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晚明的时限问题，史无定说。清初学者一般称万历至崇祯末的一段时期为明季，亦有把弘光、隆武、永历南明政权阶段包括在内的。明季一词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晚明。民国学者倾向把晚明和南明分别认识。现代学界一般视南明为独立的历史分期，晚明下限为崇祯亡国之甲申，上限大致始自隆庆、万历之际。本文根据诗歌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阶段性特征，确定研究对象为万历至崇祯七十馀年的诗歌^[1]。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荡时期。自万历起，明王朝开始迅速走向衰落。陈田《明诗纪事》说：“万历中叶以后，朝政不纲，上下隔绝，矿税横征，缙绅树党，亡国之象，已兆于斯。”孟森指出：“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依奄人四出聚财，矿使税使，毒遍天下”^[2]。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许国、沈一贯、方从哲等大抵是庸人柄政，专于依阿帝王取宠，排击倾轧正直士人，朝内缙绅树党，“水火薄射”^[3]，国家政治生机活力剥蚀，朝政日趋没落。至天启帝浑浑噩噩，大权旁落到魏忠贤宦官集团手中，阉党横行，“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4]。崇祯帝治阉党之乱，但未能挽救朝政混乱局面，根据曹溶所作《崇祯五十宰相传》，即可知时局之混乱、衰败。王朝国力衰竭，难以抵御咄咄相逼的满洲军事力量，并困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烽火四燃，终以覆国。

晚明历史激变在经济和社会风尚方面表现同样明显。农业衰颓，城市和商业经济发展迅速，一面是贫富分化严重，民不堪其苦，一面是世风侈靡，纷杂万象。当时以及清初的学者就注意到这些变化。万历十六年，余继登在《交河县志后序》中说：“予闻诸长老云：‘弘、正以前，俗尚敦朴，士以志行相高，野无惰农，市无淫工，商贾无绮靡之奉，下不敢干上，少不敢僭长。’今何如矣？美衣媮食，即诵法孔氏者犹然，无论商贾。农弃业为贾，贾弃业为游食，轻纤之适，声伎之娱，即无担石者犹然，无论豪富。”^[5]交河县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情形尚且如此，东南经济中心苏州，这一现象更加突出，张瀚《百工纪》记载：“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6]徽州一带商贾四出，情况大致如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风土论》云：弘治间“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至嘉、隆之际“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万历以后“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政治、经济、世风的激变构成晚明士子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动因与契机。政治黑暗迷乱给士人带来极大的人生困惑和沉重的精神负荷，经济与世风变化又促使放纵自适士风流行，士人身上交织着自我的清醒与道德的困惑、狂健的进取与放纵的沉沦、精神的自守与戾气的外放，世态百象如狂狷、愤世、孤傲、纵情、自适、隐逸、禅悦、自洁，在这个时代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思想界存在着新生和陈腐、开放和禁蔽的尖锐冲突，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禅宗思想、老庄学说及市民意识相互摩荡、融合，大有争鸣之势。其中，两大变化趋势引人注目：一是士人接受左派王学，融合三教，个体意识高扬，肯定自然人性，推动晚明异端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二是士人为振兴世道，主张用实，从维护礼法和程朱理学出发批评异端思想和尚谈心性的学风，这一思潮至明末渐占上风。

晚明社会自由与禁蔽、凋败与繁荣、新生与破灭种种情势共生，蕴育诗坛蜕变衍化的契机。公安派独抒性灵，在文坛推毂晚明异端思潮；竟陵派感于幽愤，以凄霖苦雨之声传递现实幻灭之感和对澄明世界的追求；晚明闽派熔铸文学妙悟、性情，倡导革新；江浙山人诗人疏远科举，以诗文、技艺标示个体存在；山左诗人在闳音鸣世理想破灭后，走向愤世急怼；东林、复社、几社士子面对世道衰微，诗歌追求世运、性情、学问相合一的旨归，其中杰出之士在天崩地解之际，激流勇进，以热血谱写爱国诗章；女诗人挟区域、家族文化传习之优势，以独特的敏感和才华，振兴闺秀诗坛，规模之磅礴、态度之率真，均诗史前所罕有，共同谱写出晚明诗歌多元灿烂、于中国诗歌史上堪称独特的一部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