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形成

目前考古资料显示,埃及在公元前六〇〇〇年左右开始进入农业时代,比西亚地区晚了一千多年。不过这可能并不是因为埃及人学会农耕的技术比较晚,而是因为尼罗河畔采集狩猎的生活容易,使得人们懒于改变生活方式。

到了公元前三一年左右时,埃及出现了最初的王朝。根据曼尼多说,该王朝的建立者名为曼尼斯(Menes),但是考古学家尚未在遗迹中发现他的名号。埃及王朝的形成过程如何,基本上仍属推测。埃及如何由史前史进入历史、由原始社会发展出国家,一直是学者重视的问题。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提出许多不同的理论,希望借着埃及的例子来探讨人类社会由原始进入文明的途径。然而这类理论的建构,不论是传统的由聚落到部落,由部落到联盟,由联盟到国家,或者是较新的说法,如资源控制或游戏理论(game theory),都必须建立在具体的考古和文献证据之上,而目前的情况,仍然未能有任何不具争议性的结论,因为埃及史前考古的研究方式向来是偏重于器物的研究和分析,而比较缺乏对整体聚落和环境的重视。没有对整体聚落和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了解,就无法讨论人群的分合和扩张,也就无法有效讨论国家的形成过程。譬如说,二十世纪早期曾有人主张埃及最初的王朝是由于一批外族的入侵而建立的,但此说所根据的史前人骨体质数据并不可靠,现已无人相信此说。某些有关国家起源的说法认为,人们对生活资源的争夺常是一种推动人群聚合发展的动力。然而在埃及,生活资源是如此丰富,很难想象人们有争夺资源的必要。游戏理论认为,最早的时候是一些小社群一同竞争,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地理、环境、心理、机会等因素的作用,开始出现领先的社群,最后出现主导各小社群的领袖社群,成为资源的主控者,也就是国家的雏形。然而此说法虽吸引人,却无法真正解释人们最初为何会开始竞争。

当然,定居农业生活本身,由于人们必须占有土地以行农耕,基本上就隐含了以土地为发展重心的领土国家的倾向。人们以神话和象征的语言来陈述他们对土地的拥有权,并发展出对土地的依赖,建立他们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这种与土地的神秘的认同感再加上占有更多资源的野心,也许是推动国家成形的基础动力。人类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建立诸多的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意识和建立应是根本的条件。这些应该都是史前时代的事。当然,这并非是说在初有国家之时所有的社群都有相同的发展和意识,更不是说所有的土地都有人有权宣称拥有它,而所谓的拥有权意识也不见得只有一种。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正是人类历史上有霸权形成的根本原因。

关于埃及国家的形成,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史前时代的埃及沿尼罗河岸遍布众多小聚落,聚落之间势力的消长经长期的发展而渐由一些占优势的聚落取得作物的分配权和社群的保护责任,最后兼并成为两大势力,即上埃及和下埃及。最后,上、下埃及可能是经由战争的手段合并成一个国家。这说法能否得到证明有待考察。

考古材料显示,史前的埃及文化有几个发展阶段,在上埃及以那卡达(Nagade)为中心发展出的文化社群,似乎是由史前到历史时期在上埃及最主要的文化相,共分为三期。由于尼罗河的冲积和淤积,自中游以下,乃至于三角洲地区,史前考古材料极为零散,只有在沙漠边缘地区的莫林达(Merimda)和玛地(Maadi)等地有与那卡达文化一、二期在时代和特征上相类似的文化遗存。考古学者推测,史前时代末期以赫拉康波利斯(Herakonpolis)为中心的那卡达文化三期首先形成一个统一国家,也就是所谓的上埃及王朝。由此时期人们日常用具,主要是各式各样的陶器上来看,似乎从史前时代到历史时代早期所用的物品,在形制上并无重大的变化足以表明有不同的文化出现。但使用器物的人是否仍是同一群人呢?由体质的角度来看,史前至历史时代的人群构成也无根本的差异。因此就目前证据而言,在这一时代中尼罗河畔的文化发展是连续而渐变的,人群生活方式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当然,在史前考古材料中也找不出战争的痕迹。

至今为止,专就考古材料而言,最早有铭文为据的国王可能是纳米尔(Namer)。在赫拉康波利斯出土的一块石制胭脂盘上的图案中,纳米尔王头戴埃及白色王冠,右手高举一石槌,左手则握着一名跪在地上的敌人的头发,作势要击杀他。此人面有腮胡,留长发,鹰钩鼻,看来很像后代埃及艺术中所描绘的叙巴地区的闪族人。在画面下方有另两名敌人,同样具有闪族人的特征。此外,在跪地敌人的上方,国王的化身霍鲁斯神鹰也以一爪牵绳,绳的另一端系在一名敌人的脖子上。此人的面貌与跪地者相似,身体化为一块土地,埃及文意思为“地区”,背上六株纸草,则为埃及文数字六千,因而整组图的意思可以被解释为“霍鲁斯神俘虏六千名敌人”。石盘的另一面分三格,上格为纳米尔王,戴着下埃及红色王冠,率领他的部队检视战果:两排敌人的尸身躺在他面前,首级都被砍下,置于两腿之间;中间为两头长颈怪兽,各有一人以绳牵颈,两颈相交成圆圈;下格则为国王化身的公牛攻击一座城池,一名闪族面貌的敌人被踩在脚下。一些学者认为,在这面石盘两面上所描绘的敌人是某个下埃及的首领,石盘的制作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的统一。这国家的统一可以由国王在石盘两面分别头戴上下埃及的王冠表现出来。但不论如何,石盘上所呈现的这种国王与敌人相对的姿态,明显地表现了一种埃及人的优越感。这种埃及人优越的观念不只是政治上的,也是宗教本质上的。就如同霍鲁斯神拿着绳索绑着敌人所表现的画像一样,它暗示埃及的神也同样是外来敌人的命运的主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王手持石槌的形象从此在埃及图像中定型,成为表现国王无上权威的一种传统符号。

这两幅图案常常被用来作为纳米尔是统一上下埃及的国王的证据。这也许不是定论,但一般学者都同意。在统一之前,埃及狭长的河谷平原为许多部族所分据,每一个部族有其主要崇奉的神祇,这些神祇后来仍然是各地区人们所崇奉的对象。后来上下埃及各自结合为一个联盟,彼此竞争,最后由上埃及征服下埃及,完成统一。在此后的埃及历史中,上下埃及始终是埃及人政治运作中重要的观念,国王的头衔有“两地之主”(Nebtawy),“两女神”(Nebty)〔兀鹰(Nekhbet)代表上埃及,眼镜蛇(Wadjet)代表下埃及〕,又有“上下埃及之王”(Nswbity)。而上埃及(Nsw)放在下埃及(Bity)之前,也象征了上埃及的地位较重要。当然,上下埃及之所以会有如此分别,主要和地理形势有很大的关系。所谓的统一,多半是长期折冲的结果,并非一夕之间完成的,也不见得是在所谓的第一王朝时代就完全稳定。不论如何,必须重视的是,埃及人自己认为,埃及王权的建立是上下埃及统一的结果。这个观念表现在许多具体的事例上,最常被提到的是国王所戴的王冠。在埃及传统中,国王有两顶基本的王冠,一个是上埃及王的王冠,称为白色王冠;一个是下埃及王的王冠,称为红色王冠。“上下埃及之王”是国王的称号之一,这些都表现出一个普遍的观念,即埃及是由上下两半所结合起来的。埃及人自己的概念是否代表历史事实?我们无法得到最后的答案,但我们若主张上下埃及由对立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多少是受了古埃及人观念的影响,却是个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