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踏名场望已殷

因为要参加第二年春天的童试，少年俞樾便在当年冬天，也就是道光十五年（1835）冬天和父亲从常州回到了临平。回来后父亲决定迁居，于是他们从住了十几年的史家埭迁到了马家弄，租赁孙氏房屋而居。曾着籍诂经精舍的端木国瑚先生还曾为此屋题“印雪轩”，俞樾父亲的文集也以此为名，称《印雪轩集》。

道光十六年（1836）春天，十六岁的俞樾初踏名场，参加了县里的童试。清代的科举考试有常科和特科两种。常科又有文科和武科的区别，文科考选主要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童试包括县、府、院三个阶段的考试，俗称“小考”，应试士子称为“童生”或“文童”，被录取者称为“秀才”。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乡试是省级的考试，被录取者称为“举人”，录取名额大省百数十人，小省四五十人。会试为中央考试，集合全国举人在京师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三月举行，所以也称“春闱”。会试中式者称为“贡士”或“中式进士”，录取名额约三百人。殿试于会试发榜后十日举行，由皇帝亲临保和殿策问，分三甲录取。但清代殿试后须经过朝考（清制规定，殿试后的二、三甲进士仍须参加朝考，专为选拔翰林院庶吉士而设，成绩优异者入翰林院，其余授以六部主事、内阁中书、知县等）才可授以官职。

童试是步入仕途的基础，发榜时俞樾一家人都在外祖母家等候消息，因为外祖母家的后门正好临河，可以更早地知道结果。这一天家里人都紧张地守候在门口楼头，敲锣打鼓的报喜船只纷纷而过，却毫无停留之意。已到了黄昏掌灯时分，家里人都遗憾地说这次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望着油灯映在墙壁上晃动的人影，少年俞樾第一次有了强烈的怅然若失之感。恰在这时，报喜的人却从前门高呼而入，恭喜他已中了秀才，被当时的学使史蘅塘先生录取入县学读书。失望过后的惊喜给俞樾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曲园自述诗》中他还说道：“髻年采得泮池芹，初踏名场望已殷。记得黄昏灯下坐，报船惊听过纷纷。”

入县学的第二年俞樾就参加了乡试，这一次虽没有高中举人，但也中了副榜第十二名。虽然没有实际的意义，不可以参加会试，但也是一种荣誉。经过这次考试，俞樾开始认真地学习时文，作八股文字。这时的他对自我有很高的期许，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独念男儿耻迟暮，青云努力争先路。他日终当傲沈崧，我亦月宫游两度。”（《己酉春日寄壬甫兄》）

道光十九年（1839）有恩科乡试，十九岁的俞樾赶到湖州参试，虽没考中，但他心中没有丝毫的沮丧之意，因为在这年冬天他终于迎娶了青梅竹马、意气相投的表姐姚文玉。多年夙愿得偿，心中自是无限欣喜；少年意气风发，年轻的心中充满了激情与自信。他相信未来的道路洒满了阳光，自己终可以一举成名，所以有“但得登堂得佳妇，何妨攀桂缓明年”之语。

婚后，俞樾在印雪轩闲居读书以备考，但道光二十年（1840）的科举考试因生病而错过。对此，他并没有特别的惋惜之意，因为就其个性而言他并不喜欢科举考试要经常练习的八股文，对所谓的科举考试所用的约定俗成的官方书体——工整的小楷书法也没什么兴趣，他更喜欢浑厚朴拙的汉隶。在后来他给大女婿王康侯的信中便明确地提出八股文只是科举高中的敲门砖，其本身并没什么大的价值，一旦高中便可丢弃。俞樾更喜欢读一些确有发明的训诂之作，这一年他病中闲居之时便抛掉了八股文字，开始读顾炎武的《日知录》。《日知录》是顾炎武穷三十年读书笔记汇集而成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记事必求贯通，引证浩繁，精严过人。俞樾在阅读时，一方面感叹《日知录》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感想与不同看法记了下来。现在《曲园杂纂》中有《日知录小笺》一卷，便是他那个时候所做的笔记。他在绪言中说：“妄有笺识，积有数十条，补苴罅漏不能成书，姑钞撮为一编，以皆小小者，故曰小笺。”这也可以说是俞樾著述之始，奠定了他后来著述的基本模式。当时俞樾虽还没有成为举人，但学问道德在当地已有了一定的名气，所以乡里有沈氏兄弟二人跟随他在印雪轩读书，哥哥名叫沈兰舫，后来曾在俞樾任教三十一年的诂经精舍任校官、监院达十年之久，对他异常尊敬。沈兰舫经常自豪地对人说：“我是曲园先生的开门大弟子。”

此时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鸦片战争已经爆发，这一年战事继续向纵深发展。秋天，英军攻破镇海、宁波等重镇，与临平仅相距一百余里。战争打破了乡间平静的生活，一时间人心惶惶。大家都说这些“红毛鬼子”的坚船利炮非常厉害，杭州也可能会失守，临平距杭州这么近，肯定有危险，还是早一点出去避难为好。在这种情形之下，俞樾便和家人一起回到相对较为偏僻的德清老家避难，又住进了乌巾山下南埭村的老房子里。但这里也能够感觉到战争的紧张气氛，经常有县官下乡间通报局势，安定人心，并且动员大家起来自卫。各村民众也的确自发地组织起来备战，“小市铸剑戟，健儿集舆台。聚柝夜数辈，磨盾日几回”（《闻戒篇》）。因为乡居闭塞，俞樾对当时局势及战争性质并没有特别清醒的认识，他在战争中所感受到的一方面是对昔日和平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回归故里后面对宗族亲眷油然而生的亲切之感。当时秋收刚过，村民们采菱刈稻，伐薪钓鱼，迎来了一个五谷丰登的好年景。听说俞樾一家人来了，农闲时分常有人送来一些当年的新米，还有人来请俞家人去品尝新酿造的谷酒。对俞樾来讲，他在这里感触最深的是乡居生活之乐。在这样轻松惬意的生活中，日子转瞬即逝，战争似乎已成为遥远的事。后来，当他回忆这段日子时，唯一记起的是“家家招致尝新谷，不晓江干有鼓鼙”。

新年过后战事也渐渐远去，俞樾一家又回到了印雪轩居住。这时父亲失馆在家，就主持俞氏兄弟分爨而食。分家后，俞樾不得不为家庭生计而奔波。春天时他开始去杭州武林蔡氏家馆任教，每年可有四万钱收入以补贴家用。四万钱在当时并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所以家中的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因为没有房子，只好借住在舅父即岳父家里的东西厢房之内，局促不堪。俗语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夫人姚文玉却勤勉持家，毫无怨言，把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还经常宽慰俞樾说：“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一定可以创出一个很大的家业来。”这样的信任与鼓励让俞樾觉得温暖安心。当时他经常徒步到崇文书院去应考课，中途往往会在西泠桥下小憩片刻，欣赏春日里充满生机的西湖美景——柳风拂面、烟波画船，常有流连忘返之感。世事难料，在当时他怎么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暂作湖山之主，就在这个地方筑室而居，啸傲山水。

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长子绍莱的出生使俞樾感受到了初为人父的喜悦，也使他感受到了更大的生活压力。次年，俞樾的兄长俞林在癸卯浙江省乡试中中举。俞林本在江西玉山县的汪春生县令家里任私塾老师，宾雅主不俗，相处愉悦，馆俸也相对丰厚，但中举后他要为第二年春天参加会试做准备，便推荐弟弟俞樾代替自己任私塾老师。十月，俞樾辞掉旧馆到玉山汪春生知县署中代替兄长授馆。

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独自离乡远行。船在钱塘江上西行，风清云淡、秋高气爽，两岸橙黄橘绿，俞樾的心情也如天气一样清爽和煦。他沿途寻幽访胜，经过了严子陵钓台、徐偃王祠等古迹，还到七里泷探胜，留下许多诗句。富春江两岸风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难忘的是路过七里泷时的情形，在此之前他从没有经历过这么惊险的场面。进入七里泷后，夹岸高山，险峻异常，水随山势而节节升高，汹涌跌宕间小舟随波起伏，感觉竹篙已撑不到河底，令人心惊胆战。而两边清幽险峻的高山也移步换形，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一会儿清新秀丽如同巧手女子绣出来的画屏，一会儿又奇形怪状如同斧子削出来的各种样子；一会儿山势陡峭嶙峋，一会儿磊落平缓如同石面。渐渐地，恐慌之意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俞樾逐渐被山中美景所吸引，于悠然神往间生出对现实人世、纷扰俗务的厌倦之意，想到人生自束发之日起便开始为名利而奔波，又何异于牛马拴于牢栏之中呢？即使能够实现理想，仕宦终身，真不如渔夫樵子放纵于这样的山水中来得潇洒惬意。或许正是他写下“题诗并与山灵约，他年筑屋名云巢”（《七里泷》）时便有了超脱出世之想，虽然这个愿望不能立刻实现，但终其一生，他的确并没有汲汲于现实中的功名利禄，而总是希望能在明山秀水之间筑巢隐居，怡然自乐。

到达玉山县衙后，正好汪春生的从弟汪苕生来访，两人非常投缘，经常秉烛夜谈。日常授课之余，两人也会联袂出游，徜徉于山水之间，使俞樾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灵相契的友朋之乐。时光飞逝，很快到了岁末，俞樾虽然很思念家中的妻儿，但考虑到现实的情形，他还是没有回家过年，而是留在玉山度岁。除夕之夜，他谢绝了汪春生的邀请，独自一人孤灯伴坐，想象着回家后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情形，不禁有些黯然神伤。正在这时汪苕生携酒而至，笑着说：“一人独处不如两人同乐，我们还是喝酒联句吧。”于是两人在爆竹声中联句终宵。

因道光二十四年（1844）有恩科乡试，于是俞樾在元旦过后不久便离开玉山县，回家准备省里的乡试。在这次考试中他高中第三十六名举人。此时，李鸿章也在安徽中举，两人有同年之谊。所谓“同年”是当时官场很重视的一种社交关系，这也是他们日后订交的原因之一。中举后俞樾循例去拜会当时的主考官韩厚庵，交谈之中韩厚庵很欣赏他从容稳健的气度，悄悄告诉他说：“你本来被录取为第二名，但后来文中被看出了一点小毛病，所以降为三十六名，可惜呀可惜。”俞樾听了当时也觉得没什么，但回去之后心里还是有些不平，虽然都是中举，但第二名比第三十六名荣耀多了。郁闷之情，发而为诗，有“不作人间第二流，却来三十六天游”（《揭晓后谒房考韩厚庵先生知本中第二有吹索者遂置三十六归兴漫赋二诗》）之语。他的父亲俞鸿渐当然理解儿子的心情，但还是勉励他“寄语旁人休惋惜，虽居王后尚卢前”（《九月之望浙闱揭晓余孙陛云中式举人第二名赋诗志喜》）。虽然如此，俞樾当时还是难以完全释怀，直到四十多年后他的孙子俞陛云乡试中浙江省第二名举人，他才意识到以前所为可能是“榜头名竟为孙留”（《九月之望浙闱揭晓余孙陛云中式举人第二名赋诗志喜》）吧。总体而言，俞樾并未因中举而欣喜若狂，这或许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旷达超脱性格吧。在中举后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且博高堂开笑口，明年兄弟赴公车。”（《揭晓后谒房考韩厚庵先生知本中第二有吹索者遂置三十六归兴漫赋二诗》）做官在当时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而中举表示官场的大门已经向其敞开，俞家两年之中就出了两个举人，这在乡里是何等的荣耀呀！时刻关心孩子成长的母亲姚氏“开笑口”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俞樾自己也高唱“明年紫陌看花去，三十六宫春已通”（《揭晓后谒房考韩厚庵先生知本中第二有吹索者遂置三十六归兴漫赋二诗》），这时的他对前途充满了志在必得的信心。

中举后并不能直接做官，俞樾依旧要为养家糊口而奔波劳碌，虽然已经决定次年春天兄弟二人结伴上京参加会试，但在当年秋冬俞樾还不能留在家里复习应考，而要远赴新安（今安徽歙县一带），授馆于汪村以补贴家用。好在汪家的人他也并不陌生，父亲曾在这里授馆多年，十五岁时俞樾曾跟随父亲在他们家读过书，后来汪氏从常州移居到原籍新安。这时俞樾要教的学生年龄比他只小几岁，也是昔日的玩伴，当时曾一起到兰陵城外赏菊，作菊花歌，也曾一起到圣湖去采莼菜，没想到昔日同伴现在竟然变成了师生关系，世事也真是奇妙。

此后，他每年都在二月初经水路去新安，于十一月头上再回家休息过年。这样的生活竟然持续了五年多，这也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当天从钱塘江出发时刚好浓雾弥漫，四周不见山川风物，可一会儿后旭日东升，雾霭在顷刻之间消失殆尽，正是“须臾红日来，万象又轩豁”（《初发钱塘之新安》）。笔下的这种意象与他当时新中举后积极昂扬的精神状态密不可分。一路之上，山无不好，风景尤怡人，尤其入徽河后四面都可以看到苍翠万状的高山，当时又正好是雪后初霁，白雪点缀在苍翠的丛林之中，真如同人间仙境一般。到新安之后，故人相见，倍感亲切，开始的日子里并没授课，汪氏父子为他接风洗尘，陪他一起到新安城附近的左城岩、万岁山等地游玩。在左城岩的半亭看鱼也让他感触良多。半亭位于左城岩的前面，亭子下面是碧波荡漾的一潭湖水，山湖清澈，可以清楚地看到游鱼在水草石缝间倏忽来去。投鱼饵到水中，立刻会有数十条鱼聚拢过来争食。面对这种情景，俞樾不禁想起村中的溪流，在那里，只要有人路过溪边，水中嬉戏的鱼儿立刻惊游得无影无踪，更不要说投食于水了。因为在村中，鱼儿已经领教过人类的居心，它们知道吃东西的后果是什么；但在这里，人无心机对鱼，鱼也无心机防范人，天机流转，自然和谐。

此时，俞樾认识了人生阶段最为重要的一个朋友——孙莲叔（字殿龄）。孙莲叔家境富裕，十五六岁时父亲亡故，给他留下了百万资产。因为孙莲叔年少不更世事，无人管束，所以生活十分放纵，娼楼买笑，博局呼卢，不到十年便把家里原有的资财耗去了十之四五。后来他有所省悟，于是折节读书，一心向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得与俞樾相遇。在俞樾的印象里，孙莲叔天资聪颖，为人恂恂儒雅，能作诗，善书画。虽然两人是初次相逢，且性格迥异，但一见如故，相约结为异姓兄弟，孙莲叔年长一岁作兄长。这时俞樾在新安汪家任教，和孙莲叔所住的霞塘只有不到二十里地的距离，于是两人来往频繁。每当孙莲叔在红叶读书楼宴饮，一定会派人来请俞樾，在这里常常张筵演剧，灯火通宵，极尽少年游冶之乐。

这年春节俞樾回到临平印雪轩，过了元旦后便和哥哥俞林及同乡等一起上路，北上京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这时他的心态很平和，虽然也觉得未来难以把握：“未识春风里，看花愿可谐”，但毕竟还年轻，才二十多岁，相对而言是比较年轻的举人，即便此次不中，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另外，俞樾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世俗杂务的超脱之意，他只不过是沿着人生之路的惯性前行，现实中的功名富贵并不是他所汲汲追求的目标，所以并没有一定要中进士的精神压力。既然有良伴同行，便一路游山玩水地到了京城。在此之前，他只在长江一带游历，并没有北上黄河的经历，所以当他第一次在山东境内看到黄河时，立刻被它一泻千里、波澜壮阔的气势所震慑：“一千七百一川水，沧沧浑浑从天来。华胥圣子不敢塞，石门千里凭空开……”这首《渡黄河作》是他的作品中难得的有豪迈之风的诗歌。

到京城后，他们在三月参加了礼部举行的会试。俞樾和哥哥俞林都没有考中，但兄弟二人少年意气，依旧游兴不减，一起在北京城里玩了几天。一天，他们来到陶然亭，又谈到了刚刚过去的会试，谈到隐于田园的陶渊明，谈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最适合自己，对于未来忽然有了一种不可把握的迷惘之意。最后还是俞樾洒脱地一笑，说：“想一想庄子吧，浮生如寄，适性逍遥，只要能得到心灵的愉悦平静，应当也是达到人生的终极目标了吧。”话虽说得洒脱，但心中还是有一种似有似无的怅惘和失落之感，在离开京城时所写的一首《出都》中能看出他的这种心情：

欲访蓬山未有因，不如归采圣湖莼。

诸公饱拭看花眼，我辈闲留听雨身。

纵逊青云能到客，岂无白首未来人。

征衫莫道还依旧，添得铜驼陌上尘。

既然没有考中，也只有在无奈之中归于乡籍，闲听江湖雨声，想想同时应考的许多人已经青云直上、扶摇万里，虽然也有自我安慰式的“岂无白首未来人”，但毕竟与中举者不可同日而语了，自己离开之时只是衣衫上多了几点京城的尘灰而已。

虽然心情不是太好，但并没有太影响他们的游兴，兄弟二人相偕南归，畅游沿途名胜古迹，如楚霸王陵、明孝宗张皇后崇真宫、柳下惠墓等。崇真宫位于河北青县，是明弘治十五年（1502）为皇后张氏所建。张皇后是兴济县人，清初时兴济县已经撤去，合并到了青县，但崇真宫的旧迹依然存在。那一天，他们到达崇真宫时正好是夕阳西下之时。前两天刚刚下过的一场大雨虽然洗去了红墙青瓦上的灰尘，但凄清颓败的气息还是扑面而来。松柏森森掩不住遍地荆榛，红墙上随处可见雨水冲刷所留下的水渍。斜倚的碑石虽然还在，但已经苔痕遍布，兄弟二人找来一点水，洗去碑石上面的苔藓后，才看到上面的文字：“弘治十五年皇帝敕建”，这样庄重严肃的文字读来不由令人心生感慨。试想三百多年前此宫刚刚落成之时，尊崇之地位何异于祭坛神庙，在声乐喧嚣之中又有多少达官显贵争相拜于台阶之下。谁能想到，世事变迁，三百多年过去了，昔日的繁华如同天边的浮云一样瞬息消逝，只留下这静默的颓圮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喧嚣显赫的繁华与废弃颓败的凄清，看似两个极端的场景，其实是相邻相承的，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生只是稍纵即逝的片段，所谓的利禄富贵、千秋功业又何尝是永恒的存在呢。当夕阳逐渐隐于树梢，四周的景物笼罩于一片幽暗之中时，兄弟二人才从深思中惊醒，感叹着离开。

在现在山东新泰市天宝镇郭家庄村附近，兄弟二人见到了耳闻已久的柳下惠墓。这是一个以大石砌成的方形墓地，高六丈，长宽各有四十余步，四周立有界石和土堤，东南面垒石坝，气势恢宏。柳下惠是我国春秋时期的一位著名历史人物，孔子和孟子都对他推崇备至。孔子称赞柳下惠是“言中伦、行中虑”的高尚“逸民”。孟子称柳下惠是可为百世之师的“圣人”：“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孟子又将柳下惠与伯夷、伊尹、孔子并称为“四大圣人”。而民间流传最广的故事便是柳下惠“坐怀不乱”了。据说有一次他夜行途中，露宿于郊外。有一个女孩子也在旁边，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他怕这个女孩子冻死，就让她坐在自己怀里，以衣覆之，至晓不乱，被后世传为美谈。

俞氏兄弟所在意的并不是这个故事，俞樾最为欣赏的是柳下惠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战国策》《荀子》《新序》《论语》《孟子》等典籍中都记载了柳下惠为士师而多次被黜的故事，他之所以多次被黜而不自去，是因为“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非常欣赏这样的处世哲学，认为柳下惠这样做是“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俞樾也很欣赏柳下惠随缘自适的处世之道，在《柳下惠墓》一诗的小序中他说“三仕三已，视来去之迹如一履。宠辱不惊，隐居终老，天下无道则卷而怀之”，认为虽然柳下惠表面是在仕隐之间徘徊，事实上还是坚持自己的人生原则与人生理想，所以能够做到宠辱不惊，“归去隐柳下……怡然以没齿”（《柳下惠墓》）是俞樾对柳下惠的赞颂，也是对自我的期许。

回家后兄弟二人便各自为生活而奔波，俞樾依旧至新安授馆。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他自钱塘江畔坐船又到了新安，虽然山水依旧，但俞樾的心情已与去年大不一样了。当天正好是重阳节，送走来访的客人，一个人青灯独坐时更感孤独与无奈，不禁悲从中来。就其本性来讲，他更喜欢悠游田园、啸傲林泉的生活，但现实是田园虽好贫难守，而书生又百无一用，只能以授馆为生。深夜静思，真是千愁百虑，难以自解。

好在他在新安有很多意气相投的朋友，而这一时期来求学的人也很多，有的甚至比俞樾年纪还大，如吴绍正，比他年长一岁，后来也中了进士，做了兰溪县的县令，另外还有汪氏兄弟、孙氏兄弟等。孙莲叔家的红叶读书楼是他们固定的相聚场所，经常高朋满座。一群年纪相当、意气相投的年轻人在此作画题诗、联句论文，常常不知不觉中已经东方发白，宾主遂尽兴而去。孙莲叔善绘画而俞樾善题诗，两人经常合作，有许多作品传世。数十年后，当俞樾在西湖诂经精舍任山长之时，孙莲叔的二儿子孙泽臣还拿来一幅《剪烛谈诗图》，请成名已久的俞樾题诗，图中所绘的相对论诗二人，正是那一时期的俞樾与孙莲叔。除作文论诗之外，他们还经常相约一起外出，或游山玩水，或赏花品茶，极尽友朋之乐。孙莲叔常常在俞樾意想不到的时候送给他一些有趣的小东西，如新茶、扇坠、扇子等，还把俞樾这一时期的骈体文字和书信刻成了小册子，作为礼物相赠，令俞樾惊喜不已。孙莲叔也把自己的一些作品刻印流传，俞樾欣然作序，现在《宾萌外集》中还有《孙莲叔红叶读书楼诗集序》《孙莲叔萱荫山房杂著序》《孙莲叔桑宿集序》《红叶读书楼雅集图序》等作品，可见两人志趣相投，情谊非同一般。俞樾在写给孙莲叔的信中曾感叹地说：“况弟兄四海无非黄土抟成，而朋友一伦，或亦赤绳系定。足下以惨绿之年华，飞黄之意气，王昌十五，别有情怀，阮何一双，自矜风貌。”（《与孙莲叔书》）感叹朋友如夫妻一样也是因缘前定。

为了纪念这段生活，直到很久之后俞樾还一直保存着一幅扇面。这扇面是由汪紫卿（也是当时参加红楼雅集的朋友之一）所画，在巍峨的山脚之下有一所小茅屋，屋前有一株大垂柳树，树荫下一人正襟危坐，旁边堆着许多书。俞樾之所以愿意保留这幅扇面，是因为画中的意境正是自己理想中的生活之境。他见到这幅图时不禁感叹：“家贫弃书逐衣食，目有所触心怦怦。”（《汪紫卿（芳庆）为余画一便面，柳阴之下因山为屋，一人危坐其中，旁则积书如堵，噫，此境也，非余所深愿而不得者邪，因为长歌以酬其意，兼述所怀》）事实上，在新安这几年，他的生活还算是轻松闲适的。他在当时的一首小诗里提到“不成富贵不成仙，学作飘飘不系船……书因善忘宵犹看，身为多闲昼亦眠”（《偶成》）。俞樾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同时也为几年后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所以有“年华衮衮去如云，故纸堆中自策勋”（《偶成》）之句。

当然，俞樾在这里生活偶尔也会有小小的不方便，比如说语言不通有时也会带来窘境。新安与临平虽然都是吴方言区，但两地的方言相差很大。在当时也有所谓的官话，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说，此时俞樾的学问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所以经常有人慕名前来请教。有一天，一个人来找俞樾请教经义，寒暄之语俞樾连说带猜倒也能听明白，但对方问了一句《左传》中的话，俞樾根本就听不懂对方说些什么，只好找来书指出哪一句，但俞樾的解释对方也听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两人只好相对无语，默然一笑。事实上，这几年来俞樾并不能真正地轻松下来，毕竟家庭、社会的责任和个人前途都是绕不过去的、需反复思虑的问题。

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俞樾的父亲俞鸿渐去世。三月，俞樾的第二个儿子祖仁出生，原本的生活压力骤然变得更加沉重，加之要为父亲守制三年，下一次的京城会试他和哥哥俞林都不能参加。俞林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远游广西，至郑祖琛的幕府里做事，而这时母亲因无人侍奉，就来到临平史家埭，由俞樾妻子姚夫人奉养，而俞樾自己仍在新安汪村授馆。一天雨夜，俞樾思前想后，难以入眠，披衣而起给兄长写了一首述怀诗：

六千里外作征人，五管云身一叶身。

门户艰难都仗妇，晨昏安否各思亲。

敢云长揖能增重，或者遨游胜守贫。

小录骖鸾须手订，莫虚眼界此番新。

光阴俱向客中过，剩有间门锁薜萝。

梦里归来输我近，人间阅历让君多。

读书岁月贫犹未，作客生涯老奈何。

莾莽苍梧空怅望，几时听雨共东坡。

（《己酉春日寄壬甫兄》）

生活的压力与无奈寓于诗中，末句“几时听雨共东坡”与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意境相似。俞樾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可以了。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他对现实功名的渴望与追求。当他第一次路过七里泷时曾说过要在这里卜地隐居的话，倒是常常提起。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春，又一次经过钱塘江时，俞樾回顾了数年来每次过钱塘江时的不同心情，最后又说“云巢旧约在，吾岂终风尘”（《戊申春日发钱塘江舟子焚香祀神余适有感亦作》），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在山水中隐居的愿望。若干年后，当他在诂经精舍任教三十余年，独占湖山第一楼时，当也可以算是实现了青年时期便有的愿望了吧。

自己离家在外，留下夫人一人在家中独自支撑，既要掌管家务处理家事，又要上侍奉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下抚育四个幼不更事的儿女，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盼望家书已成为俞樾在新安五年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作家书》《望家书》这样的题目，可见他的思乡之情。作家书之时常常提笔无词，“首言客中乐，次言归有期。不将眠食累，上费高堂思。不将羁旅感，下使家人知”（《作家书》）。母老子小不能归家，心中是多么难过呀。俞樾每次收到的家书总是充满了殷殷关怀，嘱咐他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总说家中一切顺遂、不劳挂念。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字，但俞樾不禁读了又读、看了又看，读出了理解和信任，读出了体贴与期盼。他能够想象得到夫人因无奈而临风洒泪的情形，真是让人心痛呀！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三日正好是夫人三十岁生日，此时俞樾依旧在新安县。于是，他直抒胸臆，写了几首情真意挚的诗歌寄去作贺寿之礼：

谁家夫婿擅风流，宝马香车作胜游。

我为不才长落寞，卿缘何事亦穷愁。

屋嫌租贵谋移徙，奴愿佣微听去留。

堂上亲衰儿辈小，可知晨夕费绸缪。

（《六月三日内子三十初度寄诗为寿》其二）

不向红窗共举杯，客中此夕倍低徊。

酒无可祝将诗祝，身未能回有梦回。

（《六月三日内子三十初度寄诗为寿》其三）

别人的夫婿有香车宝马出入相随，而自己自入学已十多年，依旧是一介白衣儒生，不事生产，家计艰难，带累夫人在家甚至连奴仆也雇养不起，只得亲自操劳一切，千头万绪一力承担。自己虽能理解但也无能为力，在她生日这样特殊的日子里，不能在红窗之下共同举杯庆贺，只能一人面对青灯孤影思虑重重，以诗代酒祝福生日，希望能够梦中相聚。他的深情款款，可见一斑。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情感体验，俞樾对于现实中真正的爱情也抱有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在以前所写的《拟宫词》“一入长门春夏秋，钟声爱听景阳楼。红颜甘心为君老，未肯题诗寄御沟”中反用红叶题诗的故事，表达对忠贞不渝爱情的赞颂。后来，他在新安又听到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有一个女孩自幼许配给一个书生，两情相悦。后来女孩父母双亡，她便被婶婶收养。长大成人后书生求亲，婶婶想多要彩礼，故意为难穷书生，女孩一段情意郁结于心，于是生病了，病重之时设法见了书生最后一面，在送给他定情信物之后，死在书生的身旁。这样的情感与情感的表现方式本来是很难容于当时的礼法社会的，但俞樾非常认同这样生死不渝的爱情，听到这件事后，专门写了一首长诗《女儿曲》来赞颂人间之至情：“我闻此事，为做此诗，敬告儒林丈人，勿以苛礼责女儿，女儿之志良可悲，呜呼，女儿之志良可悲。……天假之缘，郎竟来前，郎竟来前，女儿涕泗涟涟。解妾香囊系君衣裳，生不得入君之室，死犹得在君之旁。”表现了对忠贞爱情的尊重与叹赏，与前面的《拟宫词》表达了同样的情怀。

虽然有着这样的心绪，俞樾并没有表现出对物质生活的在意和渴求，他心中涌动更多的仍是出世之意。《雨夜作》其三中写到富家女的形象：“皎皎富家女，妆成来堂前。衫袖藕丝薄，裙衩芙蓉鲜。”与贫家女之荆钗布裙形成强烈对比，而世人却只怜惜富家之女，对贫家女毫不为意。俞樾颇感不平、愤而问天，天公亦默不作答，无奈之中“不如姑置之，我与我周旋”。这里的贫家女当有自喻之意。又有一次，一来访者本来富贵而现在家境已经完全没落，读了俞氏之诗感慨万千，俞樾又以尘世如梦的旷达和超脱来劝慰他：“茫茫身世总堪哀，旧日繁华付劫灰。……领取南华齐物意，穷愁诗卷莫轻开。”（《客有昔贵而今贫者，读余诗而感，因以诗慰之》）这也是他自我排解时的所思所想。

这时的俞樾并没有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终其一生都有强烈的爱生护生之意，对现实中民众的灾难一向抱有深切的同情之心。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浙两省发大水，太湖四周的农田被淹没的有几万顷之多，许多农民流离失所，物价飞涨，饿殍满地。他一直密切关注灾情的发展，体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刚开始时，他是从家书中知道临平的家中也遭了洪灾，但不以为意，“区区家室计，此犹在所后”，他所关心的还是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顾念水漫漫，已遍浙左右，田畴既被淹，室庐亦见蹂。年荒谷价高，盗贼铤而走”（《闻浙中大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百姓要怎样生活呢？刚开始时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到当政者身上，“敬问诸巨公，谁是回澜手”（《闻浙中大水》），希望官府能够出面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但他很快就彻底失望了，在后来所作的《乐府体四章记江浙大水》中表达了他对现实情形的无奈与对官府的愤懑之情。这四首诗分别为《水灾叹》《赈灾行》《流民谣》《米贵歌》。第一首谈到大洪灾的破坏性：“君不见东南七千里，田庐尽化为汙渠。”第二首则说朝廷赈灾有名无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小口三，大口六，六文钱，一合粟，炊之为糜，不盈一掬，何况小口又减半，虽易糠秕且未足。”这种情形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人民流离失所，米价上涨。俞樾对于流民的两难境地表示深刻的同情与理解，“欲归不可田污莱，欲留不得官吏催”，流民并不是不想回家乡，只是回去后无所事事，田地还被淤泥填满，无以为生，而针对这些情况官府并没有任何救助措施，只知逼迫压榨，赶他们重新回到那片特定的土地上。“今日州，明日府，千风万雨，不借一庑。”（《流民谣》）更有奸商趁机哄抬米价：“钱六千米一石，米一斗钱六百。借问穷檐民，何以度朝夕。市中米价日日升，米不论斗止论升。”（《米贵歌》）贫苦的民众只能在无衣无食中悲惨地死去：“生者前行，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这些诗作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的关心和对民众的同情。

这年冬天，俞樾离开新安时与各位朋友依依而别，因为第二年又是大考之年，他要到京城去应试。他和孙莲叔的交情最为深厚，回想五年来的友情，真是依依惜别。留诗赠别表现出他对功名和前程的希冀，同时也有对再续前缘的渴盼：“坚留后约烦悬榻，遥指前程盼箸鞭。”（《余客新安与孙莲叔交最深，明年春，将入都应礼部试，因赋诗为别》）作为知交好友，孙莲叔对俞樾的经济状况非常了解，于是临行赠金，资助俞樾途中与在京城的花费。而俞樾的心情也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对前程仕途倒不十分热心，“小草本来无远志，聊酬良友与慈亲”；另一方面，他在欲行之际还是充满了希望，“遥指前程盼箸鞭”，对自己的能力也有自信：“意气自知难比昔，文章敢谓尚如人。”这时候俞樾才知道孙莲叔已经把他这几年的书信文章和诗歌各印成了一本小册子，更感觉到知音难求。现在《俞楼杂纂》中有佚诗与佚文各一卷，所辑就是这一时期孙莲叔所印行的两卷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