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日人类的生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更加富有，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则比以往都少。人类的寿命变得更长，做父母的也大多不必再承受子女早夭的痛苦。然而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经受穷困或子女早逝的折磨。这个世界变得异常不平等。

不平等经常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一时期富裕起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获得洁净的水、疫苗或预防心脏病的新药等救命之方。不平等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发展。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比如印度的孩子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他们会去上学接受教育。但要是既得利益者为了阻止后进者的追赶，抽掉了帮助后进者向上行进的梯子，那么这种影响就是负面的。新富们或许会利用他们的财富向政客施压，从而限制他们不需要的那一部分公共教育或者健康医疗支出。

一段时期以来，人类生活实现了何种改进？这种改进的实现过程是怎样的，原因是什么？社会发展与不平等之间又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这些，是本书所关注的主要内容。

从《大逃亡》这部电影说起

《大逃亡》是一部以二战战俘为题材的著名电影。这部电影改编自南非人罗杰·布谢尔（电影中的角色叫罗杰·巴特利特，由理查德·阿滕伯勒扮演）的真实故事。二战中，罗杰·布谢尔曾服役于皇家空军，他所驾驶的飞机在德军后方被击落，本人被德军俘虏。被俘后，他两次试图逃跑，但均告失败。[1]第三次逃跑时，他带领着250个战俘，试图从德军第三战俘营挖地道逃出去。这就是电影中的“大逃亡”计划。这部电影详细讲述了这次行动是如何策划的：在监狱守卫的眼皮底下，他们精巧地设计建造了三条隧道，并且用娴熟的技能和随机应变的本领乔装改扮、伪造证件，以实施逃跑计划。不幸的是，最终只有三个人顺利逃出，其他人又被抓了回去，布谢尔本人被希特勒下令直接处死。当然，这部电影的重点，并不在于这次大逃亡的结果，而在于强调，即便是极端困难的环境，也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在这本书中，我所谈及的自由，是指人们有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由，以及有做让生命更有价值的事情的自由。以穷苦、物质匮乏、体弱多病等为表现的自由缺失，曾长期是多数人的命运，即便如今，世界上仍有极高比例的人口缺少这种自由。本书将讲述人类从这种没有自由的牢笼中不断逃亡的故事，并详述他们是如何逃出去的，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个逃亡的故事，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含社会心理方面。这是一个人类如何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健康的故事。这是一个人类逃脱贫困的故事。

至于本书的副标题“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则源于我对电影中那些未能逃脱的战俘的思考。原本所有的战俘都被困在战俘营里，但是后来一些人逃走了，一些人死在逃跑过程中，一些人被抓回去重新投入战俘营，还有一些人从来就没机会离开战俘营。这种现象反映了所有“大逃亡”事件的本质：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逃亡成功。这是一个事实，尽管这一事实绝不会减少我们对逃亡本身的渴求和赞美。当思考逃亡的后果时，我们不能只考虑电影中的主角，我们也需要留意那些被留在第三战俘营以及其他战俘营的人。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人？电影里显然也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情怀，因为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些人不是主角，而仅仅是故事中的陪衬而已。世界上没有一部叫作《大留守》的电影。

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他们。毕竟，在德军战俘营里没能逃走的士兵，要比逃出去的多得多。另外，他们也有可能因为这次大逃亡计划而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比如，遭受惩罚或者很多优待措施被取消。可以预料的是，在逃跑发生之后，监狱的守卫会更加森严，未来出逃将更加不易。这些出逃行为会鼓励监狱其他人出逃吗？显然，他们可能已经从成功出逃者身上学到了出逃的技能，并且知道了如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过，出逃的种种困难，以及出逃成功率的降低会不会打击他们出逃的念头？另外也有可能的是，对成功出逃者的嫉妒和对出逃成功率的悲观预期，让这些在狱犯人变得更加沮丧失望，让监狱生活变得更加痛苦。

同其他的优秀电影一样，我们对《大逃亡》这部影片还能做出其他的解读。在电影的结尾，逃亡的成功与愉悦都消失殆尽，因为多数逃跑者得到的自由都是暂时的——他们又被抓了回去。无须赘言，这场逃亡将永远持续下去，并要面对诸如气候变化、政治失误、疫情传染和战争等致命威胁。实际上，在前现代社会，这种生活改善的进程突然被某种致命威胁扼杀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今天的成就，我们当然可以庆祝，也应当庆祝，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的起源

人类社会进步中的许多宏伟篇章，都给世界留下了不平等的隐患，即便那些通常被认为至善的事件也不例外。18—19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使得亿万人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困境。但同样的工业革命，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分流”：英国以及稍后的西北欧和北美，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分化开来，并制造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巨大的鸿沟，至今仍未消弭。[2]在很大程度上，今日全球的不平等是由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就造成的。

不要以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其他地区就一直处于落后和极度贫困之中。在哥伦布航海的几十年前，中国就凭借足够的技术和财力，派遣一支由郑和率领的舰队前往印度洋探险。与哥伦布的小船相比，郑和的舰队简直就是航母群。[3]在此之前的宋朝，开封就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手工业作坊烟气喷涌导致整座城市烟尘弥漫，而800年之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兰开夏郡的繁盛也不过如此。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成千上万的书籍得以廉价出版，这样收入低微的人也读得起书。[4]不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时期都是不能持续的，更不用说将其作为一个持续繁荣的起点了。宋朝曾给予金朝大量财物，让其帮助消灭自己的敌人辽国——你想让一个危险的对象变成自己的同盟，就得给其大量的好处。但结果是，1127年，宋朝首都开封首先被金兵攻陷。[5]在亚洲，经济增长不断启动，又不断被扼杀。扼杀经济增长的，既有统治者的巧取豪夺，也有战争的破坏，或是两者兼而有之。[6]在最近的250年中，世界的某些地区才开始出现长期与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却没有出现此种情况。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不断出现差距，经济增长就此变成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引擎。

工业革命与大分流算是历史上较为良性的“逃亡”了。很多时候，一国的进步发展是以其他国家的牺牲为代价的。先于工业革命并催生了工业革命的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帝国时代，这一时代让英格兰和荷兰的多数人获益良多，同时这两个国家也成为整个过程中表现最优异的国家。至1750年，同德里、北京、巴伦西亚、佛罗伦萨等地区相比，伦敦与阿姆斯特丹的劳动者收入都实现了相对增长。英国工人甚至买得起一些奢侈品，比如糖和茶叶。[7]但是那些在亚洲、拉美以及加勒比海岸被征服与被掠夺的人不但当时就受到了伤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套上了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枷锁，遭遇了持续数世纪的贫困与不公。[8]

今天的全球化与早先的全球化一样，一边促进繁荣，一边制造不公平。不久之前仍处于贫困之中的国家，诸如中国、印度以及韩国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经济迅速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当期的富裕国家。因而，它们已经脱离较贫困国家的行列，剩下的多是非洲国家，这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一些国家赶了上来，一些国家则被甩在了后面。全球化和新的发展方式使得富裕国家的财富持续增长，尽管这种增长不论是与快速发展的贫困国家相比还是与它们之前的增长相比速度都有所下降。然而，财富增长速度放慢的同时，在多数国家内部，人们的财富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一少部分幸运儿赚得巨额财富，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过去那些万人之上的帝王都要奢华。不过，多数人体会到的是，物质繁荣的程度不如以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中等收入人群的富裕程度已经不能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当然，与更早的祖辈相比，他们的富裕程度是成倍增长了，毕竟这种物质的巨大进步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但是，今日的很多人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未来，他们的孩子或者孙辈回顾今天这段岁月时，会将它视作一个久违的黄金年代，还是一个相对贫瘠的年代。

当不平等被认为是发展的副产物而无关紧要时，我们如果只看到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或者更糟，只看到那些成功国家的社会发展，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前，工业革命就被视为仅发生在先进国家的事，而其他国家则被完全忽略，仿佛它们在工业革命时期什么也没发生，又仿佛那些地方自古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这不但是对大多数人类群体的怠慢，也是对那些利益受损群体或者落后群体被动做出的贡献的忽视。我们不能仅仅把新世界对旧世界的影响作为一种描述“发现”新世界的方式。在各个国家的内部，发展进步的平均速度，如国民收入增长率，也不能显示出发展的成果是被广泛享有了，还是仅仅让一小撮最富有的人受益。前一种情况曾于二战后的25年在美国出现，但最近所发生的现象却属于后者。

我在本书中讲述了物质进步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既关乎发展，又关乎不平等。

除了钱，还有健康

同财富的增长一样，人类在健康方面取得的进步也非常值得称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富裕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了30岁，并且还在以每10年延长2~3岁的速度发展。那些以前本活不过5岁的孩子，如今可以活到老年阶段，而那些本可能因心脏病中年辞世的人，如今可以看着孙辈安然长大并顺利进入大学。毫无疑问，在所有让生命更有意义的因素中，寿命的延长属于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在健康领域，进步也同样孕育了不平等。在过去的50年中，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认知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由于受过教育，更富裕的专业人士会最先意识到这一问题，一条贫富人群之间的健康鸿沟也就由此产生。在1900年左右，细菌导致疾病还是一项新知识，专业人士和受教育人群最先将这项知识转化为实践以保护自己。在20世纪的黄金岁月里，我们了解了如何使用疫苗和抗生素来保护儿童，但如今每年仍有近200万儿童死于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在巴西的圣保罗或者印度的德里，富人能在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医疗设施中接受治疗，而在一两英里[9]之外，穷困的儿童却被营养不良或者一些容易预防的疾病折磨致死。健康的进步为何如此不平等？不同的情况常常有不同的解释。穷人更有吸烟倾向的原因与如此多儿童得不到疫苗的原因并不一样。我们会在后面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处，我们要说的重点是：正如物质进步造成了生活水平的差距，健康的进步也造成了健康的鸿沟。

如今，“健康不平等”已成为各类重大不平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新的发明或者新的知识出现时，某些人首先受益，而其他人则在一段时间后才能获益。这种不平等还在合理范畴内，毕竟如果为了防止健康不平等，就要去阻止吸烟有害这样的知识传播，是非常荒谬的。重要的是，为何穷人更可能染上吸烟的嗜好，而早夭的非洲儿童要是生在法国或者美国就能活过6岁，诸如此类的不平等为何一直存在？针对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儿什么？

本书主要关注物质生活水平和健康这两个主题。这两方面并非美好生活的全部要素，但是这两个方面本身至关重要。在今日知识专业化的背景下，每一个学科都对人类的幸福有着自己的专业观点，把健康和物质生活水平两者结合起来讨论，可以让我们避开今日很常见的片面性错误。经济学者关注收入，公共健康学者关注死亡率和发病率，人口学者关注出生率、死亡率以及人口规模。这些都是有益于增进人类幸福的研究，然而这些本身都不是在谈幸福问题。这么说的确有点老生常谈，但这背后隐藏的问题却并非显而易见。

我所在的经济学领域认为，人们如果有更多的钱，就会过得更好。这个观点本身有其合理性。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一些人得到了更多的钱，而其他多数人即便得到很少的钱或者没有得到，至少他们也没有受到损害，那么经济学家通常就认为，这个世界变好了。这个观点非常有号召力，并被称为帕累托标准：只要没有人受到伤害，那么更富有就是更好。但是这个观点如果应用到幸福问题上，并且如果幸福的定义过于狭窄的话，就会有问题。因为要获得幸福，生活中要变得更好的或者不应该变得更差的，绝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如果富人得到了政治优待，或者通过破坏公共健康体制及公共教育体制，使得穷人在政治、健康或者教育方面利益受损，那么即便穷人最终赚到了钱，他们的实际福利水平也没有变得更好。我们不能仅仅以物质水平这一项来评价一个社会或者其公正性。但是，经济学家却经常错误地将帕累托标准用于分析收入问题，而忽视了人类幸福的其他方面。

当然，仅仅关注健康问题或者人类幸福的任何单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提高健康服务水平，让亟须医疗救助的人获得救助，这是好事。但是，在我们将健康放在优先位置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成本。我们也不能将寿命长短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国民寿命长的国家的人一般会生活得更好，但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那么寿命长未必是福。

判断幸福与否不能仅仅看平均情况，必须考虑不平等问题。同样，判断幸福水平的高低需要从整体出发，而不能只看到某个方面或者某些方面。如果有可能，我肯定会就与幸福有关的自由程度、教育水平、社会自治水平、人的尊严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等方面展开全面论述。不过，在本书中我即便仅仅从健康和收入两方面去考察幸福这个问题，也至少可以让我们摆脱单一论证的不足。

社会进步的动力何在？

如果我们的祖先有足够的想象力，他们肯定会喜欢我们如今拥有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与此同时，我们也毫无理由认为，过去的父母会对子女夭折的现象熟视无睹。你如果不同意这个观点（对于此事，实际上有很多不同观点），可以去读读珍妮特·布朗的书。她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查尔斯·达尔文在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死去时的痛苦。[10]逃离苦难是人之天性，但是这种欲求却经常无法实现。新的知识、新的发明、新的行为方式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有时，灵感常常源于那些孤独的、幻想着弄出点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发明家，但是更多的时候，创新不过是其他东西的副产品。比如，识字能力的普及是因为新教徒必须读《圣经》。更为常见的是，社会经济环境会导致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以满足需求。帝国时代的繁盛使英国人的工资水平得以提高，高工资加上英国丰富的煤矿资源，为发明家和工厂主提供了发明创造的动力，而发明创造是工业革命的引擎。[11]英国的启蒙运动，以其对自我完善的不懈追求，为即将出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肥沃的智力土壤。[12]19世纪的霍乱刺激了细菌致病理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而今天，得到各方面大力支持的艾滋病研究，解开了病毒的秘密并研制出了新的药物。尽管这些药物还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它们已经大大延长了被感染者的寿命。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是依靠灵感解决不了的，而强烈的需求和动机也未能激发出神奇的，或者哪怕是一般的解决方案。比如，疟疾已经使人类遭遇了成千上万年的痛苦，甚至可以说它贯穿了人类历史始终，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彻底有效的预防或者治疗方案。需求或许是发明之母，但是没有什么能保证有需求就必然有发明。

不平等也在影响发明创造的进程。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则相反。不幸人群所遭受的痛苦，会推动人们去寻找可以填补贫富差距这条鸿沟的新方法。这是因为，既然有的人可以免于不幸，那么不幸本身就不应存在。口服补液疗法的发现就是一个佳例。20世纪70年代，口服补液疗法在孟加拉国的难民营中出现。因为这种廉价而又简易的方法，数百万遭受痢疾折磨的儿童得以避免脱水及其可能引发的死亡。不平等也会阻碍发明创造。新发明和创新的生产方式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学家认为，创新的时代会掀起创造性破坏的浪潮，新的生产方法会横扫旧的方法，从而毁灭那些依靠旧秩序生存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今日的全球化已经出现了此种情势。从国外进口更便宜的商品如同一种新的制造商品的方式，而那些在国内生产这些商品的人则大难临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拥有强势的政治地位，会因为利益受损或者因担心利益受损，而从法律上禁止新事物或者至少延缓它们的出现。中国的皇帝曾因为担心商人会威胁到他的权力而禁止了海上航行。结果，郑和下西洋就变成了一次绝唱，而未能成为崭新的开始。[13]无独有偶，奥地利的皇帝弗兰茨一世禁止铁路修建，其理由只是担忧铁路会输入革命，威胁王权。[14]

为何要重视不平等？

不平等会促进发展，亦可能阻碍发展。但是不平等本身是否也值得重视？哲学家兼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即便是那些相信社会应存在某种形式的平等的人，也会对应实现何种平等各怀己见。[15]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就争论称，收入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除非是为了实现某些更重要的目标。比如，若是政府让所有公民的收入都变得一样，那么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这样的结果是，最穷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得比那些存在收入不平等地区的穷人还穷。与对收入平等的重视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机会平等。但实际上关于何为机会平等，依旧众说纷纭。还有人强调比例公平：每个人得到的，应该和他的付出成正比。[16]按照这种观点，通过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的收入平等就不合理。

在本书中，我会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以下方面：不平等导致了哪些问题？不平等到底是有益于发展还是有害于发展？我们所谈论的各种不平等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和制度是否正确？富人会不会限制穷人对社会运行管理的影响力，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健康不平等是否和收入不平等有相似之处，或者二者是否存在某些差别？这些不平等真的总是不公正的吗，还是它们会带来一种更高层次的善？

本书的结构

本书旨在提供一种对世界范围内健康与财富问题的描述，它的重点当然是今日的世界，然而也会转向历史，去看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境况的。第一章是导言性质的整体描述。它将提供一幅反映世界概貌的简略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地方的人正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哪些地方的人则没有那么幸福。它也将以详细的数据证明，这个世界在减少贫困和降低死亡率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当然，这些数据也将说明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大同世界”，而是在生活条件、生存机会以及福利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第一部分的三章讨论健康问题。这三章将考察过去的历史如何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健康状况。人类曾经以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度过了几十万年，这些岁月会帮助我们理解今日世界人类的健康状况。而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人口死亡率下降，其所开创的生活范式也对当代的健康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7 000至1万年前农业的出现，让人类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但是也带来新的疾病，等级制国家体系取代人人均等分配的狩猎采集组织，新的不平等随之而来。在18世纪的英格兰，全球化带来的新药物、新疗法让很多人得以保住性命，然而这些人之所以能保住性命，多数是因为他们支付得起这些新治疗方法的昂贵费用。虽然这些新的医学手段最终普惠了每一个人，然而普通人的生存机会从此却不能与上层贵族相提并论。到19世纪末，细菌致病理论的发展以及被接受，为新的爆炸性的健康进步打下了基础，然而也制造了新的生存机会鸿沟。只不过这次，不平等是发生在富裕国家的人与贫穷国家的人之间。

我会阐述那些落后国家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在二战后出现的死亡率下降是一次进步，也是一次追赶，它有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那条始自18世纪的生存机会鸿沟。这一努力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就，抗生素的使用、传染病预防、疫苗接种以及干净的水，挽救了无数儿童的性命。人的预期寿命有时可以一年提高好几岁（从表面上看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尽管富国与穷国之间人的预期寿命差距在缩小，但是差距仍然存在。可怕的倒退经常出现。而近几年艾滋病的蔓延，也使得非洲数个国家过去30年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的进步毁于一旦。即便没有这些灾难，还是有诸多未解决的问题横在眼前：很多国家仍然没有完善的体系提供常规的卫生保健，仍有很多孩子夭折，只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了“错误”的国度。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很多地方，仍有一半的儿童还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

富国与穷国间死亡率的差距并没有完全消弭，因为富裕国家的死亡率同样也在下降（这是好事）。不过，在富裕国家，死亡率下降的主因与穷国不同，它并非依靠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而是因为成年人寿命的延长。在关于健康内容的最后部分，我会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富裕国家的死亡率是如何下降的；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差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原因何在；吸烟在健康问题上扮演了何种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对心脏病的预防治疗比对癌症的治疗要成功得多。在这里，我们将看到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一幕又重新上演：健康不平等随着健康的进步出现。

第二部分的两章主要关注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我将从美国开始论述。虽然美国的确非常特殊，也经常走极端，但是，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等问题上，影响美国的因素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富裕国家。二战后，经济增长为美国带来了新的繁荣，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却一个年代比一个年代慢，直至出现经济大衰退。战后的经济增长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尤其是让非洲裔美国人和老年人受益，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并未出现明显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可以说是现代主要经济体的典范。但此后，美国的故事却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经济增长放缓，而不平等状况却因为顶尖富人群体的收入飙升而变得更严峻了。与之前一样，不平等也有其好的一面，这一次，是它使得教育、创新以及创意活动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繁荣。然而美国的例子也证明了不平等黑暗的一面：富豪的主宰给民众福祉带来了政治和经济威胁。

我将以世界为整体来考察人类的生存状况。从1980年起，全世界的贫困区域大幅减少，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逃亡，也肯定是速度最快的一次。这一盛景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的优异表现。得益于经济增长，中、印两国已经改变了超过10亿人的生活。人类贫困减少这一结果或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广为流传的悲观预测大相径庭。当时，人们以为人口爆炸将使世界陷入灾难，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比当年悲观的预测要好得多。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10亿左右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人已经成功逃亡，还有一些人被抛在了后面。

第三部分只有一章，为本书的尾声。我将在这一部分结束我的探讨，并转而阐述我们应该如何有所为，以及如何有所不为。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我坚信，那些已经成功逃亡的人，或者至少是依靠前辈的努力成功逃亡的人，必须帮助那些仍深陷困境的人。对于很多人而言，这种道德义务的实现要依靠外国援助，比如各国政府（大多数都有官方援助机构），比如世界银行或者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或者成千上万的非政府救助组织。依我之见，这些机构当然做过好事，与艾滋病以及天花等疾病的斗争就是极好的例证。然而我却越来越相信，多数外在的努力更多时候是有害的。如果这种外在的帮助是在阻碍这个国家自身的成长（我也相信的确会如此），我们就不能坚持以“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样的理由去继续干预它。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停下来。

后记是对本书主题的回归。它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电影《大逃亡》的结局并不圆满，那么在真实世界里的大逃亡，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吗？

如何衡量发展与不平等？

在本书中，我会尽可能以数据和图表来支持我的观点。若没有完整的定义以及证据支撑，则所谓的进步就不能得到清晰讨论。事实上，政府若无收集数据的意识，那就算不得开明。国家对人口的统计已有数千年历史，《圣经》中，玛利亚必须随约瑟回到其出生地进行登记，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在美国，政府规定每10年必须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倘若没有这种人口统计，那么平等的民主就不可能存在。不仅如此，在更早的1639年，马萨诸塞的殖民者就要求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做精确的统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关键数据，公共卫生政策也必然是盲目的，不能有的放矢。

对于穷国而言，目前它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无法掌握死亡人口的准确数据，更不用说掌握人口死亡的原因了。来自各种国际机构的数据倒是不少，然而人们却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些随意编造的数据对于政策制定或外援评估，都是不够可靠的。人们意识到急需做点什么，却对具体做什么没有足够的理解。没有数据的佐证和支撑，任何人的任何行动都不可以宣称是有成效的。我在后面将努力阐述我那些基于数据的证据，并说明其来源及可靠性。当然，我也会有数据支撑不足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尽力使我的观点合理化。

在处理数据时，我们需要尽力弄清它们是怎么来的，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为何，否则，我们就容易犯无中生有的错误，还可能遗漏一些紧急而明确的需求。我们需要警惕，不能被虚假的幻觉欺骗，而忽略那些真正可怕的东西；我们也需要谨慎，不要提出一些会从根本上产生误导的政策建议。

国民幸福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涉及人类的物质生活，而物质生活水平主要是通过收入，即人们消费与储蓄的那部分货币来衡量的。货币的价值会根据人们的购买成本进行调整，在调整之后，货币就变成一个可以衡量人们购买能力的合理指标。当然，很多观点认为，我们对收入的重视程度过高了。的确，美好的人生不只是拥有金钱。但是宣称钱不能让人过得更好，这种观点就未免过于偏激了，至少钱让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持“金钱与幸福无关”这种观点的人所依靠的证据是，曾经有关快乐的调查宣称，除了对于那些深陷贫困的人，钱很难或根本就不能让人感到快乐。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如果快乐是一种衡量幸福的指标，那么我的大多数观点的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讨论钱和幸福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成了我展开论述的一个极好的出发点。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引入了图解的方式，并把这种方式贯穿本书始终。

很多参与相关调查的人会被问，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总体满意度如何，这样的调查经常与以“快乐”为衡量标准的调查混为一谈。这导致的结果是，调查里会出现不快乐的人却过着很好的生活，或者快乐的人却过着艰辛的生活。这样的调查犯了将生活满意度与快乐两个指标混淆的大错误。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各方面综合考虑之后做出的总体评价，而快乐则是一种情绪、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感觉，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17]

盖洛普咨询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调查，让人们评价自己的生活状况。这个评价体系共分11级，最低为0分，表示对你而言最差的生活，最高为10分，表示对你而言最好的生活。每位受访者必须回答觉得自己此时生活在哪一级别。我们可以用这个数据来分析不同国家民众对生活水平感受的差异，尤其是可以以此来考察，在这样的评估模式中，是否高收入国家的人会感觉自己过得更好。

图0—1是2007—2009年部分国家和地区调查所示的生活总体评价得分平均值与人均国民收入（更确切地说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人均国民收入以剔除物价变动因素之后的美元来衡量（在第六章中，我将详述这些数字的来源以及为何需要对这些数字的价值有所保留）。在图中，圆点大小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多少成正比。其中，左边两个最大的圆点分别代表中国和印度，而右上方较大的圆点则代表美国。在图中，我还标注了其他一些特别值得留意的国家和地区。

从图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左下方生活在最穷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通常对他们的生活总体水平非常不满意。他们不但收入低，也自认为总体生活状况很差。而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及地区，人们不但拥有高收入，也认为自己的生活总体状况很好。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生活总体评价最差的是多哥。多哥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这里的人民也几乎没有任何自由。评价最好的国家是丹麦，这是一个富裕而自由的国度。在这些指标比较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平均值都高于美国，不过美国也处于平均值最高的区域之中。这种以收入为衡量标准的评估存在很多例外。东亚国家和地区与前社会主义国家对生活的总体评价都不高，其中尤以保加利亚最为典型。但是在同样收入较低的拉丁美洲国家，人们却对生活总体评价很高。这说明，收入并非人们评价生活状况时唯一的考量标准。

观察图中左下方贫穷国家和地区分布密集的区域，我们会发现，生活总体评价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快速上升。但是，当我们跨过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从左往右看，随着收入的增长，生活总体评价分数的增长幅度没有那么大。巴西和墨西哥的分数大概是7分，这与右边的富裕国家和地区仅仅相差1分左右。可见，收入对生活的影响，在穷国要比在富裕国家大。的确，单看此图，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 000美元，钱对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之前提到的很多人便持这样的观点。[18]然而，这样的结论却是靠不住的。

钱的多少对于富裕国家人民的生活同样影响巨大。要把这一点解释清楚，我们只需要将图0—1稍做调整。我们在讨论钱的问题时，既可以以绝对数为标准，也可以以比例说话。偶尔，我的普林斯顿的同事们相互之间会聊一下薪水的问题，他们会说，谁的薪水涨了3%，谁的薪水涨了1%。实际上，系主任表达自己对员工满意与否，一般都是通过加薪的幅度来体现的，而不是加薪的具体数额。对于一个年薪20万美元的人来说，加薪1%的绝对数，比一个年薪5万美元的人加薪2%要高。但是，对于后者而言，他会认为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比前者更好（事实也是如此）。在此类计算中，百分比变成了一个基本单位，人们会忽略底数，而认为只要是10%的增长就是一样的。

对于图0—1中的数据，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但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过大，同以百分比作为衡量标准相比，以4倍的比率来处理这些人均收入数据更为合适。这里，我们选择以250美元作为基数，只有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刚果（金）”］的人均收入处于250美元以下。乌干达、坦桑尼亚以及肯尼亚的人均收入则在1 000美元，这正好是基数250美元的4倍。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则又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4倍，也就是基数的16倍。墨西哥和巴西又是中国、印度的4倍，而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又是墨西哥和巴西的4倍。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相比，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其256倍（在第六章中我还会解释，其实这些数字仅仅是个概数）。一言以蔽之，在图0—2中，我们放弃了以绝对数作为标准来评估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以4的倍数为单位，比较处在基数的4倍、16倍、64倍以及256倍位置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图0—2中的数据与图0—1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人均收入的数据现在以1倍、4倍、16倍、64倍和256倍来进行划分。我将这5个倍数分别以250美元、1 000美元、4 000美元、16 000美元、64 000美元这5个具体的收入数字加以标注，于是可以看到图表的横坐标轴上这5个数字从左至右以4倍数排列。从左到右每两个数字之间的距离是相同的，代表相同的倍数差别，而不是图0—1那种绝对数的差距。这叫作对数标尺，我们之后会在多处用到。

虽然只是横轴发生了变化，但这却让图0—1看起来和图0—2有天壤之别。原先富裕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生活总体评价差异较小的趋势，在图0—2中荡然无存。现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大体是沿着一条向上的斜线分布。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在收入上同比例的差异，导致了在生活总体评价上同比例的绝对变化。平均而言，如果我们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搬到一个人均收入4倍于它的国家或地区，我们的生活总体评价打分会高出1分左右。而且，这种现象既出现在富裕国家或地区中，也出现在贫困国家或地区中。为了避免误解，我们需要指出，这里也存在很多例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总体评价得分与其人均收入并未全然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对应，不是所有富裕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总体评价得分都高于贫穷国家和地区，中国和印度就是两个鲜明的例子。但是从整体上看，确实是每有4倍的收入差异，生活总体评价的得分就会有1分的差距。

到底是图0—1对，还是图0—2对？两者都对。这就如同一个年薪50 000美元的人的薪水涨了2%，增加的绝对数只有1 000美元，而一个年薪20万美元的人的薪水虽只涨了1%，增加的绝对数却是2 000美元。同理，虽然从刚果（金）到印度，从印度到美国，看起来人均收入都翻了4番，但是后者增长的绝对数却要大很多。

图0—1表明，同样的绝对数量收入增长，对于富裕国家和地区生活总体评价的影响要比对贫穷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小很多。而图0—2则表明，同样倍数的收入增长，无论在贫穷还是富裕国家和地区，都会对生活总体评价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

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显示，除了收入，人生还有许多其他重要方面，这也导致了一种金钱不足论的观点。能认识到影响人类福祉的还有钱以外的其他方面，比如健康、教育或者参与社会的能力等，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因此说金钱不值得讨论，或者认为对比墨西哥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来讲，钱不能增加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就不准确了。而如果就此只认生活总体评价这一个标准，而忽视其他评价标准，就更不对了。生活总体评价这种衡量体系还远非完美。在生活总体评价调查中，人们经常不能确定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做出怎样的回答，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结果也会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受访者回答风格的差异而受到影响。比如，在很多地方，“没什么可抱怨的”或者“还不赖”这样的回答，大概是人们能给出的最好的反馈。然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人们会更乐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掩饰自己生活上的成功。因此，图0—2也十分重要，它说明，关注金钱多寡对生活的影响，并非一种误导。更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有更高的生活总体评价，这一点，即便在那些最富有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例外。

在第一章，我会讨论如何衡量幸福与生活满意度这一问题，但我更主要的目的是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考察当今世界的人类福祉问题。我将聚焦于那些已经成功摆脱童年早逝和贫困的人，但也绝不停留于此，因为我还同样关注那些仍身处困境等待一场生存大逃亡的人。

[1] 电影《大逃亡》（根据保罗·布里克西尔的同名图书改编）于1963年上映，由约翰·斯特奇斯执导，史蒂夫·麦奎因、詹姆斯·加纳和理查德·阿滕伯勒主演，Mirisch Company出品，美国联美电影公司发行。

[2] Lant Pritchett, 1997, “Divergence, big tim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3): 3–11,and Kenneth Pomeranz,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Jack Goldstone, 2009, 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McGraw-Hill.

[4] Ian Morris, 2010,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5] Ibid.

[6] Eric L. Jones, 2000, Growth recurring: 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7] Robert Allen, 2011,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 sity Press.

[8]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9]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10] E. Janet Browne, 2002, Charles Darwin, Volume 2: The power of place, Jonathan Cape.

[11] Allen,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12] Roy Porter, 2000,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ritish Enlightenment, Norton, and Joel Mokyr, 2009, 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3]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

[14] 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15] Amartya Sen, 1992, Inequality re-examin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 Sen, Idea of justice, and Jonathan Haidt, 2012,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Pantheon.

[17] Daniel Kahneman and Jason Riis, 2005, “Living, and thinking about it: Two perspectives on life,” in Felicia Huppert, Nick Baylis, and Barry Keverne, eds., The science of well-be 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85–304.

[18] Ronald Inglehart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2000, “Genes, culture, democracy and happiness,” in Ed Diener and Eunkook M. Suh, eds.,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MIT Press, 165–83; Richard Layard, 2005,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Penguin; and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 2009,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Bloomsb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