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士人心态与诗风嬗变

晚明士人个性相较明中叶凸现了负性、使气、任侠的特点。如胡应麟负才而好矜夸；袁宏道、袁中道、陶望龄欲令世讶其狂；钟惺性情孤傲，“为人严冷”；陈子龙和艾南英论文，气不平则起而殴之；王象春恃才自负，揽镜自照说“此人不为名士，必当作贼”；王微放舟江湖，侠骨剑心；薛素素飞弹走马，以女侠自命；刘淑英知兵法剑术，明亡之际号召义军，雄气逼人。很显然，这是特定历史环境下诗人心态变异的结果。对诗人“雅负性气”应该作出怎样的评价？一种看法是这反映时代的浮躁心理。我们不全赞同此说。诗人的狂宕和侠戾有其特定文化内涵。嵇文甫指出晚明是一个动荡不宁、斑驳陆离的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23]。毋需证明，袁宏道的放任为张扬个性，亦不必质疑，陈子龙、王象春、王思任的戾气是末代士子内心动荡不宁的外化。文学创造呼唤狂飙精神和拓荒精神，因此，我们肯定李贽、袁宏道、黄辉、陶望龄一类的狂狷，认可钟惺、沈德符一类的孤傲，陈子龙、王思任一类的霸气。

戾气和霸气为晚明诗歌涂上一层底色，或浓或淡，或隐或显，在每一位激情的作家身上和作品之中都有所体现。具体而言，晚明士人心态又有着不同时期的变化，并影响着诗歌风尚的转迁。

1. 率性而真的人生与洒脱自然的诗风

万历诗坛洋溢着一股洒脱自然的诗风，与士人率性而真、表现个性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根枝交错，水乳交融。

明王朝自万历起进入急速变化的历史阶段，帝王昏聩平庸，权臣尔虞我诈，官僚蝇营蚁附，构党朋比，社会迷乱，与此同时，学界出现左派王学衍生的一支异端学说。“率性而真”的社会思潮涌动，士人开始了复杂而矛盾的人生蜕变。狂禅派领袖李贽，有洁癖，居麻城时每日洒扫数遍，如有“水淫”，这一行为源自对污浊的深恶；屠隆一面学道礼佛，一面狎妓纵情；袁宏道习禅而不忘繁华，将世人分为出世、玩世、谐世、适世四类，甘作适世一类人。士人追新求奇、放浪不羁、皈依禅悦、习尚繁华，均似无碍于人生“求真”，他们不掩行迹，“怪诞”的体态语言就包括这样一层含义——表白不应忽视的“自我”，解脱束缚，谋取个体价值与自由之实现。

徐渭、袁宏道这类士子接受王学“率性”之论，发挥老庄“任自然”之风，传习禅宗顿悟“自性”之旨，融合市民思潮平凡真实之意，追求“率真”人生，促使文坛形成一代洒脱自然诗风。他们摈绝复古，“疏瀹性灵”，“开口见喉咙”，表达内心感受和个人识见。率真、性灵、适性受到膜拜，诗歌成了“人的注脚”，诗人作为生活的艺术家，“他每一个行为都表现了创造性，表现了他活泼鲜明的人格。这里不存在因袭，妥协和禁抑的动机，他从心所欲，行动如风一样随意飘荡”^[24]。“率真”把平凡的生命变成一种艺术性的、创造性的生命。汤显祖《合奇序》这样绘述文学创作的“天机自发”：“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25]袁宏道阐述“性灵”，李贽辨析“化工”，同样求诸“真我”，待其“天机自发”，抒写率性的洒脱和真情。

2. 忧郁、迷惘、孤寂、苦涩的文化心理与凄霖苦雨之音

社会现实未给士人留下太多的狂宕和洒脱空间，以万历三十年李贽之死为界，晚明异端思潮分为前后两期，狂放士风伴着异端思潮的衰微趋于收敛。政治如波光幻影，网罗高张，社会危机日重，士人迷惘、孤独意绪与日俱增，心理在冷静中进行调整，心灵在孤寂中寻求解脱，这正是竟陵派出现的历史文化契机。

竟陵派诗人以“隐秀”为旨归，寻觅文学、人生“重旨”，谋取艺术品格、人格精神的“独拔”。他们吟唱的幽冷凄霖之音正契合着一个忧郁、迷茫、孤寂、苦涩的时代心理的需要，竟陵之诗由此成为一代诗歌主流。严迪昌先生认为：“这本是一个歌哭无端的时代，需要有此一格来反拨褒衣博带，甚至是肥皮厚肉式的诗歌腔调。即使谈不上敢哭敢笑，而仅仅是多出寒苦幽峭之吟，毕竟真而不伪，没有描头画足之陋习。几于月黑风高、凄霖苦雨之时，瘦硬苦涩之音无论如何要比甜软之声更接近历史真实。”^[26]

3. 士人用世、振衰的心态与雅正、适远的诗风

明王朝“天崩地坼”的前夜，士人“自守”之梦近于破碎，开始重新寻求人生的依泊和个体价值实现的途径。作家关注现实，文学振颓起衰，这带来了明末诗风的转移。

复社、几社的心态和文学旨归最能体现明末的时代变奏。张溥认为，诗应“系帝德”、“究人心”，溯流追远，他从“适远”的角度肯定竟陵派寻求“古人之精神”的诗心。尽管在对待竟陵的问题上，陈子龙态度与张溥不尽相同，但诗以“适远”方面并无二致，他贬斥公安、竟陵诗风，亦旨在强调“诗者，非仅以适己，将以施诸远也”^[27]，“继大雅，修微言，绍明古绪”^[28]。张溥、陈子龙、吴应箕、方以智诗求雅正宏大，末世悲思又使他们保持清醒，不迂守、沉湎所谓的温厚、中和之音，及空虚、浮廓的宏大、壮语之调。如陈子龙走上合于自己心曲的“哀感顽艳”诗路，吴应箕选择了“朴肆宏畅”，作品变风变雅，溢宕霸气、戾气，体现了复社和几社士子不满足浅吟低唱，转以大手笔寄寓深思和振颓起衰的时代文化心理。

当然，明王朝“陆沉”前夜，不止是复社、几社希望诗以振颓起衰，山左、浙东、闽中、粤东士子不约而同鼓扬这一旋律。山左宋玫、丁耀亢、赵进美、赵士喆、姜埰、姜垓与复社、几社遥相呼应，申明雅正宏大诗旨。浙东士子，学术方面在刘宗周引导下，修正左派王学，与东林学术的合流，诗歌方面发生了由任性自适向“适远”的变迁，如王思任主“涤空孤诣”之论，反对一味放纵自适，表现了明末士子为振兴世道，对诗歌提出变新的要求。

概而述之，晚明诗人心态经历了一个狂放进取到内敛自守，再到用世外放的变化过程，与之相应的是，诗风发生了由个性解脱的“独抒性灵”到心绪内化的“隐秀”，再到用世和悲世的“适远”的转移，这三种诗风确立了晚明诗歌运动的三大“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