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偶尔间还能看到这么一个痤的时候，我便会想起那被羞辱寒心的童年往事。
那年月，痤是每家每户都必备的生产工具。因为它比背篓用起来方便，比竹篮结实耐用，所以人们更加喜欢用它来盛东西。
和别人家一样，我们家用来盛东西的痤，却装满了一筐筐令人心酸的记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深恶痛斥的歌谣：
田广福，溜红薯，三天溜个大财主，财主家里拌糊涂，糊涂里面煮红薯……
在少吃没喝的年代，往往谁也摆脱不了一个穷。我的父亲就是用那只被磨的光溜溜的痤装满我们生活的希望。
小的时候，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再加上一场大病的原因，所以父亲时常拿他的大懒痤把我担到田间地头，饲养处的角角落落。我亲眼目睹父亲他们如何劳动的场景。本该上学的年龄我每天看到的就是父辈们汗流浃背的背影。以至于后来，我再一次向别人谈起那些陈年往事的时候，在他们看来我小孩子懂球个啥，说的比听来的都要假。可那时我确实是在父亲的箩筐里慢慢长大。
父亲的那对懒痤比一般大，所以每担一担都要比别人多挣一分工分。其他人都有意见。凭什么都担几回，为什么要给他多记工，人们往往这样咬曹。气的生产队长大发雷霆：有本事你也担那么多，你要是能担那么多，我再给你比他多加一分工。这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
你们看看老田的脖子和肩膀头子，你们谁敢同他比一比。当队长掀开父亲的袄领时，上身被扁担磨破了大半个脊背。难道不应该多加一分工吗？
那时候参加集体劳动，场面十分壮观，称得上浩浩荡荡，千军万马。
在生产队里干活，上午是不能回家吃饭的，吃的是生产队里做的大锅饭，清汤寡水的米萋子，还有蒸得像老鼠大小的红薯块块。说实在的人根本吃不饱，只喝些汤汤水水，一会儿功夫就肚饥了。
太阳离天黑还有一竿子高，人们便停下来，懒懒散散地围住会计记工分，一个个伸长脖子看着，生怕给自己的工分搞错了。然后在队长那里盖上名章，这下才放心。当收工往家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父亲照样用他的大懒痤把我担回去。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社员们一年里生活的好坏，全靠当年的工分来折合成粮食来补充。为了多挣点工分，父亲就专捡那些又脏又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
给饲养处牲口割草，每五斤就记一分工。每出一圈牲口粪，就给记10分工，每担一担垫圈土也记五分工。虽然这些活工分高，非常诱惑。但是队长还是看中了干活实在的父亲和他那对大懒痤。
自打包揽了饲养处那些活以后，父亲工作时间就比较自由多了，只要牲口不缺草吃，牲口圈里干净利落，没有人在乎你今天是否干了活。
包工活的记工方法和集体劳动记工方法有所不同。它是盖生产队章的草票。在中心线上写上得分人的名字，然后连印戳一起一分为二。自己留一份，另一份做为存根放在生产队里，然后去匹配。防伪做的十分完美。如同旧社会钱庄里面的银票。不容易仿造。
然而记工卡片就不一样了。因为记在卡片上的数据是最原始的，生产队里没有存根。一切都依卡片为主，所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暗地里大做文章，硬生生把一些数字加一修改，将1改成了9，3改成8等等。本来5分工就可以分一斤粮食，到后来拿十分工也换不来一斤小麦。
生产队里每个季度要总工分了，人们便拿着自己的，在口袋里磨的少皮没毛的记工卡片送到会计那里。有队长逐项逐项念着，会计用他的大算盘来回扒拉着，一连好几遍。生怕给某个人搞错了招来穷吵吵。
父亲在总工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做包工活的副劵找不到了。在家里怎么也找不到。生产队长安慰地说，在好好找找，在好好找找。
不过也不要紧，自己的那部分找不到了生产队里面还有存根。就是别人捡到了也不会有用。因为那半个大红戳和一半个的名字一对起来就会露馅。生产队的家户比较多，登记工作一般都要好几天。
在对里进行总工分的第三天，有一个身材魁武的中年人拿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对工副劵来给自己加工分。当第一张相吻合以后，队长他们有些惊讶，两图相拼后，上面竟然出现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接下来又继续拼对了第二张，第三张……完完全全都是我父亲的名字，没有一张是他自己的。可偏偏要拿这些对工券为自己加工分，竟然如此的愚蠢。他的理由是他有对工券。
队长他们懒得搭理这个人，并如实的将那些总起来的工分数字登记在了父亲的名下。他们说这叫失而复得，要不然还真的对不起老田的那对大懒痤。
父亲用那担懒痤担出了自己的品牌，无论你何时何地只要看到它，就知道那一定是我父亲的。因为它与众不同，它满载着勤劳和赤城，也担出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尊敬。同时也担出了人生的命运和希望。
冬至过后，田野上一片凄凉。远处有一个头裹毛巾的瘦小的老头，担着他那对大懒痤慢慢的走来，竟然是那么熟悉。
2021年6月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