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的方方面面

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还反映在协商民主、网络民主、决策民主、领导人选贤任能制度安排等许多方面。

首先是协商民主。我遇到过外国学者说，协商民主算什么民主？只有多党制+一人一票才叫民主。我说，你错了。我个人认为协商民主恐怕是当代世界最好的民主形式之一。我曾多次公开批评英国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脱欧，这种将形式和票决看成至高无上的民主形式，可谓极其落后。这种简化是对本应该文化深厚、形式多样的民主的巨大伤害。相比之下，中国在协商民主模式下作出的政治决策效果要好得多，先进得多。如果以移动通信来比喻的话，这是5G和1G、2G的差别。当然英国可以坚持自己的1G、2G，拒绝更加先进的5G，不过可能的后果是“大不列颠”最终会变成“小不列颠”。

协商民主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拥有14亿人口。在小国，如果一个决定有90%的人赞成，10%的人反对，那是压倒性的多数，是决定性的胜利，然后“赢者通吃”，那10%的人的意见不被决策考虑。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10%的人的反对，那也是1.4亿人口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所以“有事好商量”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英国公投那样，或者像美国总统选举那样，靠简单的票决制，哪怕是只多1%或者3%的选票优势，就可以“赢者通吃”，这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特别是在涉及多数人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人的文化不可能接受“赢者通吃”。如果在中国那样做的话，是要天下大乱的，这是治理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常识判断。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精彩，在于它在从上到下的各个层面都存在，高层至党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基层至一个单位、一个小区、一个村庄、一个社群，协商民主是大家每天都在实践的东西。在高层，中央每个重要的决策，都要经过大量的调研，形成初步方案，几上几下地征求意见，最后才做出决定。在基层，单位评先进，村里修路，小区加装一批充电装置，大家都要协商协商，征求征求意见。当代中国是使用微信的国度，大家一会儿拉一个群，一会儿又拉一个群，其中很多都是为了“商量一些事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中国人“有事好商量”的文化传统。微信之所以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与其提供了“有事好商量”的便捷手段不无关系。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民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局限在每四五年选举一次国家领导人。

第二，决策民主。某种意义上，这是协商民主的衍生物。我们现在每年都有人大和政协的“两会”，“两会”召开之前都有大量的民调，了解老百姓最关心哪些问题，这叫议题设置。也就是决定“两会”应该讨论什么问题，哪些问题先讨论，哪些问题后讨论，那些问题不讨论，这是决策民主的第一步。议题确定之后，经过讨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往往就体现在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在两会期间的讨论和修订过程中，最后人大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通过有关法律法规，形成全民共识，大家一起去落实。

美国国会的议题是怎么设置的呢？它是各种利益集团通过资金雄厚的、高度组织起来的游说集团来设置的。例如，军工利益集团是美国最大的利益集团之一，所以即使没有敌人，该集团也要为美国创造一个敌人，这样美国就有理由增加军费，增加武器采购，该集团从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正是在这个逻辑下，美国军工集团便炒作“中国威胁”的论调，动员他们的智库和学者推出各种报告，资本力量控制的媒体也跟着一起鼓动，游说集团有资本支持，可以请到最有名的专家学者，搞无数个听证会、论证会，很快就创造出各种热门话题。这些人做这些事情熟门熟路，炉火纯青，很快就可以把“中国威胁”这样的舆论炒热。

美国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例如2019年枪伤死亡人数超3万人(13)，美国国会能讨论吗，即使讨论了，能形成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决定吗？太难了，这个体制早就被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它们所控制的游说集团绑架了。我跟美国人说，如今想了解人民真正关心什么问题，没有那么复杂，除了找几个靠谱的民调机构做做民调，还可以依靠各种大数据。把华盛顿的那些游说集团统统关闭，美国民主的质量就可以成倍地提高，否则美国的民主只能是无法真正反映民意的低质民主乃至劣质民主。

中国地方政府的驻京办，经常被我们自己的媒体批评滋生腐败，然而去看看美国的首都，可谓到处都是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驻京办”。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美国的民主已经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美国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20多名说客，为自己所在利益集团争取利益”。(14)但这些政治腐败在美国却全是合法的。我们对待腐败的态度是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美国却是把大量的腐败合法化。所以从统计数字上看，美国的腐败数据居然不算严重。但我想如果用我们中纪委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腐败情况，那大概比现在数据呈现出来的严重五倍都不止。腐败合法化给美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深层次伤害。

中国决策程序体现了一种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来自苏联，但是在苏联僵化了，结果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中国今天实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体制化的协商和磋商。例如，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时，基本上要用一年半的时间，从中央到基层，上上下下各个层面，成百上千次地协商、磋商，最后拿出来的是一个站得住脚，可操作的五年规划。某种意义上，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成功，就是一个接一个切实有效的五年规划的制定和落实的成功。像美国可以随意发动两场不明智的战争，可以不和自己的农民、企业商量，就任性地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结果美国的政客害苦了美国的农民和许多企业，2018年、2019年这两年，美国农业收入减少了50%。(15)这正验证了当年法国思想家卢梭对英国代议制民主的描述，他说，英国人“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6)

第三，经济民主。从宏观看，经济民主最本质的内容就是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经济领域，使经济制度的设计，经济规划的制定和执行，都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经济民主的基础是党的领导和公有制占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领导，确保了经济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了多数人成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公有制占主导——包括土地的公有制和土地使用权的多样化，包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内一批大型国企的存在，包括国家对许多战略资源的拥有——这些使国家手中有足够的资源，来贯彻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针，这与美国资本力量独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过去数十年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民主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多数中国人的财富在过去数十年中大幅度提高，而美国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在过去40年中几乎没有提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参见前文所引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文章）。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而美国的中产阶层则在不断萎缩。

在微观层面，经济民主一般指在具体经济活动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积极性等，这方面中国企业有许多探索和创造，包括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各种合理化建议可被采纳的机制，包括企业党建的许多实践，包括华为等公司的职工股权激励，等等。

第四，网络民主。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中国网络民主的势头引领全球。大家在网络世界里热烈讨论各种时政话题。网民对中国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提出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政府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回应效率大概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中纪委有“一键通”举报窗口，使举报腐败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国务院有“一键通”小程序，任何人都可以就国家政务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全国政协委员的手机上有咨政建言的App，叫“移动履职平台”，可以随时就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更重要的是，全国政协办公厅还要对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把各种好的建议，包括许多富有创意的建议，上报给中央领导和各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说在采用互联网新技术手段了解民意、咨政建言上，中国走到了世界最前沿。

最后就是“选拔+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优越，一定要体现在能不能产生优秀的领导人上。在这方面，西方的制度可以简称为选举制度，中国的制度可以简称为“选拔+选举”制度。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形成了能够致力于维护、推进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领导团队和梯队结构。这套制度安排意味着，高级领导人的晋升必须经过大量的基层锻炼，经过不同岗位的工作实践。他们往往担任过几个省的负责人，治理过上亿人口。虽然这种制度安排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而言也可以和西方选举政治模式竞争。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对我说，虽然他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如果把中国、美国、英国的领导人放在一起相比较，那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中国领导人显然更为优秀。过去西方话语创造出一种神话：只要制度好，选个傻瓜治国也没有关系。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治理能力优越性的凸显，现在没人敢吹这个牛了。在发展中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领导人的素质往往在很长时间内对一个国家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令人不敢恭维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结果领导无方，美国国运便直线下降，世界迅速进入了“后美国时代”(17)，更不用说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了。

总之，虽然我们的民主制度还可以完善，在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的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但在上述五个涉及民主的关键领域内，中国的人民民主模式显然经得起国际比较，特别是和美国模式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