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风俗与种人

从晋时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到唐代樊绰《云南志》（《蛮书》），再到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所记云南夷人种类不多，“风俗”与“夷人”合记。李京记载白人、罗罗、金齿百夷、末些、土僚、野蛮、斡泥蛮、蒲蛮等8种，统称“诸夷风俗”(8)。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风俗”含诸夷种人，即延续此例。在此后的志书中，“风俗”与“种人”逐渐分离，与此相应的是夷人种类不断增加，最终在道光《云南通志稿》中达到141种夷人。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凡例》中说“旧志（洪武云南志）以诸夷之故实总叙于布政司之下，而于各府州但书诸夷之名而已，今则各因其类之最盛于某府某州者，提其风俗之要而分注其事”(9)。该志分地理志6卷与艺文志4卷，地理志以府州为单位，分别记述建置沿革及事要，其中有“风俗”一项涉及各府州治下的夷人风俗。其记述几乎都用4个字加以命名，比如云南府昆阳州“事要”的“风俗”有“得鱼输税”一则记述“普特”。

弘治《云南总志》延续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体例，正德《云南志》的体例有变化，除正志中有《风俗》外，在外志中有《诸夷传》6种。编纂者周季凤在《云南志义例》中就《诸夷传》说“前代诸夷传所纪故实俱在今城内，本不必重见，但今与古异，亦追录之，以志其实”(10)。《诸夷传》共6传，前五传记汉、唐、宋、元的史实，第六传注明所记为“本朝”，主要记“百夷”，包括大伯夷、小伯夷、蒲人、阿昌、缥人、古剌、哈喇、缅人、结些、哈杜、怒人，认为“以其诸夷杂处，故曰百夷。今百字或作伯、僰，皆非也”(11)。正统年间三次麓川之役对明王朝影响巨大，使得王朝高度重视云南西南部与缅甸接壤的区域，对该区域夷人的认识超过以往朝代，所以出现本朝专记“百夷”的现象(12)。周季凤说正志中的《风俗》“皆各府、州、县据实造报，略加删削，而美恶不同，然美者多汉俗，恶者多土俗”(13)。在“风俗”之外另设“种人”的描述，就需要将此前混杂在“风俗”中的“种人”描述单列出来。与此同时，关于风俗的记述简化，集中在汉、夷共同的岁时年节、人生礼俗等方面。

万历年间，李元阳主持修纂《云南通志》，其《地理志》中有风俗的记述，另设《羁縻志》，其中有夷人的记述。其后谢肇淛所纂《滇略》有《俗略》《夷略》各一卷，《四库全书提要》著录者称许其为“善史”，“叙述有法，较诸家地志体例，特为雅洁”(14)。天启年间，刘文征所修《滇志》已是明代云南方志撰写的尾声，故能总结前人之作，增补新近事迹，“前修诸本云南志流传已稀，而此本较多，故明末清初言滇事者，明以前之故实，多出自此书”(15)。《滇志》延续万历《云南通志》体例，有《地理志·风俗》和《羁縻志·种人》。在风俗的记述中，首先总叙全省的岁时习俗和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俗，然后分叙各府风俗。刘文征特别指出夷人风俗因教化而改变，“凡世传《皇舆考》诸书所言，诬恶不典者，皆夷也。今夷且渐化，况于非夷耶？”(16)不过，地处边缘、夷人聚居的丽江、广南、顺宁、永宁等府，其风俗有好斗、仇杀，信鬼、信巫，不信医等未开化的痕迹，如丽江“境内蛮么些、古宗或负险立寨，相仇杀以为常”(17)，广南夷人“好巫不好医”，“时相仇杀”(18)。

康熙《云南通志》基本上沿用《滇志》体例，“风俗”与“种人”分而述之，区别在于将后者的《羁縻志·土司官氏》变成独立的《土司》一卷，“种人”附后。乾隆《云南通志》在康熙《云南通志》基础上增加新的夷人，比如俅人。道光《云南通志稿》将《土司》放在《秩官志》最后，另设《南蛮志》，“种人”为其中独立的一门。光绪《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沿用道光志体例，但《续云南通志》地理志中没有“风俗”一门。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年间谢圣纶所纂《滇黔志略》将“风俗”与“种人”分开，且“种人”并非附于《土司》之后，而是作为独立的一卷(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