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现代性和真理的衰退

今天不是科学或者至少不以科学为模型的东西还能被严肃地当作“真理”吗？让我们看看宗教吧（在这里和接下来都将以它为例，但也可以用艺术或者伦理学为例）。今天一个受过启蒙、接受过教育的人，去过一些地方，意识到了文化和生活形式的多样性，还会认为存在着一种叫“真正的宗教”或“宗教真理”的东西吗？或者启蒙是不是使宗教观念沦为了一种幻想甚至是神经症？我的观点是，启蒙运动被证明是好事过了头，成了坏事。它基本实现了它的承诺，使我们摆脱了迷信和君主专制的霸权，代之以科学和公民自由。没人能够反驳这一点。但最后它走得太远了。现代人所说的纯粹理性被证明是一种对真理的新统治，让浪漫派诗人和19世纪的哲学家们发出了雄辩、杰出的痛苦的嚎叫。纯粹理性容忍不了任何不是纯粹理性的东西，这有些不合理。

愚人船

让我们从愚人开始，谁都不想做的愚人。我之前在讨论莱辛的论述时说过，为了理解他的意思并不需要真的相信上帝。只要把上帝当做一种极限情形，一种不需要交通手段的存在。要想弄清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想想曾经，就在不久前，我要是如此轻率地谈论上帝肯定不会被轻饶。我解释我们的真理观发生了多大变化的结果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之前的生活可以用《圣经》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14:1）他们不说无神论者——这个词到现代才出现——而是说“愚”。如此轻率地对待上帝，或者把自己彻底跟上帝隔绝开来、不去追随上帝，就是把自己跟真、善、美隔绝开来，这是极其不明智的。注意，《诗篇》中说“愚”，而不是“非理性”。二者有何区别？愚的反面是“智慧”，而非理性的反面是“理性”，而古代人更关心要明智而非理性。不要搞错了。在古希腊（logos，逻各斯）和中世纪（ratio，理性）有一项很繁荣的事业叫“理性”（逻各斯），以至于它在德国进入了马丁·路德的内心，马丁·路德在思考信仰发生了什么，这引发了新教改革。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学位都用拉丁语表示，就是因为13世纪盛行的学术发明了现代大学的原型，所以每个拿到博士学位的人都被称为“哲学家”。古希腊和中世纪思想家未曾不择手段地反对理性，但他们把理性整合到了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概念中，即智慧。后来，在启蒙运动时期，理性得到了一个骄傲的位置，使得智慧坐到了后排。在我正在提出的后现代主义版本（我将解释，不出所料地，有许多版本）中，这种变化是不明智的。

但什么是智慧？古希腊人说，智慧是对最高的事物的爱，所有最高级的东西，真、善和美。它包括理性但并不止于理性；它包括真理但不会把真理还原为用理性确立的东西，它没有把善和美从真当中排除出去。苏格拉底打扰他的同胞，让他们为他们做出的人生选择、为他们珍视的东西给出好的理由和证明，这为他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苏格拉底这一做法开启了我们所说的“哲学”传统，亚里士多德想出了人类的经典定义：理性的动物。他的著作，跟柏拉图和中世纪神学家的著作一样，以充满论证和理由而闻名于世。但是古希腊人从未忽略智慧，从未忽略把人生作为统一整体来更广泛、更丰富地感知以带来更充分的理解。毕竟，我们不能证明一切，证据总要始于某个地方，要有一个被当作已知或显而易见的前提。亚里士多德说，不去证明一切是受过教育的人的标志，这个建议对苏格拉底来说来得太迟了，他因为他那恼人的问题引起的烦恼而被他的雅典同胞处死了。智慧包含定义和证明（真的东西），也包含洞见和直觉；它包含行动、幸福，道德和政治智慧（善），而不只包含专业知识；它包含柏拉图的这一观念：被美的事物包围的人生能提高灵魂之美。

那些努力把这些聚到一起的人，那些在古典时代拥有这一切的人，他们过着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被称为“睿智的人”，而不是“理性的人”（或者富人和名人）。很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人不会假装知道一切。相反，睿智尤其意味着健全地尊重所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一个古希腊的智慧的人永远都不会主持电视脱口秀）。所以实际上，古代人不会说这些人“睿智”，而是说他们寻找智慧，或者说爱智慧；简言之，他们是哲学家。哲学家是寻找最高的东西的人，真、善、美的东西被认为是最高的。智慧意味着热爱所有这些被一起编织在整合的生命形式中的最高的东西，其中每个都被按照合适的比例加以培养。智慧是哲学整体。

你可以看出，在古代，哲学、对最高事物的追寻，并不是大学校园里的一个学术专业。它意味着一种生活形式，是幸福生活的典范，是跟行动（道德和政治的）与激情（爱、爱欲）相联系的，是一种跟生活的乐趣非常合拍的感受力。我们在本书中的任务是找出真理在过上睿智生活中的位置，那些今天在后现代境况下，我们要想做到睿智必须拥有的真理。但是要记住，我们所说的关于真的一切也可以用来谈善和美，因为智慧需要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热爱智慧的人能够引用美国革命者反对英王时说的睿智之语：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hang together），我们就会被分别吊死（hang separately）。睿智的人知道，真、善、美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追随古人是明智的，在这方面他们遥遥领先于我们。

睿智跟“愚顽”完全相反。愚人是选错了的人，他们的人生不合情理。愚人把享乐放在荣誉之前，把富有放在美德之前，就像如今的音乐人和电影明星把天才虚掷在酒精和毒品上。为什么要让稍纵即逝的快感败坏你的荣耀、你的天赋和你的生命？那很愚蠢。或者，愚人追随好的东西，但是过了头，忽略了整体，追求得不成比例，以致损害了他生命的其他部分，就像有人努力在他的行业争取成功，这本来是好事，但是过于狭隘，以致毁掉了他的健康或者家庭生活，这就不明智了。尼采大胆地批评被誉为哲学的守护神和烈士的苏格拉底，批评苏格拉底对定义和证明的爱不成比例，让他对推理的爱超过了其他一切，没有考虑到还有一些东西不需要定义，也不能被理性地证明。我们用其他方式“知道”它们。愚人的行动不够明智，让自己被一些事物蒙蔽了双眼，看不到整体、美好的生活，真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真、善和美并在一处，担任一个统摄因素，使人类的生活在其上繁荣兴旺，它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和我们站立的大地。

据说在中世纪，西方人会去教堂。继承自希腊人的最高哲学理想（真、善和美）被统一和实现于《圣经》中的上帝的完美。这导致了跟神学（寻找上帝）呼应的哲学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各地伟大的学术中心、在《圣经》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繁荣起来。如《诗篇》中所说，寻找智慧就是寻找上帝。上帝不仅是善、真或美，而是无穷的美、善和真本身集于一身。其他一切是因为被上帝创造、模仿上帝的存在才成为善的、真的、美的，就像镜子中的许多影子。不追寻上帝、抛弃上帝，就是抛弃最高的东西，把我们的存在跟它的根源和源头隔绝开来，这是最高程度（或最深的）愚蠢。上帝就像太阳，是我们在其中生活、移动、呼吸的元素，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表现出了真理的向日性，抛弃它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此圣奥古斯丁（354—430）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希坡郊区主教，是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神学家，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你还会听到他的名字。在他所有令人难忘的表述中，再也没有比《忏悔录》的开头更令人难忘的了，他说：“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奥古斯丁用寻找来表示人类生活的特征，他称之为我们“永不安宁的心”（cor inquietum），其中的“心”的意思是我们的爱和渴望所在的地方，包括我们对真理的爱、激情或渴望。奥古斯丁把人类的生活理解为被永不停息的渴望或爱推动的一场宏大的旅程，地球上的任何东西都满足不了这种渴望。做人意味着做一个旅人，在寻找上帝的路上，圣文德（1218—1274）称之为内心朝向上帝的旅程。所有有限（世俗）的善都是脆弱的、暂时的、不完美的，所以只配得上那么些爱。我们（在地球上）永远都找不到任何能真正地满足我们内心的渴望、配得上无条件的爱的东西。就像曾经投资过股市的人可以证明的那样，我们一得到我们以为会让我们快乐的东西，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希望得到更多。奥古斯丁说，这是因为我们是为上帝而造的，而上帝自己能够真正地满足我们的渴望。每当我们渴望某个物质的东西，我们都是在以一种模糊的、糊涂的方式最终在寻找上帝。当我们渴求真理时，我们渴求上帝，哪怕我们没意识到我们渴求的其实是上帝。这意味着真正的哲学——对真理的爱——是爱上帝。上帝是真正的灵魂之光，在它那里我们开始理解事物，就像阳光是我们看见物质的媒介。真理就是上帝之光的作用，它照亮事物，上帝用它启发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理解真理。上帝不只是真的。上帝即真理。所以我们的内心永不安宁并不奇怪：灵魂接触到真理的那一刻，它得到了关于某个东西的真理的那一刻，我们就希望得到更多。这些接触触发了无尽的愿望，触发了我们对上帝的渴望。如果像愚人在他心中所说的，不存在上帝，那也就不存在任何真理。不仅是少了一个真理，而是根本没有真理。只有愚人会追寻这样的一条道路。

现代性

但是现代性改变了一切。在现代，如康德所说，人性终于长大了，成熟了，而且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到了可以拿驾照的年纪了。现代性意味着现代公民自由和现代科学这对双胞胎开创的时代，它们促进了自由探索，它还是新教改革开创的时代，它促进了个人责任的观念。它始于16世纪的西欧，最终用宗教、政治生活、个人行为和批判性探寻方面的现代民主自由取代了教会和国王、传统和迷信的霸权，这些都可以缩到一句话中，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意味着把真理之光照射到我们迄今为止黑暗的环境中。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没人反对其中任何一点。但是要注意，现在真理之光的意思是理性之光，而不是上帝之光。之前上帝做的大量工作现在由理性来担任。在它新的、不那么受人尊敬的工作描述中，真不再跟善和美一起，像它对奥古斯丁和古人来说那样，构成一个总括性的地平线或者生命的要素（对它的爱就是智慧），真变成了论断和命题的特征。古代人当然清楚关于真论断的一切。是他们最早把这些理论化了。他们发明了关于有效论断（逻辑学）的研究，创造了最终带来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思维习惯。但是他们也清楚，智慧比逻辑大，他们看到和听到了真理这个词中发生的更多的东西，对它们来说，这比单纯的真论断要高深、神秘得多。

到了现代，在古代上帝和真理所做的大部分重活都转向了理性，这肯定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不会再期盼任何别的东西！我们想站立在我们自己的双脚上，为我们自己而看，而不是相信别人的话。宗教以新教改革的形式，在这一转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强调个人直接面对《圣经》中上帝的话，消除了中间人（教士们）。这为个人自由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还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不只是尊重个人的良心、推广人人识字。路德的圣经学意味着人们要学会读书，《圣经》要翻译成人们真正在说的各种语言。这又提高了拥抱新教的各个国家中识字的中产阶级的增长，这为接下来工业和商业生活的增长做了准备，而天主教国家使自己处于劣势，一直威胁要分裂为识字的懂拉丁语的教士和占主导地位的不识字的普通信徒（或者在法国，分裂为天主教君主政体和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冲突）。

但是所有这些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以真理和智慧为代价。用古典的术语来说，理性从智慧中脱离出来，理性最终变成了愚蠢，而真理失去了它的范围、幅度和魅力。理性获得了它自己的生命，跟其他一切不成比例，这正是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批评。尼采没有闪烁其词，他说苏格拉底式的理性是一个“恶魔”；某一部分过分、失控的生长损害了整体。但我们可以问，我们以理性而非智慧或真理为基础赞同事物，这会有什么区别吗？

简单的回答是，一旦理性接管下来，就会发生一种影响深远的反转：真理不再是一个对我们做出的主张，而是变成了我们代表我们的论断做出的主张。也就是说，现代性吹嘘的“自主的个人”登场了，它是真论断的作者，真理也不再是太阳了，不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总括的地平线，一种激发我们的爱和渴求的东西。在现代，理性这一功能开始像最高法院一样起作用，在它面前，其他一切都要是为了被断定为理性的或真实的，而不是非理性的、虚幻的甚至疯狂的。理性判断一个主张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像法官一样。在所有东西取暖的真理的太阳所在的地方，现代性给出了好奇的人类照亮事物的理性之光。

发生这种转变之后，一直用于理解世界的词语也变了，以前表示一个意思的词有了新的含义。比如“疯狂”一词，它跟“愚蠢”差不多。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中世纪，“疯子”不被当作“非理性的人”，而是被当作上帝的特殊朋友。有些疯癫没什么错，如果那意味着是被上帝弄得精神失常。疯子听到的声音不是被理解为他们脑海中主观的噪声，而是天使们在他们耳朵边的低语。这就是为什么国王们经常向疯子咨询，而不是把他们关押起来或者送进疯人院。但是在现代，理性用它排斥的东西比如疯狂来定义它自身，确立了它的统治，疯狂成了一种生病的状况。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在他杰出的研究《疯狂史》（1961）中所说的，现代理性创造了“疯狂”（即想出了这一范畴），并由此创造了它自身——把它自己定义为清醒的，即用它不是的东西来定义自己。

这种意义上的一个范畴（一个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词）是现代性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就像一个桶，可以把东西放在里面装起来，如“疯狂”、“宗教”或“理性”。例如，以前有基督徒、犹太人或穆斯林，而没有现代性所说的“宗教”。而现代人认为宗教取决于信仰，所以把它跟理性明显地区分开了。福柯会说，理性得到了把那些被算作知识的东西合理化的力量，每次心理医生定义一种新的“紊乱”时，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现象，定义之后就创造了一个新的范畴，它冒充以前不知道的知识，使我们能够把生活中的一部分视为疾病，以科学的名义监视和控制行为。

真理战争：信仰vs.理性

在这种变革性的事件中大的输家是上帝，还有过去真、善、美的融合。我从宗教开始谈，不是因为我想为宗教辩护——总体上说我认为宗教活该遭受如此的不幸——而是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真理观（结果是新的宗教观，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将致力于这一方面）。我将证明，可以在我所说的后现代真理感中找到这一观念。真理应该使我们自由，这是在后现代发生的事情，它把自由从现代过度生长、庞大的理性概念中解放了出来。我要证明，真理不能被局限于启蒙运动所说的理性的区域中，这不是因为真理在现代以前被等同于无限的上帝，而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一种不同的无限性，无限的差别和多样性。它可以植根于许多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植根于无穷多样的背景之下——文学和宗教，绘画和日常生活，植根于我们说的和做的一切。它可以适应一个到处都是机场和高速公路的世界，一个不停变化和移动的世界，一个具有无穷的差异和多样性的世界，不能被关在理性的盒子里。

所以，我们首先问一个非常爆炸性的、挑衅性的问题：哪个宗教是真的？提出这一问题是现代性的噩梦——也是所有派对主人的噩梦（会保证你不会再次受到邀请）。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发明现代性正是为了把这类问题关在柜子里。在现代，理性是通过排斥信仰来定义它自己的。信仰和理性的区分又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在现代，这个区分长出了角和牙齿。它变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立。在中世纪的盛期，信仰宗教的人努力去理解他们的信仰。他们希望给出他们信仰的理由，所以他们就努力去把信仰和理性整合到智慧这个统一体中。但是现代主义者不喜欢类似这样的混合的东西。所以信仰和理性的区分成了二元对立，这给现代性带来了一个特别的难题。宗教构成了现代性要去应对的最大、最具时代特征的难题，所以卡尔·马克思后来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是现代性的当务之急。

我不是说宗教战争并非一直是一个难题，在现代以前它也是一个难题。但是宗教对新科学很低的容忍度给现代问题带来了特别之处，教会的力量总是能嗅到他们所说的麻烦、其他人所说的进步，他们想尽办法要压制科学探究，而科学探究是启蒙运动计划的核心。这意味着爆发了另一种宗教战争，关于真理的战争，这些你死我活的真理战争今天仍然会爆发。宗教在中世纪一直都享有骄傲的地位（在现代信徒中仍很繁荣），但现在它不得不面对现代生活变化了的局势，因为现代性要决定如何应对宗教。宗教和科学的理性对抗起来。我不是说这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识字的普通信徒开始阅读、写作、反驳之前铁腕的教会，主张他们的权利。一切权力属于启蒙运动（几乎是这样）。但我说的是，现代性偶然发现的解决办法是不明智的。它不仅把宗教跟政治权力分开，为现代公民自由争取了空间，还把宗教跟真理分开了。它说宗教并非一定要跟真理有关，从而解决了决定哪种宗教为真的问题。现代派认为，把“真”一词跟“宗教”联系起来，就像在充满天然气的房间里划燃一根火柴，这样做会惹上麻烦。

可以这样说：现代人发明了宗教这个范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把这种区分固定下来。注意，我们突然开始像经常说到上帝一样，经常说到“宗教”，从中世纪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颠倒。在前现代，“宗教”一词有着相对受限制的、不重要的意义。比如，在13世纪，它基本上意味着某个“宗教修道会”的成员，而不是“世俗”的普通信徒。不属于某个宗教修道会的教士就是一个世俗的教士，哪怕这个教士是教皇！但是在现代，这些词语有了它们现在的含义，把公众、世俗的秩序跟某个人关于上帝的私人观点区分了开来。

理性取代了真理，真理不再是我们在各种活动中热爱和寻找的东西，而是成了论断的特征。在现代，我们只会在教堂里说“上帝即真理”；在其他时候，我们会说：存在着确认“上帝存在”这一命题为真的理性基础，这当然就提出了它为假的重大可能。注意刚刚发生了什么：“上帝”第一次被提到桌面上加以讨论。在13世纪，如果你说这样的话，他们肯定已经开始收集木材，为烧死你的仪式卖票了。但是在现代，上帝不再是我们都漂浮于其上的大海，而是成了一种较高的实体，它的存在有好的证据或“充足的理由”，也可能没有。你看得出其间的差别：一方是对于是真理的上帝的激情，另一方是不动感情地断定“上帝存在”这个问题为真（或者为假）。就像一个想进入异国的旅行者，上帝突然被要求向理想出示他的文件。如果你打喷嚏，我说“上帝保佑你”，这是一种感情、一个句子，但不是一个论断。论断是“存在一个上帝，他保佑打喷嚏的人”。它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对此我们需要断定它的充足理由。这把上帝以及“上帝即真理”的主张置于难堪的境地，要服从理性的批准，就像那些保留了君主制的现代民主让王室对宪法负责任。我不是反对后一种做法。我只是努力弄清发生了什么：真理作为生命沐浴其中的光芒，最终把我们带到了上帝那里，现在它隐入背景之中，上帝成了一个抚慰打喷嚏者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实体。

所以理性是现代的创造，创造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带来清晰和秩序，它是通过排斥某些东西来做到这一点的，被它排斥的首先就是疯狂和信仰。现代性往往把事物分成两栏：理性和其他的东西，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这是它的致命缺陷，结果是最后理性自己有点疯了，或有些傻了，或者说有些恐怖了，它压倒了生活，取代了真理，破坏了智慧，使热爱真理这一观念显得空洞、多愁善感。我说的是，发明宗教这一范畴是现代性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对真理的致命破坏。我还要说，现代性最激进的工具、它最聪明的发明，就是发明了范畴本身：水桶思维，划分我们的信念和做法，以分析性的明晰把它们区分开来。不再是我们看到的古代真、善、美的统一，各种范畴在独立的序列中运作，不会相互干涉。干净、清晰、整齐、界定明确、有秩序、有条不紊、确定、不含糊——每个东西都有其位置，每个东西都各就其位，所有的列车都准时运行；这是现代性的理想，也正是后现代思维努力通过提高我们对理想的含混的容忍度而破除的东西。

在现代性区分真理和宗教的背后，还有一系列关键的范畴被创造出来，让它能够运作：“公共”和“私人”开始应对宗教的危机。现代性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史无前例的、改变世界的、西方人所知道的真理历史上最激进的分裂（这可能并非夸张！）。就好像现代人上去把上帝从天上拉了下来，他们擦掉了地平线，抽干了大海，拦住了太阳。宗教成了私人喜好问题，成了我们在私人时间里做的事情，它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要被仔细监督。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理查德·罗蒂喜欢说，宗教是周末的事情，我们要把它挡在工作日之外，这是克尔凯郭尔（我们后现代的预言家之一）以“日常”基督教的称呼抱怨的事情，他说这是需要摒弃的假的东西（后面还要谈）。这种对神的观念会让古代人目瞪口呆。实际上当苏格拉底开始提出关于神的问题时，不只是雅典人厌烦了他在大街上打扰他们，从而导致他给自己惹了麻烦；他们还担心他在打扰雅典人的保护神雅典娜。他漫不经心地对待理性被认为是漫不经心地对待叛国，背叛和危及了城邦。在古代世界，诸神跟社会生活是融为一体的，人跟他们的社会角色是融为一体的。古代人也许为家政（oikos）争得了地盘，但他们并不像我们这样区分公共和私人。

这代表了康德阐述得最好的一种思维方式的胜利。我出于多种原因，非常敬佩康德，但是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将主要来非难他。在康德那里，哲学——对如何睿智地生活充满爱心的追寻——现在的意思是冷静地、批判地、不动感情地区分范畴，是知道如何划定界限，是在盒子里思考的艺术或者填满水桶的艺术。康德希望看到所有的列车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准时开出。或者，换个比喻，在康德那里，哲学家有点像图书管理员：如果你想知道某个东西，就上楼去标着科学的区域寻找。如果你想知道该怎么做，那是道德，它们在楼下，咖啡店旁边，去找那个看上去表情严峻、坐在伦理学指示牌下的人，那类书籍都是关于我们该做什么的（纯粹义务）。伦理学不是出自知识（科学），而是出自纯粹的约束行为的法则，就像是一个隐蔽的命令。如果你想消遣一下，去看艺术类图书，在三层；那是完全为了形式乐趣的追求，不要跟科学和伦理学弄混了。康德说，宗教可以在伦理学区域找到；宗教只是一个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的问题（我们的道德义务），但那样做好像我们的义务是上帝的意志，如果我们喜欢，我们可以自由地去相信，而宗教的其他部分（仪式、教义等）都只是迷信。在康德之后，不需要拥有上帝的先见之明，就能够看到上帝命运的不祥之兆；早晚会出现一个人宣布“上帝死了”。

因为康德，以及许多对他怀有感情的当代哲学家，我们开始看到理性变得有些疯狂、有些愚蠢，可能还有些恐怖了，这是尼采的抱怨。康德所做的区分过于分明，以致他发现他自己不知该如何应对那些想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的人了。喜欢教学的老师，热爱护理事业的护士，还有那些因为爱他们的邻居而满足邻居的需求的人，这些人让康德陷入了两难。康德说，他们的行为很好，很美，但美属于另一只桶，不属于义务。康德很好地呈现了水桶思维最好（或者最糟糕）的状态。范畴化功能的过度生长正是哲学家用现代性表达的意思，哲学上的现代性是：批判地描绘被分割开的区域，用哲学巡视着边境。

真理的衰落

在现代，真理当然没有被消灭，但是衰落了、被截断了、裁短了，以适合理性的尺寸。理性不是真理一生中的一个时刻，而是要用理性的标准来衡量真理，上帝是汤中的苍蝇。从历史上看，只有一个真正的宗教、一个真正的上帝确实导致了巨大的麻烦，因为关于哪个宗教或上帝是真正的有着不同意见，这造成了流血冲突。所以在现代，宗教被当作是一个意见问题，一个私人问题，要被挡在公共事务和晚宴派对之外。现在我要提出的是：这种解决方法也许很管用、很礼貌、很讲政治，但是它不是一个哲学上的解决。公共秩序（理性）就像一个拒绝聆听案情的法庭。它把宗教之桶踢到了路边。它拒绝裁定宗教的真假。在宗教问题上，现代性就像一个嘴唇在动但是没有回答问题的政客。

现代性把和平、安宁的价值放在了真理之前。这是现代民主理论的核心，“宗教自由”，几乎等于“未被证明有罪前是无辜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世俗的。没有国家性的神，像保护雅典人的雅典娜女神，也不再有神圣罗马帝国。再说一次，我不是在抱怨！至少官方说法是，世俗国家是一个中立的公共秩序，它为了共同利益而管理公共事务，把宗教和你最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淇淋这类私人问题留给自主的个人自己去决定。从原则上说，宗教被以最大限度的容忍来对待，但这种容忍只是礼貌和讲政治。也就是说，公共世俗秩序加上最大限度的政治容忍加上最低限度的认识论上的尊重；它授予宗教组织自由、言论自由，但不承认宗教任何真理内容。当宗教话题出现时，强调的是宗教自由，而不是宗教真理。有信仰的人被自由地授予相信任何超自然力量和他们想要的存在的权利，不管世俗的人认为他们相信的东西有多奇怪，只要他们不因为他们相信的东西而杀人、不去控制那些认为他们的信仰是幻觉的无信仰者的公民和政治生活、不在晚宴派对上提出宗教问题。

我不是要提议回应神权政治，只是认为这种解决办法有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那些各种宗教之中的人，至少是核心信仰者，有着非常不同的自我理解——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是真的（虽然今天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信徒从宗教内部表示怀疑）。这时就变得不愉快，甚至容易爆炸了。这个问题叫作宗教多元论。它是一个真理问题，是当今最恼人、最具时代特征的问题。一个很诱人的说法是，在古代多神论的美好日子里，生活更简单，人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神，谁都不会想着去竞争。古希腊人的神是地方性的，而地方性的神是当地社会生活结构的一部分，是当地风景的一部分，全面地嵌入了城邦的风俗、价值观、语言和地理之中，是他们的身份认同的根源，当地人聚在这把伞下面寻求保护。古代人没有把真理从宗教中剥除。他们假定了神的多样性。所以他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都是真的，他们可以一本正经地这样说。现代性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是一神论带来的问题，认为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几乎等于说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是上帝。因为实际上，一个真正的上帝结果总是我们的上帝，宗教真理成了一个零和游戏，我们的宗教之真要以其他宗教被证明为假为代价。这是麻烦的根源。罗马人虽然很残暴、很帝国主义，但是他们是多神论者，允许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神。犹太人认为他们只有一个神才能生存，这对罗马人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感到不解，犹太人为何认为他们的神是唯一的，唯一真正的神。这正是后现代的真理观要解决的问题，认识到差异和多样性是当务之急，真理有一定的弹性，使得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罗马人无意中向我们提供了与宗教多样性共处的一个蓝本。

如今，如果坚持要求一个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回答宗教真理问题，作为宽容的真正的民主社会的人，他的第一反应会跟罗马人一样，说所有宗教都是真的。宗教是个人意见问题，所以如果你的宗教对你管用，那就行。当说到宗教时，这就是“真”的含义：它对你来说管用。相信你喜欢的东西，只要你不变得暴力或者用它来烦我们。关于艺术，人们也是这么说的，艺术就是周末去参观博物馆，在海滩上读书，也就是说，它跟真理是分离的。当然，如果你坚持问他们的意思，他们的这场宽容秀就会显示出其空洞。他们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宗教是真的。实际上，他们只是要表现得礼貌或文明，努力跟你相处，但是他们的本意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实际上他们认为在宗教上没有严肃的“真理主张”，只有不同的歌谣集、故事、仪式和感受；各种偏好和趣味，各种度过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上午的方式，包括睡懒觉、读《星期天泰晤士报》，而不是强迫自己去做礼拜。所以现代多元主义跟古代的多神论有很大不同，在古代宗教是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在多神论的美好旧时光里，所有宗教都真的被认为是真的，因为存在许多神，每一个神都是地方风景的一部分，就像当地的高山或溪流。但多元主义的现代问题是在处理多种宗教传统时，每一个都认为他们的宗教才是真的，在宗教真理的零和游戏中，如何维持公共秩序，如何避免引发又一轮十字军东征。这种现代宗教真理观就像是装满汽油的房间里的一根火柴。

保守派神学家敲响了他们的宗教真理的部落之鼓时，各种伟大宗教中的进步主义的思想家跟我们一样，想平息这些问题，他们提出了许多办法。20世纪最具进步精神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之一卡尔·雷纳（Karl Rahner，1904—1984）提出，各种信仰的人都信仰得很好，就跟基督徒一样，所以他们是“匿名”的基督徒，跟基督徒一样好，是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基督徒。雷纳的意图是好的。他看到宗教是一个多车道的高速公路，有许多车在开往同一个方向，他准备好了被一个佛教徒称为一个匿名的佛教徒。但这是一个时运不佳的提议。这就像告诉女性，她们平等权利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她们是“匿名的男性”。同情这些进步主义神学家面临的问题是简单的。他们在努力把现代民主的宽容最大化，但是如果为了和平、公正和宽容，他们走得太远，弱化了那个唯一真正的宗教，他们最终就会失业。所以他们总是限制他们的宽容，以便仍然忠实于他们自己的群体，同时很容易认识到，其他人信仰其他东西就跟他们一样真挚。他们呼吁全球对话，邀请所有人提出他们自己厚重的信仰。本着友好精神，他们握手，热切地指出一些重叠共识。第一轮会面会非常顺利。但是到了最后，每个立场上不可谈判的东西出现了，他们再次握手，喝了道别酒，只能同意可以不同意别人的立场，而不是发动宗教战争。最后，他们也选择了现代的政治解决方案。

我认为这都是源于错误的宗教观、错误的宗教真理观，最后是错误的真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