新的战争种子，可惜他的建言当时无人肯听，他也只能避其锋芒。他一定不愿意设想，30年后为了打败德国人，他将和布尔什维克“接吻”。

1918年12月，丘吉尔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同时兼管空军部，丘吉尔再度成为英国政府中的核心阁员。大权在握，丘吉尔开始积极着手实施武装干涉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在丘吉尔看来，战火虽然熄灭，但战争留下的“俄国烂疮”仍在威胁西方文明。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对俄国的武装干涉。

身兼陆军大臣与空军大臣双职的丘吉尔希望说服协约国最高协调机构——巴黎的十人委员会，在军人大规模复员前正式对苏俄政权宣战，帮助白卫军赢得俄国政权，但应者寥寥。四年的大战后，除了美国外，各国都债台高筑、满目疮痍，对干涉俄国内战并不热心，仅派出了数量不大的部队。

到1918年底，俄国领土上共有18万协约国军队，包括英、法、美、日、希腊和意大利，还有塞尔维亚和捷克的部队。1919年2月，美国撤出了在俄国的驻军。丘吉尔希望说服法国继续干涉俄国，但法国更关心将新盟友波兰塑造为一个东欧大国。丘吉尔的密友劳合·乔治也不买他的账，认为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唯一方法是遏制而不是武力镇压，如果英国出兵参战，搞不好普通士兵会将布尔什维主义带回英国。

1919年秋天之后，协约国高层政客里无人再热心干涉俄国内战，各国陆续撤军。红军发动反攻后，白卫军快速崩溃，到年底，俄国内战大局已定。虽然丘吉尔竭尽全力阻挠，最后英国还是承认了布尔什维克政府。

“叛党者”开始小步靠拢保守党

1921年1月，丘吉尔转任殖民地事务大臣，英国统治集团需要丘吉尔这样的铁腕人物对付大不列颠殖民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好景不长，1922年，自由党首相劳合·乔治下台，解散议会，保守党再次组成政府。此后自由党一蹶不振。因奉行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丘吉尔落选了。这是自1900年的22年以来，丘吉尔第一次没能进入议会。

一夕之间，丘吉尔再次从巅峰跌入谷底。丘吉尔闷闷不乐，如果他想要重新崛起，必须重返执政的保守党，但作为一个“叛党者”迈出这一步何其艰难，要以“政治变色龙”的臭名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过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写作。1923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世界危机》问世，引起轩然大波。书中披露了大量从政府文件中摘引下来的机密，他在书中竭力证明，把达达尼尔战役失败的责任推给他是不公正的，他还更加鲜明地提出了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丘吉尔的这本书究竟引起了多大反响？1927年，一些参加制订作战计划的陆海军将领为了反驳丘吉尔，特意出版了一本名为《评世界危机》的专集。

丘吉尔落选之后，人们一度认为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完结。但就在此时，英国政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重新把丘吉尔从赋闲生活中带回到政治角逐场上。

1923年，保守党领袖、首相伯纳尔·劳去世。此人是丘吉尔在保守党阵营里最不可调和、最有影响力的对手，如此一来，丘吉尔重返保守党的最大障碍消失了。保守党新任首相斯坦利·鲍德温解散了议会，并确定在1923年12月重新进行选举，这为丘吉尔重回议会提供了机会，他开始了小步靠拢保守党的计划。

在新的竞选活动中，丘吉尔疯狂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工党和苏联，以此为他重返保守党铺平道路。这自然引起选区持某种进步观点的人士和自由党人的反感。工人们特别憎恶丘吉尔，甚至不许他在大会上发言。12月3日，丘吉尔准备在伦敦的一个选区发表讲演时，伦敦市民挥舞拳头阻拦，扔石头砸碎了他的汽车玻璃，当局不得不派出军警保护他。丘吉尔向《新闻晚报》发表谈话说：“在我参加社会生活的25年当中，就我所见，这是英国最坏的一群人。与其说他们像英国工人，倒不如说更像俄国狼。”丘吉尔在竞选中失败，但他的政治倾向已从自由党人转到了独立人士，实际上是又回到保守党方面来了，而且他逐渐取得了保守党的谅解。

此次选举后，1924年1月，工党组织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并在不久之后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这让保守党非常气愤。丘吉尔立即同保守党人取得联系，并得到保守党的支持，他将在反社会主义这一前提下，在以后选举中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为保守党出头角逐。有人谴责丘吉尔同保守党合作是背叛了政治立场，但他说：“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

1924年10月29日，英国举行了新的下院议员选举，丘吉尔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丘吉尔在竞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讲才能，对工党政府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攻击。这次竞选，保守党人获胜。1924年11月7日，斯坦利·鲍德温再次组织了保守党政府，并任命丘吉尔为财政大臣。

很难想象，仅仅数月之前，丘吉尔既没有党，在议会中也没有一席之地，似乎再也不能东山再起了，他说：“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真是领略不尽。”自由党的报纸《曼彻斯特卫报》对丘吉尔新的任职发表评论说：“他已经是第二次离开沉船了，因为他有宝贵的本能，不仅能够第二次浮上来，而且得到了高官厚禄。”

鲍德温任命丘吉尔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担心若是将丘吉尔排挤在政府之外，可能会让丘吉尔、劳合·乔治以及保守党活动家伯肯海这三个精力充沛、目标明确的杰出演讲家结成同盟，给保守党政府带来大麻烦。于是鲍德温只好把潜在的敌人变成战友，让丘吉尔为保守党政府效劳。

1926年5月4日，英国工人阶级开始了第一次总罢工，决心迫使政府和矿主作出让步。政府则准备动用警察、军队镇压。丘吉尔喜欢这种紧张斗争，并为此煽风点火。丘吉尔力图表明，在这狂风暴雨的时代，对于英国统治集团来说，他比贪图安稳的鲍德温更重要和不可缺少。历史学家泰勒说，这样一来，“他可以指望把鲍德温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挤走”。

当时印刷工人罢工，伦敦没有一家报馆能够出版报纸。但丘吉尔以《晨邮报》为基础组织出版了《英国公报》，猛烈攻击罢工者。丘吉尔作为《英国公报》的出版人和主编赢得了很大的声望。总罢工停止后，1927年1月，丘吉尔以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客人的身份去罗马访问。为了建立反苏反共联盟，丘吉尔大肆颂扬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在此期间，丘吉尔对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恭维以及肆无忌惮地反对苏联，招致了英国社会舆论的反对。保守党人也对丘吉尔不满，虽然他们目标一致，但丘吉尔的行为使保守党在英国人民心中威信扫地。1929年5月，保守党在选举中失败，工党再次组成政府，丘吉尔再次失去大臣职位，并从此离开政府长达十年之久。

丘吉尔比英国许多政治家更早认识到德国的威胁

丘吉尔迎来了最失落的时光，“在上世纪30年代和平时期的剩余时日，他没能再担任任何大臣职务。起初是因为他反对政府在印度进一步放权的打算，后来，则是他越来越严厉地警告德国纳粹崛起的危险，大声疾呼重新武装，使他疏远了议会。他越是忧心如焚、慷慨陈词，就越是被孤立”。丘吉尔身上的“刺”让同僚们无法忍受，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不论在言论上还是行动上都有侵犯他人势力范围的恶癖”，“如果整个下院只有一个恶霸，那就是丘吉尔”。

丘吉尔的个人生活也陷入困境。首先是在财务上，1929年的美国股市崩盘，几乎让他损失全部财产；其次是健康上，1931年访问美国期间，他出了车祸，身受重伤；然后是精神上，很容易陷入沮丧情绪，丘吉尔称之为“黑狗”，即抑郁症。在车祸之后，丘吉尔的夫人在给孩子的信中写道，政治失意，股市崩盘，身体创伤，“他说他恐怕永远无法从这三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了”。这时丘吉尔已经58岁了，但他还是振作了起来。

在充当“后座议员”（按下院惯例，重要议员坐在前排，普通议员则坐在后排）期间，丘吉尔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丘吉尔开始将重心转向德国。

此时德国的纳粹党勃勃兴起，攫取了德国政权。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加紧扩军备战。同时，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野心也膨胀起来，把黑手伸向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丘吉尔本来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一度抱有好感，认为墨索里尼是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在左翼革命威胁下挽救了意大利。但随着墨索里尼不断靠拢希特勒并发动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丘吉尔认定意大利迟早要和德国狼狈为奸。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侵略联盟。第二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丘吉尔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要出现了”。

丘吉尔一直坚持搜集有关英德关系和双方军备状况的情报。他同陆军部和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官员保持密切接触，无论对德国动向还是英国军事装备现状，都了如指掌。

他开始争取大力重整英国军事装备。巨大的水上障碍——英吉利海峡——把英国同西欧分开，这种情况使英国最担心的是德国空军。丘吉尔非常注意德国空军的发展，并极力设法迅速改变英国空军的状况。

丘吉尔一再强调德国空军的严重威胁：“海军是英国可靠的后盾……现在我们不能这样说了。可恶的空战方法的发明和改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不是20多年前那样的国家了。”他冒着“战争贩子”的罪名大声疾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一心一意地避免另一次大战的发生。但是万一发生了战争，我们就要斗争下去，为了能在战争中求生存，即便付诸武力也在所不惜。”丘吉尔比英国许多政治家更早认识到德国的威胁。

然而，1933年，和平主义在英国泛滥，首相麦克唐纳迫于财政危机，在议会下院大力鼓吹裁军，并在国际联盟提出一系列裁军建议。同时，对于坚定地保持强大陆军的法国进行制裁。

1937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接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新首相依然存在分歧。张伯伦主张祸水东引，推动德国对苏联交战，两败俱伤，便没有能力同英国争夺欧洲霸权。

以张伯伦和达拉第为首的英、法两国政府采取绥靖政策，对德国让步，与希特勒在慕尼黑达成协议，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以换取和平。谈判结束后，张伯伦回到伦敦还洋洋得意地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文明时代的和平。”

丘吉尔大声反对绥靖政策，谴责《慕尼黑协定》，他在下院的辩论中发言：“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丘吉尔开始主张建立以英法联盟为核心的包括苏联在内的反德同盟。丘吉尔认为，只有广泛联合欧洲乃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大联盟组织，以强硬的手段反击，甚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才能遏止法西斯独裁者的侵略野心。如果做到了这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而，远离政权中心的丘吉尔无法改变张伯伦奉行的绥靖主义。

不过战争阴云和张伯伦无原则的绥靖，成为拯救丘吉尔事实上已破产的政治生涯的关键因素。部分议员开始认识到不择手段、不顾牺牲的强硬派丘吉尔，远比温文尔雅、过度天真的张伯伦更适合担任战时领袖。议会中一直被孤立的丘吉尔，身边出现了一个几十人并且还在逐渐扩大的议员圈子。

丘吉尔最强的演讲功夫也渐渐取得成效。他借助广播讲话和各种围绕吃和抢劫的比喻让老百姓理解纳粹德国的威胁。

“不要以为慕尼黑已是结局，这仅仅是清算的开始，这只是我们尝到的第一杯苦酒。”“独裁者用手枪勒索了一个英镑，你如数交出后，他又要勒索两英镑。”这样平实而具有煽动性的言论，让丘吉尔的人气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此时环顾张伯伦内阁，乃至整个英国政坛，再也找不出比丘吉尔更有军事经验，更善于处理战争中棘手问题的政治家。

在当时英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中，只有丘吉尔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才能

需要指出的是，丘吉尔并不是反对绥靖，他反对的是张伯伦无原则，不符合英国政治传统的绥靖。作为孤立主义和绥靖的发明者，英国是形式上置身事外、实际在暗中折磨死对手的谋略大师。日后丘吉尔在围绕第二战场等方面的拖延，实际上也可以视为英式绥靖的变体，这种政策的本质，都是让大陆上无论敌友都流尽最后一滴血，而英国人躲在海峡另一面用有限的金钱和装备支持战争，给自己续命。

然而，张伯伦反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间，英国的绥靖政策很快一败涂地。1939年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解除了东方的后顾之忧。9月1日拂晓，德国大军大举越过波兰国境。英法两国同波兰订有同盟条约，不得不对德宣战。

英法对德宣战后，实际上依然袖手旁观，波兰陷落后，欧洲出现了一段漫长沉闷的间歇期，被称为“晦暗不明的战争”。英国民众对现状极为不满，抨击政府的错误政策，并呼吁“丘吉尔应当回内阁！”在公众要求下，张伯伦只能让丘吉尔重返内阁。

1939年9月3日，丘吉尔再度出任海军大臣。作为曾经的海军大臣，整个英国海军都对丘吉尔极为熟悉。一方面他是有远见卓识的技术路线图绘制者和预言家；但另一方面，丘吉尔的战时指挥能力尤其是战略眼光，让英国海军官兵们忐忑不安。整个海军对丘吉尔都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甚至有人私下打赌丘吉尔这一次能坚持多久。果不其然，不到一年，丘吉尔就搬出了海军的金钟大厦。只是谁也想不到，他成为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的主人。

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时的情况已经相当紧迫，虽然陆上战争处于间歇期，但海上战争一开始就很激烈。希特勒早已向德军发出命令，对英国实行全面封锁，猛烈袭击英国舰队和商船。

虽然朝野对他寄予厚望，海军内部对他却半信半疑。但丘吉尔不负众望。上任伊始，他便开始对海军部进行机构改革，建立高级作战指挥室，设立深挖战争潜力的统计处。

更令人意外的是，丘吉尔还学会了平衡和妥协，他甚至主动请张伯伦来协调军需和军队重组问题。他让海军实行护航制度，加紧武装商船，并对德国潜艇发起反攻，海上作战情况很快有了显著改善。

但战火已经越烧越烈，继波兰之后，丹麦和挪威也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沦陷。英国在挪威抵抗德军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英国的政治形势对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非常不利，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张伯伦遭到惨重失败。人民拥护同德国进行坚决的、积极的斗争，而在当时英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中，只有丘吉尔始终不渝地积极主张抵抗德国，并且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才能。但保守党人并不愿意独断专行的丘吉尔成为候选人，他们希望从拥护慕尼黑政策的人中选择新任首相。张伯伦也赖着不肯交权。

正当英国在政权上激烈角逐时，德国在征服北欧后，迅即发动攻势，袭击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盟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形势急转直下。张伯伦被迫宣布辞职，解散政府。1940年5月10日，英国国王紧急召丘吉尔入宫觐见，令他重组政府。晚上10时，丘吉尔将战时内阁名单呈交国王——65岁的丘吉尔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英国首相！

1940年5月13日，刚刚接任首相3天的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题为《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就职演说，这篇著名演说极大鼓舞了公众的信心。日后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丘吉尔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评价：“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准确敏锐，内容壮观动人，他正是以这样伟大的演说，树立起了永垂不朽的丰碑。”

而在这些扣人心弦的演讲功夫背后，他还是一个卓有远见的铁腕政治家。所有人都记住了英国海军和整个国家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表现出来的强大动员能力。“英格兰所有能漂浮的东西，全都去了敦刻尔克”可不是一句简单的玩笑话。

丘吉尔上任后，迅速地赢得了朝野的支持，迅即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实现全国总动员的基础上，合纵连横，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不断壮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丘吉尔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朋友，尽管与苏联有敌意，但丘吉尔与苏联尽释前嫌，德军闪击苏联以后，英苏双方结成了可靠的同盟。同时，丘吉尔不断争取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支持，积极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斡旋，美国向英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几乎掏空了美国的军火库。

此后的5年，是战争的5年，也是丘吉尔成为二战三巨头之一的5年。不过很显然，丘吉尔是其中最为弱势的一个，但他仍然顽强地捍卫了一个老牌帝国的尊严与利益。

1941年10月，丘吉尔在母校哈罗公学演讲时说：“绝不屈服，绝不妥协，绝不，绝不，绝不，绝不——任何情况下都不妥协，无论事情大小，也不管重大细微——除非事关荣誉与贤明，否则绝不妥协。”

“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

战争结束之后，遵照民意，丘吉尔决定于1945年7月5日举行大选。丘吉尔对大选信心十足，连斯大林、杜鲁门也认为丘吉尔的连选连任只是时间问题。为此，他们将波茨坦会议专门休会两天，专等丘吉尔胜选归来。

然而，7月26日，处在人生最得意时刻的丘吉尔在大选中失败，辞去首相职务。丘吉尔最后在唐宁街发表了一项声明：“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斯大林曾对丘吉尔说：“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你看我，谁敢罢免我！”

丘吉尔回应：“我打仗就是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

1945年丘吉尔离开辞去首相时，已年过七旬，大多数人此时已安享晚年。但丘吉尔依然壮心不已。接下来几年里，丘吉尔多管齐下，一方面潜心研究形势，伺机东山再起；一方面整顿保守党党务，扩大保守党的群众基础，增强保守党的凝聚力。

丘吉尔终于等来机会。1950年10月25日，英国大选，丘吉尔果断出击。10月26日，马上77岁的丘吉尔就任保守党内阁首相。

此外，丘吉尔一直笔耕不辍，创作了六卷本长达数百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3年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授予他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54年初，丘吉尔为了实现和平缔造者的理想，曾试图会见苏联领导人，但最终没有实施。后来他说：“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

1955年4月5日，丘吉尔辞职。当时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在离开前，他举行茶会招待全体公务人员。当他从房子走向等候的车子时，他们站在大楼旁唱‘他是一个快活的好伙伴’，他吸着雪茄，用他有名的‘V’字手势向聚集在唐宁街上的群众打招呼。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祝福的欢呼声和叫喊声中，乘车慢慢地离去。”

1964年11月30日，丘吉尔度过了90岁诞辰。第二年1月24日，丘吉尔逝世，英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参考资料：《临危受命丘吉尔》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二战三巨头三魔头的一战成人礼》《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15期、《丘吉尔传：我的青春》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等；作者：解力夫、李响、温斯顿·丘吉尔等）

链接 宋美龄为何拒见丘吉尔

1943年，当宋美龄风靡美国时，英国也向她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庄重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但宋美龄近乎固执地拒绝了。

英国力邀宋美龄赴英访问

1943年，英国政府对于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开始清醒起来。他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其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丘吉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而且他们也感到了华盛顿“要求它对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和更有助益的政策之压力”。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丘吉尔写信给陆军元帅韦维尔说：“我必须向你解释美国的观点。在许多美国人的头脑中，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如果要把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中国’。”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和遭受野蛮侵略的苦难，已经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家声誉及地位空前未有地得到提高。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促使英国政府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友好和积极的态度。英国政府官员曾一再向顾维钧表示：“为了解决战后必定出现的许多问题，两国间的密切合作不仅是双方的愿望，也是十分必要的。”

力邀宋美龄赴英国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加强友谊关系的一种姿态和行动。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邀请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给了宋美龄非常隆重的接待，而她在各处的演讲更是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不论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宋子文认为，“如果她处于蒋夫人的地位，她就不去”

1943年1月，中美、中英分别订立平等新约，取消了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从法理上说，中国与盟国是平等伙伴关系了。但是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和5月的华盛顿会议，都未邀请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会。

丘吉尔在1943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他认为战争的进程应该是先打败德国，然后尽最后的努力来战胜日本，并说用不着使用对付德国的全部军队去“挽救”中国。在谈到战后秩序时，他说将由英、美、苏三大战胜国来商讨世界组织的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庆政府对丘吉尔在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

外交部长宋子文对英国在轻视中国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典型帝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感到难以容忍。在进行中英平等新约谈判时，宋子文便对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颇为不满。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请宋美龄访英，宋子文认为：“如果她处于蒋夫人的地位，她就不去，丘吉尔的那篇讲话使访问显得更为不妥。这样做就像中国挨了一记耳光还赔笑脸。看来我们将受到一个被英国‘挽救’的流亡政府的待遇。”但同时，宋子文也表示了另一种观点：“反过来，说不定正是为了这篇演说，蒋夫人更应该走一趟。”他告诉顾维钧说，他刚给宋美龄写了一封长信，说明自己的看法，但访问与否请她自己决定。

宋美龄因为尊严未到华盛顿，丘吉尔因为“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

经过几番考虑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

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带来了100多位重要将领及官员，其中包括在印度的陆海空军司令长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宋美龄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后，蒋介石主张会见丘吉尔，同时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并发表声明：“此次丘吉尔首相在华府期间，凡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

事实上，顾维钧自从听到丘吉尔到美国的消息后，就认为丘吉尔与宋美龄会见是个好主意，对中、英关系能有重大影响。但他觉得唯一的问题是：丘吉尔是否打算来纽约，那样对会见宋美龄比较方便（除赴白宫外，在丘吉尔访美期间，宋美龄一直在纽约）。如果丘吉尔觉得占用时间太多不来纽约，但又愿意与宋美龄会谈怎么办？与宋美龄同行的孔令伟（原行政院长孔祥熙与宋霭龄的次女，长期陪伴在宋美龄身边）认为：“蒋夫人是一位女士，丘吉尔前去拜访比较合适。”

1943年5月15日，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以图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以身体“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辞，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的安排，再次拒绝了邀请。对于这件事，她在见到顾维钧时作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无论如何我在政治上没有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一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到华盛顿，丘吉尔因为“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直到两人参加开罗会议才第一次相见。

丘吉尔夫人对此事耿耿于怀，二十多年后，《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沙滋柏格采访丘吉尔夫妇，她还提起了那段往事：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说：“我想介绍你见见蒋夫人，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罗斯福立即打电话给蒋夫人，邀她第二天到白宫来与丘吉尔一道午餐，但宋美龄拒绝了，她说，丘吉尔要先打电话给她，她才会答应，午饭最后还是没有吃成。

顾维钧分析宋美龄不接受访英邀请与不愿意去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可能是因为“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上又比较感情用事”。他认为：“无论怎么说，被邀访英和在美国未同丘吉尔会晤这两件事，处理欠妥。”顾维钧很为这件事惋惜。他认为：“英国邀请她访问，肯定是一种表示深切友谊的姿态。这是给中国的荣誉，很少给别的国家。”

宋美龄的做法也有其道理。英国战时在远东的表现的确令人失望，一直是一种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与架势，即使在成为盟国后亦无多大改观。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回国后，对解决印度问题仍很关注。后来，由于英、印政府与国民大会党谈判失败而矛盾激化，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准备再发动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与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尼赫鲁等一道被捕。蒋介石多次呼吁双方和解。由于甘地绝食，生命垂危，1943年2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要她“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先生，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宋美龄遂及时告诉罗斯福。罗斯福致电美国驻印代表菲利浦斯告诉印度总督：“无论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因绝食而亡。”但印督答称：“如彼欲死，似无办法。”

宋美龄为促进释放尼赫鲁继续努力，又发表声明敦促“释放尼赫鲁”。为此，英国政府很是恼火，驻美官员哈里法克斯找宋子文提出抗议。宋子文回答：“这件事不足为奇，因为蒋夫人是位妇女，说话时会感情重于理智。此外，这是她个人的发言，英国不必过分认真。我将不把抗议转达，以免把事情弄僵。”为以毒攻毒，宋子文就另一件事提出了抗议：当宋美龄赴美国时飞经印度，英、印当局并不知晓，事后英、印政府致信美国政府，抗议“偷运”宋美龄经过印度。宋子文认为：“对蒋夫人这样有身份的人，用这类语言是不可饶恕的，这是英政府的无礼和失态。”

自中、英新约签署后，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他曾指示有关部门应尽量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因此，蒋介石在宋美龄决定不去英国后，又希望宋美龄能够在美国与丘吉尔会面。但是宋美龄根据英国一贯表现判断去英国不可能有访美那样的效果，见丘吉尔也不能改变他的既定方针，与其出访无效果，不如拒绝，对他进行一个回击，作为反法西斯主力之一的中国不应该也不能太软弱。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宋美龄为何拒见丘吉尔》《环球时报》2016年6月21日；作者：马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