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基础研究

宋代《年鉴》一书考略

牟国义

在我国古典文献中，《宋史》卷二百六《艺文五》曾有“年鉴一卷”的记载。追溯“年鉴”一词，年鉴界乃至辞书界普遍采用《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记述一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一些早期年鉴编纂者就认为：“年鉴之作，由来久矣。《宋志》列有《年鉴》一卷。原书虽佚，足征我国古代已有此书。”^[1]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年鉴事业的勃兴，《宋志》中有关“年鉴”一词的记录在年鉴专业书刊、图书馆学刊乃至工具书中广为人们所采用。除多数人继续沿袭我国年鉴编纂起源于宋代一说之外，部分研究者又对“年鉴一卷”的记载提出了新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年鉴”一词，在汉语中最早见于《宋志》^[2]；另一种观点认为，《宋志》中“年鉴一卷”的作者为宋代刘玄^[3]；第三种观点认为，宋代“年鉴一卷”已无从知其内容，很难说它是我国第一本年鉴，也很难断定它是否与现代概念的年鉴名副其实^[4]；第四种观点推测：“该书的内容可能与天文占卜有关，与我们现在讲的工具书恐无涉。”^[5]《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年鉴”一条的表述即采纳了上述部分观点。该书第一版《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表述是：“在中国，《宋史·艺文志》曾著录《年鉴》一卷，但原书早佚，无从知其内容”；《新闻·出版》卷则在“《年鉴》一卷”的表述后注明了作者“刘玄”。新近出版的第二版本仍沿用其说。^[6]

对宋代“年鉴”一书，目前仅在相关文章中偶有提及。“年鉴”一书始见于何时，有无撰者，属于什么内容性质的书籍，未见专门论述。本文从目录学源流角度略作爬梳，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 著录源流

我国目录之学开创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从此，四部分类法成为后世目录分类的标准。从目录编制的功用上划分，一般把我国古代目录书籍分为国家目录、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国家目录即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由政府主持编制的目录，又称官修目录；史志目录即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当时的图书情况记录整理，成为史书的一部分而随史书流传下来的目录；私家目录则是根据私人藏书所编制的目录。据专家统计，从汉魏迄明末，官修目录60种，史志目录14种，私家目录60种。^[7]宋代以前，官修目录、私人藏书目录亡佚殆尽，现存的《汉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下分别简称《汉志》、《旧唐志》、《新唐志》）及《隋志》中尚无“年鉴”一词的记述。

宋代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开国后，政治统一安定，经济恢复发展，雕版印刷术广泛开展运用。在“兴文教，抑武事”的思想指导下，宋代诸朝十分重视本朝历史的修撰，搜书、刻书、校书、考订书籍成就斐然，官私目录编制日趋繁荣，目录学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8]这一时期，编制的政府藏书目录有《崇文总目》、《秘书总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等，史志目录有《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私人藏书目录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下分别简称《读书志》、《遂初目》、《解题》）等。“年鉴一卷”即始见于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成书的宋代第一部有解题的官修目录——《崇文总目》中。元脱脱修《宋志》，即据宋代《崇文总目》、《秘书总目》等删并而成。《崇文总目》著录“年鉴一卷”的时间较1345年成书的《宋志》早了304年。

景祐元年（1034年），因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藏有“谬滥之书”，宋仁宗命张观、宋祁等定其存废，删去伪谬和重复，对疏漏的进行补写校对。后又派王尧臣、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仿唐开元年间所编《群书四部录》体例，编著书目。经过七年编撰，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成书，由王尧臣等奏上，赐名《崇文总目》。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著录四馆藏书三千四百四十五部、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每类有序，每书有提要。原书六十六卷，叙录一卷。《崇文总目》在宋末元初已残缺，明清时期仅有简目流传。现存《崇文总目》版本有三：一为宁波天一阁明抄宋版《崇文总目》一卷，有目无释，上有“阙”字，称“绍兴改定本”；二为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十二卷，为武英殿聚珍版本，也称“大典本”或“四库辑本”；三为清嘉庆四年（1799年），钱侗等人以家藏范氏天一阁抄本为基础，从《欧阳文忠公文集》、《玉海》、《文献通考》等书中，钩辑成《辑释》五卷、《补遗一卷》，辑得原序三十篇，原释九百八十条，引证四百二十条，称“钱辑本”。“钱辑本”子部五行类上著录“年鉴一卷”。^[9]

尽管《崇文总目》早已残缺不全，不能尽见其原书全貌，但该书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学者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道：“今观其书，载籍浩繁，牴牾诚所难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借以验存佚、辨真伪、核异同，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10]。现代研究者认为，《崇文总目》上承《群书四部录》，下启《四库全书总目》，是宋代书目有传本中最早的一部，现有解题书目中（除佛家经录外）所存最早的一部，也是现存北宋所编书目唯一的一部。它的纂修，是对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大力搜集历史文献的总结，成为后代官私目录体例上的范例。^[11]

自《崇文总目》首次著录“年鉴一卷”后，包括《宋志》在内，史上著录凡五次，兹按著录时间援引如下：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王尧臣《崇文总目》卷四十二“五行类上”：“年鉴一卷、通志略不著撰人”^[12]；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郑樵《通志·艺文略》（以下简称《通志》）“五行类·阴阳”：“年鉴，一卷”^[13]；

元顺帝至正年间，托托《宋志》卷二百五“艺文五·五行类”：“年鉴一卷”^[14]；

明世宗嘉靖年间，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五十一“艺文五·五行类”：“年鉴一卷”^[15]；

明神宗万历年间，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下“五行家·阴阳”：“年鉴一卷”^[16]。

《崇文总目》系根据国家馆阁藏书编修而成，从现存“钱辑本”完全可以断定，“年鉴一卷”为北宋仁宗时期国家馆藏典籍，并著录于当时的官修书录中。

二 作者辨正

据专家统计，宋代三百多年间，官修目录有12种，私家目录27种，史志目录6种，绝大部分已佚。^[17]现存的仅有《崇文目》（残）、《宋志》、《读书志》、《遂初目》、《解题》5部。后三部私家目录，均未著录“年鉴一卷”。

史上五次著录“年鉴”的文献史料，均无“年鉴一卷”撰人的记载。“钱辑本”《崇文目》在“年鉴一卷”后注“通志略不著撰人”，乃是根据郑樵《通志》未著作者而特意增加的“补释”。钱侗《崇文目辑释小引》云：“侗家旧藏四明范氏天一阁钞本，止载卷数。时或标注撰人，然惟经部十有一二，其余不过因书名相仿，始加注以别之，此外别无所见，读者病焉”，遂“区类搜采，其引见古今载籍者，辑而缀之”，“或原释无从考见，乃为博稽史志，补释撰人。”^[18]因“博稽史志”无果，遂采用《通志》的说法。从“年鉴一卷”五次著录的流变来看，自南宋郑樵未注明撰人之后，该书作者就不为后人所知了。

由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钱辑本”《崇文目》引《通志》“不著撰人”，北宋王尧臣等在《崇文目》收入“年鉴一卷”时有无著录撰人呢？另外，在《通志》问世近九百年后，为何在一些年鉴研究和工具文献中又出现作者“刘玄（一说刘先之）”呢？

其实，《崇文目》成书时，原有关于“年鉴一卷”撰人等情况的介绍。古代目录典籍大多有叙录。叙录，一称解题，或称释，旨在条其篇目，撮其旨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崇文目》体例，原书有序释，每书首列书名、次列卷数，最后为撰人或注释者的姓名，每类书目前有总计此类部卷的数字。“自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对于撰人之履历、思想，书之内容、得失，校书之曲折，皆缕述之。遂开后世解题一派”，《崇文目》“即完全接受《别录》之体例，对于一切皆一一详论者也”^[19]。清代学者也认为：“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佚，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矣。”^[20]现代专家学者认为，《崇文总目》的解题，系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开创了一种将各书、作者、内容、篇卷综合介绍的新的更为完善的叙录体解题形式。^[21]但古代学者也对《崇文目》的叙录颇有微词。郑樵曾对其“注说”和“释”提出过批评：“古之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注解者，人之姓名耳”，“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注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繁矣，何用一一说焉？”“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崇文总目》必欲一一为之释，间有见名知义者，亦强为之释。”^[22]对其“注说”和“释”，郑樵显然持不同意见。

关于《崇文总目》叙录亡佚的原因，史上有二说：一说亡于郑樵。清代学者朱彝尊和《四库全书》编纂者持此观点。朱彝尊言：“《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予求之四十年不获。归田之后，闻四明范氏天一阁有藏本，以语黄冈张学使。按部之日，传抄寄予。展卷读之，只有其目。当日之叙释，无一存焉。乐平马氏经籍考，述郑渔仲之言，以排比诸儒，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嫌其文繁无用。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叙释也。”^[23]《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考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畯，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24]一说亡于传抄者，清代杭世骏、钱大昕、钱侗等学者和近现代目录学家多持这一观点。杭世骏言：“竹诧检讨谓删去解题，始于郑夹漈作《通志略》，非也。马贵与撰《通考》、王伯厚著《玉海》，生后夹漈百余年，其书皆引证其说。嘉定七年，武夷蔡骥刻《列女传》，首简亦引此书，则知此书在宋时原未有阙，后世传抄者畏其繁重，乃率意删去耳。”^[25]钱大昕辨析道：“渔仲以荐入官，在绍兴之末，未登馆阁，旋即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倾动一时。若绍兴十二年，渔仲一闽中布衣耳，谁复传其言者。朱氏不过一时揣度之词，未及研究岁月。”^[26]

至于后来又出现作者为“刘玄（一说刘先之）”，仔细查看《宋志》，属一些年鉴研究者不明古籍编目和古文文法而误读误判所致。古书没有标点，古文皆为竖排，各条连刻，容易引起后人误解。《宋志》著录各书，一般按撰人、书名、卷数的顺序，如：黄惇、通乾论、五卷。少数条文，撰人用小注形式注于卷数之后，如“韩子、二十卷、韩非撰”。撰人不明者，条下注“不知撰人”或“不知作者”。该志著录“年鉴一卷”条，前为“黄帝朔书一卷托太公、师旷、东方朔撰”，后为“刘玄一作（先）之月令图一卷”，“刘玄（一作先）之”（而非“刘玄”）当为《月令图》作者，而非《年鉴》撰人。《通志》“四民福禄论，三卷。李淳风撰”后，著录“年鉴，一卷”，则李淳风为“四民福禄论”撰人，“年鉴，一卷”未著撰人。至明代，《宋史新编》著录“年鉴一卷”条，也列明前为“黄帝朔书一卷托大公、师旷、东方朔撰”，后为“刘玄之月令图一卷玄一作先”；《国史经籍志》前为“黄帝朔书一卷师旷东方朔、月令图一卷刘先生、四民福禄论三卷李淳风”，后为“福禄论三卷”。

断定《年鉴》一书非“刘玄（一作先）之”的另一佐证，无过于陈乐素先生关于《宋史艺文志考证》的研究成果。该书以考异为名，根据《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崇文目》、《绍兴秘书省目》、《读书志》、《通志》、《中兴馆阁书目》、《解题》、《玉海》、《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宋史列传》、《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佛藏》、《道藏》、《医籍考》等，并旁及他书，对《宋志》所著录的九千八百四十一部只有书名、卷数、撰人而无其他记载的古籍分别进行考订，凡“有与他志异，或本志上下文异者，一一举出之”，并加以综合分析，指出哪些是《宋志》的错误，哪些是他书的错误。^[27]关于“刘玄（一作先）之月令图一卷”条，陈先生考订如下：“同类下文重出一部，作刘玄之《月令节候图》一卷，《崇文目》、《通志》作刘先之《月令图》。”^[28]也并没有把“年鉴一卷”归于“刘玄（一作先）之”名下。

综上所述，“年鉴一卷”在北宋前期的《崇文目》中著有撰人，及至南宋郑樵，《通志》就未著录撰者姓氏了。钱侗经多方辑佚考订，仍然撰者不明。当代有关文献或工具书中署“年鉴一卷”为“刘玄”（或刘玄之）撰，乃误读误判古典文献编目所致。

三 内容探究

古典文献基本上是依据其内容性质进行分类。作为古代学术文化演进的重要文献载体，艺文志向有“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29]之说。“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30]。宋代“年鉴一卷”，由于作者不明、解题亡佚，其内容已无从准确研判。查考见存文献，无论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各种类书，还是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诸家辑佚典籍，均无该书流传至今的内容残存文字信息，可谓“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但根据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从著录类别、术数发展等方面仍可窥见一些蛛丝马迹。

从古典目录分类来看，史上有关“年鉴一卷”的五次著录，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均列入子部。《崇文目》、《宋志》、《宋史新编》将其归入五行类，《通志》、《国史经籍志》将其归入五行类中的阴阳家。单从目录学分类上判别，《年鉴》一书属术数中阴阳五行类书籍无疑，这也是后来有的学者判定其“与天文占卜有关”的原因。

然五行类抑或阴阳类的划分，在古代都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历史概念，不论在名义还是在分类上，史家对此都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史记》的《日者列传》，叙述汉武帝聚占家决娶妇择日，有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天人、太乙七家。“五行”即“日者”之一种，专指讲阴阳五行时令的一种术数派别。《汉书》将数术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其中“五行”则是此类占家的总称，内容包括阴阳五行时令、堪舆、灾异、丛辰、太乙、刑德、遁甲、六壬等31家各种择日书籍。《隋志》从“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睹形法以辨其贵贱”^[31]出发，把风角、式占、卜筮、形法、杂占等272种书籍归入五行类范畴。盛唐时期编纂的法典《唐六典》，认为，“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32]。陈振孙云：“自司马氏论九流，其后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皆著阴阳家。而天文、历谱、五行、卜筮、形法之属，别为《数术略》。其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至其论术家，则又以为羲和卜史之流……然则阴阳之与数术，亦未有以大异也。不知当时何以别之”，“隋唐以来子部，遂阙阴阳一家。至董逌《藏书志》，始以星占、五行书为阴阳类”，因“以时日、禄命、遁甲等备阴阳一家之阙”^[33]，将阴阳家与历数、卜筮、形法并列，收录33部书籍。《四库总目》编纂者则认为，“五行休咎见于《洪范》。盖以征人事之得失，而反求其本，非推测祸福，预为趋避计也。后世寝失其初，遂为术数之所托”，五行、阴阳“二家之理本相出入，末流合而一之，习其技者亦不能自分别矣”^[34]，故把“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归为数学，“星土云物”归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殚名，史志总概以五行”，并将术数“析而别之”为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并而合之者”为阴阳五行之属。^[35]其阴阳五行之属著录的书籍包括太乙、遁甲、星历、选择诸书。

最早收录“年鉴”的《崇文目》，以及后来的《宋志》、《宋史新编》诸书，未对五行类书籍进行细分，且书目的分类、编次都较为混乱（详见下文论述），“五行”在上述各书中只是除天文占书类、历数类、卜筮类（或蓍龟类）之外各种术数流派的一个总称。关于术数中五行的分类，研究最深、分类最细的当数郑樵。《通志》将天文、历数、算数、五行四类归为术数，收书1463部。其中，五行类收书1014部，细分为易占、轨革、筮占、龟卜、射覆、占梦、杂占、风角、鸟情、逆刺、遁甲、太乙、九宫、六壬、式经、阴阳、元辰、三命、行年、相法、相笏、相印、相字、堪舆、易图、婚嫁、产乳、登坛、宅经、葬书共30个小类，内中“阴阳”收书71部。焦竑编纂的《国史经籍志》，仿效郑樵的五行分类，仅将“行年”并入“三命”，其“阴阳”所收书籍与《通志·艺文略》完全相同。

郑樵关于《年鉴》一书的细分，为我们探究该书的内容提供了具体方向。参照有关文献分析，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粗略判断。

一是清代学者姚振宗对《隋志》的研究成果。《隋志》五行类，收书272种。姚氏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中，通过考证，细分为33类。其中，将《天皇大神气君注历》、《万年历》、《历祠》、《田家历》等10部书籍归为“历纪类”，将《东方朔历》、《太岁所在占善恶书》等9部书籍归为“杂占吉凶灾祥类”，将《杂忌历》、《太史百忌历图》、《晋灾异簿》等16部书籍归为“禁忌及灾祥类”。其小注云：“《通志略》以上三类之书汇次为一，曰阴阳。阴阳所包者，广于本志，章段节目，未尽分明，故不从之也。”^[36]“本志”即《隋志》。据此可知，郑樵的《通志》阴阳类汇集了《隋志》中历纪、禁忌、吉凶灾祥三类共35部书籍，但收录的书籍又多于《隋志》，只是未按历纪、吉凶灾祥、禁忌灾祥作进一步的细分。《通志》阴阳类所收录的书籍大致为时日吉凶禁忌方面的内容，只不过在收录的数量上更多而已。

二是史上有关“日书”、“年历”、“阴阳书”等有关记载。古代的术数历来和星命、选择时日结合在一起。择日之书，向有“阴阳”、“五行”、“时令”、“月令”、“日书”、“历书”、“历注”、“历忌”等不同叫法^[37]。我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与“年鉴”相似的选择类书籍的记载。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中就有甲、乙两种《日书》，约为战国时期作品。这两种《日书》皆采用干支纪法纪日、月，以四象二十八宿观象授时，按阴阳五行学说推断吉凶，从而选择出行、见官、谋事、造房的方向和时日，其中还有不少驱鬼、占梦、禁忌的资料。《旧唐书》卷八十三蒋乂传记载，“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关于“年历”，除极少数典籍在史部编年类中以“年历”冠名之外^[38]，古文献中的“年历”大多与历法有关。《晋书》载，“汉仪，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每月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正”，^[39]并载皇甫谧撰《年历》一书。《梁书》也有陶弘景著《帝王年历》。唐代元稹所写的《长庆历》一诗有这样几句：“年历复年历，卷尽悲且惜。历日何足悲，但悲年运易。年年岂无叹，此叹何唧唧。所叹别此年，永无长庆历。”而关于“阴阳书”，《北齐书》宋景业传载：“或曰，阴阳书，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隋书》萧吉传云：“及隋受禅让，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据专家考证，“上述‘阴阳书’乃是当时历注、时日宜忌的通称，‘阴阳书’此义是后世的主流。”^[40]唐太宗时，“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刊成，诏颁天下”，其中三篇为宅经、禄命、葬^[41]。检索《通志·艺文略》阴阳类目录，不乏《广济阴阳百忌历》、《五行家国通用图历》、《选日阴阳月鉴》、《阴阳书》、《六十甲子时辰星吉凶法》、《选日精要》、《铁扫帚年月》、《五姓万事历》等诸如此类的书籍。《年鉴》一书，列于上述书目之后，当为同一类书籍。

三是“年”的概念的演变。“年”的概念最初是基于物候所产生的，其本义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甲骨文中，“年”呈现出的是果实丰收的形象。《说文解字》：年，从禾，谷熟也。《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年的含义逐渐由原来的物候特征向天象纪时转变，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广泛运用于古代天文、历数，并衍生出择日、占卜、命理、星相等众多的术数派别。“年”所与生俱来的物候和农时的本义，在农业生产生活中逐渐为“月令”、“月鉴”、“月录”、“十二月”、“七十二候”、“四时”、“田家”、“时镜”、“时节气候”、“岁时”、“时令”、“授时”、“农候”等词汇和概念所取代^[42]。而诸如“年忌”、“行年”、“年庚”、“月值年灾”（亦作“年灾月厄”）、“年寿命运”等时令吉凶类的词汇，则广为流传开来。《灵枢经》记载：“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岁、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则病行，失则忧矣。当此之时，无为奸事，是为年忌。”张景岳注：“年忌者，忌有常数，所以示人之避患也。”^[43]唐宋时期是术数发展的高潮时期。“肇于《珞琭子》，衍于李虚中，盛于徐居易”的禄命术曾经风行一时，“古今高人达士稽考天术、推察阴阳，以太乙数而推天运吉凶，以六壬而推人事吉凶，以奇门而推地方吉凶，以年月日时而推人一生吉凶”^[44]。周必大《跋廖中〈五行精纪〉》言：“今士大夫至田夫野老，人人喜谈命，故其书满天下。”^[45]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年鉴》一书，与同为《崇文目》、《通志》、《宋志》著录的《选日阴阳月鉴》、《阴阳书》、《铁扫帚年月》、《四民福禄论》、《月令图》、《黄帝朔书》等书籍同时出现，其内容也就显而易见了。

可以认为，宋代“年鉴一卷”，当为术数中因阴阳五行讲时令吉凶内容的书籍。研究术数历史的现代学者，具体将“阴阳”归入杂占系统中的五行时令类^[46]。

不过，也应当看到，按照传统的分类标准去衡量，著录“年鉴”一书的五种典籍，在目录分类上并未完全以类相从，分类不当、前后混杂、疏漏错乱之处比较普遍。《崇文目》问世后，由于是众手成书，后人不断对其加以纠正。宋代黄伯思曾校正《崇文目》，指出其人名、分类、年代、史实等17处疏谬^[47]；南宋郑樵批评《崇文目》“编次失书”、“编次之讹”、“编次不明”、“看前不看后”，无日月之书，缺射覆、轨革两家^[48]，《四库总目》认为“郑樵《通志·校雠略》则全为攻击此书而作”^[49]；明代焦竑对《崇文目》100多种书籍的分类缺失进行纠谬^[50]。对郑樵的《通志》，焦竑也同样列举了50处左右在作者、分类、重出等方面的错误。《宋志》更因成书仓促，编者水平不高，向来为后人所诟病。《四库总目》一再批评该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51]近代学者陈乐素先生经过考证，列举了该志27处分类不当的错误^[52]。至于焦竑编纂的《国史经籍志》，《四库总目》则将其列入存目，评论道：“顾其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书目，唯是书最不足凭。”^[53]因此，具体到某部书籍特别是佚书的著录，历代史志目录、政书目录、私家目录的分类标准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同一部类著录的书籍很可能属于其他部类，不同部类的书籍往往混杂其中、真伪难辨。古代目录文献分类混乱的情况表明，一部书籍的性质内容，仅从分类或书名上是很难判别的，也是不够准确的。如《四民福禄论》、《崇文目》、《通志》、《国史经籍志》皆入五行类，而《遂初目》、《宋志》、《宋史新编》则入农家类。《年鉴》一书的内容目前不能详断，只能作如上初步判别。

四 余论

检索《崇文目》、《通志》、《宋志》等目录文献，笔者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带“鉴”字的书名比较多。《崇文目》中，岁时类有《时鉴新书》，卜筮类有《人伦宝鉴》，天文占书类有《古今通占鉴》，五行类中有《选日阴阳月鉴》、《太乙金鉴式经》、《六壬元鉴》、《人伦龟鉴》、《地鉴》等书；《通志》中，有《地鉴》、《易鉴》、《太上宝鉴录》、《式鉴经》、《五星明鉴经》、《龟鉴骨法》等；《宋史》中，有《韵海鉴源》、《中枢龟鉴》、《唐国鉴图》、《月鉴》、《应轮心鉴》、《周易玉鉴图》等。“鉴”字的广泛运用，可能与《资治通鉴》的编纂取名和当时避讳有很大的关系。

据清代魏松《壹是纪始》考证：“史书称鉴始于宋”（光绪重刊本，文史类卷之九）。当时大量阴阳五行类书籍以“鉴”冠名，无疑是受到《资治通鉴》命名的影响。宋太祖赵匡胤，祖名敬，追尊翼祖简恭皇帝。避正讳“敬”，或改为“照”，或改为“严”，或改为“钦”，或改为“景”；避嫌名“镜”，或改为“鉴”。钱东垣在《崇文目》辑本中，对因避嫌讳“镜”而改为“鉴”的有关书名进行了考释，如礼类《开元礼义鉴》，小学类《韵海鉴源》，小说类《古鉴记》，兵家类《真人水鉴》，医书类《五脏鉴元》，卜筮类《易鉴》、《太乙金鉴式经》、《连珠明鉴式经》、《六壬明鉴连珠歌》、《金娄地鉴》、《老子地鉴诀秘术》，道家类《老子心鉴》等，“鉴”作“镜”。^[54]近代史家陈乐素也指正了《宋志》因不明避讳“敬”而造成的22处书名错误，如故事类《中枢龟鉴》，地理类《唐国鉴图》，农家类《月鉴》，天文类《应轮心鉴》，五行类《易鉴》、《周易鉴颂》、《金图地鉴》、《地鉴书》等。^[55]《年鉴》一书是否本名“年镜”，也因避嫌讳而改，尚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姑且存疑。

“年鉴一卷”的存佚，根据现有资料，目前暂时只能作出一个大致的时间判断。通常情况下，古典目录文献是于每一类中著录同一类的书籍，按成书时代先后编排。以《通志》为例^[56]，《年鉴》前后书籍编排顺序分别为李淳风《四民福禄论》、《福禄论》（按，李淳风，《旧唐书》有传，生于公元602年，卒于670年）。经目录比对，《通志》阴阳类收录的71部作品中，有36部已见于《隋志》，除此之外又有6部见于《新唐志》，余下的29部绝大多数为推断时日禁忌、禄命吉凶方面的书籍。换言之，《通志》阴阳类收录的包括《年鉴》一书在内的29部书籍，可能是唐代后期或五代至宋初新出现的。联系到唐宋时期术数发展特别是禄命术盛行的背景，《年鉴》一书似可断定为唐末宋初作品。

与历史上许多古籍的命运一样，宋初三馆典藏的3万多卷书籍，因兵燹等故，在北宋后期许多已亡佚。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即距《崇文总目》编纂完成仅几十年之后，“按籍而求之，十才六七，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余卷，而脱简断编，亡散缺佚之数浸多”（见《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靖康之难，“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府库蓄积为之一空”（见《宋史钦宗纪》），“书史以来，安禄山陷长安以后破京师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来蓄积，自是一旦扫地”（见《靖康要录》卷十四）。连《崇文总目》，到宋末元初也已没有完整的本子了。郑樵生活在北宋末期南宋初期，经历了靖康之难，以“一闽中布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当时《通志》的编纂，或许也只见其目，未见其书。现存南宋的三大私家藏书目录《遂初目》、《读书志》、《解题》，均未著录《年鉴》一书，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可能与北宋以来对天文、六壬、遁甲、三命以及其他阴阳类书籍实行书禁有关。

（作者单位：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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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颖：《30年代中国年鉴学思想初探》，《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2期。

[2] 程磊：《中国年鉴史话》，《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年第2期；方厚枢：《中国年鉴编纂出版概况》，载中国年鉴研究会编《中国年鉴概览》，华艺出版社，1993。

[3] 方厚枢：《中国年鉴编纂出版概况》，载中国年鉴研究会编《中国年鉴概览》，华艺出版社，1993。

[4] 程磊：《中国年鉴史话》，《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年第2期；李今山：《年鉴史初探》，《年鉴通讯》1984年第1期。

[5] 王世伟：《中国早期年鉴编纂出版述略》，《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

[6]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16～559“年鉴”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7]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第73页。

[8]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4页。

[9] 钱东垣：《崇文总目附补遗》卷四，《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第247页。

[10]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史部目录类一，中华书局，1965，第728页。

[11] 张围东：《宋代〈崇文总目〉之研究》第四至六章，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第15册，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

[12] 见“钱辑本”卷四，《崇文总目附补遗》三，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第247页。

[13] 见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第1692页。

[14] 见《宋史》第十五册，中华书局，1977，第5250页。

[15] 见《宋史新编》，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晴江刻本。

[16] 见《国史经籍志·附录》三，《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28年，第208页。

[17]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第73页。

[18] 钱东垣：《崇文总目辑释小引》，见《崇文总目附补遗》，《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

[19]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124页。

[20] 朱彝尊：《崇文总目跋》，《曝书亭集》卷四十四，世界书局，民国26年。

[21] 张围东：《宋代〈崇文总目〉之研究》第四—六章，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第15册，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

[22] 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校雠略》，“泛释无义论一篇”、“书有不应释论三篇”，中华书局，1995，第1818～1819页。

[23] 钱东垣：《崇文总目附补遗》附录，《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第402页。

[24]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史部目录类一，中华书局，1965，第728页。

[25] 杭世骏：《崇文总目跋》，《道古堂文集》卷二五，收入《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05页。

[26]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312页。

[27]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参见《考异例言》、《误例说明》，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28]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一篇《宋史艺文志考异》，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275页。

[29]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书十六《汉艺文志考证》引金榜语，上海书店，2005，第162页。

[30]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2007，第9页。

[31] 《隋书·经籍志》卷三经籍三，商务印书馆，1955，第102页。

[32]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条，中华书局，1992，第411页。

[33]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阴阳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69页。

[34]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九子部术数类二，中华书局，1965，第931页。

[35]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八子部术数类一，中华书局，1965，第914页。

[36]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六，子部十三五行家，载《师石山房丛书》，开明书店，民国25年，第576页。

[37]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数术丛谈，《读几种出土发现的选择类古书》，东方出版社，2000，第321页。

[38] 参见《崇文总目》编年类《年历图》，《通志·艺文略》史类编年《唐年历》等书。

[39] 《晋书》卷十九志第九礼上，中华书局，1974。

[40] 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中华书局，2005，第188页。

[41] 《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二十吕才传。

[42] 参见毛雍编《中国农书目录汇编》，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第一种，民国13年6月印行。

[43] 苏颖：《黄帝内经·灵枢译注》第九卷《阴阳二十五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361页。

[44] 万民英：《三命通会》卷一“论支干源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

[45] 转引自刘国忠《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第62页。

[46] 宋会群：《中国术数文化史》第一章绪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第23页。

[47] 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中华书局，1988，第332页。

[48] 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华书局，1995。

[49]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史部目录一，中华书局，1965，第729页。

[50] 焦竑：《国史经籍志附录》，《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28年，第4页。

[51]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史部目录一，中华书局，1965，第728页。

[52]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二篇《宋史艺文志误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643页。

[53]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七史部目录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第744页。

[54] 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第234页。

[55]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二篇《宋史艺文志误例》第六章《避讳改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639页。

[56] 因《崇文总目》原本已佚，目前见到的仅为清代钱氏辑释本，所收录的书籍有限，而《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宋史新编》五行类与该志又几无差别，《国史经籍志》五行类也基本上是仿《通志》而作，故不予参照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