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参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5/5_1.html。

[2]崔晋余.苏州香山帮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2.

[3]刘托，马全宝，冯晓东.苏州香山帮建筑营造技艺［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30.

[4]关于香山帮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有关香山帮匠人的研究（如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蒯祥与香山帮建筑［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李嘉球.香山匠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二是关于香山帮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如崔晋余.苏州香山帮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孟琳. “香山帮”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3）。三是关于香山帮匠作系统、香山帮建筑营造技艺的研究（如沈黎.香山帮匠作系统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刘托，马全宝，冯晓东.苏州香山帮建筑营造技艺［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冯晓东.承香录：香山帮营造技艺实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沈黎.香山帮的变迁及其营造技艺特征［J］.建筑遗产，2020（2）：18—26）。本书作者及其研究团队近十年来一直专注于对香山帮木作营造技术在江南地区的源流及其影响的研究，已发表十余篇相关论文（如蔡军.苏州香山帮建筑特征研究：基于《营造法原》中木作营造技艺的分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7（6）：72—78；Liu Y，Cai J，Zhang J.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imber framers of Ting Tang in residenc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Shanghai［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2020（2）196—207；刘莹，蔡军.苏州香山帮木作营造技术发展渊源探析［J］.建筑学报，2021（S2）：163—169；蔡军，刘莹.“香山帮”杰出匠师程茂澄先生口述记录［C］//陈志宏，陈芬芳. 建筑记忆与多元化历史［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17—22；倪利时，蔡军.香山帮与常州府的渊源及其建筑营造特点探析［J］.华中建筑，2018，36（12）：97—101；蔡军，全晴.姑苏明清民居中厅堂大木构架设计体系研究：以主体空间为内四界的扁作厅为例［J］.建筑学报，2017（S2）：73—78；蔡军，蒋帅.苏州明清园林中歇山顶亭大木构架特征研究［J］.南方建筑，2016（6）：45—49；全晴，蔡军.姑苏明清民居中厅堂平面形制研究［J］.华中建筑，2016，34（5）：161—164；姜雨欣，蔡军.香山帮工匠在上海：香山帮与上海的渊源及影响探析［J］.华中建筑，2015，33（5）：149—152；王佳虹，蔡军.常州明清民居中厅堂平面模式研究［J］.华中建筑，2015，33（6）：166—170；张柱庆，蔡军.苏州市佛寺中殿堂地盘定分特征探析［J］.华中建筑，2013，31（5）：156—159；刘莹，蔡军.《营造法原》中厅堂大木构架分类体系研究［J］.华中建筑，2012，30（5）：129—133）。

[5]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8.

[6]高燮.吴地文化通史（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5—19.

[7]吴恩培.吴文化概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1.

[8]王健.吴文化与长江三角洲区域文化的整合［J］.文化艺术研究，2008，1（2）：19—23.

[9]通常情况下，人们常常将苏州、无锡与常州地区统称为苏锡常地区。由于本书所探讨的问题为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在江南地区的渊源与变迁，因此，有必要将香山帮发源地（苏州片区）单独列为一章，由此形成所谓的“苏州片区”和“无锡、常州片区”。关于“杭嘉湖片区”在本书中的界定，杭州市现辖10个市辖区：即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江干区、拱墅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临安区、富阳区；2个县：桐庐县、淳安县；代管建德市（县级）。为研究方便起见，仅探讨与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关联的杭州部分地域范围，包括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江干区、拱墅区、余杭区、临安区及富阳区，即属于浙北地区的杭州市部分区域，而除去属旧严州府的建德市（县级）、桐庐县、淳安县，以及滨江区和萧山区。

[10]范金民.“苏样”、“苏意”：明清苏州领潮流［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50（4）：140—141.

[11]宁绍帮在江南地区曾与东阳帮、香山帮齐名，在传统建筑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如今，提到“宁绍帮”一词，人们似乎更多会联想到宁绍地区的商帮，对建筑营造业中的“宁绍帮”却比较模糊。同时，对宁绍地区的建筑工匠还存在不同的称呼，如宁绍帮、宁波帮、绍甬帮等，但各文献中“宁绍帮”出现的频率更高。因此，本书中亦称其为宁绍帮。宁绍帮名称的由来，似可断定为近代以来宁绍地区之外的人们对来自该地区匠人的称呼，而宁绍地区当地匠人对这一称呼并不十分在意。

[12]由于中国古代“匠不入史”习俗的影响，史料中即使对重要建筑物有所记载，但对设计者或施工匠人却不甚重视，所载寥寥无几，我们今天知道的几处江南地区清真寺的营建者均为西域人。参考潘谷西.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四卷：元明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377、379。尽管如此，江南地区中国传统样式清真寺不论总体布局、构架样式、构件细部均表现出浓郁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多显示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特点，以至于陈从周在《扬州伊斯兰教建筑》一文中（刊载于《文物》，1973年第4期）曾认为扬州仙鹤寺礼拜大殿为苏式厅堂样式，当为出自香山匠人之手。

[13]沈黎在《香山帮匠作系统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中，对香山帮的时空渊源和谱系进行了探讨，论述了香山帮的流变和影响，划分出香山帮活动的核心区域及辐射地域。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发源地（苏州片区）、香山帮活动核心区（上海片区、无锡与常州片区）及活动辐射区（宁镇扬片区、杭嘉湖片区）。特别地，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在泛太湖流域的传播过程中，在辐射区与其他匠系（如徽帮、东阳帮、宁绍帮等）产生了明显的融合与渗透。由此，出现变异的构架类型及构件细部。但总体上来看，香山帮建筑特征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本书所论述的传统建筑平面、大木构架及构件细部名称，均采用香山帮建筑用语进行阐释。

[14]一般地，轩在我国传统建筑中具有两种含义：一为主要存在于古典园林中的特定建筑类型；二为建筑中的轩，第9章仅研究建筑中的轩。

[15]对各类代表性建筑的选取均遵循以下原则：①已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②保存完整或经过良好的修复，屋架可直接观测；③能反映出香山帮匠人及其他匠帮的建筑特色，有核心江南各片区地域文化的代表性，且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技术及艺术价值。

[16]潘谷西，何建中.《营造法式》解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21.

[17]蔡军，张健.《工程做法则例》中大木设计体系［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29.

[18]徐华铛，杨冲霄.中国的亭［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