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基于本生经而进行的考察，在这一过程中，笔者接触到了“律本生”这一本生文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律本生”的产生应在部派佛教时期。“律本生”的特殊之处在于，每一则“律本生”几乎都是对僧人为何初犯戒[1]的说明。“律本生”的出现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是对原始僧团的神圣化倾向；二是种姓思想的抬头。而另一个可能的推论是，戒律在当时已经受到一定的质疑，因此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说明戒律的正确性。

这种状况是必然会发生的，与佛经相比，戒律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更少的解释空间，很多条文也都规定得极为仔细。随着社会的变迁，一定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地方出现，改变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即便有“若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2]的约定，也无法阻挡戒律的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后，风土人情的差异则更加巨大，戒律也因此发生了更多的改变，某些律条甚至与原始的规定南辕北辙。通过研究戒律的中国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佛教在中国的转向，进而对中国佛学达成更深入的了解。

一切佛教经典，分为经、律、论三藏。经为佛亲口宣说之佛法；律为佛制定之行为规范；论为菩萨及僧人对佛法的阐述。三藏之中，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释尊灭度前因担心弟子将来没有可以跟从学习佛法的圣人，便留下“以戒为师”的嘱托。其最早之出处见于《长阿含经》之别译《大般涅槃经》：

尔时，如来告阿难言：“汝勿见我入般涅盘，便谓正法于此永绝。何以故？我昔为诸比丘，制戒波罗提木叉，及余所说种种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师。如我在世，无有异也。”[3]

“以戒为师”固然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但很多微细的戒条在时间的流逝与社会的变迁中逐渐开始不合时宜。所以释尊也留下嘱托“无令众中有犯大戒，不应求觅他细过”[4]。另一种说法是“听诸比丘舍小小戒”[5]。这便是戒律变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佛法与戒律几近同时传入中国，也都在中国化的浪潮中加以改造。与经典的中国化相比，戒律中国化的发挥之处显然要少得多，但戒律中国化之处，显然发挥了更深远的影响。

首先，戒律中国化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戒律更明显的表现在修行实践中。人们往往以“持戒精严”与否判断一个僧人或僧团的威仪。僧人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戒律所塑造的，进而被世俗眼光理解。研究戒律的中国化，可以更明确地反映出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在哪些方面做出了切实的改变。

其次，戒律中国化对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戒律中国化的本身，也是中国人接受戒律的过程。这种对佛教规则的接受是对佛教真正接纳的过程，也是对中国传统道德规则改变的过程。研究戒律中国化，一定程度上也是研究中国道德对戒律的靠拢。

最后，对戒律中国化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的佛教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如何抓住戒律的本质属性，改造旧的、不适应时代的戒律，制定新的对应新情况的戒律，是中国佛教亟待解决的问题。考察戒律中国化的历史，可以为今日的戒律改革提供良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