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再续韶华：西安碑林博物馆简史

武昌起义的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清帝逊位，民国肇建，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坍塌，年轻的革命家们壮怀激烈，在革除制度弊病、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苦苦求索，试图以“民主共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国。依附于孔庙、“三学”的碑林，携数百年深厚积淀蹒跚而来，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感召下如梦初醒，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交给新的世界，迈出了走向现代化博物馆的第一步。

民国伊始，碑林由陕西省立图书馆接收。不久，馆长朱先照主持编辑了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份正规的碑林藏石目录——《图书馆所管碑林碑目表》，此表约编制于 1914 年，包含碑目、移建年月、朝代、撰书人、字体、石数、损阙状况等内容，共收录了“历代石刻一百七十二种，其名碑古刻，虽重摹而必收，短石残碣，有可珍而悉录，盖皆足为考古之资，文字不偏废也。至于明清二代之作，半非出于书绘名家，全收似嫌芜杂，故择其可传者列入”。这份目录，不但为研究清末民初的碑林藏石提供了珍贵资料，也阐述了时人收藏保护碑石文物的主要原则。

1915 年，图书馆由梁府街旧馆址迁至南院门处，与清末建成的“亮宝楼”即“劝工陈列所”合并，监管相关事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的“博物馆职能”愈加显著。1916 年，图书馆归陕西省政府直辖，高树基受命兼任图书馆馆长。次年，李根源任陕西省省长。李根源重视文教、雅好金石，目睹碑林年久失修、房屋破败，遂与高树基商议，在重修图书馆北院的同时，也对碑林房屋加以修葺，这是图书馆代管碑林期间见于记载的唯一一次小规模维修。高树基任馆长期间，虽然局势动荡，但图书馆却进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业务和管理都走上了正轨。1924 年，《陕西图书馆章程》公布实施，包括劝工陈列所和西安碑林在内的各项管理办法有 14 项 134 条，其中“管理碑林规则”10 条，是迄今所知碑林第一份成文的管理规则，虽然还谈不上周全完备，但一行行朴实无华的铅字无不向我们诉说着民国时期文博人热忱审慎的行业初心。1933 年，张知道出任馆长，在任期间编著出版了《西京碑林》一书，这是近代以来以碑林为题材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物，对西安碑林的历史沿革和所藏历代碑刻作了概要介绍，并有碑林藏石目录两种，分别按碑刻时代和碑刻陈列位置记录，基本上反映了民国前期碑林藏石的全貌。书中还附有一份《碑林略图》，标示了当时碑林的建筑和分区情况，图中所见碑林与足立喜六在《长安史迹考》中所附清末碑林平面图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张知道在书中提及碑林建筑状况时曾说道：“今则各处建筑，年久失修，时虑倾圮。换新何时，未可知也。”

就在张知道为碑林的破败叹息不已时，一个整修碑林的计划已开始酝酿。1935 年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黄文弼任办事处主任。同年 9 月，在第三次委员大会上，黄文弼与滕固、徐炳昶共同倡议，与陕西省政府联合整修碑林。提案获得通过后，大会委托黄文弼拟定详细的整修计划和预算评估。黄文弼，著名考古学家，曾参加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新疆、内蒙古等地进行过多次学科考察。黄文弼在罗布泊、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时，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对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作出了巨大贡献。整修碑林的工程由这样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负责，是碑林莫大的幸运。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也对整修碑林的计划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两度回信给为整修碑林奔走相告的黄文弼，分别提及蒋介石对碑林的关注和于右任拟捐藏石之事，邵力子举出的大人物对整修碑林计划的顺利进行，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进作用。

1935 年底，在中央财政的资助下，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府联合整修西安碑林的计划被行政院批准。1936 年 9 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通过了《整理西安碑林工程检修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草案）》并上报内政部，内政部聘请邵力子、张继和黄文弼为监修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监修事宜。监修委员会聘请了各方专家担任工程顾问，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曾在来陕调查古建时，对碑林整修的规划设计和碑石排列方案进行了具体的指导。整修工程由北平鸿兴公司得标承造，但西安事变的爆发使破土动工的日期不得不延迟至 1937 年 4 月。工程开始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因经费停发而不能正常工作。日寇步步紧逼，即使西安处于后方，也难免不受影响。国难当头，各有关方面仍积极筹措款项和物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整修得以善始善终。整个工程费时 1 年，耗费约 7 万元，于 1938 年 3 月正式竣工，4 月 19 日通过验收。于右任曾题写“西京碑林”匾额以示庆贺，悬于碑林大门之上。

这是近代以来碑林最大的一次整修，自此碑林的建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除部分照旧翻新外，绝大部分区域均拆旧盖新，共建成陈列室八所，卷栅三所，游廊六所以及其他辅助建筑，为今日碑林的格局奠定了基础。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碑林部分，除 1982 年新建的第七展室外，《石台孝经》碑亭和第一至六展室，都是当年翻修和新建的。此前，各区域碑石多为横排摆放，这次整修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将碑石全部改为了竖排，以改善采光条件，方便游览和拍照。《开成石经》因固有序列不宜改动，原有保护措施不力，便在整修过程中改变了原本的形制，加装钢筋水泥梁柱以达到防震的目的。借此次整修之机，碑林的占地面积大为扩展，向东、西、北三面延伸，共增加面积 2853 平方米，加上原有面积 4872 平方米，整修之后的空间达到了 7725 平方米。

整修工程竣工前后，于右任捐归陕西公有的一批藏石移至碑林，这是整修过程中碑林在藏石方面的最大变化，也是碑林有史以来增加藏石最多的一次，这就是著名的《鸳鸯七志斋藏石》，因其中七对北魏夫妇墓志而得名。1937—1938 年的大规模整修，不仅使碑林的建筑、陈列和收藏焕然改观，而且以此为契机，成立了碑林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1938 年 5 月 1 日，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任陕西考古会委员长的张鹏一担任主任委员。随后，《陕西省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暂行规程》及《办事细则》《拓印碑帖规则》《游览规则》等规章制度相继公布实施，碑林自此取得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同年 12 月，管理委员会编制碑林碑石目录，对当时碑林的收藏规模进行统计，现存两种毛笔手书目录留存，一为草目，一为定稿，两者相互补充，基有上反映了 1937—1938 年整修之后西安碑林的藏石情况和碑石位置，此后直至 1949 年，碑林的藏石情况变化不大。据统计，当时碑林第一至第七陈列室共陈列碑刻 486 种 1227 石；再加上各个时代的墓志藏品，碑林藏石总数为 871 种 1612 石，但这一数字并未包括《皇甫诞碑》《孔子庙堂碑》《智永真草千字文》等 41 种尚在西安孔庙院内的碑石，当时，西安孔庙与碑林分属不同的机构管理，未能成为统一的整体。

抗日战争期间，虽然于右任、张继、黄文弼等人均嘱请陕西省政府设法保护西安碑林藏石，但是，由于碑石数量众多，加之经费没有着落，碑林藏石的保护工作始终难以落实。1939 年 4 月，管理委员会终于提出了珍贵碑石的保护方案，以加固和埋藏的办法避免它们在日军空袭中被毁。这项防护工程由曹仲谦具体负责，在重重困难中缓慢推进，直至 1940 年 6 月方告完成，好在日寇的铁蹄未能踏进潼关，碑林藏石安然无恙，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口，不屈不挠的碑林人以坚强的意志守护着国家宝藏。

1944 年 4 月，在省教育厅的提议下，陕西省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做出了成立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决定。同年 6 月 20 日，陕西第一座现代博物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康耀辰担任第一任馆长。自此，碑林管理委员会的行政职能被博物馆取代，与此同时，孔庙也划归博物馆管理，其他相关单位如陕西省立图书馆、陕西考古会、西京筹备委员会等所藏的文物、古籍也规定由博物馆接收。但实际上，只有孔庙和碑林所藏文物于1944 年底完成了点交，被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正式接收，其他单位的藏品由于战事尚未结束、数量有限和转移他处等原因，仍由原单位负责保管。总之，新成立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址设在西安碑林，主要藏品和基本陈列仍以西安碑林为基本格局。

1945 年 5 月，曹仲谦接任馆长一职。上任后，他立即着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机构设置，对西安孔庙和碑林建筑群进行日常维护，努力维持着博物馆的存续。在这期间，曹仲谦馆长及博物馆同仁克服人才资源匮乏、经费捉襟见肘的困难，无私奉献，为碑林藏石的扩充和展示环境的改善，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其一，对孔庙及博物馆馆舍进行整修。1947 年 6、7 月间，博物馆会同省教育厅、财政厅、建设厅及孔教会，组成“陕西省整修孔庙委员会”，对孔庙房屋、园林及博物馆馆舍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维修，这也是民国时期西安孔庙建筑群继 1918 年整修后的再次维护。其二，想方设法扩大收藏规模、恢复陈列。1947 年 3 月，当时的中国合作事业协会陕西分会拆除原民政厅（即前清布政司署）仪门房屋，拆下历代碑石数种，如唐《马璘残碑》、五代周《重修文昌阁残碑》、明《修西协记》、清《复置颜柳碑记》、《增置颜柳碑记》及《水调歌头词》等碑石，均由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运回碑林收藏。1947 年 6、7 月，又迁置新城小碑林所藏碑石 38 种入藏碑林，其中有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唐《美原神泉诗序碑》《颜勤礼碑》《慧坚禅师碑》及清刻《黄庭坚诗碑》等，都具有很高的书法和史料价值。1947 年 8 月底 9月初，还将抗战中埋入碑林东院的《鸳鸯七志斋藏石》全部起出，重新嵌置于第八室楼下，恢复旧观。其三，加强学术研究、公布藏品图录。1947 年2 月，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出版了曹仲谦作序的《西京碑林藏石目录》；1948年 5 月，研究出版组完成了《鸳鸯七志斋藏石》的全部录文工作；1949 年2 月，又出版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概况及藏品照片册》。在人力、物力都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完成这样的基础性工作，实属不易。据档案记录，1948 年 4 月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全部藏品，包括石碑 1641 块，古物 946 件，书籍 4710 册，杂志 4606 册，图册 11 份，拓片 1194 份，当年来馆的参观人数已有 7075 人次（缺 12 月）。此时，中国大地上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古老的中华民族即将迎来新的历史纪元，而饱经沧桑的碑林，怀抱国故，坚守一隅，也期待着巨变之后的焕然一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终于走出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庄严而无畏地伫立在世界的东方。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同心戮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文物博物馆事业越来越受到重视，西安碑林也得到了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发展和机遇。

1949 年至 1955 年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先由西安军管会接收，后隶属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改名“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武伯纶接替曹仲谦任馆长后不久，馆名又改为“西北历史博物馆”；随着西北大行政区的撤销，博物馆转由陕西省文化局管理，定名为“陕西省博物馆”。其间，政府还拨出专款，对碑林各展室和孔庙房屋进行了一次全面翻修，对陈列加以调整，并按照当时的标准，对碑林藏石作了清理和剔除。然而，1959年的一场雷火烧毁了孔庙建筑群中最为宏伟的大成殿，其台基也在 20 世纪70 年代被平毁，辟为现在的碑林广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碑林和孔庙在建筑方面最大的损失，也是碑林人心中永远的遗憾。1961 年，西安碑林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此，西安碑林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正式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法律的保护。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陕西省博物馆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藏品数量大幅增加，藏品种类不断丰富。其一，《曹全碑》《司马芳残碑》《郭氏家庙碑》《道德寺碑》《大观圣作之碑》等珍贵名碑陆续入藏碑林，对陈列展览和学术研究的提升多有增益；其二，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大量唐代墓志相继出土，它们被纳入碑林藏石的范畴，弥补了原有藏品中唐代墓志数量较少的不足，进一步提高了碑林的文献价值；其三，以陵墓石刻、宗教石刻为主的石刻艺术品的收藏则大大丰富了碑林的内涵，奠定了碑林成为石刻艺术专题博物馆的藏品基础。1963 年国庆节，西安石刻艺术室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这座位于碑林展室西侧的大型仿古建筑，陈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入藏的汉唐石刻，并沿用至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 1966 年 9 月，陕西省博物馆全体职工不顾个人安危，以“革命造反派”的名义将保存了大量“封建毒素”的碑林予以查封，宣布闭馆，这急中生智的一招把红卫兵挡在了碑林门外，在“破四旧”运动中有效地保护了碑林的文物、古籍和古建筑。1970 年，陕西省博物馆和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参加由省革命委员会文化组组织的文物普查，借此机会，先后将许多保存状况较差的碑刻运回碑林加以保护，《仓颉庙碑》《唐公房碑》《邓太尉碑》《广武将军碑》《晖福寺碑》《同州圣教序》《折继闵神道碑》等碑石就是在这一特殊时期入藏碑林的。1971 年 2 月，陕西省博物馆在闭馆四年后恢复对外开放，相继举办了“何家村窖藏文物展览”“陕西省出土文物展览”等，恢复历史陈列，将原来的通史陈列改为周、秦、汉和隋、唐断代史陈列，突出陕西的地方文化特色。此举在当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基本展览模式，对全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73 年，对当时台基破裂、碑身倾斜、碑身四石不能合拢的《石台孝经》，进行了整理修复，重新夯实地基，扶正碑身，恢复原貌。整修中，在碑身内发现了金拓整本《集王圣教序》、金代版画《东方朔盗桃》和金代稿本《女真字书》等珍贵文物。

1979 年，为防止地震对展室碑石的破坏，陕西省博物馆对碑石进行了加固处理，在碑首、碑身、碑座以及各碑之间，用角钢相互连接，增强其抗震能力。1982 年，博物馆又在第六展室前新建了一座仿古建筑，作为第七展室，用以陈列清刻《淳化阁帖》。此外，日常的维护修葺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

在碑林当代历史上，曾经多次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外宾，其中周恩来总理就来过碑林 3 次。1955 年 5 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后回国途经西安，第一次来访；1961 年 10 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访问西安，第二次来访；1973 年 6 月，周总理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访问延安、西安，第三次来访。访问过程中，周总理还提出了保护石碑、改善展陈环境、新建博物馆以保藏更多文物等建议。正是周总理的这些指示，促成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成开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独立建馆。1977 年起，在陕西新建一座博物馆的计划就提到了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上，然而，由于许多重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建馆计划也因此搁置，直到 1991 年 6 月，陕西历史博物馆才最终落成开放。与此同时，陕西省博物馆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原有馆藏文物一分为二：西安碑林、石刻文物、与书法相关的文物和古籍文献，留原址保存；此外所有历史文物，移交给新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进行收藏和陈列。1993 年 1 月，以西安碑林为主体的旧馆正式更名为“西安碑林博物馆”，成为一座以收藏、陈列和研究历代碑石、墓志、石刻艺术品和古籍文献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西安碑林向现代博物馆转化的过程至此完成。

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纪元，保管、陈列、宣传、研究等各项工作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据《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一书的统计，截至 2005 年，西安碑林所藏碑石、墓志、经幢、造像（只含有碑刻文字者）已有 1842 种，3187 石。2010 年，碑林广场东侧又建成新的石刻艺术馆，以“长安佛韵”为主题的北朝、隋唐长安佛教造像的展览同时开幕，并获得了当年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的荣誉，西安碑林博物馆“一轴两翼”的展陈格局正式形成。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博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倡议。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陕西时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西安碑林博物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开始了改扩建工程的筹备工作。2019 年，酝酿已久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项目”获得国家正式批复并进入实施阶段。不久的将来，在保留孔庙建筑群和现有展室、展馆的基础上，一座崭新的大型现代化展馆将出现在古城中央。那时，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历代宝藏将以全新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新一代的碑林人也将继承传统，在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的前提下不断发掘文物的深刻内涵，使其成为坚定文化自信、汇聚民族精神的珍贵财富，更好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