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迪我与早期中国教会：鉴于最近的翻译资料

书名：中西撷英
作者名：张西平等主编
本章字数：8953字
更新时间：2021-10-30 02:42:18

庞迪我与早期中国教会：鉴于最近的翻译资料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一关于庞迪我研究及其资料

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关于天主教耶稣会士的研究蓬勃兴起，自罗明坚、利玛窦以下，即所谓“巨人的一代”（邓恩作品书名，曾译为《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研究者众，涉及人物也多。但庞迪我是较少涉及的人物。据我所知，中文研究专著只有一本，即张铠的《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由西班牙外交部国际合作署资助出版，张铠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但此后未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庞迪我的专题论文有若干，但也不多（待查）。

目前为止，研究庞迪我生平最为详细和准确的，除了张铠先生的专著外，仍然是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费赖之神父在徐家汇汉学研究所工作几十年，查考一手的原文（法、葡、西、德、英、拉丁等语言）资料，后来又有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修订，因此关于庞迪我的基本生平，我们还是清楚的。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生于塞维利亚教区中之巴尔德莫罗（Valdemoro）。十八岁入托莱多省之修道院，卒业后请赴外国传教。1596年随龙华民神父东迈。”庞迪我于1599年到达南京，马上随利玛窦北上，后一直在北京协助利玛窦传教。1610年利玛窦去世之前，北京有三名耶稣会士，即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Sabbathiu de Ursis）。利玛窦去世之后，庞迪我负责安葬事宜，他通过好朋友叶向高等人的关系，破例申请到在北京城附近的墓地。在叶向高给出的四个地块选择中，庞迪我选了大栅栏，就是后来的西堂耶稣会士墓地，今天的北京市委党校校址。

庞迪我对中华文化非常热衷，他说的汉语，说不定比利玛窦还要好。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他来华时间短，但还是有可能的。利玛窦毕竟是“老手”（Old hand），庞迪我的优势是年轻、好学，热衷中华文化和语言，也善于结交有学问的士大夫。费赖之神父根据资料说：“庞迪我至北京之初数年，玛窦与士大夫应接或编撰书籍时，迪我则以教义授于应受洗礼之人，盖其曾习华语，善于言辞也。”根据费赖之的资料，我们还可以推论，利玛窦修订《交友论》《天主实义》等，或有庞迪我的贡献。当然，这些推论都要经过深入仔细的庞迪我研究才能最后确认。庞迪我的传教成就也不错，1605年，“彼曾至京畿若干村庄传教，在一远距二十四里之地，为十人或十二人授洗。次年至别一地为十三人授洗。人皆争延之”。

庞迪我的中文著述在早期耶稣会士中算是突出的，主要是中文神学的内容。目前能都查考到的大致有：第一，《七克大全》七卷，1614年北京刻本，收录李之藻编《天学初函》理编，全文又收入《四库全书》；第二，《人类原始》；第三，《天神魔鬼说》；第四，《受难始末》一卷，1925年土山湾印本；第五，《庞子遗诠》二卷；第六，《实义续篇》一卷，这是庞迪我续《天主实义》，也是他参与修订《天主实义》的证据之一，收入方豪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七，《辨揭》一卷，是辩驳1616年南京教难的作品，与徐光启《辨学章疏》同时；第八，一份关于中国天主教的意见书，致托莱多教区主教路易斯·德·古斯曼，1602年3月9日作于北京，有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德文各种文本；第九，一本进呈给皇帝的万国坤舆图，分四大洲描绘。

在研究资料方面，提及庞迪我的资料都是从西文翻译的，如高龙鞶《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8年）记载：“1599年，范礼安又派庞迪我协助利玛窦。庞迪我生于西班牙托莱多教区，时年二十九岁，在欧洲攻读神学哲学毕业后，即要求至东方传教。到澳门后，希望能到日本去。范礼安派他赴中国，便与郭居静同至南京，以便随利玛窦北上。”庞迪我是1596年4月10日从里斯本出发来中国的，同船的会士还有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他们首先到达澳门，龙华民去了韶州，接替利玛窦开辟的传教区。庞迪我则到了南京，随后又跟随利玛窦去了北京。龙华民后来成为利玛窦的继承人，担任中国教区的负责人，但随即成为“利玛窦路线”的反对者。他挑起了“译名之争”，后发展为“中国礼仪之争”，几乎断送了初生的中国教会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然而，庞迪我却是“利玛窦路线”的忠实继承人，在利玛窦去世后一直与龙华民、熊三拔辩论，直到去世。

其他与庞迪我有关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著作有：利玛窦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裴化行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林金水《利玛窦交游人物表》（《中外关系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等。李天纲编《徐光启文集》、《增补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有徐光启关于庞迪我等人修历的上疏，以及相关的年谱考证。

二庞迪我的生平

庞迪我，明末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号顺阳。生于西班牙巴尔德莫罗，18岁入托莱多修院，同年加入耶稣会。1596年启程来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抵达澳门，次年即到南京，跟随利玛窦一同前往北京。1601年1月24日，庞迪我陪同利玛窦到达北京，借调理自鸣钟的机会进入宫廷，庞迪我还教授太监演奏“古翼琴”的技法。古翼琴，或为近人所称的古钢琴，后来利玛窦有《西琴八曲》印行传世，应该也有庞迪我的贡献。

利玛窦开始很欣赏庞迪我的工作，1603年，他们一起去保定传教，当年收获150名教徒。1605年，他和利玛窦一起住进了新建的“南堂”，利氏著述，庞氏传教，事业相当顺利。1604年，徐光启考取进士，留在翰林院，与利玛窦、庞迪我交往，翻译《几何原本》。1606年，利玛窦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给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的信中对庞迪我很是抱怨，并提议以后让龙华民接替他的职位，不过后来利玛窦对庞迪我的工作又表示满意，加以夸奖。1607年，熊三拔来到北京，支援利、庞两神父开展科学工作，包括翻译西书、修订历法、观察天文。由于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儒家天主教徒，以及叶向高、韩爌等友教士大夫内阁大臣的交往，庞迪我等人在江南和华北开展文化交往，翻译科学、哲学、神学著作，中外交流非常频繁。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之后，又和熊三拔一起翻译了《泰西水法》。不过，熊三拔是不主张在中国传教时首先翻译科学著作的，他主张“神学第一” （Theology first），而不是“科学优先”（Technology first），他们之间有一场很有意思的讨论，见于徐光启《泰西水法序》。

在这个问题上，庞迪我是支持徐光启的，他在利玛窦去世以后，仍然支持“利玛窦路线”，即主张耶稣会士到了中国就要按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行事，用中文讲“天主”的理论，也按照中国人的方法、语言、概念来翻译西学知识。庞迪我支持徐光启，但没有和他合作；熊三拔反对徐光启，但两人却有作品问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庞迪我的科学知识肯定也是不错的，徐光启在1612年1月7日上疏皇帝，重订历法，提到两个西洋助手的名字，庞迪我的名字还在熊三拔前面，他说：“翰林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皆精心历理，可与（庞）迪我、（熊）三拔同译洋法。”庞迪我对中国历法体系的修正，即《崇祯历法》（《西洋新法》）的完成做出了贡献。这部新历法，是利玛窦的老师克莱乌斯新订的《格里高利历》的中华版，做了一些本土化的处理，如“小时”“九十六刻”等。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庞迪我翻译的科学著作，为什么他不和徐光启、李之藻合作，而是勉强熊三拔来做他不喜欢的事情，这是学者们应该搞清楚的，我现在还没有答案。

三从龙华民《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看庞迪我的贡献

1600年利玛窦去世后，他没有挑选近在身边的西班牙托莱多人庞迪我作为耶稣会总会长的继承人，而是找了远在广东韶州的意大利西西里岛来的龙华民接班。据我的查证，利玛窦与龙华民只在他去世前一年在北京见过一面，利玛窦去世时龙华民并不在场，而是庞迪我、徐光启张罗了葬礼。后来的历史证明，利玛窦不选择庞迪我作接班人，而是选了龙华民，是错误的选择，因为龙华民马上挑战了“利玛窦路线”，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而这时候的庞迪我是坚决地维护自利玛窦进入南京、北京以来近二十年的传教路线。

利玛窦的错误选择，对中国教会、中西文化交流来说，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自龙华民于1620年写了《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之后，耶稣会内部、耶稣会与道明会、方济各会、奥斯丁会的争议不断。这场争议还扩展到了巴黎索邦大学、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形成了称之为“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的大争议。这场争议原本是天主教内部的讨论，有关于神学和信仰，但是它涉及罗马和北京对于中国天主教徒的行为规定，比如：一个江南的士大夫入教以后，就应该按罗马的规定不得祭祖、祭孔、祭天。在中国的礼教规定和政治权力不分的情况下，罗马的规定触犯了康熙的礼制。因此，这个争议导致1704年康熙下达禁令，驱逐不服从“利玛窦规矩”的会士离开中国，至少是赶到澳门。至此，持续了一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就中断了。这个结果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教会、中国文化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以至于中国在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断绝了与欧洲文明的交往，而当时的欧洲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哲学都在迅速进步，西欧、南欧、中欧、东欧的民族国家崛起，而中国却疏离在外，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

1621年，庞迪我的同船旅伴、同会会士龙华民同意日本会士的看法，认为应该禁止“利玛窦路线”，形成决议。对此决议，龙华民和日本的维埃拉神父站在一起，并得到熊三拔支持，庞迪我则加以反对。1623年，龙华民用拉丁文写了一篇驳议文章，题名《关于上帝、天神、灵魂和其他中文译名争议的大概回应》（Reposia breve sobre as Controversias do Xamty,Tien Xin,Lim horn,e outrot Nome e termos sinicos）。

图1

图2

“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站在庞迪我一边，他们都表态要坚持“利玛窦路线”，但似乎不起作用。“随后我们与保禄进士，以及其他几位学问极好的进士做了几次交谈，以便找到可以将注释与经文相协调的办法，他们一直认为我们不应在这个问题上自寻烦恼，对经文酌情采纳即可，对经注者驳谬之辞无须小题大做。我们也在其他不同的时机和场合下向若望进士和弥格尔进士咨询了此事，他们的回答别无二致。”

1610年，北京的庞迪我、南京的王丰肃反对熊三拔，他们三人按照规定的题目各自写了报告，由在日本的陆若汉、中国的龙华民裁决，于是就有了龙华民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龙华民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作为总报告，代表中华耶稣会的主导意见。他反对用中文的“上帝”（Xang Ti）、“天神”（Tien Xin）和“灵魂”（Ling Heon），与西文中的“de Dieu”（God，神）、“des Anges”（Angeles，天使）和“de L'Ame”（Soul，灵魂）。最后，1638年，他们在上海附近召开“嘉定会议”，决定改用“天主”，即延续至今的“天主教”（Catholicism）。

庞迪我于1618年在澳门被“南京教难”驱逐时英年早逝，非常遗憾，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最近我们翻译的龙华民《论中国宗教若干问题》来看，他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都是“利玛窦路线”下的做法，应和利玛窦一起谈论。但是，由于他生平短促，资料不多，加上主要是神学贡献，所以研究者寥寥。另外一个重要的疏忽是，他是利玛窦在北京十年期间的主要助手，他和叶向高、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钱邻武、邹元标等几位重要阁臣的交往，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明代东林党争和晚明史都有很大意义。

庞迪我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把他和龙华民作比较。两个同时来到中国，一度都可能成为利玛窦和耶稣会在华事业的接班人。由于思想方法的不同，一个继承“利玛窦路线”，一个反对“利玛窦路线”，导致了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完全不同的结局。把二人做比较，会非常有意思。假设当年罗马采用庞迪我的主张，而不是龙华民的，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科学、教育、宗教关系就会完全不同，甚至可能影响到今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庞迪我的方法来传教，今天的中国天主教、中国文化会有很大不同。

[1]本节曾参考西班牙学者文塞斯劳·索托·阿杜奈托主编的《耶稣会士庞迪我（1571—1618）——通向明代中国的桥梁》（Wenceslao Soto Artunedo, Diego de Pantoja, SJ（1571-1618） Un Puente con la China de Ming）一书，在此谨向参与该论文集写作的西班牙学者表示感谢（该论文集已于2018年在阿兰胡埃斯出版）。

[2]中外研究庞迪我成果最丰者张铠先生，不愧为一代宗师，其作计有：《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Zhang Kai, Tang Baisheng, Kang Xiaolin, Diego de Pantoja y China: un estudio sobre la politica de adaptacion de la Compañia de Jesus, Agencia Española de Cooperacion Internacional y Biblioteca de Beijing, Editorial de la Biblioteca de Beijing,1997（国外研究者多有引用）;《庞迪我与中国》（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增订版）《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西班牙文）（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西班牙的汉学研究（1552—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Diego de Pantoja y China（庞迪我与中国）（新西班牙文版）（马德里：大众出版社2018年2月版）。西班牙方面主要学者有欧阳安（Manel Ollé）, La invención de China Percepciones y estrategias filipinas respecto a China durante el siglo ⅩⅥ,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00; Beatriz Moncó,Relación de la entrada de algunos padre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 China y particulares sucesos que tuvieron y de cosas muy notables que vieron en el mismo reino:Carta del padre Diego de Pantoja,religioso de la compañia de Jesús, para el padre Luis de Guzmán, provincial de la provincia de Toledo, Alcorcón: Instituto de estudios históricos del Sur de Madrid“Jiménez de Gregorio”, D.L.2011, pp.1-83; Wenceslao Soto Artuñedo, SJ（Coord.）, Diego de Pantoja, SJ（1571-1618）, Un puente con la China de los Ming, Aranjuez MADRID: Xerión Comunicación y Publicaciones,S.L., 2018。最近作为“中国—西班牙文化年——2018庞迪我年”的主要活动项目，由暨南大学港澳暨海外文献出版传媒中心、澳门文化公所策划、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叶农整理，罗慧玲、蒋薇译，金国平校的《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澳门版）马上将要推出大陆版，增加了4封庞迪我的未刊信和1篇作于1710年的长达25000字的传记。我认为有必要向学术界解释一下庞迪我于澳门逝世日期的最后考证问题。我参与了“中国——西班牙文化年—2018庞迪我年”的全部筹备工作，从一开始，我就试图最后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于是我费大力气钩稽了大量西方史料，最后确证了庞迪我神父于1618年7月9日在澳门总院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