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农村经济的衰落与复兴

农村经济的兴衰，一向是中国社会变化的晴雨表。正如方显廷所言，“农村经济，实为全国经济命脉之所系。证之历代兴亡，恒以农民革命为导火线”。[65]上节所论乡村手工业，本为农村经济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方显廷对此所做的研究比较集中，故单独阐述。本部分重点讨论的是，方显廷对农业生产衰落及其复兴之道的探究。

对于近代以降中国农村经济的变化趋势，学界看法不一。大多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尤其是193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衰落和贫困之势。只有少数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20世纪初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当然也不否认其绝对落后和绝对贫困的状态。[66]对此问题，方显廷与主流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以较为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比较视野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工业革命以来，农村经济的衰落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过程。不过，一些国家由于城市经济、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农村过剩人口获得了生路。中国的情形，却迥然有别。“盖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农村经济既遭摧残而衰落，工商经济复同受压迫而难兴，驯至农村过剩人口，无宣泄之尾闾，农民生计乃益濒于绝境。”“我们确实吃的是世界上最粗劣一类的食物，照目前情形，国民营养是很难改善的。”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天灾人祸频仍，衰疲更甚，“农村经济之衰落，至莫可挽回”。[67]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时期，抽丁拉夫，田赋征实，征用牲畜，更使中国农业遭受极大的损失。

中国农村经济的危机，促使知识界对解决方案进行了讨论。有的侧重农业技术、农业经营的改良，有的主张建立和发展合作社组织，有的认为必须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方显廷主要从土地问题、农业改良和合作组织三个方面，提出了复兴农村经济的建议。

土地对于中国农民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方显廷说：“土地问题，为年来我国农业经济之中心问题。”[68]他的讨论，包括人地比例、土地分配和土地利用三个问题。

清初以来，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一直流行人口对耕地的巨大压力之说，诸多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也提了出来。方显廷赞成这一看法，1924年在美国留学时就曾表示中国人口急剧增长，要控制人口生育。回国后，经过调查和研究，更坚持此说，认为“我国人口众多及耕地不足已成为众目共睹之事实”。根据外国专家的估计，每人需耕田2.5英亩始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而中国人均耕地尚不足0.4英亩，“相去实不啻霄壤矣”。[69]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方显廷认为，除了节制生育以外，可采用移民垦殖和促进工业化两种方法。以华北农村为例，农民的移民方向一直为东北地区，但由于日本的占领，自由移入之路已经堵死。另一个移民方向是西北地区，包括渭河平原、宁夏、甘肃、新疆，尤其是绥远。不过，以华北人口增长之速，移民容纳数量仍是有限的。在此情况下，方显廷提出：“欲图解决华北人口过剩问题，则尚有待于其他方法如工业化之促进也。”[70]也就是通过工业化吸收农村人口。

如果说人地比例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土地分配则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方显廷看来，土地分配不均，农民有一半以上须全部或一部分向地主租赁土地，租额奇重，所以佃农成为土地分配的中心问题。他甚至将租佃关系与革命起源联系起来，发现南方佃农问题较北方为严重，故“年来共祸，肇始于南方各省”。如何解决地权分配不均，已成为国共两党争执的焦点。方显廷赞同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认为“按价纳税和照价收买方法一经实施，则地价必近于真实”。南京国民政府也注重地权分配问题，在部分省区推行二五减租政策，颁布了《土地法》。但方显廷并不看好，认为“国民党之土地法，虽命令实施，但立法标准过高，去事实太远，其前途恐将一如工厂法之不容乐观”。[71]对于共产党激烈的土地革命政策，方显廷也给予了负面评价，但又承认这一政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认为是共产党得势的重要原因。

土地利用是土地经营方式问题。中国农业生产的突出特点是小农经营，其主要表现，英国经济学家陶内（R.H.Tawney）认为是每户耕地微小，而且分散。[72]与此相似，方显廷也指出，中国农地利用的主要问题，为田场狭小，田场散碎。农场面积之狭小，为世界各国所仅见。“以如此狭小之农场而复分散于八九不同地点，土地利用之效力，自更低微，农耕所获，愈益低减。盖狭小农场，复经碎分，每亩耕田之面积，益形缩小，加以形状不正，不能利用良好之器具或机械，最小之耕地，甚至旧式犁耙亦不能尽充分之利用。且经界占地甚多，工作及往返及搬运农具，耗费时间及劳力，对于劳动者之指挥监督，难期周到，其后急变之应付，亦难望其迅速处置，在在均足减低其生产效率也。”[73]但如何解决农户耕地的狭小与散碎，方显廷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农业生产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如何改良和提高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改良、农业推广的讨论及实践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抗战之前，方显廷主要从农业环境改造和农业技术改进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农业环境来说，因水利不修，民国以来的20年中，较大的旱涝之灾已达十余次之多。1931年的江淮水灾，更属罕见浩劫。有鉴于此，方显廷认为，“水利之兴修如疏浚、筑堤、灌溉、造林等，为年来改进农村经济环境之首要工作”。交通闭塞也是环境恶劣的表现。全国各地农村经济无法调剂，“致有甲处聚谷焚毁而同时乙处饿殍载道之矛盾现象，是以交通之建设，实为改善农村经济环境刻不容缓之举”。在农业技术改进方面，主要是改良农作物、复兴蚕桑、提倡牧畜等。[74]不过，由于复兴农村经济的管理机构与研究部门叠床架屋、不相与谋，农业改进的成效并不显著。河北棉花产区就是一例。经过河北棉产改进所等公私机关团体的研究，过去种子欠佳、纤维甚短和技术粗劣的情况有一定的改变。但由于改良机构各自为政，成效较低。为此，方显廷建议统一机构，群策群力。抗战后期，方显廷对于战后农业建设提出设想。一是发展经济作物。中国粮食作物已占作物总面积的90%，少有扩展的余地。当战后交通便利、工业发达之后，应鼓励棉花、烟草等高利经济作物的种植，提高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此为自给的农业经济走向工商经济时代的必然趋势。二是从多方面推进农业建设。譬如“技术改进、肥料增施、水利兴修、发展畜牧事业、增进外销产品，以及农场经营、农业金融与农产运销的改善等，都是战后农业建设之急务”。其中最急需做的，是水利建设、肥料增施和发展渔牧事业。[75]

此外，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关乎前述乡村工业的前途，也影响着整个农村经济的前途。方显廷认为，农业组织的改造，端赖于合作制度之推行。[76]不过，他对以往农村合作社的历史多有批评，认为中国的合作事业多为自上而下加给农民的一种政策，而非由农民自动兴起。所以，容易导致“人存则政存，人亡则政息”。各省、县农民银行或贷款所的办理，也颇成问题。“办理放款事业者，率多不负责任，疏忽溺职。”农民既穷且愚，无法有效地办理社务。组织合作社的目的，不是为了合作，而是作为低利借款的工具，与合作社的真义相去甚远。方显廷希望，政府厘定合作政策，制定商业银行放款法规，对于农民给予教育与金融的协助。还提出，组织全国合作社联合会，使各地合作社互通声气，交流经验。[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