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

“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

毛泽东思想中有一条基本的观念，就是事物是螺旋式发展的，不是直线上升的。对于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也是一样，即干部应该在基层接受锻炼和培养，在实践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锻炼出真知来，反对坐直升飞机上来。在读史时，毛泽东也时时流露出这样的思想，或者说，这样的思想也是从读史中总结出来的。

有一次，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1]

在这里，毛泽东讲的是对于处理错了的干部平反的问题，一方面给一些同志平反，但同时又从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事件中得到启发，认为“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应该说，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是全面而积极的，既从主观方面找出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正，又要求被错误处理的同志保持积极的态度。毛泽东以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人物为例，甚至还包含着对这些同志的鼓励和期望。

上面毛泽东所引用的司马迁的那一段话，或者是受辱发愤，或者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总之都是十分著名的。其实，司马迁本人更是如此，因遭受腐刑而有《史记》。下面我们对司马迁提到的一些主要人物和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和事迹作简要介绍。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名平，是楚国一个没落的贵族。他“博闻强记”，熟悉政治，善于外交，为楚怀王左徒，对内同楚王商议国事，发布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对诸侯。怀王起初对他十分信任。但那时楚国内外斗争复杂而尖锐，在内政上有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在外交上有亲秦与亲齐两派的斗争。前者以怀王稚子子兰等楚国的贵族集团为代表，后者以屈原为代表。上官大夫等人诬蔑屈原泄露机密，恃才矜功，怀王不察，遂疏远屈原。秦惠王见有隙可乘，就让张仪至楚，进行阴谋活动。张仪口头上许怀王商於之地六百里，使楚国与齐绝交。怀王与齐断绝外交关系后，秦国并不兑现先前的诺言。楚王大怒，发兵攻秦，先后皆大败，丧师失地。齐国不来救援，韩魏复出兵攻楚，怀王不得已，乃使屈原使齐，恢复与齐的邦交。局势暂时稳定。屈原洞察形势，认为非联齐不能抗秦。在政治上，屈原与腐朽的旧贵族集团相对立，坚决同他们作斗争，但怀王昏庸怯懦，为君小所包围，不能明辨是非，终于确立亲秦的政策，放逐了屈原。这时楚国内政腐败，外交失策，又连年为秦所战败。怀王遂再度受欺人秦，后死在返楚的路上。襄王继位后，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对秦完全采取了投降的政策。诗人痛恨子兰等人的投降政策，子兰更是谮毁屈原，襄王一怒而将屈原迁之于江南。诗人在长期流放中忧心国事，没有一刻忘记祖国。他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抒发忧愤的感情，并揭露、指斥君小违法乱纪、壅君误国之罪，乃自投汨罗江而死。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楚辞》的主体。全诗373句，2490字，是中国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离骚》约写于第一次放逐或第二次放逐之后，意为“离忧”。

《离骚》是一部伟大的浪漫主义杰作。当屈原理想的生命状态与现实政治不相容时，他没有屈就现实，更没有畏缩逃避，而是展开了心灵的追寻，通过上天入地，求神问卜，证之前圣，寄兴花草的方式，将自己的心灵层层展开，铺开了一个瑰丽浪漫、执着深情、深邃幽美的诗性的世界。

《离骚》基本上是以诗人的一生经历为线索来抒发自己的生命情感的。从情感经历和生活经历来看，屈原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政时期，（二）流放与行吟泽畔时期，（三）以死殉国。依据这三个阶段，《离骚》分三个层次展开了心灵探询的历程。

自“帝高阳之苗裔兮”到“岂余心之可惩”为《离骚》的第一个情感层次。《离骚》虽重在抒情，但却始终以历史现实为基础，屈原不是从个人的情感开始，而是从历史的传承着眼。起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并不在于炫耀自己的出身，而是强调了历史的秩序和逻辑，凸显出天人合德的思想意识。同样，“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也不是要显示自己的德才，而是要显示血脉传承和历史传承的同一性。数句之间，屈原的思想基调便得以确立。

接着，屈原以无比的深情叙述了自己的志愿、抱负和辅君治国的政治主张。你看，屈原是多么急切地想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样的真诚、纯洁、忙碌和忧急，怎能不令人深深地感动呢？“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快请任用贤才治理国家吧，请让我执鞭先驱。然而，怀王并不是圣贤，正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结果形成了“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的政治局面。“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最终，屈原不仅不能实现美好的理想，反而遭谗见疏。

接下来，屈原讲述了自己遭受失败的原因。屈原为了实现美政理想，努力地培养人才，“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然而，生徒不贞，“众芳芜秽”，兰蕙之苑萧条败落。那么，为什么自己这样孤独呢？原来，“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他们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有屈原凌空高蹈，“恐修名之不立”，只有他在为天下苍生着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朝政的腐败和现实的污浊使他感到了这些与自己的理想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斗争，自己决不会因此而改变了气节和志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屈原的人格宣言。由于楚怀王“终不察夫民心”，导致了“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他明确地认识到了自己要“独穷困乎此时”，而“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的慨叹，似乎表明屈原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

最后讲到意欲归隐乡里，但这与屈原的思想和性格格格不入，在情感剧烈、痛苦的波澜起伏中，在极度的苦闷、彷徨中，终于决定“将往观乎四荒”，以寻求实现自己夙愿的机会。是的，屈原只能走向心灵的探询，他要以独特的方式将自己的人格坚持下去，而且进行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在这舒缓的语调中，蕴含着的是怎样的坚韧与刚强！

自“女委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离骚》的第二个情感层次。该层次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所谓的“女委詈原”。“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女委是屈原唯一的亲人，但她并不了解屈原，认为在这个没有是非曲直的社会里，屈原如不改变自己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将无以立足。正如林云铭所说：“借女委詈己之言，见得举世皆妇人见识，没处置辩，没处容身。”（《楚辞灯》）于是，屈原只有“就重华而陈辞”。他向自己最崇拜的古圣先贤倾诉衷肠，并引用了丰富的史实，其目的在于证明他所坚信不移的一个真理：昏庸的政治最终都要灭亡，污浊的现实最终都要澄清，只有“举贤任能”，才能使国祚昌盛，只有坚持“义”和“善”，才能建立美好的现实。“屈原质之前圣，证之古史，揆之真理……不过借女媭一骂，再郑重地申明己之素志而已，我们读了更加可以知道屈原自处之审。”（刘永济《屈赋音义详注》）屈原因此而更加坚定了信心，于是屈原开始了心灵探询的第二个阶段：“上下求索”——“上天见帝”“下求美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追求美政理想，屈原是不畏艰难险阻的。然而，由于“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诗人上见天帝被帝阍阻于天门之外，暗喻着无法同楚王沟通；诗人又转而“下求美女”，“求一二可为关说通事者，以冀反乎故都，图谋补救，此诚孤臣之苦心”（游国恩《离骚纂义》），但仍然一无所获，于是，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呼叫：“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诗人不愿自己的理想因个人生命的短暂而消失，他坚信理想的永恒，并愿为理想付出任何代价。

其余部分为《离骚》的第三个情感层次。该部分主要写诗人“去”与“留”的情感抉择。诗人虚构了“问卜灵氛”“决疑巫咸”两个情节，灵氛和巫咸都劝他离开，诗人也分析了楚国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于是决计出走。然而，他最终无法出走：“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真正的屈原到此完全显现出来。那么，他将何去何从呢？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死来捍卫自己的理想，成了他唯一的现实选择。

《离骚》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通过心灵的追寻以激烈、缠绵、深挚而又浪漫的情感表现出了现实政治与理想生命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具有永恒的意义，屈原正是用诗性的方式，感受并表达出了这种冲突。越是初民那里，人们的理想就越是纯净，人们也就越能与自己的本真生命对话，而当这种理想受到阻碍时，其情感的波澜也就越是激烈和壮阔。屈原正是借用了巫术思维中人神对话的方式来表现了自己本真的情感与生命，在污浊的现实政治和理想的生命之间掀起了情感的波涛，激荡起无穷的张力，以至成为后代士大夫的重要的精神源泉，甚至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

《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战国时期的左丘明所作，但其确凿的事迹已经很难考证。至于《左传》的写作目的，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部解释《春秋》著作，但更多的人认为它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则是一部杰出的散文著作。

在思想内容方面，《左传》有自己突出的价值。其一，它表现出了浓厚的民本思想。例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卫国人曾经驱逐了自己的国君，晋侯以为太过分了。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师旷驳斥了晋侯的观点，认为卫国的国君遭到驱逐完全是咎由自取，并直言不讳地对晋侯说：“上天是非常爱护百姓的，怎么能够允许一个人（指国君）骑在人民的头上为所欲为而损害了天地爱民的本性呢？”这是一种完整、鲜明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传统文化中最具合理性的部分。其二，揭露统治者的残暴以及荒淫无耻。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是个非常残暴的君主，有一次，厨师没有蒸熟熊掌，他就命令肢解了厨师，还要把他的肢体放在畚箕里，让宫女端着畚箕从堂前走过。文公六年记载，秦穆公以子车氏的三个勇士殉葬，作者严厉地抨击说，这是一种在死了以后还要背弃百姓的行为，是不能作人君的。其三，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国出兵偷袭郑国，郑国的商人在半道上发现了秦军的企图，回到郑国报信已经来不及了，就出资买了牛酒，以郑国国君的名义犒劳秦国的军队，结果给秦军造成了误解，以为郑国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偷袭行动，于是回师，郑国才得以保全下来。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左传》在许多地方也宣扬了封建迷信和宗法观念，这是应当注意祛除的。

《左传》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首先，《左传》非常注意敷设故事情节，例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节就很有代表性。该节记事完全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顺承而下，但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设置了关节，善于剪裁，选择了典型细节，使得整个历史事件得以简明扼要而又鲜明生动地记述下来，整个记述过程完全符合现代记叙文的结构形式。第一是序幕，写郑庄公出生时难产，使母亲姜氏受到惊吓，因而姜氏很讨厌庄公；第二是开端，写姜氏欲立小儿子共叔段为国君，挑起了兄弟间争夺君位的斗争；第三是发展，写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好的封地，共叔段暗地里扩张势力，郑庄公佯装不知；第四是高潮，写共叔段要偷袭郑国国都，姜氏做内应；第五是结局，写共叔段阴谋败露，逃奔到共地，姜氏被放逐；第六是尾声，写郑庄公为了摆脱不孝的名声，在地道中与姜氏相见。整个故事波澜起伏、摇曳多姿，并且疏密相间，跌宕有致，应当说，这一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戏剧故事的特点。其次，《左传》还十分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往往把各色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进行描写，通过人物不同的言行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还是以上面的“郑伯克段于鄢”一节为例，在一篇七百字左右的短文中，就塑造了四五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诸如郑庄公的工于心计、阴险刻毒，姜氏的昏聩狭隘、以个人的私情干政，共叔段的愚蠢贪婪，祭仲的老成持重，公子吕的直率急躁以及颍考叔的机智聪慧等，都达到了鲜明可感、真实可信的程度。再如，晋文公重耳在即位之前遭到迫害，在外流浪了19年，有非常复杂的经历，其记叙难度是很大的，但《左传》能够以塑造重耳这一人物形象为主导来选取各种事例，成功地展现出了重耳怎样由一个不谙世事、只知享乐的贵族子弟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有志气、有胆识、有度量的政治家的精神历程，塑造出了一位春秋霸主的鲜明形象。

善于描写战争。《左传》描写战争往往并不直接描写战争本身，更不注重描写战争的场面，而是把笔墨的重点放到了战争的背后，即各参战国的政治上。因此，《左传》描写战争就形成自己的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从表面上看是未经交战就胜负已分，从内部看就是政治的好坏决定战争的胜负，表现了作者的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积极的文化理想。《左传》的这种描写战争的方法对后来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它的战争观对后代的政治也有良好的影响。

语言十分洗练，往往一语中的。例如，僖公十三年，晋国和秦国一起保卫郑国的国都，由于晋国的东部和郑国的国土相连，而秦国与郑国之间却隔着晋国，如果灭亡了郑国，得利的只能是晋国，所以晋国派烛之武对秦伯说：“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秦伯听后，恍然大悟，立即撤兵。同时，《左传》的语言还富有形象性，往往委婉迂徐，隽永畅达。

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年）是韩国的王族，见韩国萎弱，便著十万言，论治国之术，后为秦王嬴政所见，大为赞叹，便设法把韩非招致秦国，后被下狱而死。《韩非子》的主要思想就是崇尚法治，认为治国不能墨守成规，应该与时推移。根据当时的情况，韩非坚决反对以仁义道德作为治国方略，要尚功利，重赏罚，一定不要为了获得仁义的虚名而被“新圣”所笑。韩非不仅设计了一整套完备的治人之术，还从人性的角度论述了“法治”的必要性，建立了法家的理论形态。

《韩非子》代表了先秦诸子散文中政论文的最高成就，为文结构十分严谨，论辩时条理清楚，阐述观点，尖锐深刻，语言犀利，风格严谨。《五蠹》一篇，近七千字，为先秦最长的论文，但丝毫不乱，最能体现其宏大的气势。《说难》一篇，最见其善于分析的功力，可谓深入骨髓。在问题方面，韩非最擅长的是驳论文章，先提出对方的观点，然后一一加以驳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与当时的形势相适应的。其次，韩非著文之时，就是为了能够说服国君，所以《韩非子》还有纵横家的风格，许多文章纵横捭阖而又左右逢源，显得咄咄逼人。《韩非子》运用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来帮助证明自己的论点，又使得干枯的论辩文章显得摇曳多姿，另外，还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和名物知识作为论据，这也是前代的散文所不曾有的。

孙膑是大军事家孙武的后代，著有《孙膑兵法》。孙膑德才兼备，是个少见的人才，尤其是从老师鬼谷子那里得知了祖先孙子的十三篇兵法，更是智谋非凡。一次，墨子的门生禽滑釐来拜访鬼谷子，见到了孙膑，为他的才德所感动，就想让他下山，帮助各国国君守卫城池，减少战争。孙膑说：“我的同学庞涓已下山去了，他当初说一旦有了出路，就来告诉我的。”禽滑釐说：“听说庞涓已在魏国做了大官，不知为什么没写信给你，等我到了魏国，替你打听一下。”墨子在当时是个极为著名的人物，他不仅坚决反对战争，还有很多弟子，都是技能超人而又坚决反战的人，因此，墨子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他曾凭着自己的一张嘴吓得强大的楚国不敢去进攻宋国，所以，每到一个国家，国君都会把他待为上宾。等禽滑釐到了魏国，他就对魏王说了孙膑和庞涓的事，魏王一听，立即找来庞涓，问他何以不邀孙膑同来。庞涓说：“孙膑是齐国人，我们如今正与齐国为敌，他若来了，也要先为齐国打算，所以没有写信让他来。”魏王说：“如此说来，外国人就不能用了吗？”庞涓无奈，只得写信让孙膑前来。孙膑来了魏国，一谈之下，魏王就知道孙膑才能极大，想拜他做副军师，协助军师庞涓行事。庞涓听了忙说：“孙膑是我的兄长，才能又比我强，岂可在我的手下。不如先让他做个客卿，等他立了功，我再让位于他。”在当时，客卿没有实权，却比臣下的地位高，孙膑还以为庞涓一片真心，对他十分感激。

庞涓原以为孙膑一家人都在齐国，孙膑不会在魏国久留，就试探着问他：“你怎么不把家里人接来同住呢？”孙膑说：“家里的人都被齐君害死了，剩下的几个也已被冲散，不知何处寻找，哪里还能接来呢？”庞涓一听傻了眼，如果孙膑真在魏国待下去，自己的位子可真要让给他了。

半年以后，一个齐国人捎来了孙膑的家书，大意是哥哥让他回去，齐国也想重振国威，希望孙家的人能在齐国团聚。孙膑对来人说：“我已在魏国做了客卿，不能随便就走。”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回去交给哥哥。孙膑的回信竟被魏国人搜出来交给了魏王，魏王便找来庞涓说：“孙膑想念齐国，怎么办呢？”庞涓见机会来了，就对魏王说：“孙膑是大有才能之人，如果回到了齐国，对魏国十分不利。我先去劝劝他，如果他愿意留在魏国，那就罢了。如果不愿意，他是我荐举来的人，那就交给我来处理吧。”魏王答应了。

庞涓当然没有劝孙膑。他对孙膑说：“听说你收到了一封家信，怎么不回去看看呢？”孙膑说：“是哥哥让我回去看看的，我觉得不妥，没有回去。”庞涓说：“你离家多年了，一直和家人没有联系，如今哥哥找到了你，你应当回去看看，见见亲人，再给先人上上坟，然后再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孙膑怕魏王不同意，庞涓一力承担，孙膑十分感激。

第二天，孙膑就向魏王请两个月的假，魏王一听他要回去，就说他私通齐国，立刻把他押到庞涓那里审问，庞涓故作惊讶，先放了孙膑，再跑去向魏王求情。过了许久，才又神色慌张地跑回来说：“大王发怒，一定要杀了你，经我再三恳求，大王总算给了点面子，保住了你的性命，但必须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使之留下永久标记）和膑刑（剔掉膝盖骨使之不能走路逃跑）”。孙膑听了，虽非常愤怒，但觉得庞涓为自己出力，还是十分感激他。

孙膑被在脸上刺了字又被剔去了膝盖骨，从此只能爬着走路，成了终身残疾。庞涓倒是对孙膑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孙膑觉得靠庞涓生活，就想报答他，有一天，孙膑就主动提出要替庞涓做点什么，庞涓说：“你那祖传的十三篇兵法，能不能写下来，咱们共同琢磨，也好流传后世。”孙膑想了想，只好答应了。孙膑只能躺在那里用刀往竹简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刻，他虽背得滚瓜烂熟，但若想写下来，却不容易，再加上孙膑对受刑极为愤慨，所以每天只能刻十几个字。这样一来，庞涓沉不住气了，就让手下一个叫诚儿的小厮催孙膑快写。诚儿见孙膑可怜，便不解地问服侍孙膑的人说：“庞军师为什么死命地催孙先生快写兵法呢？”那人说：“这还不明白，庞军师留下孙先生的一条命，就是为了让他写兵法，等写完兵法，孙先生也就没命了。”

孙膑听到了这话，大吃一惊，前后一想，恍然大悟，霎时间大叫一声，昏了过去，等别人把他弄醒时，他已经疯了。只见孙膑捶胸拔发，两眼呆滞，一忽儿把东西推倒，一忽儿又把写好的兵法扔到火里，还把地下的脏东西往嘴里塞。从人连忙奔告庞涓说：“孙先生疯了！”

庞涓急忙来看，只见孙膑一会伏地大笑，一会又仰面大哭，庞涓叫他，他就冲庞涓一个劲地叩头，连叫：“鬼谷老师救命！鬼谷老师救命！”庞涓见他神志不清，但怀疑他是装疯，就把他关在猪圈里，孙膑依然哭笑无常，累了就趴在猪圈中呼呼大睡。过了许久，还是如此，庞涓仍不放心，就派人前去探测。一天，送饭人端来了酒菜，低声对他说：“我知道你蒙受了奇耻大辱，我现瞒着军师，送些酒菜来，有机会我设法救你。”说完还流下了泪水。孙膑显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怪样子说：“谁吃你的烂东西，我自己做的好吃多了！”一边说，一边把酒菜倒在地下，随手抓起一把猪粪，塞进嘴里。

那人回报了庞涓，庞涓心想，孙膑受刑之后气恼不过，可能是真的疯了。从此，他只是派人监视孙膑，不再过问。

孙膑白天躺在街上，晚上就又爬回猪圈，有时街上的人给他点吃的，他就哈哈而笑，而又嘟嘟囔囔，也听不清他说些什么。这样久了，魏国的都城大梁内外都知道有个“孙疯子”，没有人怀疑他了。庞涓每天都听人汇报，觉得孙膑再也无法同自己竞争了，就没再动杀他的念头。孙膑活了下来。

有一天夜里，有个衣着破烂的人坐在他的身边，过了一会，那人揪揪他的衣服，轻声对他说：“我是禽滑釐，先生还认得我吗？”孙膑大吃一惊，经过仔细辨认，确认是禽滑釐，便泪如雨下，激动地说：“我自以为早晚要死在这里了，没想到今天还能见到你。你可得小心，庞涓天天派人看着我。”禽滑釐说：“我已经把你的冤屈告诉了齐王，齐王让淳于髡来魏国，我们全都安排好了，你藏在淳于髡的车里离开魏国，我让人先装成你的样子在这里待两天，等你们出了魏国，我再逃走。”

禽滑釐把孙膑的衣服脱下来，给他手下的一个相貌与孙膑相近的人穿上，躺在那里装作孙膑，禽滑釐就把孙膑藏到了车上。

第二天，魏王叫庞涓护送齐国的使者淳于髡出境，过了两天，躺在街上的“孙疯子”忽然不见了，庞涓让人查找，井里河里找遍了，也未见踪影，庞涓又怕魏王追问，就撒了个谎说孙膑淹死了。

孙膑到了齐国，齐威王一见之下，如获至宝，当即想拜他为军师，孙膑说：“庞涓如知道我在齐国，定会嫉妒，不如等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再出面不迟。”齐王同意了。后来，孙膑陆续打听到自己的几位堂哥都杳无音讯，才知道原来送信的人也是庞涓派人装的。前前后后，这一场冤屈全由庞涓一人导演而成。

后来，庞涓带兵连败宋、鲁、卫、赵等国，齐王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使庞涓连连败北，最后，孙膑用“减灶法”引诱庞涓来追，暗设伏兵，将庞涓射死在马陵道上。魏国从此衰败，并向齐国进贡朝贺。在杀死庞涓后，孙膑便辞官归隐，专门研究起兵法来。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他是“史官世家”之后，父亲司马谈也曾在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学识渊博，立志要写一部“明世”的史书，并告诫司马迁一定要继承他的事业，这成为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直接动因。司马迁十岁时就开始阅读古籍，主要接受了儒家的正统思想。在写《史记》以前曾先后两次游历名山大川，行程近万里。后在国家图书馆阅读整理古籍四年，在四十二岁时（公元前104年）开始正式写作《史记》。然而，正当他“草创未就”之时，忽然天降横祸。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出击匈奴，兵败被俘后降敌，按照汉朝的法律，应该族诛。汉武帝征求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认为李陵降敌是迫不得已，他一定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结果刚愎自用的汉武帝认为他有意袒护李陵，并诬陷贰师将军李广利，以欺骗皇帝论处，诏令下“腐刑”。“腐刑”在当时是一种侮辱性的刑罚，对节操之士来说，其惩罚比死刑尤甚。按照汉朝的法律，可以以钱财赎罪，但司马迁居官清廉，没有钱财，而人情盈缩，亲友远避。司马迁为了继承父亲的未竟事业并能将自己的思想昭示后人，最后忍辱受刑。政治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使他极大地加深了对现实和历史的认识。他在《悲士不遇赋》中强烈地抨击现实的黑暗：“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遂将屈而不伸。”他受辱发愤，借历史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历经十余年的卓绝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巨著。

毛泽东本人也经历了革命的大风大浪，最后以超人的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取得了胜利，所以，毛泽东对司马迁所提到的那些历史人物有着极大的兴趣，是完全自然的。其实，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让革命干部要不畏曲折，甚至将挫折当成是锻炼自己的机会，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2]

优秀的作品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这样的论断可谓抓住了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产生的根本条件，也给那些身处逆境的人以巨大的鼓励。

注释

[1]《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292页。

[2]《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