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健康研究综述（2006～2010年）

姜秀花[1]

2006～2010年中国妇女健康研究成果相比2001～2005年更加丰硕，这一方面是得益于中国政府把发展妇幼卫生事业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把健康问题作为妇女发展优先领域在法律政策方面提供强力保障，在行动领域积极推进，这些努力取得的重大历史进展和经验积累，及其在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阻力，为研究者提供了广泛的讨论议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在各领域的不断推进所带来的观念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积极变化，为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妇女健康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和开阔的研究视野。

一 研究概述

妇女健康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特征极为明显的研究领域。妇幼保健作为传统的学科领域和卫生事业的发展重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极为浩繁。为了更集中讨论新的健康理念向传统生物医学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拓展的理论和实践，本综述主要对中国哲学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学界对妇女健康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以“妇女”“性别”“女性”“少女/女童”“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女教师/高知女性/女知识分子”等分别与“健康”“疾病”“医疗”“人流/人工流产”“妇科病/妇女病”“阴道炎/生殖道感染”“艾滋病/HIV/性病”等词语进行组合，对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的“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经济与管理科学”4个子库的研究题目进行搜索发现，2006～2010年发表的期刊相关论文大约435篇，会议论文42篇/册，博硕论文77篇（其中博士论文两篇）。从图书出版来看，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信息中心馆藏图书以及当当网、亚马逊网等网上图书进行检索，共找到非医学类妇女健康研究图书约19部。这一期间，还有3个妇女健康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其中西部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各1项。

尽管很难完整收集这一时期妇女健康研究的相关数据，但从现有结果看，与2001～2005年相比，2006～2010年妇女健康研究发展迅猛，仅以“妇女+健康”“性别+健康”“女性+健康”三组词语组合进行检索的结果为例，2006～2010年检索的期刊文章是217篇，而2001～2005年是103篇；2006～2010年检索的博硕论文是27篇，而2001～2005年仅为五篇。

综合来看，这五年中国妇女健康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社会性别视角与多元差异视角得到灵活运用。社会性别视角与经济、文化、阶级、阶层、民族等多元差异的交互影响得到更多关注，妇女健康问题的公共卫生性质和社会问题性质得到进一步强调，提高妇女地位与赋权妇女成为妇女健康领域重要的价值追求。除社会性别视角外，全球化视角（胡玉坤，2009）、民族多样性视角（王金玲2009；杨国才，2009；等等）、公共管理视角（顾宝昌等，2007）、角色视角（张桂华，2009）、公共健康伦理视角（肖巍，2006）、文化观察视角（李飞、庄孔韶，2010）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运用。

第二，学科分布更加广泛，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化。妇女健康研究的学科领域涉及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管理学、民族学、社会医学、法学、宪政学、统计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与学科领域的广泛分布相对应，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除了惯用的定量、定性、文献研究法外，专家评议法、计量学方法、实验法、心理测试法、田野调查法等都得到运用。一些细腻的个案分析法，如郑丹丹（2007）和黄嘉文（2010）对日常生活中个案的分析，揭示身体、疾病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对相关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性。

第三，本土化的妇女健康促进实践成为重要研究方向。2006～2010年，以改革开放30年和北京世妇会召开15周年为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妇女健康促进和研究走过的独特历程，成为这一时期妇女健康研究重要的知识来源，许多研究者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妇女健康权的实践和健康研究进行考察，呈现了中国妇女健康领域的进展、特点和规律以及不足。这方面成果比较集中地呈现在张开宁主编的《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2008）和王金玲主编的《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3：妇女与健康》（妇女发展蓝皮书）（2010）中。

第四，研究议题广泛，妇女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关注重点，特别是女大学生/研究生和女教师等高知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成果颇丰。如在检索到的文章中，以女大学生心理健康为选题的就达140篇，以女教师心理健康为选题的有18篇。

第五，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更多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妇女健康研究队伍，特别是博硕士生的加入，使妇女健康研究队伍更加年轻化。

二 主要研究内容

妇女健康研究内容庞杂，以下仅对这几年成果比较集中或视角比较新颖的一些研究内容进行概述。

1.妇女健康状况综合评价

姜秀花、王志理（2006）运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妇女健康水平和卫生资源与服务利用的性别差异，并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才能保证妇女在健康方面的平等。王金玲（2010）通过对法律建设、政府行动和工作机构、网络建设、妇女保健及经费、妇女健康宣传教育及科研、人居环境、妇女总体健康水平、妇女的性与生育健康水平、妇女职业健康水平等指标的评估，总结了1995年北京世妇会以来中国妇女健康的基本特征，认为中国已基本建成有利于妇女健康的大环境。姜秀花（2006）通过对生命健康领域的生命安全、保健服务和疾病威胁等方面的重点指标进行性别分析，建构测量生命健康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标体系框架，并选取其中一些可操作的指标对生命健康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课题组分析了中国育龄妇女、孕妇和乳母的膳食与营养、常见疾病与健康保健等方面的状况，提出将改善育龄妇女营养与健康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等建议。

2.妇女心理健康研究

妇女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女性/性别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研究者对职业女性（吴继霞、李世娟，2008；代静亚等，2010）特别是知识女性（卢勤，2010；李建伟、于璐、林怡，2009；田敏岚，2009；闻明晶，2006）、受流动影响女性（刘越、林朝政、黄惠娟，2010；胡小沛，2010）、老年女性（李彩凤，2006；林冬岩，2006）、育龄期女性（金亚静，2010）等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研究。如刘越、林朝政、黄惠娟等（2010）等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对流动妇女心理健康进行研究，发现其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成年正常女性。许传新（2009）、周厚生（2009）等将研究聚焦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精神健康状况。张河川（2006）从社会性别视角对男女大学生进行了性别意识、性知识来源、性知识/态度/行为与心理健康方面的实证研究。王海英（2008）对女性失地农民心理健康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要多渠道、大力度健全女性心理健康机制。王赠霖、张青（2009）关注了中年知识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出制度保障、专门服务、家务劳动社会化等方面的建议。金亚静（2006）对上海市妊娠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及团体心理辅导进行研究，认为团体心理辅导作为缓解孕妇焦虑的重要手段，可在社区医院和妇幼保健院适当推广。

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自杀率偏高问题依然得到关注。肖巍（2006）认为，从性别视角和公共健康伦理价值观的视角看妇女自杀问题，应从妇女群体层面、从社会关系网络中和从社会公正与社会平等层面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孔媛媛（2010）比较研究了农村青年男女自杀高危人群特征、自杀行为特征、危险因素及其性别差异，为今后自杀预防工作中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参考。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姜秀花和王志理（2006）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健康自评、资源获得等方面探讨了消极自评完好、积极自评完好的性别差异。鲁小周（2010）考察了不健康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周厚生（2009）、胡小沛（2010）等探讨了社会支持与妇女精神健康状况的关系。叶文振（2010）认为，导致女性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的影响因素除生理与年龄等自然因素、婚育家庭等生活因素、学业职业等发展因素以及突发事件等偶然因素外，社会性别文化制度对女性心理健康也产生重要影响。闻明晶（2006）等论证了性别角色类型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郭爱妹（2006）认为女性主义心理治疗关注社会情境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主张建立平等的治疗关系，提出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结构的治疗模式，为心理治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妇女健康权益保障研究

李明舜（2008）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妇女健康权的立法保护，指出在国内法体系中，既有宪法的原则规定，也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体现；既有关于健康问题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也有其他法律法规的专门条款；既有关于确认健康权的规定，也有对侵害健康权的救济；既有消极的事后救济，也有积极的支持性保障；既有对受害者的补偿，也有对施害者的惩罚。但中国保护妇女健康权的法律具有局限性，表现为不能完全适应妇女不断变化的健康需求，以及与国际法的不完全衔接。王金玲主编的《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3（2010）：妇女与健康》从理论和行动两个方面对北京世妇会以来中国妇女健康权的实践进行考察，呈现了中国妇女健康领域的进展、特点、规律以及不足。李燕（2009）对中美堕胎法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以妇女为中心，保障妇女的堕胎自主决定权与生殖健康是女性主义对人工流产的法律进路。王艺潼（2010）结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妇女健康权立法渊源、权利属性进行研究，分析健康权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4.妇女健康政策研究

肖扬（2010）回顾了北京世妇会以来中国政府在健康促进理念、政策和行动上的变化，评估了妇幼保健的进展和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政策性等问题，对中国妇女健康发展态势进行预测并提出建议。王淑婕（2007、2009）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社会性别盲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性别方面存在不公平现象，存在医疗保障权利的家庭化和补偿模式的“男性化倾向”，实施中的性别盲点对农村妇女健康权益产生不利影响，提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增强性别敏感。张开宁、张桔（2007）认为，应在健康促进的框架下，大力推进公共健康事业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注重发挥政府、市场及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三大主体的作用。宋新明、郑晓瑛等（2007）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育龄人群男女相对死亡风险的变化，分析了生殖健康政策在其中的影响，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妇幼卫生工作在育龄女性死亡风险从高于育龄男性向低于育龄男性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郑真真（2008、2009）回顾了生殖健康领域中的妇女赋权在中国的实践过程、效果及挑战，提出应进一步将妇女赋权纳入生殖健康项目的设计和决策中，继续在生殖健康领域倡导社会性别主流化，将研究成果和试点经验转化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可持续实践，积极推动男性参与。

非政府组织在健康政策促进中的作用也得到关注。谢雨锋、杨晖、张春华（2010）对世妇会以来非政府组织在妇女健康促进中的研究与行动进行梳理，指出其在社会性别视角、赋权、参与、网络化、公益性和能力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及其在全球化和市场化中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顾宝昌、郑真真、刘鸿雁、刘爽等（2007）探讨了公民社会组织在推动落实开罗会议和北京会议生育健康战略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对社区实施健康项目、进行生育健康研究、提供生育健康服务、反映社区意见、影响政府决策等方面的作用。肖扬（2007）认为，人口计生与卫生项目管理者性别意识的不足容易造成公共政策与项目管理中的性别缺失，因此应提升项目管理者的社会性别分析能力，建立性别平等咨询机制和监督机制，以促进人口与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主流化。

5.健康社会性别公平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3～2007年开展了“社会性别引入生殖健康的实验和推广”项目，开发了适用于中国农村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行为量表体系，推出系列研究成果。如杨雪燕、李树茁（2008）系统描述了社会性别量表体系，提出国家级和县区级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社会性别公平促进框架。张莹、李树茁（2009）运用社会性别量表，考察项目县农村生殖健康领域社会性别公平性状况及影响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生殖健康行为社会性别公平影响机制概念模型。杨雪燕、李树茁（2009）利用社会性别量表以及相关数据，对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行为”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无论是服务对象还是服务提供层人员，要改善其在生殖健康领域中的社会性别行为，不仅要提高他们在生殖健康领域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也要提高其在一般领域中的社会性别意识。杨雪燕、张莹、张群林（2010）将其开发的生殖健康领域社会性别公平性评价体系应用于中国中部某县区，揭示了此县区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状况，并验证该评价体系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李亮、杨雪燕、张群（2008）以社会性别公平促进工具箱为基础，设计并初步实现了适用于中国县区级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促进决策支持系统，为政府开展社会性别公平促进提供可供选择的决策咨询。除西安交通大学的相关成果之外，姜秀花（2006）、毛燕凌（2010）从健康水平与卫生保健服务利用方面探讨了中国健康公平性的性别特征，发现中国妇女还不能公平享有卫生保健和实现健康水平的公平性，提出提高妇女地位、赋权妇女、强化政府职能、促进健康决策社会性别主流化等建议。刘茂伟（2007）分析了性别化的行为准则对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女性健康的影响，建议重视卫生资源分配的性别公平性，提高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加强对女性及社区的赋权。崔斌、李卫平（2009）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不同性别之间的健康需求、预算配置和服务受益情况，提出要将社会性别纳入健康政策主流，使健康政策和政府卫生预算增加社会性别公平。

6.妇女与艾滋病问题研究

社会性别依然是认识妇女艾滋病问题的重要视角。龙秋霞（2006）、杨颂平、祝平燕（2006）、陕西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课题组（2009）等认为社会性别不平等因素与女性感染艾滋病存在内在关系，提出在艾滋病防治与研究中实行社会性别主流化，提高领导干部的社会性别意识，强调男性在艾滋病流行和防治中的责任等。莫国芳、包广静（2007）指出，构建先进性别文化，加强对女性的关爱，提高妇女应对艾滋病的能力等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突破点。钱鑫（2006）认为，有关艾滋病政策未能充分正视和承认妇女权利，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妇女的赋权维权问题。张翠娥（2008）通过对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生命历程的社会性别分析，认为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恶化了女性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处境，尤其是从夫居和父系继嗣制度不仅使女性在患病后难以获得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而且容易面临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双重压力。在艾滋病的防治中，应更关注女性的权益保护。夏国美、杨秀石（2006）认为，流动和性别不平等的相互作用导致女性流动人口高度集中于临时或商业性行为暴露较多的行业，因此针对女性流动人口的艾滋病干预，要特别强调性关系中的权利和工作场所的社会支持，激发干预对象的自尊和自我保护意识，并通过赋予她们在社会及两性关系中的应有权利来实现。向德平、张翠娥（2008）研究指出，农村艾滋病患者的夫妻冲突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和社会性别机制对人们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和作用。张敏（2010）分析了藏族女性性别角色从属性地位对艾滋病知识传播造成的影响。

组织、文化、民族等视角在妇女与艾滋病研究中也得到应用。李飞、庄孔韶（2010）通过对比不同地区性服务场所性服务者群体性行为与组织方式的差异，并结合性服务妇女艾滋病/性病干预项目研究成果，提出干预工作要充分理解和贯彻基于文化差异的措施。富晓星（2006）把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作为文化组织进行研究，提出艾滋病防治本土的组织性应对策略。向德平、吴丹（2010）对中国有偿供血人群、同性恋人群与女性性工作者中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应根据其各自特点进行相应的社会支持与救助。景军、郇建立（2010）认为，在艾滋病流行过程中，民族和性别问题中存在的社会不平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建华、李晓亮（2008）在对中国生殖道感染/性病/艾滋病防治30年进行回顾时，强调社会文化和社会性别的影响，提出不平等的性别角色增加了妇女的感染风险。

一些学者关注了妇女与艾滋病研究的发展。如刘慧君、闫绍华（2009）从个体、人际关系和文化层次，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艾滋病性风险行为研究中引入的社会性别因素及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应用情况，展望了未来艾滋病性风险行为在社会性别途径的研究方向。潘绥铭、黄盈盈（2008）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性”和“社会性别”概念在生殖健康、性健康与艾滋病防治、性教育等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指出在性与艾滋病防治领域，社会性别的普及还面临着文化、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杨洁（2008）对国际上关于女性艾滋病人人权的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中国应参照国际经验，完善防治艾滋病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女性艾滋病人的人权。

7.少数民族妇女健康研究

李玉子（2006）关注了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女性健康权保障。徐黎丽、孙金菊、玛丽亚·雅绍克等（2009）对穆斯林妇女疾病和健康进行了人类学考察，分析影响回族妇女健康的因素并提出建议。孙金菊（2009）从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及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交叉视角出发，分析回族妇女患病的影响因素，发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认为重视和认可患病行为中的文化信仰，有利于回族妇女认识到治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回族妇女恢复健康。朱玲（2010）对藏族农牧妇女面临的传染病、妇科疾病和孕产期照料不足等问题进行研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加强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妇幼卫生服务能力、改变服务模式、强化贫困妇女医疗救助、加强孕产保健目标管理等建议。

2009年，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设“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妇女的健康与生态环境”专题，数十位国内外学者对少数民族妇女身心健康问题进行了讨论。王金玲（2009）从理论上论证了妇女健康的民族特质与性别特质，认为少数民族妇女健康作为一个学术范畴和理论概念，不仅仅是简单地在原有的、以男子为中心的学术框架中添加少数民族妇女，或只是研究少数民族妇女的健康议题，而是将少数民族妇女自己的知识/经验/经历作为出发点，站在少数民族妇女的立场上，以少数民族妇女的视角，对整个健康领域以及相关的议题进行研究。与会代表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传统体育、生态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对妇女身心健康的影响给予了充分关注，跨国企业不同族群女性、国际迁移劳动力中少数民族女性、少数民族女性旅游从业人员的健康也成为讨论话题。与会者认为，民族旅游业的开发一方面带来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女性商品化、色情化等现象在旅游地的广泛存在严重影响了当地女性的身心健康；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变化，也给少数民族妇女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

8.农村妇女健康研究

高梦滔（2007）从健康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妇女生殖健康风险以及生殖健康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揭示贫困与生殖健康风险之间的传导途径，提出增加财政投入，确保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和减贫项目的开展，建立贫困地区母婴健康保险制度等建议。胡玉坤（2008）考察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妇女的主要疾病负担和未来政策选择，认为农村妇女面临着多重严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危机，只有消除区域、城乡、不同社会群体及农村两性之间的各种不平等，方有可能打破贫困、不公正和不健康的恶性循环。李涛、汪和平、崔颖等（2007）和王献蜜、矫杨、王宏亮（2009）等对农村妇女健康的知识和行为进行调查研究，探寻有效的健康教育策略。李慧硕（2006）对甘肃省农村地区健康与社会经济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苏丽丽（2008）对四川、安徽、山东农村妇女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进行测量，探讨影响因素，提出改进策略和措施。李江红（2007）、罗小峰（2007）对农村地区育龄妇女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公平性进行研究，探讨影响妇女健康、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以及卫生服务公平性的主要因素。方为民（2008）探讨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对农村妇幼保健工作的影响，从社会性别角度提出改善农村妇幼保健服务利用的策略。张洁、王德文、翁金珠等（2007）对流动妇女健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应努力营造一个关心和尊重流动妇女的社会环境。乔林、张河川（2009）对已婚流动妇女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进行研究，提出改善已婚流动女性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不仅需要政策指导、卫生服务，也需要流动女性的参与。卜永生、纪如平、赵文学（2008）对农村留守妇女健康教育需求进行调查，提出应采取有效的、灵活多样的、有针对性的健康传播方式满足其健康知识需求。

9.婚姻家庭与妇女健康研究

关于家庭暴力对妇女健康的影响，王天夫（2006）研究发现，与无暴力冲突的情况相比，女性在遭受暴力侵害的情况下有超过5倍的概率会情绪沮丧。与此相似，在其他健康问题上，遭受暴力侵害也会给女性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关于婚姻家庭关系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刘筱红、陈雪玲（2006）认为婚姻家庭对妇女身心健康的影响是权力的网络“穿越了健康和身体”的表现。婚姻家庭影响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但对女性身心健康的影响更为明显。叶齐华（2010）通过实证调查夫妻间精神暴力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发现，精神暴力对妇女家庭生活和身心健康的影响更明显。

10.生殖健康服务的社会性别分析

李亮、杨雪燕（2009）研究发现，服务提供层的生殖健康社会性别意识与服务对象的生殖健康社会性别意识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提高服务提供者的生殖健康社会性别意识，能够促使服务提供者关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婚姻状况的不同服务对象群体在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领域的共同参与，把优质服务过程变为有利于争取男女平等的过程，消除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领域隐性的不平等，以服务对象为中心满足不同群体的生殖健康需求，真正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两个转变”，促进人口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刘澄（2010）对生殖健康服务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后提出，生殖健康服务如果没有社会性别视角，既不可能准确地认识两性的生殖健康需求，也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生殖健康服务，还有可能因为对两性责任分配上的不对称，进一步扩大两性生殖健康权利的差距。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理解生殖健康服务，不仅要关爱农村妇女，更要赋权，还要改变管理者和服务者的态度，倾听她们的愿望和需求，以妇女的生殖健康需求为目的，提供满足妇女实用性别利益和战略性别利益的生殖健康服务。在张开宁主编的《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2008）中，一些专家梳理了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以来中国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性与生殖健康领域的妇女赋权和生殖健康服务的进展和障碍，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发展对策。

11.其他相关研究

青少年和老年女性健康研究。李彩凤（2006）对城市老年妇女健康进行了研究，揭示物质条件、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韦艳、贾亚娟（2010）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对农村老年女性的健康自评有着积极的影响。车晓怡（2009）分析了中国未婚少女怀孕、人流现象不断增多的原因和危害，以及国内外在青少年性教育和少女人流问题上的政策变迁、中国的主要干预方法和效果，提出社会共同参与的“同伴教育”干预方法。

身体与医疗研究。郑丹丹（2007）通过个案分析，揭示并理解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框架对个体的日常生活及其身体与疾病的形塑过程，指出这种形塑验证、强化、再生产了社会中的性别等级制度。黄嘉文（2010）基于日常饮食生活的个案反思白领女性“健康自主”行为的生成和实践，指出所谓的“健康自主”仅是一种“身体物化”的过程，因此，健康的获得不能仅靠个体，国家和社会的支持更为重要。李蓉（2007）从性别的角度考察现代文学中的疾病描写，发现男性对女性疾病存在符号化、象征化的书写特征。

妇女健康事业发展研究。李从娜（2007）对20世纪50年代湖北省的妇女健康事业发展进行分析，指出其高度的国家政治性，既是该事业取得成就的原因，也为该事业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同时也影响了妇女的主体意识。张晓艳（2006）通过对民国时期保德县妇女生育状况与育龄妇女的健康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对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的深远影响。

体育行为与妇女健康研究。吴嘉玲（2006）对女性健康体育观的形成和发展对促进女性健康的作用进行研究，许雪梅（2010）对延边州城市女性健康意识与体育行为进行研究，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徐先霞（2010）以从事有氧健身操锻炼的中老年女性为对象，对中老年女性健康体能状况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其健身机理。

妇女健康指标建构。由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合作的全面小康社会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核心指标研究、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合作的2001～2010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目标、指标调整研究以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指标研究，都在建构具有性别敏感的健康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在妇女健康评估、妇女健康统计和妇女发展纲要的健康目标和策略中得到应用。（姜秀花，2007，2008，2009）

此外，关于女性健康杂志的健康信息和消费信息传播（曲元，2007）、环境与健康（李红彦，2008）、职业健康（刘秋玲，2007；龚咏梅，2010）、健康人力资本对工资的影响（王鹏、刘国恩，2010）、妇女健康研究回顾（王金玲、姜佳将、曹妤，2010）、农村留守妇女心理研究回顾（周厚生，2010）等，也都有一些成果发表。

三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的不足

综观2006～2010年中国大陆妇女健康研究，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使妇女健康研究成果更加丰厚，但也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妇女健康理论创建不足，特别是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妇女健康的本土化的理论探讨相对薄弱，大多数实证研究因为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而陷于简单的现状描述或低水平的重复状态。

第二，跨学科研究有待加强。妇女健康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贡献，但近五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妇女健康研究中，除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参与较多外，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参与者较少，妇女健康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第三，研究议题有待拓展。这几年尽管在心理健康、健康公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加，但有关妇女健康议题仍没得到足够关注，如对环境健康、职业健康等与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健康议题涉猎不多；对新医改政策下妇女健康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相对缺乏；对妇女组织和民间组织在健康促进中的作用重视不够；等等。

第四，国际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这五年妇女健康领域的译著和研究文章不多，对国外关于妇女健康的理论进展和学科发展情况信息较少，相关的国际性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不够活跃，人文社科领域妇女健康研究的前沿性受到一定制约。

第五，研究队伍整体建设欠缺。目前妇女健康研究集聚与分散共存，个别单位和个别学者在妇女健康研究方面进行持续的努力，但大部分研究者并没有把妇女健康研究作为长期的学术追求，影响妇女健康研究系统而深入的发展。同时，研究方法和学术能力不足也影响了妇女健康研究成果的质量。

（二）研究展望

第一，加强妇女健康理论创新。既要注意借鉴国际妇女健康研究的最新理论进展，又要充分吸收本土妇女健康促进和干预行动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建构本土的妇女健康理论，并提高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前沿性。

第二，加强学科合作。建立稳定的妇女健康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吸引更多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妇女健康研究队伍，为妇女健康知识的生产贡献智慧。

第三，拓展研究议题。要从妇女生命周期的视角、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视角、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以及多元文化等视角，关注妇女不同角色的健康问题、健康需求及其满足，并探讨社会性别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第四，加强研究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在高校推进相关课程设置，鼓励各学科领域的研究生将妇女健康作为研究选题，培养其研究兴趣和未来研究方向；另一方面要争取更多学术带头人关注妇女健康问题，引领学者把妇女健康作为新的研究志趣。同时，要在国内外的各种合作与交流、研讨和培训中提高学术能力，掌握最新妇女健康知识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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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姜秀花，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