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越好奇:周鸿祎创业实践
- 周鸿祎 范海涛
- 3479字
- 2024-11-28 17:10:40
连夜受审 保持乐观
作为穷学生,我们当时没有计算机,也没有钱,但是又想自己做出产品。这看起来非常矛盾——我那么想创业,却连基本的创业条件都不具备。但是一穷二白挡不住我做事的欲望。对于创业,我的理念是,有条件要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创。
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学校找一些活干,一边干活一边借学校的计算机用。想一想,这正是我们做产品研发的阶段,这种创业的艰苦,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很难想象。
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当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类似电子词典的产品,有点像今天的金山词霸。人们只要在计算机上输入某一个英文单词,相应的中文就会显示出来。我们接下了这个工作,希望一边干活,一边研究自己的反病毒卡。
没想到,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其实刚刚拉开帷幕。
我们一边工作,一边研究产品,所以干活的进度很慢,经常被老师诟病。另外,我们能用计算机的时间远远不够。我意识到,要想研发成功一个产品,要经过无数遍测试,这种过程比想象的痛苦漫长。
于是,我们游走在整个校园里,创造着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学校里蹭计算机、混计算机用。
学校各个计算机机房里时常出现我、范刚和石晓虹三个人的身影。和当年本科学习的时候一样,我们蹲守在机房门口,只要有人翘了计算机课,我们就迅速补位,进去分秒必争地使用这台机器。或者哪个研究生同学的导师的研究经费比较充足,教研室配有计算机,我们就偷偷溜进去蹭他们的计算机用。具体的方法是,等到我的同学晚上10点回寝室睡觉时,就把我们锁在机房里。我们在那儿用一个通宵的计算机,等到黎明时分再从门上的气窗翻出去。我想不少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爬墙的证据。昼伏夜出成了我们的日常。
要测试反病毒卡,我们有时候要打开计算机机箱,反复插卡又拔卡,过程十分惊险。当时的计算机机箱都是有螺丝的,打开计算机机箱需要用螺丝刀,我每每打开一台计算机机箱都提心吊胆,心想千万不要把机器给弄坏了。有时候我们的产品插在计算机上,忽然一声长鸣,计算机就黑屏了,我们吓得手忙脚乱地去检查。有时候,我发现电路板没有焊接干净、电路板上的两根槽连接上了,还得用小刻刀把多余的焊接部分割掉。这样,每次产品测试,都让我们非常忐忑。而每次我们插上卡发现机器能够正常自检,就特别高兴。
那个时候,我常常扮演一个界面设计者的角色。除了设计产品的整体思路,我坚持在有限的EPROM空间里加一点界面设计。
就在我们没日没夜地蹭计算机用、昏天黑地进行产品研发和检测时,有一天,几人走进了我的宿舍。一进门就对我厉声呵斥,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什么事情?”
“到学校公安处再说!”
此时此刻,我一头雾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都沉浸在研发工作里,丝毫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儿。我感觉肯定是什么事情弄错了,因此被带走时还嘻嘻哈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到了楼下,他们甚至让我试骑了一辆三轮车。按说一般人要掌握骑三轮车的技巧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人并不会骑,可我偏偏就会。于是在他们的看护下,我一路吱吱嘎嘎地将三轮车骑到了校医院旁边的学校公安处。现在想来,这真是奇葩的一景。
后来我知道,因为西安交通大学的级别较高,所以学校公安处的级别也不低。
真正到了学校公安处我就笑不起来了,整个氛围让我感觉情况不妙。我被带进一间小黑屋受到几人的厉声呵斥,他们让我老实交代自己做过的事情,看起来形势严峻。
经过一个白天两个夜晚,我依然不知道到底为何被抓,但是开始试图搜肠刮肚地收集自己做过的错事,希望能够早点过关。人在那个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就开始失去理智,我把所有能想起来的芝麻绿豆般大的错事都交代了。
“有一天我路过足球场,里面飞过来一个足球,我觉得这个球不错,就抱回宿舍了!”
“我在学校给唐老师打工,一直对唐老师的那个词库感兴趣,有一天我打开他的柜子想偷偷复制一套!”
他们都觉得我在顾左右而言他,不老实。
终于,在对方的“启发”之下,在漫长的对话过程中,我捕捉到了一些重要信息——学校公安处正在查一批丢失的计算机配件,这些计算机配件丢失于学校的某个计算机机房,而嫌疑犯曾经骑着三轮车销赃。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们三人因为常常潜伏在学校的各个机房,神出鬼没、行踪诡异,早已成了偷窃这批配件的嫌疑犯。我们应该已经被盯了很久了。这时我才知道,几天前为什么我的杯子在宿舍里不翼而飞,很可能就是被拿去采对指纹了。被带走的那一天,我之所以下楼就被他们要求骑三轮车,也是因为他们要看看我有没有嫌疑犯具有的技能。
在两晚一天没有合眼的情况下,我的精神游走在崩溃的边缘。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慢慢流逝。他们不断在我耳边重复着:“今晚就带你去警察局。”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总是偷偷瞄一眼墙上的钟表,看着秒针在嘀嘀嗒嗒地走,我的脑子里总是在盘算,到底什么时候把我送走。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在午夜时出现了,他们从屋外拿了一沓按着手印的文件走进了屋子,拿着那沓纸晃了晃,对我说:“你看,你的同伙都已经招了,现在就差你了。”
我被这一幕惊呆了,这成了压垮我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开始希望迎合他们的询问,尽快把这场审讯完成,我甚至开始胡编乱造一些想象的犯案过程。现在想来,这种心理看上去不可思议,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此情此景之下人们的真实心理。
我已经完全撑不住了,开始营造剧情——
“你们怎么进去的机房?”
“翻墙进去的。”
“都拿了什么?”
“CPU和内存条。”
“拿了之后怎么处理的?”
“砸了。”
“怎么砸的?”
“拿哑铃砸的,然后都扔进了马桶!”
“不对,你肯定是给卖了!”
“哦,对。卖了。卖给我大四时实习的公司了!”
又一个无眠的晚上,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委屈,以及前所未有的无助。就这样又扯到了天亮。
等到谈话终于结束,他们拿着一沓白纸来到我的跟前。我一看,是一份口供,他们让我按手印儿。看着这沓写满字的白纸,我的脑子轰地一响,在这个时刻,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凭直觉,我知道,今天只要按了这个手印,一切就真的完了。我怎么能承认自己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儿呢?我保留了最后一点点理智,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去见一见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陆诗娣老师。
我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见到陆诗娣老师是在第二天的早晨。那一天,我昏昏沉沉,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绿树成荫的校园大道上。已经被关了两天,早晨的阳光明晃晃的。我感觉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太阳了,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当时正是快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急匆匆地走在路上,往教室的方向奔。只有我,身后寸步不离地跟着一名学校公安处的工作人员,慢慢走着。
见到陆老师,我流下了眼泪,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而陆老师的沉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她对我说:“小周,你要相信老师,相信学校。做过的事情就实话实说,没有做过的事儿,一定不能胡说乱说。”
就是这一句话,让我如吃了定心丸一般。被带回学校公安处后,我坚决不签那份口供,也坚决否认我偷过任何东西。最后,学校公安处发现他们掌握的证据与我陈述的情况有很大出入,而他们去找我实习的公司对证据,也对不上,只得让我回家了。同样,石晓虹和范刚也被释放了。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起悬案到底破了没有,内心时常好奇。但是,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并没有减轻我和创业伙伴的心理阴影。很多同学都知道我被传讯带走的事情,大家看我的眼光充满了异样。我没有办法和每个人解释我根本没犯任何错,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为什么偏偏是我被带走了。在充满偏见的氛围里,我始终觉得,我和研究生同学之间生出了一层隔膜。
被放出来之后我才知道,石晓虹和范刚其实什么都没有说,那沓号称他们已经按手印的纸,只是用来套我话的。
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和创业伙伴都郁郁寡欢。石晓虹和范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在原来的宿舍睡觉,而我窝在宿舍里看了几天几夜的《王朔全集》。这书我是从西安碑林边上的小书店买的,买完之后我一口气读完。正是从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王朔,他毫不装腔作势的文字让我觉得很真实。他的文字还有一种满不在乎、藐视一切的态度,充满了嬉笑怒骂。我觉得王朔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的文章充满着对困难的解构。
到今天,我仍感谢王朔,他的文字扫清了我内心的阴霾。
今天总结起来,我觉得我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创业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是说了半天,却很难行动起来。而我恰恰相反,经常想好了就去行动,这并不是我多么无所畏惧,其实只是我对困难严重估计不足。说起来有点天真,但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我都是尽一切努力把困难排除。比如,这个偶发事件就是我在创业路上碰到的一个大波折。虽然沮丧,但都是“渡尽劫波”。先上车再说,路上再“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这后来成了我做事一以贯之的方法和态度。
这需要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