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知差距，求进步

“旁听”开阔了徐光耀的眼界，更激发了他内心一种不断萌发的强烈欲望。徐光耀不只是热衷于联大的课程，联大的民主气息和学习氛围也都让徐光耀着迷。这让徐光耀不止一次地想起十来年前自己参加八路军时的情形：那时自己年纪尚小，是怀着一种朴素的感情参加八路军的；而此时的徐光耀已有所不同，他已经从一个小孩蜕变为一名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了，因此，联大令他沉醉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徐光耀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专业方面的差距，知道想要有所进步就必须得继续深造。

徐光耀发现，文艺学院的老师尽是一些大作家、大艺术家，个个知识渊博、学富五车；不仅如此，他们还平易近人，没一点架子，跟学员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他们在课内外的讨论中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和执着，让徐光耀充满敬畏。而正是这些和蔼可亲的人，在维护艺术之高尚纯洁时，也会毫不留情地表达批评乃至大发雷霆。

有一次，前线剧社特别组织了一台晚会，目的是让文工团的老师们了解一下自己的水平，其实也有借机表现的意思，好让文工团老师夸奖甚至赞扬两句。表演有说有唱，相当热闹，台下还不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徐光耀当时觉得，虽然那天前线剧社的节目演得不算好，但是和以前相比效果还算是不错。其中一个小独幕剧《捉俘虏》最为出色。这出小戏是前线剧社的“拿手好戏”，向文工团的老师们汇报演出，若想露一手，《捉俘虏》当然必不可少。戏的内容讲的是解放军捉俘虏，两个国民党兵被解放军吓得到处乱窜，实在走投无路时，一个国民党兵逃到了另一个的胯下，另一个再钻到这一个的胯下，如此反复，总会引得台下阵阵大笑，现场的徐光耀感觉自己的耳朵都嗡嗡作响了。这出小戏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谢幕，成了当场晚会的最高潮。然而这样一出现场人人叫好的小戏，却受到了舒强的厉声斥责。

对于一出戏好坏的评判，舒强当然具备发言权。舒强早年从事左翼戏剧工作，饰演过抗战剧《三江好》的三江好、《北京人》中的曾皓、《家》中的觉慧等角色；到延安后，舒强同王滨、王大化导演了新歌剧《白毛女》，首演就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深受干部、战士、人民群众的欢迎，大获成功。舒强不仅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艺术家，待人也极为谦逊和善，无论走到哪里，碰到年轻学员时舒强都会点头微笑。对于艺术创作，舒强十分严肃，对于戏谑、亵渎艺术的行为，绝不容忍。

舒强在华北联大时的手稿《对目前导演工作的意见》

舒强有回正好讲到有人在舞台上胡编乱造、随意胡闹的案例，原本平和的态度转而声色俱厉，他怒斥道：“胡编乱造根本不是表演，更不是艺术创造。把虚伪的、扭曲的、违背生活真实、胡编滥造的东西强加给人民群众，这是糟蹋艺术，是对人民的亵渎！演的那叫什么戏，只能叫‘王八戏’。”大家正在惊愕得不知所措时，舒强补充道：“那天你们演的那个‘抓俘虏’，两个人争着往裤裆里钻，就应该是‘王八戏’！”此言一出，前线剧社几个人个个臊得面红耳赤。说来也怪，台下前线剧社的同志大小也都算是知识分子，脸皮都薄，自尊心强，当面挨骂，常常接受不了，这天舒强骂完，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虽然心情沉重，但是服气。实际上这一骂也让徐光耀终身受益，他明白了什么样的艺术是高雅的，什么样的艺术是低俗的。这堂课直抵人的内心，让徐光耀终生难忘。

舒强在华北联大时的手稿《对目前导演工作的意见》

联大文艺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对前线剧社是关注和关心的，他们不时来到前线剧社，或现场指导彩排，或开座谈会，给大家提意见和建议。1946年12月23日晚上，沙可夫、艾青、周巍峙和文工团的一些同志到前线剧社开座谈会。三位领导都没有一点架子，微笑、和蔼地跟大家寒暄。座谈会正式开始前，为了表示对三位领导和文工团老师的欢迎和感谢，前线剧社先唱了一首《文工队歌》，大家唱得热情饱满，自我感觉效果还不错，心里美滋滋的。

徐光耀听音乐课时记录下来的歌词和曲谱

座谈会自然就由这首歌说起了。“你们觉得这支歌怎么样？”艾青问道。大家七嘴八舌，大都是对这首歌的肯定，艾青却微微沉了沉脸，有些严肃地开口了：“同志们，你们都是搞文学艺术的，实话实说，严格说来你们唱的这根本不能叫歌，这只能算是押韵的社论。”此言一出，不啻给了大家当头一棒：所有人一致推崇的一首歌，在大诗人眼里原来这连歌都算不上。在场的前线剧社的同志期盼领导表扬的心情也立马荡然无存。接下来的座谈会开得有些压抑，轮到大家自由发言时，个个都闭口不谈，大概是见了真“神”了，怕一说就露了怯，给人笑话，等到要散会了才有几个人吵吵嚷嚷了几句。沙可夫和周巍峙也各自讲了几点，切中肯綮，很符合剧社的实际。

说实在的，徐光耀当时虽然文化水平不算高，可在野战部队也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了：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还是前线剧社创作组的副组长，心里多少还是有一些年轻人的小傲气的。但经过舒强的“王八戏”一骂，艾青的“押韵的社论”一讽，徐光耀兜头淋到了一盆冷水，让他看清了自己的问题。他深刻地感知到，身处一个小剧社，若不思进取，就永远是“井底之蛙”。

“哀莫大于心死，身体次之。”这是当时徐光耀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话。他深知，现在剧社里一片死气沉沉，人们故步自封，稍有成绩就容易满足。有的人整天不知道学习，不知道工作，不知道生活，缺乏奋斗和进取精神。大环境使然，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野战部队的那种敢打敢拼、奋发有为的劲头都快不见了，若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非但如此，还有人想方设法压制别人。就比如去联大听课吧，有人总以剧社有自己的活动为由阻止别人去听课。前段时间，徐光耀采访了“爆炸英雄”李混子，回来后写了通讯《李混子和他的爆炸组》发表在了《冀中导报》，还自己作词作曲写了一首歌《李混子变成千百万》，发表在《歌与剧》上。联大文学系的学员陈淼、刚果等人看到后都十分钦佩，羡慕得不得了。可剧社里就有许多“异见”，认为徐光耀到李混子那儿采访了那么些天，只写了一篇通讯，也没写剧本，对剧社没什么贡献。其实采访完李混子后，面对那些材料，连社长沈雁在内都认为不适合写剧本，还是写通讯更具时效性、更能鼓舞人。因此徐光耀愈发感觉到，要冲破这些阻力，就得要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

那些日子，徐光耀的脑海里总是回旋着一句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是下决心要去联大文学系学习深造了，哪怕放弃出生入死得来的营职待遇也在所不惜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徐光耀把这一段时间的日记命名为“失马”。

这么重要的决定，他必须告诉姐姐。在这个世界上，姐姐是徐光耀最亲近和最信任的人。徐光耀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是在姐姐的拉扯下长大的。那时村里农家孩子很少有上学的，在姐姐的极力争取下，节俭无比的父亲才拿出钱来让徐光耀进了学堂。徐光耀清楚记得，那时晚上父亲会给孩子们讲一些旧时农村经久流传的故事，等父亲的故事讲尽了，就由徐光耀独自在昏暗的灯光下读《精忠岳传》《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等，连蒙带猜，徐光耀还是把书磕磕绊绊读下来了，这些书籍在徐光耀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朴素的侠义的种子，也埋下了美好的文学的种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华北，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徐光耀只上到四年级就辍学在家了。1938年夏天，又是在姐姐的极力劝说下，老父亲才答应让徐光耀参加八路军。在姐姐看来，国家有难，男孩子就得挺身而出，窝在家里也不会有出息。事实证明，姐姐每一次帮助徐光耀做出的选择都是相当正确的，这次的选择又怎么能缺少了姐姐呢。

在部队的这些年里，徐光耀对文学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行军途中、战斗间隙，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想方设法找些书来读，就这样他逐渐接触了鲁迅、郭沫若、冰心、叶圣陶、孙犁、丁玲、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他的眼界愈发开阔，他的文学梦也不断放大再放大。而现在，联大文学系就在身边，机会就在眼前。他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他想要重新从战士做起，追求自己的文学梦。“为了我的前途，我打算要求脱离剧社去联大文学系学习，文学系都是些有名的和有本领的人当教员。去后，一定进步很快，一定可以大大提高一步。姐姐，我虽然想去，但没有下决心，因为当学生便免去了营级干部待遇，便要吃干饭，我怕吃不下这苦去。这决心恐怕还是得下了，因为连吃干饭的苦都吃不下去，是没出息的表现。”写信那天徐光耀正好在裱糊屋子，冬天的院子里很冷，但徐光耀已顾不了这些了，他的心里像有一团火一样，他伏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很快就把给姐姐的信写完了。徐光耀信里虽然跟姐姐说“没有下决心”，其实他为这事单独给姐姐写信正说明他决心已下，因为他非常清楚，只要是自己要求进步的，姐姐一定会全力支持。

想脱离前线剧社去联大文学系，等于是脱离部队的文艺团体到学校学习，这并非易事，因此给姐姐写完信后，徐光耀马上又给部队的钟华农副政委、梁达三主任、尹肇之科长各写了一封信，正式向领导提出了脱离剧社去联大学习的要求，还阐明了几个原因：一是多年战斗和工作，徐光耀不曾系统学习过，应该脱离工作岗位好好学习学习了；二是工作上常遇见一些问题，但凭徐光耀自己现在的知识水平根本解决不了，应该学习充实自己；三是虽被调来剧社，但徐光耀编剧、填词、作曲、演出都不内行，发挥不出自己的作用，待在这里等于是把个人“坚壁”起来了；四是联大来到徐光耀的身边，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把信寄出后，徐光耀心里感觉轻松了许多，甚至感觉联大就在向自己招手了，似乎马上就能名正言顺地坐在文学系的课堂上了。

徐光耀去联大文学系之意已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