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劳动力迁移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硕果累累，从而催生出劳动力迁移理论。在诸多学者的推动下，该理论框架逐步完善。

（1）刘易斯城乡迁移模型

Lewis（1954）最早研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现象，并提出了刘易斯城乡迁移模型。他创新性地提出了一般均衡静态框架。该框架包含农业与非农业的两个部门模型。部门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决定了各个部门之间有着工资差异，致使劳动力在各个部门之间迁移。该理论框架假设农业部门中劳动力不仅无剩余，而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因此农业劳动力迁移不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此外，该模型认为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同时也伴随着资本配置的增加，资本扩张所带来的额外岗位被迁移而来的劳动力所填补，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角度来看，劳动供给与需求同时增加，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并不会偏移，而是保持相对的稳定。

同时，Lewis（1954）指出农业与非农部门的工资差异是导致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内在动因，这种迁移不仅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收入，同时农业部门通过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工业部门也通过吸收剩余劳动力实现资本积累和扩张，实现帕累托改进，表现为非农部门个体收入增加和规模扩张统一，最终将会达到市场均衡。

Lewis（1954）提出的刘易斯城乡迁移模型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发展的不均衡角度出发，完整地解释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迁移。同时该框架是在严格的二元经济结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该模型分析框架得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近40年城乡迁移的事实论证，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该模型开拓性地构建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迁移模型，为之后学者对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Fei（1961）和Rain（1965）发现农业部门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后，劳动力产生会被挤出。所以，两位经济学家基于Lewis（1954）提出的刘易斯城乡迁移模型的雏形，考虑农业部门边际生产力的影响，最终得到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假定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应是有限的，而刘易斯城乡迁移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的假定。因此，两位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供给情况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进行了划分，具体分为竞争性供给、有限供给和无限供给三种形式。同时，他们对刘易斯城乡迁移模型中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劳动力效用缩减进行了解释。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迁移的过程中，劳动力原迁移的动因呈现出从收入差异到技能依赖的转移。具体而言，当劳动力处于竞争性供给和有限供给层面时，劳动力的迁移倾向于技能依赖与收入稳定的工作，而当劳动力处于无限性供给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迁移将更多地呈现出差异的收入。

综上，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对刘易斯城乡迁移模型进行了补充，他们将农业生产效率作为内生因素。同时，该模型放松了对技术中性的假设，从而考虑了技术变迁对农业部门迁移的影响，增强了模型的解释力。但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仍然假定工资具有刚性，并不能完美解释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劳动力迁移的现实情况，缺乏了部分现实解释力。

（3）乔根森模型

Jorgenson（1967）在刘易斯城乡迁移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劳动力迁移理论，提出了乔根森模型。他指出影响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效率与收入的差异，发现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迁移的根源。随着居民消费不断升级，农产品和工业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供需现象，工业品可能会表现为供给稀缺，而农产品开始出现供给饱和的现象，因此工业品会出现稀缺溢价的情况，增加了工业部门的利润，这种溢价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收入差异，从而驱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迁移。

总体来说，乔根森模型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角度，对以往劳动力迁移模型中约定的农业生产率不变、刚性工资假设进行了放松，更加适应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来的劳动力迁移现实。但是，乔根森模型与刘易斯城乡迁移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类似，均是从静态的角度出发，发现消费结构升级将导致工业部门劳动力收入的上升，但难以解释当非农部门存在失业时，农业劳动力仍存在着长期持续迁移的现象（高一兰，2010）。

刘易斯城乡迁移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与乔根森模型对劳动力迁移的解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于是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迁移。其中以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为首的学者则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的城乡迁移，他们认为劳动力迁移是微观个体在效用函数约束下决策的结果。

（4）托达罗模型

Todaro（1969）提出了托达罗模型，他认为现实经济活动中城市工人失业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两种问题并存，二元经济框架却难以解释上述现象。他通过深入分析，认为二元经济框架假定工资存在刚性和劳动力需求不饱和两种假定过于理想，从而基于二元经济模型来分析劳动迁移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局限性。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Todaro（1969）认为，工资差异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但工资差异是指当期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的差异，即劳动力是否迁移是基于预期部门（城乡）收入的差异。当期的收入与迁移预期收入之间的差异成为农业部门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的根本依据，然而农业部门的收入并不完全低于迁移到非农（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因此在迁移过程中也会发生就业竞争，从而解释了城市工人失业和农村劳动力不断迁移两种问题并存的现象。

托达罗模型认为即便非农部门并未开始扩张或劳动力需求并不旺盛，农村劳动力也会不断向非农部门迁移。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和模式也会受非农部门的就业状态所影响。其原因是，在农村劳动力流失明显，而非农部门的劳动力过剩，整个劳动力处于这样的市场情况下，非农部门的工资收入会因为劳动力的竞争而下降（Zhao，2001）。

有学者认为托达罗模型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当前我国城市生活成本增加，导致城市预期净收入减少，从而使非农部门收入与农业部门收入之间差异不断缩小，最终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反向迁移与逆流动（管珍珠，2016）。同时，现代化农业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就地非农就业，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业劳动力逆流动的发生。

但是，托达罗模型仍然有着自身的不足，其模型部分假设过于绝对，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力就业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Wang ＆ Chao，2011）。不过，托达罗模型在以往静态劳动力迁移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动态的思考，为后续的动态劳动力迁移模型提供了思路。

（5）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Harris和Todaro（1970）在结合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该模型假设非农部门工资率为外生变量，分析了非农部门工资率如何影响城市失业及农村劳动力迁移，同时基于劳动市场竞争的条件，为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客观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认为，城市工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外生决定的，因此当整体工资提高以后，城市的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会下降，从而导致城市呈现出失业的问题。同时，城市较高的工资水平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进而加剧了城市就业市场的竞争，从而出现城市失业加剧与农村劳动力迁移共存的现象。

相对于托达罗模型，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更有特定的优势。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对城市失业与农业劳动力迁移并存的现象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解释。但是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依然存在着局限性，一方面该模型假定城市非农就业工资率是外生的，该假定可能不符合市场规律（周世军，2012）；另一方面，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仅考虑城市就业工资率，却忽视了农业部门工资率变动的影响。

毋庸置疑的是，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工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一定会通过个人的效用函数进行计算，并作出是否迁移的决定，该现象并不会受到城市劳动市场供需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想要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应从扩大非农部门的就业岗位与需求入手，而非设置屏障来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迁移。

（6）斯塔克模型

Stark（1984）在其研究中将重点放在微观劳动者的价值选择在城乡迁移决策中的作用，因此提出了斯塔克模型。斯塔克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个体的决定主要是整个家庭集体决定与分工的结果。他将劳动力迁移的研究视角从个体层面修正为家庭层面。特别是，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劳动力在涉及个体迁移问题时，个人往往从家庭总收入考虑而非仅仅考虑某个人收入，亦即是根据预期家庭总收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迁移。传统农业的产出水平依赖于自然特性（Fujita et al.，1999），使得农业家庭存在着收入的不确定性，因而农村家庭更愿意选择迁移至城市。

与此前其他模型相比，斯塔克模型创新性地将研究主体聚焦在家庭上，从而将迁移的决策因素从收入水平延伸至收入的稳定性，由于农业部门天然性的高风险，在较弱的制度约束下，迁移或许是必然存在的。

（7）基于分工效应的迁移模型

此前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基本上都默认经济状态是非均衡的，这会导致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生产效率存在差异，最终形成城乡收入差异、低效率部门劳动力流出。但是，以Rozelle et al.（1999）和Acemoglu（2002）为首的学者研究发现，由于生产要素具有稀缺性且唯一决定要素是价格，所以农业和非农部门的非均衡状态将在劳动力自由迁移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当两者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将达到均衡的状态。Rozelle（1999）和Acemoglu（2002）分析了该平衡状态下的劳动力迁移行为。

Rozelle（1999）和Acemoglu（2002）认为，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需求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如前文所述，劳动生产率差异会在新一轮的均衡状态中逐渐消失，但农业部门分工的深化将导致产生一批类似于结构性失业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将被迫从农业部门迁移，所以说迁移具有长期性。

（8）斯坦斯特德的人力资本迁移模型

以上模型虽然都基于不同的假定对劳动力迁移模型进行了解释，但均难以解释“留守”现象，即农业劳动力迁移只发生在部分个体中，仍然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决定留在农业部门工作。基于此类现象，Sjaastad（1962）提出了人力资本迁移模型，他指出劳动力迁移是人力资本存量约束下的自选择行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人力资本约束的劳动力迁移模型。

Sjaastad（1962）以及后来的Maxwell（1988）、Crozet（2004）等学者发现当期和预期收入均是人力资本的增函数，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易产生人力资本冗余，致使人力资本出现浪费，但这种冗余人力资本进入非农部门就会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斯坦斯特德的人力资本迁移模型认为迁移决策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比如长辈的养老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与个人发展问题等都可能影响个体的迁移决策，而存在以上问题的个体迁移概率也就大，这是一种典型事实（Alasia et al.，2009）。人力资本迁移理论从人力资本内在约束解释迁移，为解释农业劳动力迁移提供了新的视角。

劳动力迁移理论一方面解释了高铁开通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高铁开通带来的劳动力迁移、耕地流失提供了理论支持。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不仅会影响农业产出，还会导致耕地的利用率下降。该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劳动力等主要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研究起到了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