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里来(3)

后来发现的史料中，台湾学者在美国胡佛东亚图书馆见过一份“波司文件”。波司乃一人，生平如何，未闻其详，但这显然是一份反映孙文等人与美国朝野人士密商借款的重要文件，共计一百零二件，以信函为主，时间从1908年9月始，终于1911年4月，牵涉的人物较为复杂。其中一信函为1910年3月21日孙文从旧金山写给波司先生的，称：我希望很快得闻好消息。所谓“好消息”，据关键人容闳透露，即：“一千万美元借款，分五期支付，即每次二百万元，以十年为期，利息按本金百分十五计算，每次付款时即先扣除利息。如果有一省光复，和平秩序建立，新政府即委任美国财务管理人为海关税务人员征收入出口税，以十五年为期。新政府保证给予数种工商业专利权……”

此项借款计划，最终亦未能实现，是年5月21日孙文自旧金山抵华盛顿，“临行函告同志谓：‘因此间人士已渐留意于中国问题，冀能获其实力援助’，应可说明容闳推动波司及荷玛李将军援助中国革命的计划虽未达到目的，但开启美国政界工商人士对中国事情的注意……”[23]

同盟会海外借款屡遭挫折，与各国政要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有关。

五、“华侨为革命之母”

准确地说，同盟会筹措“革命经费”，主要依赖于海外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

这些募来的钱，几乎全用在了组织和策动国内各地的武装起义上。在同盟会党人看来，武力才是“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惟一可行之途。但于清廷，革命党人的这些活动完全是非法的。

同盟会在海外设有四个支部：南洋、欧洲、美洲、檀岛，但真正的活动中心是在南洋。曾任南洋支部长的胡汉民在《南洋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说：南洋确是居于极重要的地位，南洋是本党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根据地。1907年，孙文被日本政府逐出，偕胡汉民、汪兆铭等人在越南河内设机关部，策动粤、桂、滇三省边境武装起事，革命运动的中心随之移到南洋。

革命党人之所以重视南洋，自有地理、文化、经济以及战略上的充分考量。首先，粤、桂、滇三省，地处中国边境，与南洋接壤，易于谋事，便于秘密进入，更利于枪械弹药的运送；其次，海外华侨百分之九十以上分布在南洋各地，普遍地位较低，民族意识强烈，易于灌输“革命思想”；再次，在中国西南择地起义，若获成功，占领这些边境省份，造成风潮，势必影响长江流域以至华北各省，从而达到推翻清廷的目的。

孙文自1900年6月第一次到南洋，至1911年12月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十一年间，先后九次奔走南洋，“成立同盟会分会及书报会，扩展革命组织，发行报刊，灌输革命思想，及筹募经费，供应起义军饷”，[24]他提出过一个口号：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

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筹措经费，从整体上来讲，并不是十分成功，好几次起义招致失败，究其内因，都可归咎到经费不足或后援资金的缺乏。看起来，每次起义前，都已筹得一定的款项，但这些钱大部分来自“零星捐助”，事实上，整笔的大宗捐款并不多。

在当时看来，虽然零星捐助“乃为革命经费最可靠的来源”，但这种“集腋成裘”的方式，仍存在许多天然的、难以避免的问题，即“不能适应时效，且经手人多，捐款人多，劝募时须向各方说明用途，往往泄露机密”（蒋永敬语）。

若观察海外华侨对待“革命”的态度，从捐助中也可看出阶层的不同与区别。

以当时的情形，中下层、经济情况较差的华侨，赞助“革命”往往最热心；反观一些富商以及经济情况较好者，对“革命”大都态度冷淡，胡汉民就曾抱怨过“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革命好像对他是大不利”[25]。不过，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党人在海外的对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障碍。前者要革命，抱定以武力来推翻“现今恶劣之政府”，宁可不惜一切代价；后者要改良，反对暴力，谋求自上而下地实现“君主立宪”，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包括方式），影响了不同层次的人群，华侨富人更多的是支持康、梁等立宪派党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康梁派的失势，只是暂时性的，假如一旦清廷改变政策，保皇党人必都可以重新返回政府，掌握政权”。更有不少坚定者，视同盟会革命党员如“恶棍”，认定革命绝无成功的希望，宁可与失势流亡海外的立宪党人合作，而不愿与没有官位、被清廷斥为“盗匪”的革命党人有所交往。[26]

孙文曾抱怨说：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者，[27]显然是指那些华侨富人。支持“革命”的海外中下层华侨，虽人数居多，但捐出的皆为血汗钱，而革命党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1895年兴中会时期第一次广州起义算起，到1911年同盟会时期黄花岗之役，前后十次，历时十六年之久，中下层华侨若再捐下去，已不堪重负。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文在马来亚召开“庇能会议”，号召同志再起，再起的意思，就是要再捐款。孙文当时声泪俱下，说：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28]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发生，接着，十多个省独立响应。在美国的孙文从报上得知后，并未立即返回中国，仍在谋求得到外国的借款，他自认为“所能致力于外交与财政上的，远比军事上者为多”。11月16日，先到了英国，拟筹款五十万英镑，英国银行家则明确表示，对中国借款已停止，若没有外交大臣的认可“当无法收回成命”；11月21日，孙文再往法国，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见面，他问能否立即或在最短期间内，贷款予革命临时政府？西蒙回答：四国银行团对此态度完全一致，将严格采取中立，不仅无法予临时政府财政援助，清廷同样也不会得到任何支持。[29]孙文在巴黎还见到外务大臣毕恭（Pierre Mille）、国会议员克里蒙梭、作家米尔等人，“是否谈及借款之事”不详；[30]11月26日，孙文抵达新加坡对赶来见面的邓泽如等人说：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31]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一句流传甚久的名言，一般认为出自孙文之口（台湾学者郑彦棻曾遍查《国父全集》和海外华侨历史文献，更多的是有其意，而无原话）。在国民党党史中，历来把海外华侨与“革命建国”联系在一起，从同盟会筹措革命经费的历史脉络看，海外华侨对于革命党人的支持，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抑或在怎样的背景下，“人人皆以为不世之功”，若缺少他们理想般的政治热情，以及一点一滴的捐输，“清室无由而覆，民国无由而建也”（孙文语）。只是在当时，有多少人能真正认清“革命决不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梁启超语）这一要害，革命终究压倒了立宪。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十五人致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醇亲王载灃则力陈人民趋向共和，主逊位。2月12日，清帝溥仪（宣统）奉隆裕太后懿旨，下诏辞位，顺治元年以来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清廷这样被推翻，但革命党人的“革命”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接下来，是“二次革命”，历史由此又有了一个纷争的开端。

注释

[1] 章开沅《百年以后看同盟会》一文，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36页。

[2] 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1979年6月第11期，第124页。

[3] 孙文《中国革命之经过》，左舜生选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三版，第636页。

[4] 蒋永敬著《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第41页。

[5] 王云五主编、章炳麟撰《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初版，第11页。

[6] 《革命方略》附件，参见《革命文献》第二辑，第241—242页。

[7] 张继《五十年中国国民党之动力》，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52年版，第32—33页。

[8] 《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再版，第17页。

[9] 胡汉民著《刘公传稿》，1947年9月《革命文献丛刊》第7期，第45页。

[10] 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1975年7月初版，第242页。

[11] 杨天石著《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143—150页。

[12] 梁敬錞《1911年的中国革命》一文，收录《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初版，第6页。

[13] 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第139页。

[14]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一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第215—218页。

[15] 蒋永敬《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一文，收录《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第261页。

[16] 黎东方著《细说民国创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168—171页。

[17] 郑彦棻《国父与南洋》，台湾《近代中国》1987年10月第61期，第77页。

[18] 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126页。

[19] 1910年2月22日孙文致赵公璧函，《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一版，第一卷，第440页。

[20] 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第131页。

[21] 孙文致邓泽如函原文：“……然弟在外之运动，日入佳境，不久必在成议。现在英美皆有甚有望之路，若英路先成，则弟再回南洋与各同志切实谋一办法；美事则另有办法。”《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51页。

[22] 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第131页。

[23] 参见吴相湘《国父传记新资料》一文，收录于《近代史事论丛》第三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7再版，第107—118页。

[24] 郑彦棻《国父与南洋》，第81—82页。

[25]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12页。

[26] 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第139页。

[27] 1910年2月28日孙文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41页。

[28] 1980年8月4日台北“华侨为革命之母”口述历史座谈会黄季陆发言，台湾《近代中国》1980年12月第20期，第15页。

[29] 1911年11月23日孙文与西蒙的谈话，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3页。

[30] 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第131页。

[31] 1911年12月16日孙文与邓泽如谈话，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