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畅和爸爸妈妈这次BJ之行的另一站是国家图书馆。
竖排书写的钢笔字，泛黄的草稿纸，字里行间热情跃动的诗句……
一部被鲁迅先生在序言里称作“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的书稿——殷夫的《孩儿塔》，被静静地摆放在国家图书馆的玻璃展柜里。
它的旁边，还有摊开摆放着的柔石的《诗稿》和冯铿的《胎儿》。
而鲁迅先生的手稿，就在离它们不远处的展柜里陈列着。
年轻的“左翼”作家与他们所敬仰的鲁迅先生，在这样一个历史与现代交汇的情景中聚集在一起。
在国家图书馆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而举办的珍贵历史文献展上，参观着这些让人在历史中漫步的展品，带着一种别样的思绪，殷畅和爸爸妈妈又在另一个展柜前驻足。
“知道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吧。”
看着展柜里那本珍贵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爸爸问殷畅。
“上小学就知道了，但是觉得好遥远啊。”殷畅诚实地回答。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正是这本书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珍贵历史文献展上，与展品同样丰富的是它们背后的故事。
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为参观者讲述了这次展出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发现过程。
1975年1月，84岁的陈望道老先生到BJ出席第四届人大会议，老先生提出到当时的北海老国图馆看书。工作人员拿出蓝印封面的《共产党宣言》请他题字。后来老先生看到水红色封面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时特别高兴，他指出这才是第一版。
当年，这本毫不起眼的小册子，不知在多少进步青年手中流传过。
这些青年人，有的还未及留下名字就匆匆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有的则踏着一路荆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
“从前在学校听老师讲，觉得这些历史离自己太远，难免觉得枯燥，今天仔细看下来，了解到了很多特别有趣的细节。比如那几种伪装本，就特别让参观者感兴趣。”
参观结束回到住处，殷畅的兴致依然不减，滔滔不绝地对爸爸妈妈说。
原来，殷畅提到的伪装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者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新闻审查，巧妙地用其他封面做掩护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献。
这次去BJ，殷畅的眼里充满了“红色”新潮。
爸爸所在的研究院在BJ设有办事处，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到BJ出差一般都住在办事处所在的宾馆里。
因为研究院组建时，包括有BJ的相关研究部室，所以，爸爸的许多同事是BJ人。
殷畅跟着爸爸妈妈在BJ的几天里，听着爸爸和同事的闲聊，可以说是一次对BJ的“深度游”。
“再带孩子到三里屯去看看吧。那儿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留心的话，在那儿可以看到来旅游的外地人不太容易关注的场景。”爸爸的同事建议。
到BJ三里屯village大厦的，果然大都是年轻人。
这里的年轻人很潮，而且，在殷畅的眼里，这里的时尚潮流别具一格。
殷畅在这里看到，从**帽到军绿色挎包，从搪瓷杯到连环画，从红五星到粮油票……这些充满浓郁怀旧风的物件、元素，成了BJ年轻人“潮”的标志之一。
在village大厦一家不太显眼的名为“原创界”的店面，一款印有《***语录》封面的鼠标垫，店家说半个月内卖了40多个。
殷畅对这个鼠标垫的第一印象就是“潮”。
殷畅说，像她一样的90后，喜欢一些与自己童年记忆有关的东西。
“孩子比我们观察的仔细多了。”妈妈惊讶地看着殷畅说。
“那种把童年记忆与‘红色’元素结合起来的时尚用品，我们年轻人肯定非常喜欢。”
“爸爸妈妈，再看这个鼠标垫。”
殷畅拿过另一款鼠标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谱被印作背景，几个红色的大字印在鼠标垫中央——“没有共产党，上哪找新中国”。
“这样的创意真好，这样的宣传方式，效果肯定不一样。”殷畅的妈妈连声赞叹。
“其实，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排斥红色教育。比如2009年我刚上高中的时候，同学朋友中如果谁没看过‘红色电影’《建国大业》，那谁就out了。”
殷畅和爸爸妈妈还参观了BJ大学和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的一处宣传栏上，一篇清华大学学生写的文章，吸引了殷畅和爸爸妈妈的注意。
文章中说——
在紧张准备期末考试的间隙，自己这个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清华大学学生观看了电视片《我愿以身许国》。
这部描述“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事迹的作品，在学生中尤其是学生党员中很流行。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魅力有增无减，加入共产党依然是中国青年的主流追求。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入党有那么大的热情？
原因有很多，不过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可以从学生党员中流行的这部电视片中找到答案，那就是：受到共产党人那种奉献精神的激励，被他们的担当所感动……
电视片《我愿以身许国》，讲述的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的故事。
这个故事，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
193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的王淦昌，毅然选择了回国。
挽留他的教授说：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
王淦昌坚定地说：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
1961年，当上级请他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时，王淦昌没有犹豫，当即回答：我愿以身许国！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是从他心底迸发出来的，他从此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
这种“我愿以身许国”的奉献情怀和担当精神，在那一代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身上，都时时刻刻地体现着。
他们——
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
为了让老百姓不再受欺侮而投身革命；
为了报效国家而回到祖国；
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不惜牺牲生命；
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而“以身许国”！
他们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情怀，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
从革命战争时期到国家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共产党人的这种奉献精神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在清华大学学生写的这篇文章里，殷畅还看到，中央组织部的统计表明，在每年全国新发展的党员中，学生占相当大的比例。
这篇文章中写到的另一段话，殷畅至今还有着特殊的深刻记忆。
那句话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应有的担当。
就是那次在清华大学的宣传栏前，殷畅第一次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蓬勃向上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