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因讲寺是我了解到的村里头唯一的一座庙宇，从记事开始，我的母亲每逢新年都会带我去一趟。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的名字。它是里面一个法号叫可传的师傅赐的，我的父母和长辈们似乎并没有参与。想到就在今年的大年初一，我与母亲在从讲寺回来的路上，我问她：是要走一辈子吗？她用了一种使我根本无法回驳的语气，明确的告诉我：一定得走一辈子。说就算她走了，我也要走。太久没见过母亲认真的模样，近两年来就是那次。
以往的讲寺每过新年都会十分热闹，在庙宇的大门口，摊子摆的七七八八，有卖玩具手枪的、有卖泡虾的、有卖炸串糖葫芦的，诸如此类的，对于幼时的我而言，夸它是天堂也不为过。而它们的出现都基于每年来上香拜佛的信徒们，尤其初一，大雄宝殿前人满为患，那时小小的我只能紧紧地攥住母亲的衣角跟随她在各个大殿前来回奔走，时不时地还会抬头望着那些面目“狰狞”的佛像们，满心好奇。只是这些年走过来，我光是知道怎么买香，倒不清楚怎么点香，拜佛了。说到这儿，更不觉让我惭愧，同样走了这么多年路，祖辈在哪我也不曾弄的明白，不过一让我想到父亲也如此，那就多份慰藉了。
卖香火的是一位老婆婆，印象中她穿的一直都是件泥石灰色的衬衫，一条宽松的黑色直筒裤，以及一双老北京布鞋，也许是常年生活在讲寺里，我并未看出她有丝毫龙钟老态，思忖着若是再有高科技辅佐，越活越年轻恐怕也不会是说说。
可传师傅也是红人，在他膝前跪过的并不止我，每年初一来到他办公的宝殿前，排队都会排到门外，母亲则是会把带来的水果与保健品在我下跪后一一递到他的手中，待他虚心接过。在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可传师傅在整个讲寺的含金量，单纯的以为只是与我名字有些缘分上的联系，直到后来听母亲说他是那儿的方丈，十八岁时就在寺里潜修，闭关打坐三年之久。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成为讲寺的方丈呢？二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后？如果是二十年前，母亲为什么会拜托他？总之，有关他的事，我了解甚微。
初中有段时间我的成绩十分糟糕，是在试卷多番的精神麻痹之下，彻底地化身为了班级里真正意义上的吊车尾。面对这样的分数，我知道这是多亏了上课无神的脑袋和飘然然的思绪。意外来了，是母亲却并没往这方面想，而是去到讲寺拜托可传师傅再给我出个名字。它是在某个星期五我回到家后母亲告诉我的。于是，我便有两个名字，母亲喜欢叫新出的，而父亲喜欢旧的。
名字意味着什么，给我取名的人它又意味着什么，很难想象多年以后我独身一人提着三五礼品跪在他的膝前时，没了标准答案的我，又会作何姿态。
恐亦如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