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陶东风

本辑《文化研究》的第一个专题是微文化研究。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专题，是因为无论是《文化研究》集刊，还是它依托的主办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一直都非常重视由新技术引发的新文化现象，微文化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微博、微信、微贷、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赛博化，以及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重新定义了我们的时代。

微文化折射的其实是我们时代的大转型。在以福特主义为纲领的现代化大工业时期，“大”成为备受推崇的发展方式、文化诉求和美学理念。在唯“大”是求的发展模式下，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托拉斯、大广场、大楼、大马路……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大强度……“大”让我们感到紧张、压抑、沉闷、无个性和千篇一律，它甚至成为一种典型的“现代文明病”。

而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它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微时代的来临带给我们会心的微笑，带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们回归我们自身。

因此，“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也不仅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它还标志着由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形态的转型。

在政治层面上，微时代的政治不再是一统天下的宏观政治，而是更加世俗化和平民化的微观政治，它正在改写我们的政治话语，重新设置我们的政治议程，丰富我们的政治参与方式，与此同时，参与群体也随之更加草根化。

在经济层面上，微时代的经济是后福特主义的经济，是以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为导向的经济，是更加关注品质而不是一味追求规模的经济。微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无微不至。

在文化形式和生活心态层面上，“微文化”是不同于现代性大叙事的小叙事或微叙事，是一种祛魅时代的平民文化和去精英化时代的草根文化，微文化的低门槛和便捷带来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更高程度的自主性。它还打破了传统大众传播方式（如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对话交往空间。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也使谣言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容易造成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则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儿”，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微文化都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同时也对政府的文化政策制定和文化治理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一个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智库，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没有理由不对之予以关注。2013年11月，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与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微时代微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相关专家学者围绕微文化领域的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14年5月，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又与文艺研究杂志社、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联合召开“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学术研讨会，继续推进这个议题。此外，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还专门设立了2014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微文化与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研究”。

本刊组织的这个专题当然也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微文化系列研究的成果之一。不同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对微文化的基本特征、形态以及其中的某个类别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理论的前沿性和学术的敏感性想必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刊的第二个专题是网络谣言研究。谣言自古就有，但是网络时代的谣言因为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而传播得更为广泛和快捷，其对社会秩序乃至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也被放大了无数倍。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如何理解谣言，谣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何处理谣言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共同关心的重要而紧迫的议题。尽管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谣言的看法是负面的，而且还制定了整治网络谣言的法律法规，但对网络谣言的复杂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对于严格的学术研究而言，不能简单化地把网络谣言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对谣言的本质及其作用做简单化的理解。

何威的《网络谣言的概念、标准与成因》从八个问题展开，对网络谣言的概念、判断标准与成因等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作者坦言，之所以提出这八个问题，是因为对运动式的网络谣言治理他有不同意见。现在的治理方式看似成效卓著，但被批评为“简单粗暴”。更大的隐忧则是，官方话语里常见的“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的帽子，可能会遮蔽网络谣言滋长的复杂原因；封堵而非疏导的方案，难以长效而稳妥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黄毅峰的《谣言的生成机理、传播机制与应对路径分析》指出，迄今为止，人们仍然没有发现控制谣言的神奇秘方，因为谣言的出现取决于大量偶然因素。但是，谣言的盛行同时也包含一些必然因素，比如，社会管制的放松、利益表达的堵塞、政府信任的缺失、社会环境的变迁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谣言的传播规律，采取措施尽可能地预防谣言的滋生，控制谣言的传播，防止谣言的泛滥。

在这些研究中，不同的作者一致表现对社会信任问题的关注。谣言不但是一个传播现象，而且是民意的晴雨表，最能体现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甚至是大众政治参与的独特方式。谣言的流传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加里·阿兰·费因在他的《谣言、信任与公民社会：集体记忆与判断的文化》中甚至认为，谣言是公民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适当数量的谣言意味着社会参与、对集体秩序的投入和社会信任；要避免的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如果谣言成了人人相信的主导话语，那就意味着大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如果谣言几近消失，同样也不是好事，它意味着大众的政治冷漠或政府的恐怖统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谣言凸显了信任的重要性。“谣言既来自信任的社会组织，又为信任的社会组织做出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谣言表明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已经破产。谣言的存在表明，那些散布谣言的人或隐晦或明确地认为，那些来自官方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它们都是不充分的或不道德的，确切的信息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加里·阿兰·费因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美国政府说的，但对我们也不乏启示意义。

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与情感动员——“李刚门”事件的再分析》一文中，郭小安、严诗瑶分析了“李刚门”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与情感动员，以及其最后走向集体泄愤和社会抗争的过程。他们特别指出，在这个事件中，政府辟谣的作用微乎其微，它要么为网民既定的认知结构所同化或扭曲，要么进一步刺激了网民的情感诉求，反而延长了公共事件的兴奋周期。“在网络公共事件中，一旦涉及敏感区域如官、警、富，公众的集体记忆和刻板意见就很容易被激活，网络谣言将发挥强大的情感动员作用，把个体情绪迅速聚集为集体情绪，形成集体边界，达成集体共识”。对于此类网络谣言，关注公众情感比关注事实更重要，而且政府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网民如此不信任政府发布的消息（即使它是真实的）？“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来看，谣言能够与公众的情感结构互动，在本质上与现实社会的挤压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谣言是一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求知、政治表达、社会动员和社会抗议。所以，对于谣言的治理，应跳出谣言本身，深入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中，这才是谣言的治本之道”。作者的这个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本辑《文化研究》的第三个专题聚焦于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身上。2014年2月，霍尔因病辞世，引起了国际（包括中国）知识社会的强烈关注。作为国内文化研究的重要专门刊物之一，《文化研究》应该表示纪念和哀悼。而对于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对他表示纪念和哀悼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介绍和传播他的思想。正好我的好友黄卓越教授多年来潜心钻研英国文化研究，对霍尔也多有关注，于是请他担纲组织了这组文章。正如黄卓越教授所言，霍尔的撰述很少以个人专著方式出版，多为散见于杂志与书籍中的论文，以及各种整理后刊出的演讲文献。这对系统了解霍尔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国际学界对霍尔的评述虽然不少，但同样散见于各种书籍杂志中，搜寻起来相当不便。黄卓越先生具有远见卓识，他认为：“对霍尔的纪念最好还是先做一些有实在意义的补苴缝缀的工作，即以译事为先，然后再图其他。”于是精心选择了四篇译文，包括霍尔本人自撰的重要文章，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黄卓越教授所言：通过对以上诸文的阅读，想必学者们会对霍尔所取的知识立场及组织在其文字中的思想条理等有一进阶性的认知。

本辑除了三个专题之外，其他文章也颇具看点。比如，王谦对于民初北京正阳门的改造与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深入研究，程振翼对于景泰蓝的三重身份——“国礼”、公共遗产、商品——的精彩分析，以及李文钢关于归来诗人对历史创伤的独特呈现方式的独到见解，等等，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

2014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