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生对我的学习非常关心。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每一次见面，他总会说：“有什么问题？”遗憾的是我那时刚刚接触到学术的外围，根本无法与他对话。所以他只有叹息。

有一次他问到学习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时，我随口说，我们住的楼是学生广播站所在地，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

我不记得当时怎么回答，只记得是愣了一下，一时思绪万千。我常去线装书部，如果那儿人来人往仍可以不受影响的话，广播站的一点吵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广播站的“过错”，其实只是一早打破了我们的懒觉而已。

令我惕然自思的是，我们有多少事情不是想着自我的改变，而总是抱怨环境？例如那时大家最喜欢发的对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条件的抱怨，都可以归为此类。

徐先生多次不以为然地说到，学术是个人的事，在哪里做都是一样的。我是在很久以后才慢慢对先生的说法多了一些领悟。因为在读的研究生，总希望有一条什么快捷路径可以直达学术之巅；当不能做好时，总怀疑自己所得的条件不如别人。

先生说，如果你选择了正确的学术道路，要紧的即是具体地做的过程，任何氛围和方法都不会自动解决问题。特别是现在的资料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只要不是资料太缺乏的地方，则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反过来说，许多学者处于资料条件很好的地方，并没有做出多少令人信服的成绩，也说明资料并非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只是以为，我辈身微，图书馆善本部的门坎又高，轮不着见到珍稀书籍，所以只有从当时容易得到的材料做起。再说对尚未入门的人来说，要学的很多，所有常见的东西，也都是珍本。

当我后来查访《琵琶记》版本，得到了许多前辈名家也未见过的资料时，我体会到，原来以为只有名家才能得到珍稀资料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只有在有了问题以后，不断追寻，才可能获得罕见的材料，这材料也才“有用”。

事实上，在今天，许多原来珍贵无比的材料，渐次影印出版，却并未见到学者更多的研究文章。因为大家仍是在期待那不可或见的资料。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于学问的心态问题。难怪那时先生对我们总是强调“学术氛围”不好，感到很是困惑了。

先生向来不为家事而找学生。有一次，先生来找我，说他母亲因摔跤骨折住院，医院电梯检修，而下午二时要拍X光片，必须由人从二楼抬下去，让我找同学帮个忙。我们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不到十分钟。一眼看见先生站在病房门边的走廊上，脚下放着一个黑色人造皮革提包，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看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说：“啊，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我们面面相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带着书去。

先生末尾这一问，近二十年来，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先生视时间如生命，而学术也就是他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总是抓紧每一分钟时间。他为可能比原定时间多耽搁我们几分钟而马上表示了歉意，他更以为还有几分钟时间，完全可以再看一会书，所以有此一问。而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想过要这样来利用时间？

我现在也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因为他们总是说没有时间。但他们真的充分利用了时间么？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的感受如何。

事后，先生告诉我，他有一本书即将出版，让我把帮了忙的同学的名字告诉他，他要送书以示感谢。这就是先生的风格。而这，也是我跟随先生的三年间，唯一为先生做的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