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

我的老家三尖泡在辽东的偏远农村，距离县城七八十公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基本没有文化生活，东北二人转我家那儿不大流行，踩高跷和扭大秧歌也没有发展起来，农民们晚饭后基本上就是睡觉，所以当时生育率高不是没有原因的。

“文革”潮来，起初是红卫兵大破“四旧”。所谓的“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我们那个公社多为近一两百年的关内移民，没有什么世家大族，没有深宅大院、祠堂建筑，更没有古董字画、红木家具，所以破起来无处着力。革命小将没啥好破的，除了推倒打碎几个山神庙，就是督促各家烧掉自己的宗谱完事。

伴随着“破四旧”，便是“立四新”。立四新的内容之一就是新改地名，是要表明革命的意志，比如在1966年9月，我们小甸子公社就改名为胜利人民公社，附近的黑沟公社则改名为向阳人民公社。新式的文化，踩高跷、说双簧这样的形式昙花一现，但进行表演的主要是中小学生，主要被用来丑化“走资派”和“五类分子”。但凡成块的白色墙面都被刷上了各种革命口号和毛主席语录。我们公社的几个大队也有了文艺宣传队，其中风头最劲的，是三道林子大队的文艺宣传队。似乎那里的人文艺细胞特别发达，能拉会唱，宣传队的节目形式全新，比如枪杆诗、对口词、诗朗诵、快板、表演唱等，讲究有战斗力，节奏快，动作单调，火药味浓。尤其是枪杆诗，都是“枪，革命的枪，战斗的枪”之类，吐字简直就如同机关枪一样，一个节目，还没等你听清多少，他已经表演完了。小学生除了“早请示晚汇报”，集体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外，也排节目，用来宣传忠于领袖，推进运动。我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上面解禁了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到敌人后方去》等，学校也组织了宣传队，还把我吸收进宣传队里，但我没有那个天分，上了舞台，跳《大刀进行曲》，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感觉，只好退了出来。

及至八个样板戏出来，已经是“文革”比较后期了。“革命样板戏”这个称呼被叫响，始于1967年5月至6月。当时，江青扶植的舞台艺术作品会集北京，在六大剧场反复上演。《人民日报》等称其为“革命样板戏”或“八个革命样板戏”，并列出名单为“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到1973年，革命样板戏已发展为包括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杜鹃山》在内的十几种。这些样板戏多拍成电影，故此在辽东农村也可看到。样板戏是由江青主抓出来的，主要表现高大全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当时看样板戏，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那里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女性没有丈夫，男人没有妻子。《沙家浜》的阿庆嫂有丈夫，却是“跑单帮去了”，也没露面。样板戏，艺术是精湛的，但缺少了人的情味。即使如此，农村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仍是看得如痴如醉，毕竟当时能看到的电影太少了！而且，舞台上的人物，柯湘、李铁梅、阿庆嫂、江水英、吴清华等，比之生活中的灰头土脸和单调衣装，是那么地漂亮！样板戏的唱段是每天广播里反复播放的，听得多了，自然就会唱了。那年月，除了语录歌、大批判歌，没有什么好听的歌曲，所以，唱样板戏是我这样的半大孩子的业余爱好。当时我可以唱出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等人的大段唱段，因为年纪小，高音也能唱上去。甚至后来的江水英、柯湘的唱段，也能唱上几首。晚上饭后无事，就对着家门前的空地，嚎上半天，也不觉得累。

图六 农民宣传队的地头演唱会（栾春彦摄）

农民宣传队是当时的新生事物，他们不仅在各大队巡回演出，也会到田间地头给农民表演，节目都比较短小精悍，突出战斗精神。这张照片的演员的手势也是要表现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样板戏出来，地方上学习得挺快。有印象的是大约在1971年—1972年，我公社三道林子大队的小学，就自行排演了全本的京剧《沙家浜》，到本公社各大队去演出。比照电影，小学生们的演出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儿的，就是武打动作不行，翻不出那么多的跟头。即便如此，台下的人仍是大张着嘴，看得有滋有味。记得有一次，县里的剧团到我们北面的黑沟公社演出京剧《红灯记》，演出时间是晚上，听说演员中的李铁梅特别漂亮，我们一群半大小子，就摸黑往返几十里山路去看，看完回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电影，“文革”初期放映的大都是纪录片，毛主席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之类，林彪事件后，才开始解禁《地道战》等老片子。放映队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轮着放，大约每隔一个来月会到我们这个大队放一次，这个时候就是孩子们的节日。电影队轮到我们大队时，大队里要派车到上一家去把发电机、电影机、架杆等拉过来，然后会在广播里通知，说是今天晚上有什么什么电影。下午天还没黑，放映员就会在小学操场上支起银幕的架杆，之后在两根杆子中间挂上白色的幕布。每逢放电影，各家各户都是扶老携幼，除了留一个年老的人看家，其他的人基本上倾巢出动。银幕正面站不下，背面还有一大群人，因为一样有画面有声音，看得都是如痴如醉。当年的那些故事片，如《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铁道卫士》《跟踪追击》《奇袭》等，每一部估计我们都看了十来遍，其中的对话几乎都可以背下来，而其中的鬼子、汉奸和女特务的名字，往往会成为某个大家都不喜欢的人的外号。农村人没有见过世面，看到电影里的人喝咖啡、啤酒，美国鬼子吃香肠，都是大感迷惑，不知那是个什么味道。

那年月，农村的文化生活极端缺乏，所以如有电影和演出，人们便是追出十里八村，也要去看。看电影是半大男孩子的节日，他们基本上都是早早地来到场地，打闹半天，而在放映员换胶片的时候，又全是他们大喊大叫、呼兄唤弟的声音。我在这个时候，则会看着放映员有条不紊地换上一卷胶片，心中充满羡慕之情，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差事啊！

外国电影也值得一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文化上的坚冰渐有消融，开始放映一些国外的电影，当然，放的都是“同志加兄弟”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罗马尼亚的作品，也有苏联五十年代以前的个别作品。当时有一个段子概括了这些国家电影的特点：“苏联电影老是一套，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东北农村，这些国家的电影不可能全看到，但也看了一些。1973年前后，印象中最早看到的是朝鲜的《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看不见的战线》，后来有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越南的《琛姑娘的森林》等。朝鲜电影中，《鲜花盛开的村庄》里“能挣600工分”的胖姑娘，很长时间内都是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而《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对苦难和悲惨的极致渲染，令几乎所有妇女观众哭成泪人，尤其是前者，据说是由金日成编剧、金正日导演的，可称影响巨大。最有意思的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因为前者有跳舞露大腿、后者有拥抱接吻的镜头，所以放映员放到这里的时候，都要把放映机捂住，但有时捂得不严或不及时，下面的半大小子们便是一阵鼓噪，因为是夜晚，不知姑娘们是什么表情。

图七 《卖花姑娘》海报

这部据说由金正日导演的电影在当年赚足了中国人民的眼泪。我至今能哼出影片中的插曲的旋律。

因为没有任何文化设施，包括书店以及文化室之类，农村里的文化享受除了电影，最日常的要算广播。七十年代，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外，还有省市的广播电台，县以下则是广播站，比如我们东沟县的人收听的就是东沟县人民广播站。下面各公社和大队也有自己的广播站，每天早晨，大队里的广播先开始，接着是公社里和县里的广播，最后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央电台雷打不动的是早晨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晚上七点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其他的还有“对农村广播”“文艺节目”“听众点播节目”等，前两个是新闻综合性节目，后面的大多是文艺节目；县、公社、大队的广播站也经常播文艺节目。这些文艺节目除了“样板戏”以外，也有曲艺和音乐，比如相声《坦赞铁路》《海燕》、单弦联唱《王国福》、京东大鼓《送女上大学》、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等。一般的农民是不大听这些的，但我很爱听，尤其是没有书可看的时候，就在饭前饭后，坐在广播喇叭下面，竖起耳朵，听那些节目。由于听得太多，很多词儿我至今还记得，比如《送女上大学》开头的“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红了半边天，大路上走来了人两个，一个是老汉一个青年……”；《王国福》里的“王国福家住在大白楼，身居长工屋，放眼全球……”；《奇袭白虎团》里的“1953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戳穿，它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所谓“耳熟能详”，用在这里最贴切了！广播里有时也有好听的音乐，比如笛子和小提琴曲《苗岭的早晨》、小提琴曲《金色的炉台》。当时我这个农村孩子根本不知道小提琴是什么样子的，但那旋律是久久难忘，心中琢磨：这乐器是个什么模样，能演奏出如此美妙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