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获得一份西北大学的研究助理奖学金。」晚餐时，拉瑞对我说：「你何不也试着申请看看。」
「研究助理奖学金是什么东西？」
「它付你学费和生活津贴，交换你在研究室工作。」
我对研究室没什么概念。以往所做过的工作，我从不问报酬多少，只是尽力去做。我曾把手浸入热洗碗水、恶臭的粪便、燃烧的松节油，甚至是全身泡在化粪池里。我想任何改变都会是一种进步，所以就申请了。
一个礼拜后，我收到一份来自西北大学物理系主席的电报，通知我获准进入他们的研究所课程，而且还提供我一份研究助理奖学金。
当拉瑞知道了我曾在中国军队里当过兵，他愤恨地对说：「我父亲过世时，什么都没留下。突然间，我母亲就必须想办法维持家计。我们家那一小块地只够生产日常需要的蔬菜，连主食都没有着落。有人建议种鸦片，我们照做了，因此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每天都有肉吃。但这种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国民党军人发现了。他们会在我们的罂栗花发芽的时候过来，把所有的花苞全部扫掉。我抓住他们的手杖试图阻止，却被他们反手用手杖打我。幸好我叔叔赶来救我。」
转眼之间，这名青少年已变成了一个城市男孩。在美国的这些日子，除了被征召入伍，他从来没离开过旧金山。这段时间，韩战持续进行。「我被派到韩国操作一辆通讯维修拖车，但我什么也没看到。拖车位于偏远的乡村，只见到处都是军用机场，没有巴士或火车。」
「那就跟着我。」我对他说。
我们上了一辆灰狗巴士前往芝加哥。这是拉瑞第一次见到美国的其他地方，也是第一次搭长途巴士而不是市内公交车。可是他睁着眼看的不是窗外，而是车上。
有个女孩单独坐在我们的后排座位上。半夜里，一个男孩上车坐在她旁边。到了下个休息站，他们一起下车去喝咖啡。一小时后，他们的手臂和双腿就在座位上热情地交缠在一起。
「在韩国，美国大兵尽干这种事。」我们在休息站下车去喝咖啡时，拉瑞对我说：「他们会带女孩子来求我把拖车借他们用。」
我们蜷曲在座位上过了两天一夜，最后到达芝加哥市中心。
沿着密歇根湖，有一连串花园城镇分布在芝加哥北郊，埃文斯顿是第一个。它有一家旅馆、一间杂货店、一间电影院、一家超市、一家百货公司、女装店和男装店各一，还有一家书店，以及包括中餐厅在内的几间餐馆和多所教堂、贴着漂亮砖块的石砌房屋。星期天中午以前，任何商店都不准营业，好让所有人上教堂。这里没有酒店，也没有灰狗巴士站，我们必须搭乘轻轨列车从芝加哥前往埃文斯顿。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除了旅馆，所有店铺都打烊了。
「我们就住那家旅馆吧。」拉瑞说。
「你以为你是谁？洛克斐勒吗？」我问：「你没看到门房穿的制服吗？付了今晚的房钱，你就别想有剩下的钱可以买吃的和应付这星期的其他开销。我们还是找个Y吧。」
「一个Y是什么？」
「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有人劝我搭乘灰狗巴士，住青年会，吃小吃摊，乘坐灰线巴士观光。」一整年下来，我就用这法子从西岸到东岸，跑遍了整个美国。
「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青年会。」
「在美国，每个城镇都有陆海军的青年会。」
我们果真找到青年会，就在那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学校报到，第一个拜访的单位是学生住宿办公室。
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个厚厚的清单文件夹。从里面没找到什么，我伸手去拿柜台下的另一个文件夹。
「不是那一个，」工作人员对我摇头，并一把从我手中抢走文件夹：「那不是给你们看的。」
「那是给谁看的？」
「别人。」
「别人是谁？」
「有色人种以外的人。」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刚听到的。我以为那是在南方才会发生的事，这里可是伊利诺伊州，汽车牌照上还印着「林肯的故乡」呢！。
「你的意思是把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数据分开？」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我能理解为什么房东要根据肤色来选择房客。但一个学术单位，也要把数据分成有色和其他…？
「你不了解这个城镇，」工作人员试图解释：「我们很难为学生找到宿舍。市民就是不喜欢学生。如果我们把有色人种和白人混在一起，那就无法为任何人找到住处了。总归一句话，我们是要为种族平等而奋斗，还是要为学生找到宿舍？」
就如工作人员所言，我们需要一个住的地方，而不是要为种族平等而奋斗。我妥协了，回头去拿第一个文件夹，找到一个从学校走路就能到的地方。
一个黑女人来应门。她用怀疑的眼光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问：「中国人？」
「是的。」
「房间租出去了。」
「可是，来之前我打过电话，妳告诉我们有空房。」
她犹豫了片刻说：「已经租出去了。」眼看我们不打算离开，她又说：「只租给有色人种。」
「黄种人不算有色人种吗？我们不是白人。」
「我是说，只租给黑人。」
以往我们被白人歧视，这是头一回被黑人排斥。难不成，种族隔离是美国的全国性执着？当我把这件事告诉老一辈的中国人，他们说：「等你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家庭，也不要让外国人住进你们的房子；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
拉瑞和我回到青年会。青年会的房间还不错，有公共淋浴间、游泳池、电视间、撞球枱，还有一间咖啡厅和理发厅；唯一的麻烦是没地方做饭，所以我们凑合一下，买了一袋爆米花。我们的第一餐是广式白斩鸡，沾上酱油和麻油，吃起来挺美味的，所以此后就我们继续把它当晚餐。好处是很好清理，又不会在房间里外留下气味。真希望有人能找到一个煮饭的电饭锅；这段时间，我们只能吃面包。
这样持续了一星期。有一天，我们在信箱里发现一张便条，要我们去找经理。
「你们在房里烹饪。」他对我们说。当我们否认，他接着说：「清洁女工在垃圾桶里发现一些鸡骨头。」
「那不可能是我们的。」
「她接连几天都发现到。」
「这不可能。」我们已经很小心地把骨头包起来，丢弃在一哩外街道旁的垃圾桶里。
「它是生的。」
「我们很抱歉。」
「按规定不能在房里吃东西，更别说是烹饪了。」
「我们再也不会犯了。」
「很遗憾。你们再也不能住在这里了。」
芝加哥是世界性大都会，埃文斯顿却充满了种族偏见。这是个偏执的孤岛，人们称之为保守。女性基督徒禁酒联盟和卫理公会教派是市政厅的两个最具优势的声音，两者的国际总部都在这里。他们是蓝法(美国殖民时期清教徒社团所颁布的法规)的制订者，酒精被禁止，一如「不正当」的书刊，连大学也在卫理公会教派的掌控之下。二战时，大学被禁止接受任何基金会捐助研究经费，直到脱离教会，也就是教会与国家分离。这使得埃文斯顿花更多时间才得以成年。
就在拉瑞和我来到的前一年，两名分别来自中国和非洲的学生，在从实验室走回家的路上被警察逮捕。该市法律禁止有色人种在午夜过后，在舍尔曼路以东的街道上行走。大学坐落在湖滨以东的高级地段，学生住在舍尔曼路以西的贫民区。对我们研究生来说，在研究室里工作到入夜是件危险(crisis)的事，而大学对改变这种情况无所作为。
中文对CRISIC这个字并没有明确对应的字，而是将DANGER(危险) OPPORTUNITY(机会)组合成一个词组。有些机灵的商人了解这两字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从中获利。
当阿瑟‧米勒的《北回归线》[1]出版时，出版商刻意选择埃文斯顿一家书店作为新书发表会的地点。一如预期，市政府命令书店立刻把该书下架。出版商控诉失败，创造了一个危机，但他立刻抓住机会发布新闻。这条新闻成了全国所有主要报纸的头条，这本书因而大卖。
但我无法在这个危局中看见任何机会。再说，我们不是来这里为平权而战；我们是来受教育的。我们回到学生住宿办公室，吞下自尊，翻阅有色人种的租屋资料，没有任何结果，却在校刊上看到一则广告：
「教授家中状况良好的公寓阁楼出租。」
我们立刻赶到那里，房间还没租出去，我们看都不看一眼就租了下来。
房子坐落在奥灵顿，位于该城的梅森-迪克森线--舍尔曼路东边，从学校步行20分钟可到。研究生第一年，我们的课程和工作都安排在白天，所以宵禁不成问题。虽然只有一个房间，但比青年会的大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做饭。阁楼包含了浴室和厨房。房东一家包括教授和他再婚的语言学家妻子、母亲和十几岁的女儿，占用较低的两层。除了他第一次婚姻生的女儿，每个人说话都有浓浓的欧洲腔。他母亲完全不说英语。拉瑞说话也有广东腔，所以他比我更难了解他们。
「我不怪你。」教授对拉瑞说：「记得我任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时，我们说英语都很困难。最后，主席说：『我们都说匈牙利语吧。』这才解决了问题。除了温格纳、主席，委员会成员还有爱德华．泰勒、伊西多．拉比、西奥多．冯．卡尔曼和我自己。」
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名叫史蒂芬．布鲁劳尔。
搬进去后没几天，我们受邀下楼与教授和他太太共进晚餐。这是我第一次和一群科学家围着餐桌坐下来交谈。布鲁劳尔太太是位语言学教授，他们晚餐的客人是两位考古学家，一位是希腊人，一位来自意大利。他们在餐桌上聊天时，希腊学者提出圆形竞技场的话题。
「你想什么时候罗马会使它恢复原貌？」
「永远不可能。」意大利学者说。
「为什么？我们正在修复卫城。」
「你能想象有手臂的维纳斯雕像吗？」
「但圆形竞技场是那个时代一种很普遍的建筑设计，不像维纳斯，是一件没人见过完整样貌的杰出艺术品。」
「那么一旦修复了，又如何区别罗马竞技场和其他成千上百同时期建筑的不同呢？」
这个题目的论述就此打住。接下来的谈话内容转移到其他话题。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思想开放的学术论辩，不需要有答案作为结论。不像我们讨论功课，不得出全体同意的答案，就不会停止争论。
注[1]《北回归线》是美国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通过一个失意的美国电报公司职员，孤身来到巴黎寻求新生活而处处碰壁的故事，反映出资本主义世界的重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