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地区早期文明化发展特点

以今山东省为中心的东方地区，在地理上以渤海、黄海、泰山（岱）及黄河下游（故道）为显著标志，主要包括鲁中南山地丘陵、胶东低山丘陵区及其周旁的诸河冲积平原，并涉及豫东、苏北、皖北及辽东半岛南部区域，学术界称为海岱文化区、东方文化区、泰沂文化区、东夷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或黄河下游文化区。这些术语名称均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历史文化区的表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初期（即夏代及商代初期），该地区为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的中国六（或八）大史前文化区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三大民族集团之一东夷族群的主要活动区。就目前考古资料而言，海岱文化区自新石器中期（即后李文化）即公元前7000年前就形成了，直到公元前1400年前后，殷商王朝势力越过华北平原占据豫东、鲁西南后才逐渐纳入商周王朝版图内。作为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中的一元，海岱地区以其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世俗性（理性）独具特色。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过程，形成了“夷夏东西”分布格局，海岱文化曾深度融入华夏文明，对中华早期文明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其重要性也越来越被学术界所关注。

一、中国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下的海岱地区

海岱文化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早期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的六大（或八大）史前文化区之一，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海岱文化区在我国史前文化多元发展格局下，既与周围地区文化来往比较密切，又能长期保持自己的文化发展特色和发展模式。

（一）中国史前文化区分布格局与特点

目前，考古学界一般把中国进入农业生产以来的史前文化分布划分为燕辽区、甘青区、中原区、海岱区、江汉区（或称两湖区）及江浙区（或称太湖区）六大农业文化区或地方文明，或者再加上雁北、巴蜀区，计八大农业文化区。这六大文化区基本上经历了新石器早期、中期和晚期，具有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现序列。粤桂、闽台、云贵、吉黑、新疆、青藏等地区，或者进入农业经济文化的时间比较晚，或者长期处于采集狩猎游牧经济阶段，这些地区位于上述六大（八大）文化区的外围，这样就很自然地形成为一种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下游为主体的凝聚式或向心式结构（图一）。在中国古代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保持着这种态势。1

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史前文化与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走过了一条由大体上是平等的多元一体到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再发展到多元一统的道路，这一过程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条发展模式的优势在于：由于文化存在着多元的现象，所以就存在着不断竞争，存在着无穷的活力，由于是多元一体，又有凝聚力，所以能够长期发展而不中断，最终，中国成为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得以持续发展的优秀文明。2

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文明起源也是多源的看法已经成为学界共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最早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漫天星斗”说。这些文化区和地域文明都经过了数千年来的文化积累，不仅在经济形态、物质文化上有不同呈现，而且表现在社会组织结构、文明（社会复杂化）进程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可以说这六大（八大）文化区和文明中心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严文明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假如把每个文化区比喻为一个花瓣，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是一个重瓣花朵，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的。其中五个（七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七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图一）。如果把从内蒙古到新疆的诸细石器文化，东北地区的诸狩猎采集文化，华南沿江、沿海渔猎采集（贝丘）文化群体以及福建的昙石山文化，广东东南部的石峡文化，四川盆地的宝墩村文化等也放进去考虑，则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各文化区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这几大文化区或地方文明相互间如此之近，关系如此之密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一直存在互动关系。如果放宽视野，还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文化和不同族群之间交流与融合则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全方位地交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着不同族群间的理解与认同，推动着多元文化和社会一体化趋势的发展。3

作为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的中国六（八）大史前文化区之一的海岱文化区，在这样的分布格局中，位于黄河下游地区，与中原文化区相距最近，在某些阶段二者很容易连为一体。同时，海岱区文化与江浙区（太湖或长江下游地区）文化、燕辽区文化等关系非常密切，在某个时期与两湖区（江汉或长江中游地区）、雁北区文化也有来往。

（二）各区文明化进程及特点

各区文明进程与特点简单介绍如下。4

1.两湖地区

两湖地区（即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农业文化起步较早，在距今10000年前后的玉蟾岩·仙人洞遗址就发现了稻米遗存，距今七八千年的彭头山文化就开始出现环聚落一圈（多呈圆形）的壕沟和原始城墙。经城背溪文化发展至大溪文化，社会开始分化。之后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快速发展，让两湖地区的文化步入最繁荣时期，社会分化比较严重，目前已发现十多座环壕夯土城聚落。规模最大的当属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城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每边长1100—1200米，整座城址面积120多万平方米。宽大的城墙全部由人工堆土夯筑而成，最宽的墙底宽为50多米，墙高5—6米，城墙外开挖了宽阔的护城河，最宽处大约百米，由城墙和护城河构成了一周较为坚固宏伟的防御体系。城内的聚落是按照不同功能来规划安排的，如城内谭家岭是排列密集的房屋建筑，有大型宫殿式建筑和一般性院落，村落周围还出现了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城内还发现了多处特殊性遗存，如在邓家湾等地发现了不同等级的墓葬，还见数百件陶臼摆放在一起，陶臼上有镰刀、杯子和类似号角的图像，还集中出土了上万件陶偶和陶塑动物；在肖家屋脊等地集中堆放了数以百万计的非日常实用器皿如陶制小杯子，学者推测这些地方属于一个经常性的宗教活动场所。石家河城的外围还发现了20多个同时期的普通村落遗址，所见日用陶器不如城内精致，但有些村落专门制作陶钵和彩陶纺轮（或是专门从事纺织业）。看来，由石家河城及周围聚落组成的联合体，是一种基于利益而非血缘关系结成的大型社会集体，很像古代文献中描述的城邦或国。李伯谦先生甚至认为，公元前2600—前2300年的石家河文化时期，已进入了王国阶段。5

但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就衰落了，很快被外来的中原龙山文化所取代。

2.江浙地区

江浙地区（即长江下游地区，或太湖地区）史前农业文化也起步较早，最晚在距今12000年前就有农业，进入10000年以来，文化发展谱系还比较复杂，仅浙江北部地区就有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崧泽文化，文化统一性加强，社会出现分化。距今55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中心是位于安徽含山凌家滩一带，那里是一座面积达160多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聚落内发现周长超过2000米，宽达30米的壕沟，多重壕沟环绕，聚落中央的高阜上有面积达3000平方米土砖砌建的大型建筑台基和祭坛。遗址边缘低平处则散布着小型普通居室。在公共墓地里，那些小墓和贵族大墓是分开埋葬的，以表示身份等级不能混淆，大型墓葬中随葬品主要是玉器，一座大型墓葬内随葬器物超过330件，其中玉石器297件，一件玉雕猪形器，重达88公斤。6这些表明，这些贵族不仅富有，还掌握着玉器这种高端手工业的生产。凌家滩大型墓葬出土的玉器多种多样，数量多，品种丰富，造型独特，琢磨普遍精致，玉质温润，洁白透亮。不同质地的玉质制作不同等级的玉器。如表现精神领域的玉人、玉版、玉龟、玉鹰、玉龙、玉冠饰、玉璜等，以及佩戴在身上的玉器，如玉璜、玉管、玉环、玉玦、手镯等，用很好的透闪石、玛瑙、玉髓、水晶、石英等制作。这些玉质白净、温润、透明、细腻、硬度高，而钺、刀、斧、锛、凿等的材质只是些美丽的岩石（有火山岩、沉积岩、凝灰岩等）。凌家滩玉器上采用了阴线、直线、平面、弧面、凹面、球面、人字纹、八角星纹（八卦纹）、圆孔、直角、超薄面等设计理念，展现了原始艺术的神秘感和浓厚的宗教色彩。琢玉技术上采用阴刻、浅浮雕、半圆雕、透雕、减地法、实心钻、孔芯管钻、抛光、线切、片切等方法，特别是钻孔技术特别发达。

公元前3300年前后，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继承了凌家滩玉石器工业，迅速崛起，文化中心移至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全面繁荣，社会分化达到极致，从此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似乎在长江流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各聚落普遍发现石犁、破土器、耘田器、石刀、石镰等成套的农具。这时期可能已进入了原始犁耕时代。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还出土了安装在木质犁底上的大型石犁。犁耕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的质量，因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样给社会提供了较多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使手工业获得全面的发展，诸如玉器、漆器、丝绸与精美陶器的制作，都超出了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浙江余杭瓶窑、良渚镇一带的良渚聚落群，在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内，发现不同功能的聚落130余处。聚落群中部发现了一座呈正南北方向的巨大城址，南北长1800—1900米，东西宽1500—1700米，总面积达290余万平方米。古城内中偏北部的莫角山宫殿区，有规模达30万平方米的宫殿式高台建筑（如莫角山）；城内发现了贵族宅第、平民居址，高等级墓地（往往位于山岭或祭坛之上），也有平民墓地；城外800万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多处祭坛和贵族墓地，还有高等级陶器作坊、石器作坊、玉器作坊和码头设施。城内外还有纵横交错的水运网络。7在城址外西北部发现了11条水坝，水坝宽20—50米，相对高约2—7米，水坝具有防洪、运输、灌溉、用水等综合系统，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系统。良渚聚落群内的人群很像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有组织地从各地移民而来的。它打破了基于血缘的社群组织，是重新组织的复合体。看来，这是一个按社会等级和职能划分而不是按血缘组织划分的超大型聚落群，很像是初级形态的城市，更像某个邦国的都城。良渚文化成为中国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8

良渚文化的玉器工业最为发达，有用于仪仗的斧、钺与刀，有用于宗教法事的琮、璧等，有用于装饰的项链、佩饰、手镯、玉梳、璜、耳饰玦等，有餐具匕、勺等，有纺织工具纺轮等，有穿着上用的带钩、纽扣和穿缀于衣服上的各种动物形装饰如鸟、龟、鱼、蛙、蝉等，有漆木器上镶嵌用的各种形状的玉块、玉片和玉珠等，还有许多不知用途也难以正确命名的玉器，如三叉器、锥形器、柱形器、圆形和三角形牌形饰以及各种形状的端饰等，种类繁多；其加工更是十分精细，很多玉器上刻有完整形态的神人兽面纹。后世加工玉器的基本方法都已出现，如线割、锯切、管钻、掏膛、抛光，甚至在某些高档玉器上还应用了先进的砣具。良渚文化中极富宗教意味的琮、璧类成为商周时期的礼仪定制，这体现了良渚人的宗教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贡献。

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浙区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的特点比较明显，属于典型的富裕型社会，具有追逐享乐的社会风气，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宗教色彩十分浓重，宗教渗透到包括精神领域、社会管理在内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这样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浪费。

江浙地区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钱山漾遗存，走向衰落，文化面貌发生转变，精美的玉器消失，聚落数量急剧减少，规模也小，人口减少。

3.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农业文化肇始于种植粟类农作物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后发展为著名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所见聚落，从发现的房屋和墓地布局而言，都是凝聚式和内向式的，从房屋、粮窖、牲畜圈栏和烧制陶窑归属情况来看，已经存在着不同级别的所有制，村落内部有了初步分化，当时的社会强调集体并且具有高度组织性，人们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平等的，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贫富差别。

公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文化空前繁荣，文化统一性空前加强，人口急剧增长，聚落分化严重。灵宝铸鼎原址周围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发现了29处这个时期的聚落，西坡是一处规模最大的遗址，现存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外有壕沟围绕，是一处大型中心性聚落。发现的大型房基，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结构复杂，居住面及墙壁加工考究，表面光滑规整，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个别超过200平方米，是中原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属于特大公共性建筑。发现的一处贵族墓地，大型墓葬为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约5米，宽3米以上，有葬具，随葬了精美玉器和陶器等。庙底沟类型分布区域大幅向外扩张，向北扩展陕北及河套地区，向西扩展到甘青地区。其文化的影响力也遍及大半个中国，东北至燕辽地区，东至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部，南至长江中游的三峡等地都发现了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与其他陶器。

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开始，仰韶文化高度统一的局面不复存在了，社会开始分崩离析，各地文化的独立性和不平衡性凸显。直到公元前2600年，起源于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迅速覆盖了豫西、豫中地区及渭河流域。此后，中原地区在汲取四周文化的基础上，调整重组，又一次崛起，数个地方龙山文化类型组成了“中原龙山”文化丛体，初步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格局，出现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4.甘青地区

甘青地区的大地湾文化是受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影响而形成的，这一阶段，地方色彩还不浓厚。到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才从中原文化系统中独立出来，把中国彩陶文化发展至顶峰。该地区5000年前就出现社会分化，在秦安大地湾曾发现占地420平方米，由前堂、后室和左右两个厢房组成的多间复合式建筑，地面平整光滑，硬度接近现水泥硬面。墓室面积大小、随葬品多寡悬殊，出现数量较多成年男女合葬（一般为男尊女卑）。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发现的铜器制品是中国史前各文化中是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所见铜器包括红铜、青铜（包括砷铜、锡青铜合金等），数量约200件，种类包括斧、镜、刀、匕首、矛、锥、牌、钻、泡、镯、指环、骨柄铜刀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甘青地区的铜器制作技术来自西亚和中亚地区。甘青地区最早从西亚、中亚引进羊和小麦，是中国最早饲养羊，种植小麦的地区之一。看来，甘青地区在东西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甘青地区出土玉器种类也繁多，有素面单节琮、钺、刀、璜、璧（多由两块以上璜组合成）、环等，有的学者认为该地区玉器是受东方地区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有的学者则认为甘青地区有自己的玉文化系统（比如属于华西系玉器）。9

5.燕辽地区

燕辽地区在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就有了农业。后经赵宝沟文化长时间的积累，到了红山文化中晚期，燕辽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生了一次大飞跃。这里成为东北亚史前文化的中心。人口大幅度增加，村落的密度十数倍地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时期，如在今赤峰市敖汉旗内共发现了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502处，是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遗址数量总和的数倍。在赤峰市西部7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红山文化的聚落遗址125处，平均不足6平方公里就有一处。这些村落一般沿河分布，不同流域范围内的村落各自聚成群落。社会组织也相应复杂起来。最大的、最特殊的是位于辽宁建平、凌源与喀左三县交界处约50平方公里的牛河梁遗址群，在那里留下几十处由女神庙、祭坛和大型积石冢组成的大型公共建筑。神庙内出土了真人等大的泥塑女神头像，头像高22.5厘米，面宽16.5厘米，双眼眶内嵌入淡青色圆饼状玉石为睛，被认为丰收女神或地母的形象。积石冢内以出土玉器闻名于世，所见玉器大体可分五大类。动物类有玉猪龙、双猪首璜、双猪首三孔器、兽面形器、玉鸟、鸟形器（勾云形器）、玉鸮、玉龟、玉鱼、玉蚕等，仿工具类有玉斧、玉纺瓜、棒形器等，装饰类有环、璧、镯、珠、玦等，特殊器有箍形器、双联璧、三联璧等，还有人物类玉器。牛河梁位于整个红山文化中心，面积达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至今还没有发现日常居住生活的遗址，很像是一个充满丧葬和宗教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可把这里看作整个红山文化的精神宗教中心。但红山文化经过小河沿文化发展一段时间后，燕辽地区的农耕文化在距今4600年之后就消失了。

6.雁北地区与成都平原

雁北地区的史前农耕文化较早阶段深受半坡、后岗一期与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学者多认为这里的居民由河北、山西与陕西北部人群北迁至此。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老虎山文化才有当地特色，并迅速崛起。这个时期聚落内普遍石砌城墙，出现中国最早的窑洞居址和陶斝。这里应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

成都平原上的农耕文化是由外地人群迁来创造的（有学者认为早期为甘青地区的居民，晚期为两湖地区的居民迁徙而来），发展至距今4000年前后的宝墩文化最为繁荣。目前在新津宝墩、温江鱼凫城、崇州紫竹、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等地发现这个时期的城址。城址面积在10万至60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宝墩城址最大。城内一般有多处较高的台地，上有大型建筑，有的面积达500平方米以上。

（三）中国史前文明起源中的阶段性

从以上大体可以看出，中国史前文明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是第一阶段，庙底沟文化类型、凌家滩·崧泽文化与红山文化三足鼎立，最早出现社会分化，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中心。

公元前3300年至前2300年，以两湖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见下），燕辽地区的小河沿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社会相继达到巅峰。其中良渚文化的成就最为突出，其耀眼惊人的光芒，遮盖了其他文化的亮光。

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是第三阶段。除了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突然涌现出一批城堡、华南地区开始出现农业文化外，长江中下游地区及燕辽地区的社会文明化进程却急转而下。中原地区经过调整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见下）。

而黄河下游地区海岱文化区和上游甘青地区，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开启文明化的进程后，一直保持着稳健发展的态势，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达到发展高峰。

（四）海岱文化区早期文明进程中的独特性

1.海岱文化区所在的区位与环境特殊

海岱文化区在形成和发展中，既能长期保持独立性，又与周围文化来往比较密切，这与海岱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

海岱地区北属黄河下游，南部属淮河流域，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北、东、东南部面向大海，属暖温带季风气候类型，多数地区降水适中，年降水量多数在800毫米以上，比较湿润，适宜人类生存。

海岱区地理环境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作为华北平原一部分的鲁西、鲁北平原，鲁中南山地丘陵以及胶东丘陵。

鲁西、鲁北平原，海拔50米以下，呈弧形绕于鲁中南山地丘陵的西部和北部。这里属古今黄河下游与支津及济水流经区域，黄河及诸津携带泥沙常年淤积，地表由疏松的河成陆源物质堆积而成。地势低洼而平缓，土层深厚、土壤肥沃、灌溉便捷、水运通畅。

鲁中南山地丘陵大体呈倒三角形，地势北高南低，以近东西向横亘鲁中的泰山、鲁山和沂山最高，泰山主峰海拔达1532米，山地丘陵海拔200—1000米。水系以泰山、鲁山、沂山和蒙山构成分水脊轴，呈放射状分布。河谷平原宽大，错列于山地丘陵间。环山地丘陵四周是海拔在50—150米的山前冲积平原和剥蚀平原。山地丘陵的西缘平阴、东平一带向西突出，与太行山、黄土高原隔华北平原相望，距太行山东麓也只有130公里。南部的残蚀丘陵延伸到江苏徐州、连云港，再向南是地势低洼的淮海地区。皖北一带的丘陵与徐州的丘陵相连。那里在史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海岱文化区，并成为中原地区、太湖地区文化与海岱地区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胶东丘陵以半岛方式突出于黄渤二海之间，为东北西南向狭长的半岛丘陵。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宽75—115公里。地貌以丘陵为主，地表切割比较破碎，海拔多为200—300米。30多个岛屿组成的庙岛群岛像链条一样连接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成为人群来往与文化交流的桥梁。

淮河以北的苏北、皖北属于海岱文化区的一部分，豫东和辽东半岛南部在史前大部分时间里也曾经属于海岱文化区的分布范围。鲁中南山地丘陵及周边平原独特的、稳定的地理环境，使海岱地区长时间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而且在不同时期又能够与外界保持着联系，进行文化交往。10

2.海岱文化区为旱作与稻作经济文化混合区

距今9000—4000年，中国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主要存在着两大农业经济文化体系。一是以黄河流域和辽河为主的华北地区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种植的农作物主要为粟和黍，在龙山文化时期还出现了小麦、大麦，有成套的适应耜耕农业的工具，饲养家畜以猪为主，其次有狗，西部在齐家文化时期还有牛、羊，早期居室多采用单间半地穴式或窑洞式，晚期和末期阶段流行多间、单间地上建筑。二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的华中、华东地区为水田农业区，主要种植水稻，也有少量粟和黍，有成套的适应水田耕作的农具，主要养猪、狗，可能还养水牛，居室多为分间长屋，采用台基式或干栏式。当然，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的周边地区和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半农半采集经济文化区、半农半狩猎经济文化区、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

由于地理环境等诸原因，海岱文化区在史前时期既属于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也属于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在长清月庄和章丘西河遗址都发现了距今8000年其后后李文化时期的炭化稻米，也发现了少量粟米。11而后李文化农业工具为在旱地农业区常见的铲、镰、石磨盘和石磨棒工具。北辛文化时期农作物不仅有粟，也有水稻，尤其是在苏北鲁南和鲁东南地区，如临沭县东盘遗址发现了北辛文化晚期的炭化稻米12，连云港二涧村遗址红烧土中发现稻壳印痕。大汶口文化时期鲁北地区与胶东地区农作物主要为黍和粟13，而鲁东南、鲁南、苏北和皖北地区也发现水稻遗存。学者对莒县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骨骼内所含13C放射性元素的分析，也显示当时人们食用了稻米。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浮选出的农作物主要是稻米、粟及黍。14

龙山文化发现的稻作遗存数量则更多。十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江苏连云港藤花落，日照尧王城、两城镇、东海峪、前水沟，胶南丁家柳沟，五莲丹土，诸城薛家庄，莒县马庄，胶州赵家庄、西庵，栖霞县杨家圈，临淄桐林等龙山文化遗址浮选出了大量炭化稻米及水稻秆、叶遗存，在这些遗址文化土层里发现了水稻植硅体遗存。15考古工作者在胶州赵家庄、台头等龙山文化遗址清理出了稻田遗存16，发现了蓄水坑、水沟、田块、田埂等。这进一步证实了山东沿海地区各遗址中保存下来的各类稻遗存都属于当地水稻种植的结果。有学者系统分析了龙山文化居民的植物性食物结构17，认为，当时的农作物包括稻、粟、黍、小麦和大麦，可能还有大豆。其中稻和粟占主要地位，其次是黍，小麦、大麦和大豆数量都很少；龙山文化居民植物性食物结构存在区域差异，泰沂山以南地区稻占主要地位，东南沿海尤甚，而泰沂山以北地区粟和黍代替稻成为主要粮食，这种情况从沿海向内地逐渐加强。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相比，龙山文化居民粮食结构中新出现了小麦、大麦，这可能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有关。

岳石文化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黍与小麦。但章丘城子崖、牟平照格庄、龙口楼子庄、岚山六甲庄、临淄桐林、定陶十里铺、乐陵尹家、连云港藤花落、大连市大嘴子等岳石文化遗址发现了的炭化稻米以及水稻的植硅体稻谷遗存18，只是水稻比重在下降。这些说明夏代中晚期，海岱地区部分区域仍属于旱作和稻作混合农业经济文化区，只是出现了旱作强化、稻作弱化的趋势。

与旱作农业相比，水稻需要精耕细作和繁琐的种植方式、管理技术。与农业技术发展相匹配的是各类手工业高度发达，玉石、陶器和骨角器制作精美，生产和生活用工具和器皿、礼仪用器具，较其他地区制作更精巧，形态更完美。这些在海岱文化区内都有反映。因此，海岱地区文化一方面保留着中原、西北地区旱作经济文化特征，但也具有东南区稻作经济文化区特征，如炊器和食器用具同属釜鼎和豆文化圈，与中原地区夹砂罐、钵碗文化圈不一样；自大汶口文化时期，石质工具如钺、锛和凿属于南方系石器工业，玉器制品也深受江浙地区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影响。

3.海岱区文化发展谱系最为清晰，文化特征最为明显

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了济南龙山城子崖遗址，就确定了以黑陶为特色的龙山文化。1959年在泰安大汶口（宁阳堡头）清理了133座史前墓葬，出土器物既不同于龙山文化也有别于仰韶文化，墓葬也比较特殊，以单人葬为主、随葬品丰富、墓葬等级也分明，这与多人二次合葬墓为主、随葬品较少的仰韶文化墓葬迥然有别，遂提出了大汶口文化。到80年代前期发现了早于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90年代前后又发现了早于北辛文化的后李文化，把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提早了上千年。近年来，在沂源扁扁洞发现距今10000年前后的磨制石器和陶器。考古界就基本构建了扁扁洞·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前1400年的史前至青铜时代初期文化发展序列。19海岱文化地区成为文化发展脉络最为清晰，文化谱系最为完整，基本文化面貌最为稳定的区域。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拥有一套复杂的、特征显著的陶器群（在考古界，它们往往是文化特征的显示物）。陶器表面多素面，不太流行绘彩或拍印、刻画施纹装饰，而以丰富多变的造型最富有特征。炊具用鼎（较早阶段为釜，底部加三个支脚；大汶口文化晚期后增加了甗）这类三足器物以及专门烧开水和温酒用的鬶，延续了数千年，鼎、鬶的大小形态各异，富有地域特征；饮食器具除了碗钵之外，还有各种陶豆、三环足盆、饮酒的高柄杯等；盛储有瓮、罐、尊、盆和钵，其他器物如汲水的背壶等，都很有特色。制陶业最早发明了慢轮（修整陶器），又是快轮制陶程度最高的地区，在其技术发展顶峰的龙山文化阶段，生产出细泥制陶、薄如蛋壳的高柄杯。此外，酒器如温酒用的各种陶鬶、饮酒器各类陶杯，拥有数量多少与身份等级高低相一致，这一习俗从大汶口文化一直延续至龙山文化，大约经历近3000年的时间。

夏鼐先生最早意识到山东、苏北应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并且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三大中心之一。在苏秉琦先生根据区系类型学理论所划分的史前“六大文化圈”中，海岱地区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以山东省为中心的海岱地区是一个独立文化区的观点，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

距今9000年前，受南方文化的影响，泰沂山地及山前平原出现了后李文化。张学海先生曾大体构建了海岱文化区形成和文明发展历程，即在距今6500年前后，胶东半岛沿海地区最早出现了白石村文化时期的聚落群，其发展水平可能高于同时期内陆地区；当内陆地区统一于北辛文化时，就标志着海岱文化区的正式形成，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汶口文化遍及整个海岱地区，出现了一大批聚落群和中心聚落，群内等级分层，涌现了一些城和原始城市；龙山文化在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城、原始城市和聚落分化诸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达到了海岱地区史前阶段的顶峰；进入岳石文化时期，聚落数量骤减，未见大规模的聚落群，大型聚落和城都减少。因此，他推测在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即距今5700年前后，海岱地区社会开始分化，出现中心聚落，发展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即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古国时代，出现早文明，龙山文化则已进入方国文明时代。20

4.海岱文明化进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强，阶段性和区域性也较清楚

海岱区文明化进程基本是连续和稳定发展的，聚落和人口逐渐增多和集中，聚落内社会成员的分化和聚落之间的分化也是逐步积累的。21

反映到聚落上，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延续时间普遍较长，不乏连续发展上千年甚至两千多年的村落。如，汶河与柴汶河交汇处的泰安大汶口遗址，从北辛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中期、晚期一致延续到龙山文化，长达3000多年，是海岱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史前聚落；泗水西北侧的兖州王因遗址，从北辛文化中期、晚期延续至大汶口文化早期，时间在千年以上；泗水东侧的邹城野店遗址，贯穿了大汶口文化的整个发展阶段，延续了近两千年。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延续了上千年。值得一提的是，像大汶口遗址，在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初期，还是一般聚落，到了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聚落规模扩大，社会开始分化，成为区域中心聚落，这种态势一直发展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野店遗址，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属于普通聚落，但到了中期成为区域中心聚落；花厅聚落发展到大汶口文化中期后也成为区域中心。

鲁中南的泗水尹家城、峄城二疏城聚落，鲁东南沿海地区的五莲丹土，日照两城镇、尧王城，临沂大范庄等大型聚落，都是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展至龙山文化早、中期（个别至晚期）；鲁北地区临淄桐林、邹平丁公、章丘城子崖等聚落则经历了整个龙山文化时期，甚至发展至岳石文化时期。丹土、两城镇、尧王城、桐林、丁公、城子崖、连云港藤花落等城墙和壕沟多数在使用期间扩建乃至数次从小到大扩建，表明社会内部矛盾是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加以控制的。

与其他地域文明相比，海岱区文明化进程发生转折和衰落的时间最迟。当燕辽地区、两湖和江浙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分别在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前后出现衰落（中断、转折）时，海岱区发生转折的时间要晚到岳石文化之后才出现。

海岱文明化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比较清楚。目前看来，大约距今9000至8000年之间，后李文化的聚落主要分布在鲁北及济南地区。人们生计以种植水稻和粟米，养殖猪为主，辅以采集和狩猎。这个时期聚落数量不太多，规模也不大，一般在2万—6万平方米。房屋室内面积较大，多在数十平方米以上，可划分为炊灶区、食物加工区和睡眠休息区。陶、釜等器物形态普遍硕大，说明集中用餐的人数较多。当时的社群单位在十几人左右，社会比较重视血缘关系和集体意识。22距今约7000至6000年前后（北辛文化时期），胶东半岛沿海地区高地和河流入海口的河汊子两侧则散布着数十处村落，是该阶段东方地区人口最多、村落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生计以粟类种植为后盾，大力发展浅海捕捞业，形成了发达的近海渔业文化。23

汶泗河流域是北辛文化中晚期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核心区域。这里发现的这个时期聚落数量最多，社会内部最早出现了社会分化。兖州王因遗址代表着距今6000年前后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埋葬习俗和社会情况。墓地规模宏大，达上万平方米，流行合葬墓，一座墓内少者2—5人，多者达20余人。墓葬间墓坑大小和随葬品多寡不悬殊，体现了社会结构稳定、人与人之间较为平等、人们注重社会凝聚力和集体精神等特征。24位于汶河流域的泰安大汶口遗址现存面积数十万平方米，不仅为该流域最高等级聚落，还是海岱地区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早期规模最大聚落。距今5700年前后，大汶口聚落中富有的家族就脱颖而出，率先走出社会分化和文明化步伐。所见高级别墓葬，墓室规模长在3.6米，宽近2.3米，有熟土二层台，用原木堆垒成长方形或“井”字形木椁，随葬了几十甚至上百件陶制炊器、盛食器、酒器，以及石器、骨牙器、猪下颌骨等。25大汶口聚落作为本区域中心一直延续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前段，所见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墓，墓室长4.2米，宽3.2米，有木质棺椁葬具，随葬较多的精致彩陶、白陶及玉石器。26位于泗水河中游的邹城野店聚落面积约30万平方米，在遗址西部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环壕，环壕呈扁椭圆形，壕沟宽12—18米，深2米以上。环壕周长约1400米，环壕围绕起来的面积有10万多平方米。27清理出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大型墓葬，个别墓葬深近4米，随葬品在50件上下，包含来自南方良渚文化和北方红山文化的玉器制品，说明这里则是那一带区的中心聚落。28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期前段墓地，面积在50多万平方米，有10座大型墓集中埋葬在一个区，墓室规模较大，长5米，宽3米多，个别深达两米多，随葬品包含了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数量最多者近150件，其中8座墓葬有殉人，有的殉葬人多达5人，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殉人墓葬，随葬品内因包含了来自南方良渚文化大量成组玉石器、精致陶器而受到学界关注。29针对这些现象，学者多认为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碰撞和交融的结果30。章丘焦家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的环壕与城垣，所见大中型墓葬，木质棺椁齐备，随葬较多玉石器。距今5300年之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像王因墓地那样规模的公共墓地早已不存在，各聚落的墓地规模和埋葬死者的数目越来越小，分组群埋葬现象非常普遍，每组群墓葬数在20座左右，并延续较长一段时间，代表的可能是当时最小的社会单元——小型家族。不仅每组墓葬之间墓坑大小、随葬品有差异，而且各组群间也存在区别，社会分化现象更普遍，分层程度更严重。说明社会结构不那么稳定，人们更关注自己小社群的利益。此外，该地区还普遍存在着少量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有的以男性为主，有的以女性为主，有学者认为当时已出现了稳定的一夫一妻制，但更像存在着一种不被认可的男女关系，可能是不同族群冲突，严密血缘关系出现松动的反映。

鲁东南沿海地区及潍淄河流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中期（距今4600—4000年）是海岱地区史前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之一。该地区这一阶段的聚落数量和人口规模急剧增加，达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值。目前所发现的近千处聚落中，根据其规模大小，明显可划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大者在100万—400万平方米，有壕沟、城墙，小者仅数万平方米。社会财富的累积与社会分化高度发展（见后章）。

龙山文化末期（距今4000年后）即夏初，海岱文化重心转移至鲁西、鲁西南、鲁西北平原一带，目前已发现聚落遗址达200余处，在多处聚落还发现了城墙。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见下）。

5.海岱文明化过程中的理性、务实性特征最为突出

江浙地区文化、燕辽地区文化表达社会等级中是各类玉器，尤其是雕刻着兽面纹的玉器，反映出一种宗教神秘化较强的社会，相比而言，海岱地区文化表现出的理性和务实性更为突出些。

海岱地区社会各阶层地位通过世俗手段（比如竞争31），特别是实力的比拼来获得，显示社会权力的内容带有较为世俗或务实的色彩。比如，海岱地区墓葬随葬品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器、蚌器和猪下颌骨，且多实用器，只有在史前晚期出现陶制明器。陶器常见鼎、鬶、豆、罐、盉、盆、背壶、单耳杯、筒形罐、厚胎高柄杯、薄胎高柄杯等。玉、石器有钺、斧、凿、锛、刀、镰、镞、坠饰等；骨、蚌器有锥、针、凿、矛、镞、骨雕筒（与玉石钺配套使用）、梳等。石、骨、蚌和角器大体可分为武器，砍伐用具，木材加工用具，渔猎工具，加工与磨制各类石、骨、角、蚌器的工具以及编织缝纫类工具。32表达财富和社会地位、身份的主要为成套炊器、饮食器和酒器，如陶鼎、盆、罍、罐、豆、鬶以及各类杯如觚形杯、筒形杯、薄胎高柄杯、厚胎高柄杯等。酒器的比重随时代的发展愈来愈大。还有不同数量的猪下颌骨（或猪）、武器玉石钺等。只是到了晚期阶段，才借用了江浙区、燕辽区部分玉器来表现社会等级地位，但陶器的所占比重仍然较大。

中原地区早期属于普遍贫穷社会，晚期形成金字塔形的等级社会结构，社会权力、财富的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往往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纷争、野蛮仇杀、城墙和村落的不断毁坏和再建。相比而言，海岱地区属于富裕型社会，位于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人群数量都不是太多，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大家族之间，再逐渐深化到小家族。海岱地区社会等级分化，是从一个较为富足的社会基层向两端分化，呈橄榄形的结构。村落、城垣和壕沟沿用时间很长，多数在使用期间扩建乃至数次从小到大扩建，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出现的社会内部矛盾多以比较温和的形式加以控制。

比如，仰韶文化最强盛时期庙底沟阶段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为一个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的高等级中心聚落，所发现的最高等级墓葬也只随葬10件左右器物，包含了一套炊器、饮食器和玉石钺；而其他中小型墓，基本无随葬品。33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时期遗址，在清理的数千座墓葬内，大型墓占墓地总数不足1%，中型墓占10%左右，并且80%以上的墓葬的墓坑狭小，没有葬具，除个别带有随身的骨制装饰品外，一无所有。34

海岱地区史前社会所呈现的富裕性最具特征，社会阶层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海岱地区所见墓葬，普遍有数量较多的随葬品。比如，与西坡仰韶文化几乎同时期的大汶口遗址早期墓地，大型墓（如M2005）已随葬成套的陶器以及石器、骨器、猪下颌骨上百件，中小型墓内也随葬着十几至数十件陶器、石器以及猪下颌骨。35大汶口遗址中晚期墓地，在清理的133座墓中，随葬陶器最为普遍，共117座，葬有工具的有76座，有装饰品的46座，随葬猪下颌骨的43座。大型墓仅有7座，随葬品在50件以上，其余中小型墓葬内，一般随葬10—20件。无随葬品的也仅有十几座（少部分为儿童墓，少部分被破坏）。36枣庄建新遗址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的一处中型聚落，所见晚期阶段的四五十座墓葬，其中大型墓有5座，随葬品在上百件，其余均为中小型墓葬，随葬陶、石和骨器多在20—70件。37莒县陵阳河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一个区域中心聚落，清理墓葬45座，发掘者依据墓室大小、随葬品多寡，把墓葬分为大、中、小型三类38，但随葬品均较丰富，有陶、玉石、骨器、猪下颌骨等。大、中型墓只见于第Ⅰ区内，小型墓则分布于第Ⅱ—Ⅴ区内。大型墓有6座，随葬品在100件左右，主要是陶制薄胎和厚胎高柄杯酒具，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型墓在20座以上，随葬品30—60件；小型墓数量与中型墓大体相同，随葬品也比较丰富，在30件左右，看不出与中型墓的明显差异。莒县大朱村所清理的35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较大型墓有7座，小型墓（无随葬品）仅4座。有16座墓有木椁葬具，约占墓葬总数的一半。多数墓葬有随葬品，一般在20件左右，大型墓在70件以上，数量较多者主要是陶制薄胎和厚胎高柄杯酒具。墓内普遍随葬猪下颌骨。39

6.海岱地区对外文化交流频繁

（1）与江浙文化区的关系

海岱文化区与江浙文化区关系最为密切，海岱地区的稻作农业显然来自江浙地区。二者同属于陶釜、鼎和豆文化圈。砍伐、加工和农业石质工具中的斧、钺、锛、凿和刀类发达，种类较多。陶器中素面较多，彩陶较少，黑陶出现时间比较早，等等。40

具体而言，宁镇地区、太湖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石磨盘、石磨棒和双耳陶壶显然受海岱文化的影响。大汶口文化对江浙地区的龙虬庄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也有影响。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江苏高邮龙虬庄和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三足钵、弧腹盆形鼎，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的双耳壶，苏州草鞋山和青墩遗址出土的高柄杯和弧线三角纹、花瓣纹彩陶纹饰，应来自海岱地区。阜宁陆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袋足鬶、三角凿形足鼎和钵形豆，上海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彩陶背壶及绿松石项链，应是大汶口文化输出的产品。

大汶口文化早期，海岱南部地区含有长江、淮河下游地区文化因素，如“猪形鬶形陶器”、内彩网纹陶器、内绘“母”字形彩陶钵、长方形多孔石刀、宽扁圆弧角穿孔石钺、“风”字形石钺以及长条形石锛来自龙虬庄、北阴阳营和薛家岗诸文化。汶泗河流域常见的敛口、柄上镂刻三角和圆圈纹的钵形豆、盆形豆柄，鼓腹圈足杯，筒形平底杯等应为受崧泽文化影响的产物。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受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的影响较大。良渚文化强盛时期已越过了淮河。苏北地区的花厅等大汶口文化墓地就出土了大量来自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和石器。海岱地区腹地大汶口、野店、呈子、前埠下、建新等，甚至辽东半岛都出土了良渚文化的贯耳壶、有段石锛、玉镞形饰、玉璧、玉钺等。栖霞杨家圈遗址的鼎式陶甗，三里河遗址带流宽陶杯，也应来自良渚文化。这些器物中的一部分与良渚文化的形态完全相同，应是输入品；另一部分是器物形态相似，可能属于本地的模仿之作。

（2）与中原文化区的关系

海岱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由华北平原相连，因环境等变迁因素影响，不同时期关系也不一样。华北平原西缘和西南缘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体相当于后李文化中晚期和北辛文化早期，从陶器而言，文化面貌差异较大，但它们还是有共同点的。一是石器均以石铲、斧、磨盘和磨棒为主要组合，同属一个石器工业制作系统，磁山文化带足的石磨盘在长清月庄遗址也有发现；二是陶器均见少量的三足钵和支脚。

大汶口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因素。如汶泗河流域发现的绘在盆、钵、壶、罐及器座上的彩陶纹饰，其用圆点、弧线三角、勾叶、月牙、豆荚、背对三角、对弧、圆圈等纹样母题组合的花瓣纹与回旋勾连图案，属于庙底沟类型典型彩陶纹样。鲁北、胶东半岛区，甚至在辽东半岛南部也有类似发现，可见庙底沟类型文化影响力、渗透力之强。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如豫中、豫西和晋南仰韶文化发现的小口折腹釜形陶鼎、大口盆形陶鼎、釜形鼎、陶豆、壶、玉石钺等应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自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海岱文化向西扩张，皖北、豫东地区开始逐步成为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如尉氏椅圈马遗址第四期文化墓葬出土的背壶、彩陶壶、豆等为大汶口文化中期典型器物。郑州大河村第三、四期遗存内，不仅发现了较多大汶口文化的陶鼎、豆、背壶、小口瓮、大口尊、高足杯等，而且有些墓葬只随葬大汶口文化的物品，说明其墓主人极有可能为西迁的东方人。41至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继续扩张，曾影响至中原腹地（见下章）。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陶鼎、罐和瓮上流行拍打后留下的篮纹、绳纹，应属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制陶风格。

（3）与西北地区文化的关系

位于豫北安阳42、冀南永年43、冀中部正定44、冀北部易水和拒马河流域45、北京房山46甚至内蒙古岱海地区47的北福地、后岗一期文化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关系极其密切。二者石器种类相同，陶器均以釜、支脚、鼎为炊器，以直口瓮、钵、双耳壶、小口壶、瓶为主要盛器和饮器。该地区早于北福地、后岗一期文化的磁山文化以及晚于北福地、后岗一期文化的仰韶文化大司空和白泥窑子类型不见釜、鼎、直口瓮等器形，这些显然来自海岱文化。有学者认为，磁山文化北迁后，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随后填入该地空白，后来才逐步被仰韶文化所取代。豫北、冀南、冀北、北京一带的北福地、后岗一期文化类型的卷沿、侈口、鼓腹盆形釜和釜形鼎，小口壶，与鲁北、汶泗河流域北部、胶东半岛的同类釜、鼎最为相似。由于当时属于全新世的高温多雨期，又发生了海侵，华北平原河流众多，湖沼广布，平原腹地，人们难以居住生存。由于在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还没有发现同时期的村落。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应当通过湖泊、河流和海洋进行人员与文化来往。

（4）与两湖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关系

海岱文化区与两湖区（长江中游地区）同属釜、鼎和豆文化圈。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关系线索比较清楚。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陶鼎、豆、壶、圈足尊、高领罐、筒形杯、厚胎高柄杯、细泥黑陶薄胎圈足杯、大口尊（臼）等器物与大汶口文化极其相似；石家河文化的大口尊（臼）上也刻有图像文字。兖州王因遗址发现的碗形杯、新沂花厅墓地出土的带多个乳状纽覆钵器盖、枣庄建新和滕州西公桥遗址出土的双腹豆应受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影响。鲁南和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多出土一种泥质灰陶或黑陶的宽扁足鼎，其祖型可能来自安徽中南部或江汉地区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

（5）与燕辽、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关系

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时代大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赤峰市周围、敖汉旗及朝阳市一带发现的穿孔玉石钺显然来自海岱文化，西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的石钺、高颈陶壶、鸟首形陶壶、折口陶钵和彩陶纹饰中的八角形纹也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大汶口文化中期的泰安大汶口、邹城野店、章丘焦家、安徽亳州付庄、江苏新沂小徐庄等遗址出土的两孔、三孔玉石片饰，双联璧、三联璧、四联玉璧和扁圆玉璧应出自燕辽地区。而江苏海安青墩、南京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双联玉璧、三联玉璧应是经海岱地区传播过去的红山文化玉器。

辽东半岛南部与胶东半岛有庙岛群岛相连，文化往来比较容易。辽东半岛的小朱山第二期文化（郭家庄下层文化）遗存与大汶口文化时代很近。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辽东半岛的郭家村、吴家村、小朱山等遗址出土的卷沿鼓腹盆形鼎、敞口斜弧腹盆形鼎、觚形杯、角状把手器物、圆柱状把手器物以及彩陶中的弧线三角双勾涡纹、三角加平行线纹与胶东地区的器物和彩陶纹饰相同。中期阶段的实足鬶、贯耳壶、带流盉等也与胶东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在庙岛群岛的北庄、大钦东村和北城等遗址也出土了来自辽东半岛的拍印几何纹饰的筒形罐。

二、龙山文化的崛起与“夷夏东西”格局形成

公元前2400年前后，燕辽地区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江浙地区良渚文化和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相继衰落，各地方文明发展进程发生了转折，而以河南、山西和陕西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此时，唯有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持续发展，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与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首次形成“夷夏东西”对峙格局。

（一）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初步形成

距今4400—4000年为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与燕辽地区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急转而下，迅速凋零，盛极一时的红山文化（以及小河沿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纷纷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居于各区域文化的中心，是物流和情报信息的中心枢纽，在汲取四周文化、思想和政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调整重组后，又一次崛起，多个地方龙山类型组成了“中原龙山”文化丛体，逐步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格局，出现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48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夏商周时期及以后多个朝代。

赵辉先生指出，此时，中原地区聚落和人口急剧增多，一座座一次性规划好的城堡（中原地区城址多呈方形，较早的城址或其他地区城址多随聚落形状而定）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种现象应是文明起源的显著标志。因为建城挖壕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大量城堡的突然出现，反映当时已经产生了某种政治组织机构。根据考古发现的原始宫殿、大型房址以及一些高等级物品等迹象，可知城里的居民主要是贵族、祭司、军队和手工业者，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社会人群按照新的需要（如地域关系、社会等级关系）进行了社会结构的重新组织。由于社会组织的重构，使得城里成为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中心，从而加快了文明化的进程。此外，城壕本身就是大体量的防御工事，是战争经常化和激烈化的产物，而战争又会促进权力的集中，最后导致原始国家的出现，而国家是文明的集中表现。当大批城邑出现的时候，就是文明曙光照耀中国大地的时候。49

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多个超大型聚落和城址。晋南盆地的襄汾县陶寺遗址总面积为400万多平方米。所见城墙南北长2150米，东西宽1650米，城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的宫殿区。聚落面积和城址规模是当时地区最大的聚落之一。在聚落内发现了多个大型夯土基址和墓地，每个夯土基址规模在数百平方米和数千平方米左右。每片墓地面积有数万平方米，在东南隅清理的5000平方米范围内，已发现墓葬1300余座。埋葬非常密集，不算农耕、山洪冲刷等破坏，就墓葬埋葬密度而言，这个墓地埋葬了上万人。这不仅显示了人群数量的庞大，更说明了社会人群是按照地域关系、社会等级关系的重组。随葬数量较多的精美玉器、陶器、铜器和一些来自周边地区贵重物品的大型墓占墓地总数不足1%，中型墓占10%左右，而80%以上的墓葬墓坑狭小，没有葬具，除个别随身带有粗糙的骨制装饰品外，一无所有，可见当时的社会分化之严重。像陶寺这样规模的聚落还有绛县周家庄等。

陕北神木石峁是目前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代初期规模最大的城堡。石峁城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个层次构成的石城以及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建筑组成。内、外城以石城垣为周界，内、外城城墙总长度约10公里，宽约2.5米，存高1米，气势恢宏、构筑精良。内城墙体残长2000米，环绕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0米，围绕的城内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皇城台”为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仅台顶面积就有8万多平方米。台顶上发现了成组分布的建筑基址和池苑。“皇城台”西北侧还有多达9级的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层叠包裹，坚固雄厚。在外城发现了一套包含城墙、马面和角台在内的完整防御体系。历年来，石峁曾出土数百（上千）件高质量玉器，磨制精细，器类有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最近还发现两处埋置人头骨的遗迹，共埋有48个头骨，这可能可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50

此时，中原地区还有一个新现象，就是汲取周边文化精华来表现贵族身份地位和等级，如东方地区的棺椁制度，墓内随葬大量玉石器来显示身份与地位等。那些不属于中原地区传统玉石器大量出现，如琮、璧、环、钺、镞、矛、带把石刀、宽体玉石刀、璇玑、镶嵌绿松石饰件等，均来自北方、东方、南方和西方的不同地区；其他物品还有来自南方和东方的漆器、鳄鱼皮鼓，来自西部马家窑和齐家文化的彩绘陶器、双耳壶罐、鼓以及红铜器和砷铜器（种类有铜环、铜铃、齿轮器等）。同时，还发现了来自内蒙古大青山和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的陶斝，等等。

随着社会的重组，人群流动，以及周边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原地区社会越发动荡、混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社会权贵们借鉴了周边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等级制度，形成了一套以玉制礼器、青铜礼器和精致陶器等为主的表征系统。这套表征系统与古老的血缘继嗣系统结合，最终演变为后世的宗法制，而宗法制成为社会的各阶层、各成员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

在各地区激烈冲突中，中原地区逐渐酝酿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其标志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800年，这一地区产生了夏文化（龙山晚期文化、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历史文献中，禹将王位传给了启，以继承制替代了部落联盟社会的禅让制度，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王朝的开始。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舞台展开了。

（二）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崛起与繁荣

距今4400—4000年，正是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中期，各大区文化发展进程发生了转折。随着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燕辽地区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几乎同时衰落，作为地方文明，唯有海岱地区文化持续发展，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最终与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形成“夷夏东西”对峙格局。

这期间海岱地区的崛起与繁荣主要表现在聚落、人口的急剧增加，集聚大量资源、人口及带有城墙、壕沟超大型聚落在各地陆续出现，原始文字的出现，以及海岱文化对外扩张等。

此时，海岱地区各地文化持续向前发展的同时，由于外来人口的迁入，水稻种植的普及，小麦的引进，促使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聚落数量和人口规模急剧增加，出现了莒县陵阳河，五莲丹土，日照两城镇、尧王城，临朐西朱封，临淄桐林等规模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目前所发现的数百处聚落中，根据其规模大小，明显可划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大型聚落规模几十万至上百万平方米，内有壕沟和城墙环绕，中型聚落面积在一二十万平方米，小型聚落仅数万平方米，社会分化严重。当时还出现了图像文字，说明这一阶段已进入原始文明阶段。此时，鲁东南地区与潍淄河流域已成为海岱地区文化和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可以说，距今4400—4000年是海岱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口高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聚落数量、人口规模，还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都达到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顶峰。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潍淄河流域的博兴、广饶、寿光、青州、临淄、寒亭、昌邑、昌乐等一带发现了近400处龙山文化时期农耕聚落。51经系统调查，仅在淄河中游、乌河上游150平方公里内，就发现51处龙山文化时期聚落52，这些遗址时代绝大多数从龙山文化早期延续至晚期早段，表现了稳定性很强的农耕聚落。而该区域大汶口文化时期聚落发现不足100处，这些聚落有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也有中期和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延续时间达两千多年，龙山文化只有四五百年左右，换句话说，龙山文化时期聚落数量应当是大汶口文化的十倍以上。该地龙山文化可能不是本地大汶口文化的自然延续，更像是外地居民在短时间内迁入的结果。此时，潍淄河流域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为该地区先秦时期聚落数量和人口规模的第一高峰。

目前，乌河、淄水、白浪河、丹河、弥河、孝妇河流域以及广饶县、寿光市中南部出现了若干处聚落群，每处有几十个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距离仅有数公里。聚落间分化明显，每处聚落群内存在着规模达数万平方米的一般聚落和十几万平方米的中型聚落，也有一个超大型高等级聚落。像乌河上游的桐林聚落，中心面积达40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堆积厚、遗物丰富，核心地区还围以城墙和壕沟；城内面积达20万平方米，四周围绕着8处聚落；桐林聚落群面积超过230万平方米（图二）。城内还出土过精致的、其他聚落罕见的大型甗、盆、罐、壶、瓮，以及被称为列鼎、列盆和列罐的“礼器”。桐林附近有丰富的石料矿床，发现了大型石器制造场，应为周围聚落居民供应石器工具。

弥河上游地区的临朐西朱封，面积有60多万平方米，发现了多道环壕，壕沟宽12—20米，深2米以上。所清理的三座超大型墓葬，墓室长6—7米，宽4—5米，深达2米以上，葬具均有椁有棺，还有放置随葬品的边箱、脚箱（图三）。出土的陶器多为薄而黑、非常精美的黑陶器群和鳄鱼皮鼓，还有相当数量颜色不一的精致玉器。53这些在海岱地区是首屈一指的，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学者曾称之为具有原始古国王墓性质的大墓。54看来，每处聚落群呈现出的情势具有原始国家的性质。西朱封与昌乐袁家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玉器形体硕大，材质坚硬，颜色鲜亮，制作精细，种类有象征军事指挥权的钺、刀、镞类，可能与神鸟崇拜有关的璇玑，以及冠形饰、簪、瑗、环、绿松石项链装饰品和供镶嵌用的近千片绿松石等。这些玉器，原料多来自近千公里以外的辽宁省岫岩一带。

在邹平丁公发现了早（内）、晚（外）两圈城墙，其中外圈城平面略呈圆角方形，东西约350米，南北约310米，城内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城墙总宽度约20米，存高1.5—2米。壕沟宽30—50米，深3—5米。在北城墙还发现城门和一个颇具规模的木构排水设施。在城内还出土了一块陶盆底片，上刻有5行11个个体符号或文字，字体主要是直笔，部分为圆笔书写而成，很像后世的文字。甚至有学者认为，该“陶文书”可能属于已亡佚的东夷文字。55

莱州湾沿岸平原上发现了30余处龙山文化时期盐业遗存，表现出规模化、专门化的盐业生产。规模较大盐业生产的突然出现，应与潍河、淄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有直接关系。

鲁东南地区飞跃式发展起步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陵阳河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地区规格最大的墓葬。其中有25座规格较大的墓葬单独埋葬在一区，该区内有六座大型墓，葬具有木椁，随葬品中数量较多的有陶、玉、石、骨器和猪下颌骨。56其中有象征财富的猪下颌骨和大量酒具（酿酒用具、盛酒器和饮酒器），代表宗教祭祀权的刻有图像符号的大口尊，表示军事指挥权的玉钺（含雕筒）、石斧、矛及角号。陵阳河M6，墓坑长4.55米，宽3.8米，有“井”字形木椁，随葬陶器160件（大口尊2件、高柄杯96件）、猪下颌骨21块，还有玉钺、玉璧、骨雕筒、石凿等；M17，墓坑长4.6米，宽2.23米，有“井”字形木椁，随葬陶器157件（其中，薄胎高柄杯39件，厚胎高柄杯54件，带有图像文字的大口尊1件），猪下颌骨33块，玉石凿2件。这些大型墓的主人应是当时拥有军事权、宗教权和大量财富的社会首领。57

莒县、日照一带6处较大型聚落内出土的大口尊（陶臼）上发现了图像符号。目前，已在24个器物刻画了26个符号，累计10余个不同个体。这类符号多为单体，个别器物上虽有两个符号，但从其所在位置和形态上，可排除装饰作用的可能。符号的基本笔画具备直笔、圆笔和弧笔，除象形外，还有会意字体（如被释为“旦、炅、封［南］、皇”的图像），其结构与商代甲骨文、青铜器铭刻文字十分接近。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与古汉字关系密切，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

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在日照、五莲、胶南地区进行了长达13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在14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早中期聚落遗址500余处，而大汶口文化（包含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才29处58，增长了近20倍。其中，在中部地区发现了丹土和两城镇大型聚落。丹土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和钻探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中期的壕沟和城墙，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壕沟平面略呈椭圆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龙山文化早期城墙、环壕壕沟环绕的面积约14万平方米；龙山文化中期城墙、壕沟东西长500米，南北宽400米，壕沟宽28米，深约3米，城墙、壕沟环绕的面积约27万平方米。59历年来，征集到大量精致黑陶杯和一批规格很高的玉器。所见大口尊上有“鱼”纹等图像。两城镇聚落发现了龙山文化不同时期的三圈壕沟，其中内壕沟环绕的聚落面积17万余平方米，中环壕内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外环壕围绕的面积约60万平方米，整个聚落规模约80万平方米。60聚落内出土过一批精美玉器和黑陶，部分玉器和陶器上刻有兽面纹。

这两大聚落周围分别环绕着几十处和近百处小型聚落，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下（图四）。

尧王城遗址面积可能超过400万平方米。最近的考古调查、钻探和试掘，发现了内、外两城圈（应有早晚之分）。内城主要分布于核心区的中部偏西，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40米，东西宽340米，包括城墙及环壕的面积为21.8万平方米。清理出城门、道路、建筑基址、祭祀遗迹、器物坑、灰坑、墓葬等遗迹。外城在内城的基础上扩建，呈半圆形，其北部与内城的北墙相连，南北长760米，东西宽700米，总面积约为53.2万平方米（包括内城）。61城外还发现多处聚落。尧王城聚落内还发现成排的土坯房屋和铜器炼渣等重要遗迹，也出土过贵重物品，如玉器与刻有图像符号的大口陶尊。

尧王城聚落周围环绕的数十处聚落均为小型聚落，可见该聚落在本区域的地位（图五）。

这些规模巨大的聚落，每处面积在几十万或上百万平方米，中心多由夯土城墙和壕沟环绕。聚落内不仅有宫殿式大型建筑院落，还有普通民居；有专门石器制作场，拥有精致陶器制作业及治玉工业。城墙和壕沟外有不同功能的聚落环绕，大型聚落外围为规模较小的农耕村落，显示当时社会分工比较明显。像桐林、丹土、两城镇和尧王城大型聚落凭着聚落资源、经济和文化优势，吸纳和集聚了更多外来聚落的人口住在城外。这些均具有原始城市的功能。修建夯土城墙、挖掘城壕是一项较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工程技术、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投入，也需要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作为保障。城里的居民主要为贵族、祭司、军队和手工业者，这也就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显示出早期文明的特性。

此时，海岱地区制陶业达到高峰，轮制技术发达，成为快轮制陶程度最高的地区。就是鼎、甗和鬶类形态十分复杂的三足器以及帯耳杯、圈足器，也用快轮分别制出各部件，再拼接成整器。大量颜色漆黑发亮、胎壁轻薄、质地坚硬的豆、罐、盒、罍、杯等器物就是利用这一技术制作的精品，其中，细泥制陶、薄如蛋壳的高柄杯，则集中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薄胎蛋壳黑陶杯以器形别致，工艺精巧著称，制作起来，需要高超的技术，并花费大量工时。蛋壳陶杯轮廓曲折多变，造型稳健俊秀，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三）融合与保存江浙区与燕辽区玉文化，创造海岱系玉器

海岱地区较早时期玉器发现虽多，但无论是器物种类、形态，还是玉料、使用方式，一直受燕辽地区、辽东半岛、江浙地区和江淮地区文化的影响。大约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开始，辽海地区和江浙地区玉器工业与玉文化逐步衰亡，而海岱地区在吸收和继承了北方、南方玉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玉文化，并成为中国史前末期玉器工业的中心之一。

大汶口文化晚期，鲁东南临沂、莒县、五莲和鲁北地区保留了南方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和纹饰，如玉钺、带有兽面纹的琮、镞形器、截面呈扁长方形的璧、环、瑗、球状指环、筒形镯以及高台形、长方形、菱形、亚腰形等几何形玉片饰。也继承了北方地区的玉器种类，如大型璧、瑗、环、玉斧、锛等。还利用本地的蛇纹岩、辉绿岩（有绿色斑块、斑点）、玛瑙等当地美石类仿玉制的小璧、小环、媛、管、镯等装饰品。海岱地区发现的岫岩玉制品主要是从辽东半岛进口的成品。

龙山文化时期，鲁北地区昌乐袁家、临朐西朱封，鲁东南地区五莲丹土、日照两城镇、尧王城等大型聚落高等级贵族墓地内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玉器。无论是玉器种类、组合、玉质、玉料来源、玉器制作方式，还是出土背景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海岱地区出现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玉器文化。

据研究，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玉器部分延续了北方地区和南方大区玉器的种类、样式，但又有一些重大变化：装饰品的种类和数量减少，新出现了代表东方玉系的璇玑（像飞翔的鸟）、玉戚、刻有兽面纹（族徽符号）的玉圭、大型玉刀、鸟形饰、带扉牙的环、玉簪、兽面纹冠形饰；同时，象征军事特权的礼器，如钺、刀、圭、镞，可能还有璋（这些玉礼器多被后来的夏文化所继承），得到了突出和强调；玉器只集中出现在地域中心聚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内，其地位几乎取代了海岱地区传统陶制酒器、盛食器和炊器。玉器原料主要来源于辽东半岛北部的岫岩。玉器原料、制品，包括制作过程，被高等级聚落的贵族阶层牢牢控制，并成为贵族手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2

（四）龙山文化对外扩张达到史前最高峰

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文化对外扩张达到了史前高峰期。

1.西部中原地区

之前人烟稀少的华北平原的德州、聊城和菏泽地区，发现了30余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聚落遗址。此时，皖北地区的淮北、宿县、蒙城、太河、阜阳，豫东地区的商丘、永城、周口、西华、商水、郸城等地已成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的分布范围63，豫中郑州地区、豫西偃师一带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地。

海岱地区与同时期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早期交流频繁。如不属于鼎文化圈的豫中、豫西、晋南地区，如垣曲古城东关64、芮城清凉寺、临汾下靳、襄汾陶寺等就发现了大量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相似的陶鼎、各种酒杯、豆、壶、三足盆、带流盆等，还出现了大量具有东方地区玉器系统特征的钺、戚、刀、璧、环、璇玑、琮等。同时，中原地区像拍印篮纹、绳纹、方格纹的陶器（制陶工艺）风格也在海岱地区流行起来。

河南北部、中部，河北南部等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诸文化内普遍发现了鸟首形足陶鼎、红陶或白陶鬶、黑陶杯、黑陶盆、玉石钺等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中期的典型器物。山西黎城一带还出土了东方地区刻有兽面纹的玉戚等。

2.辽东半岛南部地区

在辽东半岛聚落和积石冢内普遍发现了大量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中期的陶器、玉器等遗物（未见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与以前相比，辽东半岛与海岱地区关系更加密切，有学者甚至认为该地区已成为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区了。65流行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积石冢墓葬虽不见于海岱地区，但出土的较多精美黑陶66，如盘、各种杯、豆、壶、罐等，应来自胶东半岛，说明二者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排除那里存在海岱地区的移民。考虑到此时海岱地区在继承燕辽地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江浙地区良渚文化玉器传统后，开始有自己的玉器制造业（见前），但此时的玉器原料来源主要为辽东半岛北部的岫岩。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海岱地区主要从辽东半岛进口玉器成品，在龙山文化时期则主要进口玉料，由海岱地区专门人员根据需要制作不同器类。海岱地区文化在辽东半岛的发展甚至向北移民，可能就是为了控制玉器生产或开挖玉矿料。67

3.淮河中游下游地区

淮河下游地区的泗洪赵庄等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出土了具有典型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鼎、罐、鬶以及各类黑陶杯等器物。位于淮河中游北侧的安徽固镇县垓下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的城址，城墙和壕沟圈起来的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内清理出台形基址、排房、窑址、墓葬等重要遗迹。68该城址可能是海岱文化向南扩张的重要据点之一。安徽泗县一带还发现了20多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早期的聚落遗址。69淮阴地区发现了多处龙山文化早期、中期遗址，出土了海岱地区典型的凿形足陶鼎、鸟首形足陶鼎、三足盘、陶鬶、黑陶杯等。淮河南岸的蚌埠禹会村遗址出土了大量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中期的侧三角凿形足陶鼎、扁凿形足陶鼎、鸟首形足陶鼎、陶甗、红陶高颈鬶、白陶粗颈鬶、薄胎高柄杯等，还见江汉平原和江浙一带的器物，虽显示出了文化多元性70，但是海岱文化因素最多。说明这一时期，海岱文化已扩展到淮河中下游地区。

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一个灰坑单位出土了带刻画图像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口尊（臼）、实足鬶、篮纹盆和鼎71。南京牛头岗遗址还出土了龙山文化早期典型的红陶鬶、凿形足鼎、甗、盆、黑陶豆、杯等。说明海岱文化已影响（或发展）到长江下游两侧。

（五）存在从图像符号到原始文字的完整发展序列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海岱地区是中国原始文字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这里有图像符号到原始文字的完整发展序列；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图像符号和原始文字不仅对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过程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探索中国文字和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72

海岱地区最著名的刻画图像就是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约4600—4400年）那些刻画在陶制大口尊（陶臼）上的符号。目前，这类图像符号，在山东地区仅发现于鲁东南沿海地区，如莒县、五莲、诸城、日照和胶州，涉及7处遗址（包括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诸城前寨，五莲丹土，胶州赵家庄，日照尧王城遗址），计在25个器物上刻画了27个图像符号，属于10余个不同个体。其中，在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的大口尊、符号个体数量最多。大口尊（陶臼）器形比较特殊，敞口，圆底或尖底，陶胎非常厚，达3—6厘米，烧制坚硬，腹部外表多拍印粗篮纹，器形硕大，口径30—50厘米，通高50—80厘米。考古发掘的完整品均属于高等级贵族墓葬的随葬品，采集的完整器也可能是被破坏的墓葬品，当然也不排除来自居址内。符号多位于口沿下，个别在腹部的一侧，而符号大者则围绕在大口尊的全身。符号多是在器物烧前用坚硬的尖状物刻画的，有的符号内还涂抹朱砂，显得比较神秘。这类符号多为单体，个别器物上虽有两个符号，但从其所在位置和形态上，可排除装饰作用的可能。符号的基本笔画已具备直笔、圆笔和弧笔，除象形（如释为“斧”“斤”者）外，还有会意符号（如像是“日、月”或“日、月、山”组合，因而被释为“旦、炅”的图像；如高高的封土台或房顶上长着一棵树，学者们释为“封”或“南”的图像），其结构与商代甲骨文、青铜器铭刻上的文字十分接近。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与古汉字关系密切，之间应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也发现与山东地区相同（似）的符号，出土的13件大口尊有刻画符号，但符号种类较少，仅有4类，主要有“日、月”或“日、月、山”等组合符号。73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也发现有刻画符号，与陵阳河出土的符号近同（就是被学者释为“皇”字的符号）。说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这些图像符号的认知范围已到达安徽和长江以南的南京一带。关于这些符号，学者们还认为可能与古代图腾崇拜、宗教祭祀（如社树崇拜）、农业生产、酿酒、天文历法等有关。在大口尊（臼）上刻画符号的现象，在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中也常见，只是所刻符号的样式有一定区别，如后者更具象些，线条更简练些。

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300—3800年）的图像文字与符号最著名的就是邹平丁公陶文书，上刻有5行11个个体符号或文字。另外，阳谷景阳冈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黑陶片，上刻3个符号。在临淄桐林、滕州庄里西遗址发现的石镞和陶片上，还刻有单体文字或符号，其中，陶器上的文字或符号都是陶器烧制前或烧制后在陶胎上刻画的，这些与丁公陶文的关系，就字体结构、用笔而言，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些符号，主要是直笔，部分为圆笔，很像后世的文字，与商代以直笔为主的甲骨刻辞有差异，可能与书写的材质有关。多数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文字，是东夷文字的孑遗，或者说与占卜有关，甚至有学者认为它们是南方彝族文字的祖先。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陶盆上也见有文字或刻画符号，共两行8个个体74，学者多认为该地区龙山文化与海岱地区关系密切。

此外，桓台史家遗址出土的岳石文化（距今3800—3450年）晚期骨刻“卜辞”，编号96HSF1H：232，在猪或鹿类肩胛骨两面上有5个符号，周围还有灼烧的痕迹，应是占卜的结果。这些符号，有直笔和弧笔，属于人工刻画的应没有问题。就刻法、字体结构等看，与商代甲骨文比较相似。岳石文化晚于龙山文化，与夏代和商代早期同时，但其渊源关系比较复杂。岳石文化的聚落和物质遗存如陶器、石器等与龙山文化相比，发生过剧变，因此，岳石文化的符号（文字）是否由龙山文化的刻符和陶文发展而来，仍需有考古新发现佐证。但史家岳石文化骨刻卜辞的发现，无疑为探索中国文字产生、甲骨占卜契刻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六）龙山晚期东方人群西迁与东西文化深度融合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末期应属于夏代的早期阶段。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后段，通过多个标本的14C测年，其绝对年代拟在公元前2000—前1900年，已经进入了夏王朝纪年。当中原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时，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地区，在聚落分布格局和考古学物质文化面貌上也发生了巨变。

考古资料表明，龙山文化末期（夏初）东方地区的聚落主要集中分布在枣庄、济宁、泰安、济南、惠民、乐陵以西的德州、聊城、菏泽等地区，即鲁西、鲁北平原一带（今华北平原的东部）。目前已发现聚落遗址达二百余处（很多遗址被淤土、淤沙覆盖，估计聚落数量远远超过此数）。而这一带，在龙山文化中期之前的各个阶段还是人烟稀少的（图六）。

该地区聚落分布非常密集，还形成了十多个聚落群，仅在鲁西南菏泽地区就形成了7个族群75，在还出现了多个城址。阳谷景阳冈城址平面近似长方形，东北—西南走向，西端较窄，中部弧形凸出，南北长约1150米，北端宽约230米，南端宽约330米，中部最宽处约400米，总面积约为38万平方米，是黄河下游地区面积较大的城址。城址中心处并存大小两个利用原自然冈丘经部分加工而成的台址。大、小台址分上、下两层，下层主要用纯净黄褐色沙土夯筑，上层为灰花土筑成。夯具分圆棍夯与石器夯，夯窝明显，夯面清楚。76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城墙平均宽度为28米，最宽处达到30米，保存下来的高度接近2米，用黄沙、黏土混合分块夯筑。根据钻探结果，城墙大体接近圆形，东西略长，面积在5万平方米左右。同时，在城墙上发现了举行奠基仪式的奠基坑和祭祀坑，并出现了人祭现象。

目前为止，在整个胶东地区、潍淄河流域、胶莱河流域、沂沭河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却基本未见龙山文化末期（夏初）聚落，只在个别遗址，如日照两城镇、连云港藤花落等遗址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遗存。这说明，龙山文化末期夏初，海岱地区文化、经济和政治重心已由鲁东南沿海地区、鲁中部和鲁北地区转到了鲁西南、鲁西北和豫东平原地区。聚落分布上也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聚落连成一片了，与中原东部地带的龙山文化面貌也趋于一致。这些说明，当时东部人口已经大规模向西部迁移。

在考古学文化上，以陶器为例，由龙山文化早、中期的轮制为主转为手制为主，传统的陶器样式发生了变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龙山文化早、中期的陶器以轮制为主，手制则经过切削、抹刮和打磨等使陶胎致密、变薄，因而，器表多素面无纹。陶色以黑、灰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黑亮、坚硬的薄胎陶器，制陶技术代表了中国史前制陶最高水平。而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末期，则以手制为主，少见轮制，在制陶过程中则通过拍打让陶胎致密、变薄，因而器表留下了绳纹、方格纹和篮纹等拍印纹。这个时期，陶器的种类和样式也出现了变化：流行于龙山文化早、中期的饮（酒）器，如各类杯、鬶等的数量急剧减少；鼎的器类开始减少，盛器中的泥质鼎消失，陶质多夹杂掺和料，鼎足变为侧三角形、“V”字形，器底也由平底变为圜底，有些鼎的器表留有拍印纹痕迹；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篮纹、绳纹、方格纹罐和瓮。海岱区新出现了中原龙山文化的斝、鬲、圈足盘、小口瓮、子母口瓮、圈足瓮等器形，还有占卜用具——卜骨。此外，东方地区房址开始普遍出现中原地区常见的圆形房、土坯房。总之，无论是制陶技术、器物的种类、样式，还是房屋的结构、建筑用材，都开始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夏初趋同。

与此同时，中原龙山文化和夏初文化中也出现了来自东方文化的因素，如开始大量出现陶鼎炊器；酒器鬶、盉及各类带把杯数量增多，并被贵族阶层使用，后逐渐变成礼器；黑陶平底盆、三足盆、鼓腹贯耳盆等水器和盛器也流行起来。尤其来自东方地区的玉石器如钺、戚、刀、璇玑、璧、环等大量出现在高等级聚落，并成为身份等级的表征；高等级墓葬内的木质棺椁葬具以及反映社会财富的猪（或下颌骨）等习俗，显然也是受东方地区的影响。

这些现象，在先秦文献中也有或多或少的记录，比如作为“五帝”之一的舜，就来自东方地区。《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后世学者多认为在今山东诸城一带。《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第十三简：“昔舜耕于历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舜活动区域历山（丘）、河滨（濒）、雷泽等地，现多指济南与鲁西南菏泽地区。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分布态势和文化特点或可为舜族群西迁提供参考。

总之，龙山晚期存在着海岱区人群大规模西迁、东方部分族群逐步融入华夏族群、东西方文化深度融合的趋势，这为华夏族的出现以及夏商文明的诞生、发展奠定了社会与文化基础。

（七）海岱区文化对夏商文明形成做出独特贡献

上文中已提及龙山晚期海岱区族群大规模西迁，东方部分族群融入华夏族群，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逐步深度融合，这本身就是海岱文明对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的独特贡献。

燕辽文化和江浙文化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时期就开始衰落。海岱文化继承和保存了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富有特征的玉制礼器和棺椁制度，这些后被中原文明所继承，成为上层社会表达身份和地位的器用制度。在这些方面，海岱文化区发挥了桥梁作用。

与江浙区和燕辽区所呈现的宗教神秘性相比，海岱文明中的世俗性和理性也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所继承，成为处理社会关系和建构社会组织与制度的方式之一。

海岱文化区的礼制，如用鼎、用酒器、用玉制度以及棺椁制度被夏商文明所借鉴，已成为学术界共识。邹衡先生认为，二里头夏文化的陶礼器，如觚、爵、封口盉和鬶（鸡彝）、瓦足器等应来自东方或与东方有着密切关系，并据此推测其上层建筑的礼制可能来自东方。77李伯谦先生进一步论证二里头文化的觚、盉、鬶、豆、单耳杯、三足盘等来自山东龙山文化，并以此认为二里头文化应是后羿（来自东方）代夏之后的夏文化。78此后，又有学者从制陶、治玉、镶嵌、夯筑、占卜龟灵、犬牲、棺椁制度、原始文字等诸方面论述了海岱文明因素对夏商周文明的影响，认为前者的一些文明因素构成了后者的直接来源，并在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为夏商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做了准备。79

当前有学者提出，夏文化经历了以登封王城岗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期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三大阶段。80其中，新砦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来自东方龙山文化的因素，如数量较多的成组的酒器，陶鬶、陶盉、各类陶杯筒形杯、单耳杯、觯形杯、罐形杯等；种类较多的高足鼎，如侧三角罐形鼎、子母口瓮形鼎，鼎足有侧三角形、“V”字形、椭圆形镂孔足等（夏代中期至商代，这些陶容礼器如鼎、盉、鬶、觚、爵等多制成青铜器）；子母口贯耳平底瓮、圈足瓮、圈足盘等。玉刀、玉钺、玉戚等礼器以及器物上的兽面纹也来自东方地区。81酒器（鬶、盉、觚）、玉质礼器等后来还成为二里头文化的主干。这些也间接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夏朝初年发生的“后羿代夏”确有其事；新砦期遗存则为后羿代夏及稍后的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为少康兴以来的“夏文化”。夏代晚期、商代的青铜鼎、盉、鬶、觚、爵等容礼器祖型多来自东方地区的陶器。

由此可以看出，海岱文化对夏商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这应是海岱区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最显著特色，也是其他地方文明所无法比拟的。

三、结论

总之，海岱文化区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早期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的六大（八大）史前文化区之一，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发挥过独特作用。

海岱文化区所在的区位与环境特殊，很早就属于旱作与稻作经济混合区。海岱地区在长期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以外，一方面还具有中原和北方地区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也含有东南地区文化特性。海岱文化区在形成和发展中，既能长期保持独立性，又与周围地区文化来往比较密切。与其他地区文化相比，海岱文化地区成为文化特征最为明显、发展脉络最为清晰、文化谱系最为完整、基本文化面貌最为稳定的区域；从一万年前后扁扁洞遗存到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发展到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夏代至商代初期的岳石文化，具有从公元前8000年到前1500年的史前至青铜时代初期几乎一脉相承的文化发展序列；海岱文明化进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强，发生转折和衰落的时间最迟，当燕辽地区、两湖和江浙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在龙山文化时代出现衰落（中断、转折）时，海岱区转折的时间要晚到岳石文化之后才出现；与中原地区大起大落的发展情况不同，海岱区文明化进程基本是连续和稳定发展的，聚落和人口逐渐增多和集中，聚落内社会成员的分化和聚落之间的分化也是逐步积累的；海岱区文明化进程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比较清晰，大约在5700年汶泗河流域率先出现社会分化，在之后的1000多年里，这里成为海岱文明发展进程最快的区域，之后，鲁北及鲁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海岱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进入了原始文明阶段；龙山文化末期，海岱地区文化重心转移至鲁西南、鲁西北及豫东地区。此外，与江浙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所表现的宗教神秘化社会相比，海岱文明化过程中的理性、务实性特征最为突出，表达财富和社会地位、身份的多为日用品；相对于中原地区普遍贫穷社会与晚期形成的金字塔形等级社会结构而言，海岱地区史前为典型的富裕型社会特征，社会阶层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

公元前2400年前后，燕辽地区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相继衰落，各地方文明发展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以河南、山西和陕西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此时，唯有海岱地区文化持续发展，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与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首次形成“夷夏东西”对峙格局，这种东西对峙格局一直延续到整个夏代到商代早期。

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社会文化迅速崛起与繁荣，聚落、人口的急剧增加，集聚大量资源、人口及带有城墙、壕沟的超大型聚落在各地陆续出现。海岱文化还迅速对外扩张，西部到达中原腹地，南部到达淮河中下游。海岱地区还出现了图像符号和陶文书，结构与商周时期的金文、甲骨文关系密切，成为中国早期文字的主要源头之一。龙山文化晚期，东方地区族群大规模西迁，部分融入华夏族群，海岱地区文化开始与中原文化逐步深度融合；海岱文化区对夏商文明形成做出过独特贡献，海岱文化中的礼制如用鼎、用酒、用玉制度以及棺椁制度直接为夏商文明所利用，成为处理社会关系和建构社会制度的基础。

（原文以《海岱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特点》为名刊于《海岱学刊》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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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绪论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李伟：《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专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40期。

3 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绪论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 本部分主要参考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一章“中华文明的曙光”（赵辉执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5 李伯谦：《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已进入王国文明阶段》，《华夏文明》2017年第7期（中）。

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7 刘斌等：《良渚古城——新发现与探索》，《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

8 李伯谦：《良渚水坝——中国五千年前的水利奇观》，《华夏文明》2016年第7期（中）。

9 邓淑蘋：《史前至夏时期玉器文化的新认识》，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玉器考古通讯》2014年第2期（总第四期）。

10 燕生东：《全新世大暖期华北平原环境、文化与海岱文化区》，周昆叔、莫多闻等编：《环境考古》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1 加里·W.克劳福德（Gary W. Cawford）等：《山东济南长清区月庄遗址发现后李文化时期的炭化稻》，《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吴文婉、张克思等：《章丘西河遗址（2008）植物遗存分析》，《东方考古》第10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

12 王海玉、刘延常、靳桂云等：《山东省临沭县东盘遗址2009年度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东方考古》第8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13 王海玉、靳桂云：《山东即墨北阡遗址（2009年）炭化种子果实遗存研究》，《东方考古》第10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第五章第三节，科学出版社，2007年。

15 靳桂云、栾丰实：《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稻作农业研究的进展和问题》，《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靳桂云等：《山东新石器时代稻遗存考古的新成果》，《东方考古》第5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16 燕生东、兰玉富等：《山东胶州赵家庄先秦聚落考古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年4月28日第一版；靳桂云、燕生东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4000年前稻田的植硅石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2卷第18期；燕生东、靳桂云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龙山时期稻田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16日第5版。

17 靳桂云：《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研究》，《文史哲》2013年第2期。

18 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稻作农业的产生、发展和扩散》，《海岱地区早期农业和人类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19 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绪言篇，科学出版社，2005年。

20 如张学海：《东夷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中国史前聚落时空关系宏观研究——苏秉琦学术思想在山东考古的再实践》，《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21 参见燕生东：《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历史回顾》，《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2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西河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0期。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2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26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27 山东海岱文化遗产保护咨询服务中心：《邹城野店遗址考古勘探报告》，2013年。

28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29 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30 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燕生东、春夏：《花厅墓地的分期与文化性质》，《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31 燕生东：《论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分层——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角度说起》，《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

32 燕生东：《海岱地区史前墓葬出土工具所反映的两性分工》，《齐鲁文博——山东省首届文物科学报告月文集》，齐鲁书社，2002年。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2期。

3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36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3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38 王树明：《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陵阳河墓地刍议》，《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39 苏兆庆等：《山东莒县大朱村大汶口文化墓地复查清理简报》，《史前研究》1989年辑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40 该章节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三章第三节第七小节，科学出版社，2005年；燕生东：《全新世大暖期华北平原环境、文化与海岱文化区》，周昆叔、莫多闻等编：《环境考古》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河村》第二章第六、七节，科学出版社，2001年。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安阳工作队：《安阳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6期。

43 如永年县石北口遗址，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永年县石北口遗址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4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正定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45 段宏振主编：《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7 中日岱海地区考古队：《内蒙古乌兰察布石虎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2期。

48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

49 李伟：《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专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40期，本文主要参考本文，不再另注。

50 孙周勇、邵晶：《石峁：过去、现在与未来》，《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

51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上、下册）博兴、广饶、寿光、青州、临淄、寒亭、昌邑、昌乐等县市调查材料，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部分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材料。

5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临淄桐林遗址聚落形态研究考古报告》，《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53 梁中和等：《西朱封大汶口、龙山文化古城》，王永波等编著：《山东古城古国考略》，文物出版社，201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临朐史前遗址普查简报》，《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

54 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55 栾丰实：《丁公龙山、岳石文化古城》，王永波等编著：《山东古城古国考略》，文物出版社，2016年。

56 王树明：《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陵阳河墓地刍议》，《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57 燕生东：《论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分层——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角度说起》，《江汉考古》2001年第1期。

58 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59 刘延常、赵国靖：《丹土大汶口——龙山古文化城》，王永波等编著：《山东古城古国考略》，文物出版社，2016年。

60 中美联合考古队等：《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第五章，文物出版社，2016年。

61 梁中和等：《尧王城大汶口——龙山文化古城》，王永波等编著：《山东古城古国考略》，文物出版社，2016年。

62 燕生东、高明奎等：《丹土与两城镇玉器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63 肖燕、春夏：《皖北、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与性质》，《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64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65 如栾丰实：《辽东半岛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青：《试论山东龙山文化郭家村类型》，《考古》1995年第1期。

66 澄田正一等编：《辽东半岛四平山积石塚の研究》，日本京都柳原出版社株式会社，2008年。

67 燕生东、高明奎等：《丹土与两城镇玉器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东方考古》第3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6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固镇县垓下遗址2007—2008年度发掘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16辑，黄山书社，2009年。

6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泗县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遗址调查报告》，《东方考古》第10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

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

71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与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72 参看燕生东、佟佩华：《上古东夷地区发现的古代刻画》，《神明研究》第二辑（韩国首尔），2010年。

7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蒙城尉迟寺》（第一、二部），科学出版社，2001、2007年。

74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编著：《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四章，科学出版社，1999年。

75 张学海：《从考古发现谈鲁西南地区的几个古史问题》，《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7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谷县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5期。

77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78 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79 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成的贡献》，《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

80 李伯谦：《新砦遗址发掘与夏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的提出》，《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81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四章，文物出版社，200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禹城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