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离开北京后，我开始书写北京。

写作于我，最大的魔力是时差。

我们所写的，要么是发生过的，再做点加工；要么没有发生，尚未发生，纯属推理、想象或演绎。

当你写，你写的内容和写的动作，存在时间的距离；当你写完，成为作品问世，你看到，别人看到，也有时间的距离；是这距离，让我着迷。

写作时，我常觉得活在两个时段。

以本系列中的《立水桥北》为例，主人公于2008年1月接到法院传票，故事就此正式展开。

我在2018年的一个深夜，打开电脑，敲下：曾文文急匆匆穿上白色羽绒服离开北京图书订货会，去昌平和鲁小力会师。此时，我的肉体在上海家中，盛夏，房间开着空调，室温23摄氏度。然而，我的灵魂回到了10年前，我确实感受到了零下13摄氏度的北京冬天。

时间的距离，让我有回到现场的快感。

回到事发现场。

我们曾一百次复盘，重来一遍，会不会再犯当年的错误，买下令我们备受折磨的房子。

答案是，除非没有遇见它，遇见了，还是会买。

因为防不胜防。

写《立水桥北》是最后一次复盘。我从床头柜最底层抽屉掏出厚厚一摞判决书、复印的相关卷宗，我把它们摊开铺在地板上，我和丈夫在它们周围坐下，重新翻阅，互相提醒，补全那场官司的细节。

像一帧帧播放别人的人生纪录片。

认定防不胜防，就认了，是命中注定的劫难。

没什么好抱怨的。

回到青春现场。

还以《立水桥北》为例，之所以会选择“立水桥北”这个意象，是因为许多来北京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在五环外，立水桥以北的天通苑或回龙观租房、买房，作为在这个城市的第一站。等慢慢扎下根，经济上宽裕些，再搬进城，这也是我的生活轨迹。

描述这一轨迹时，仿佛重温过去，看见刚毕业的自己，看见刚成家的自己，看见老旧出版社的竖排稿件，看见“无话不谈”节目，看见警车，看见带着血迹的冲锋衣……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开心大过唏嘘。

回到记忆中最留恋的现场。

我于2018年搬到上海，便发了疯地想念北京。

自2003年去人大读研，我在北京十五年，它不是我的故乡，离开它，我却觉得背井离乡。

在上海将一切安顿好，入住新家的第一夜，我甚至梦见了立水桥的五号线。

醒来，我哭了，敲击键盘时，我忍不住思索，北京的不同——

北京，既是国际化大城市，又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北京谋生又谋爱的人，和其他大城市的同类一样，有经济压力下的挣扎；有信息时代，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迭而带来的焦虑；有对未来的迷茫，有对都市病的觉察，或干脆深陷其中。

但和其他大城市的同类相比，北京人、新北京人，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消息多多、机会多多；平台更大，更容易接触到各行业的最前沿。在这里，一夜成名随时发生，看似普通的小人物，原来早有建功立业之心。

因为建功立业的心，那些被骨感现实折磨得精疲力尽的人，才能饱睡一觉，怀揣理想，继续在路上。

而欲望和野心在这里似乎也更容易得逞，诱惑如乱花迷人眼，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也随时发生。

北京虽然古老，但始终保持着活力。北京的活力来自一个个鲜活的人，尤其是小人物。这一组小说，以《立水桥北》始，均是对我在北京的生活、见闻的总结、萃取，也为我对北京的思念找到一个载体。

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回去。15年来，我似乎没离开过那几条路，我的故事也大多发生在这几条路，朝阳门内大街、外大街，东直门内大街、外大街，张自忠路、光华路、三里屯、大望路……

写下它们的名字，就像画一份秘密地图，借写作的时差穿越、重游，证实我仍在那儿，我的生活秩序没有变。

这让我心安。

让我面对复杂、变化，保持镇定、放松，让我起码有一半的时间活在我熟悉的地方。

要做的只是来回切换。

感谢写作的时差，让我的乡愁得以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