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调查与对日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地区桐油业调查资料研究

赵国壮

内容提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桐油业调查活动，是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经济调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调查活动之一。这些调查活动所形成的一批桐油业调查资料，是了解和研究此阶段西南地区桐油业发展状况、桐油统制、易货贸易及区域经济发展等内容的重要史料依据。这批调查资料呈现出如下特点：主次兼及，主要集中于四川产桐地区，兼及云贵等省产桐地区；规模庞大，参与主体广泛，调查内容涉及桐油业的产制运销等各个领域；时代急需，调查活动具有较强的目的性，战前该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应对桐油业危机及维持其国际竞争而展开，战时其主要目的则是增加桐油产量，维持国际债信，厚植抗战经济力量。开展桐油业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活动，既有益于梳理桐油业的发展历史，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也可为特产系列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展开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西南地区 桐油业 资源调查 对日战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国内外政治因素影响，西南地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区域之一。为了有效地开发西南地区，政府机关、高校、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均在西南地区搜集了大量的调查资料，其中以特产行业调查资料最为典型、系统，从桐油、蚕丝、猪鬃、矿产等外销型特产行业，到制糖、井研、夏布、造纸等日用型特产行业，再到木材、药材、边茶、水产等经济型特产行业，调查内容涉及各行业的产制运销等各个方面，极为广泛、完备、庞大。这批资料是研究此阶段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史料，广为学界所征引。

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这批资料有所关注，相继出版了一批调查资料汇编。第一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十卷本《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这套丛编仅收录广西一省资料，而未涵纳整个西南地区。第二是孙燕京、张研主编的《民国史料丛刊》，该丛刊在“经济·概况”部分收录了战时贵州及四川部分地区的经济调查资料。第三是殷梦霞、李强编辑的《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全15册），其中第12—15册涉及长渝线、渝柳线、湘滇线、粤滇线等四条铁路沿线主要城市的调查资料。第四是南京图书馆编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也收录了西南地区的部分调查资料。第五是郑成林主编的《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总计收录文献143种，成书30册，其中涉及西南地区经济调查资料的有第2册（四川省成渝两市、自贡井、乐山与内江经济状况，四川省资中县经济状况）、第6册（广西粮食调查，四川经济考察团考察报告第二编“农林”）、第8册（1938年四川省棉产调查报告，贵州省棉业调查报告摘要，云南省棉业调查报告摘要）、第9册（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报告）、第10册（四川峨、夹、乐3县茶业调查报告）、第11册（调查贵州遵义橡茧报告书）、第20册（四川工矿业调查）、第22册（重庆市7种日用品调查初步报告，四川省27市县粮食调查市况报告第3—4号，四川省26市县27市场粮食市况调查报告第5—10号，四川省36市县38市场粮食市况调查报告第15号）、第23册（四川省36市县38市场粮食市况调查报告第18号，岷江流域米粮运销调查，成都市附近7县米谷生产与运销之研究，重庆市各业概况调查）、第27册（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报告）、第28册（四川省货币流通情形调查统计），是目前涉及西南地区经济调查资料最多的资料汇编。第六是王强主编的《近代农业调查资料》（37册），该资料收录了部分四川调查资料：第5册（四川嘉定丝绸产销调查报告书，四川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成本），第6册（四川蚕丝调查报告，四川畜产，四川主要粮食之运销），第7册（四川大麻调查，四川蔗糖产销调查，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报告），第8册（四川宁属农牧调查报告），第34册（四川两季谷之试验研究与示范推广，平武北川农垦调查报告，贵州威宁毕节铜仁荒地区域调查报告，云南省50县稻作调查报告，云南螳螂川及南盘江流域水文资料）。第七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该汇编第15卷“政务推进”包括普思沿边调查报告及实业调查报告（1939.10.05），滇西丽江么些六村调查研究（1944.06）；第45卷“工矿实业”包括云南工矿调查概述（1940.10），滇中区之盐业（1940.10）。上述资料汇编对西南地区特产行业调查资料有所涉及，不过，从推动抗日战争史、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角度来看，仍有必要对西南地区特产行业调查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

在调查资料研究方面，相对华北以及江南地区而言，以往学界对西南地区的手工业调查资料关注不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彭南生的《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手工行业的调查研究》等论著，分析了1933年秋吴半农、韩德章、千家驹等人在广西的调查，1938—1939年费孝通对云南禄村的调查以及战时四川地区的手工行业调查。聂蒲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在昆明专家对云南和大凉山的调查研究》第三章“社会调查”中，分析了费孝通对云南禄村的调查及张之毅对战时玉村的调查。显然，这与全面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地区整个特产行业的调查情况还有一定的距离。

总之，已有成果的讨论时段及区域多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南、华北、东北等地区；调查人物研究集中于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卜凯、陈翰笙、费孝通、薛暮桥等著名学者；调查组织则集中于比较著名的社会团体与大学，包括中华农学会、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国地政学会、华洋义赈总会、农村复兴委员会、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机构。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地区社会经济调查空前发展，除了高校、研究机构及个人（如张肖梅、钟崇敏）所做的调查外，一些公私银行如中国农民银行、聚兴诚商业银行、中国银行等，为了拓展放贷业务，组织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调查活动，成为西南地区社会调查的主力军。因此，亟须予以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并进行针对性研究、分析。

一 桐油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桐油为干燥性植物油，含桐油酸甘油化合物80%以上，加干燥剂合煮，即可炼成熟桐油，熟桐油刷成薄膜，坚硬平滑，干燥迅速，富于弹性、黏性，且具抵抗冷、热、潮湿、酸碱之功效。因其有此种优良之特性，故桐油在近代工业上的用途极其广泛。欧美各国以桐油制造普通油漆及不导电的绝缘油漆、飞机油漆、法郎油漆及油漆绘墨、印刷墨等漆墨，又用以器物之防护，如防腐木料等。

战前，桐油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日渐增大，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独占地位。“桐油为我国之特产，在国际市场中带有独占性质，美英亦植桐，然目前尚谈不到自给自足。”注11937年前，“世界各国所用的桐油，大半是我国所供给，国际的桐油市场是带着独占的性质”。重庆开埠之前，我国桐油产量很少，桐油用途也并未得到重视，“仅充油船、油篾及点灯等用”。1875年以后，桐油干燥性强的特点被发现，迅速成为亚麻仁油的替代品，受到工业化国家的青睐，很快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一战期间，四川桐油销售达到了第一个销售旺盛期。1935年，川省桐油产量达最高峰，约6万余吨，其中集中在川东万县之桐油达4.5万吨，以最低每磅美金0.2元计算，全年川省桐油可换取外汇达美金2020万元。汉口是中国最大的桐油外销市场（参见图1），四川、湖南、湖北、陕西、贵州、安徽、江西等省所产之桐油，均由汉口输出，“故汉口每年输出值桐油，约占全国年产总额80%左右”，是故时人皆称“汉口桐油”。美国是中国桐油的主要消费者，“美国为我国桐油最大销场，约占我国桐油出口总额60%以上，在经济恐慌以前，美国平均每年输入桐油约1.2亿磅，经济恐慌发生以后减至七八千万磅……1933及1934年，即已恢复到1亿磅以上”。1936年，中国桐油输出之总数量为867383公担，价值为73378456元，其中以输入美国为最多，占总价值的71.4%。

注1：吴兆名：《独占国际市场之中国桐油》, 《时事月报》第15卷第28期，1936年，第281页；“支那従来桐油産地独占的位置占”, 《世界桐油工業：各国桐油増産状況》，神户大学新聞記事文庫，欧州（25—071）, “日本工業新聞”1941年10月20日。

根据张肖梅、赵循伯《四川省之桐油》的统计，在1936年、1937年全国出口贸易统计当中，桐油位列第一。“桐油为工业之重要原料，亦为我国之特产。考最近三年我国桐油出口数字，1934年为26217000元，占出口总值4.9%; 1935年则增至41583000元，占出口总值7.2%，仅次于金属及矿砂；1936年更增至73379000元，占出口总值10.4%，而跃居首位，取代昔日丝茶之盛况，实为最有希望之商品也。”1912—1936年桐油出口数量及在全国总出口中的比例参见表1。

由表1可见，在1912—1936年的25年间，桐油出口数量由352481公担增长到867383公担，在全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从1.51%增长到10.40%。桐油由一般的出口农产品，逐渐发展成为超越丝茶等传统强项出口产品的新领军者，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战时，桐油成为国民政府易货借款的重要战略物资之一。“桐油在这抗战期间，真实我们中国唯一救国的宝贝，而我们所植的油桐，似乎每一株桐树，要抵过一枝机关枪，一个桐果要抵过一个手榴弹，一粒桐子，要抵过一颗子弹，令人不可轻视，那么我们国内桐树愈多，则抗战力量愈强，愈能持久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城市相继陷落，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中国亟须突破外贸困境，最大限度地向外寻求援助。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1937年8月30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总动员计划大纲》，明确要求“我国所产大宗适于各国需要之物品，得由政府办理输出，交换战时必需之入口货品”。战前中国重要的输出产品——桐油自然成为战时易货借款的重要战略物资之一。国民政府授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带队赴美，商量美国援助问题。“因为美国历年购买我们的桐油很多，所以肯答允我们以桐油运销作抵的巨额借款……我们的桐油出口，也在国营的方法之下，运输出口得到顺利进行。”1938年底，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元的商业贷款（《中美桐油借款合约》），中国则以土特产桐油作偿还，桐油在战时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得以最大体现。

在“经济抗战”指导思想下，政府为达到持久对日作战的目的，迫切需要整合有限资源为战争服务，而作为对外贸易创汇的重要资源型产业，桐油业自然成为国民政府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桐油也随即成为战时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

二 西南地区桐油业调查资料的概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地区桐油业调查活动所得的相关资料形式多样，除了以专书（调查报告）形式出版以外，其他相关调查资料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以及西南各省档案馆典藏未刊的民国档案当中。据不完全统计，在中文方面，发表在期刊的相关调查资料约10篇，专书（调查报告）约20种；在日文方面，桐油业情况则归入相关调查资料当中，有18种之多。参见表2、表3及表4。

从表2、表3、表4的内容来看，这些调查资料包含以下主要特点。

（1）参与主体广泛。在中国方面，参与调查活动的主体分别为：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四川乡村建设院等4家学术机构；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重庆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万县分处等5个银行；实业部汉口商品检验局、铁道部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等两家政府机关；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川康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两个企业；朱美予、邹旭圃等个人。在日本方面，调查主体主要为政府机关及企业。政府方面有外务省通商局、农商务省山林局、外务省通商局第三课等机关；企业公司主要有东亚实进社、满洲中央银行调査课、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査室、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调査部“支那抗战力调査委员会”、横滨正金银行头取席调査课、福大公司企画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资料课等单位。

（2）调查区域集中。西南地区的桐油业调查涉及西南各省，不过主要集中于四川地区，以四川命名的调查资料占绝对多数，并且尤其集中于川东地区，这与川东地区的桐油产量及地位密切相关。

（3）调查规模庞大。上述调查资料从桐树品种及种植区域、桐油榨制技术、桐油品质及检验、桐油生产及外销数量、桐油销售市场、桐油业从业者、桐油业弊端及改进等方面，基本勾勒出西南地区桐油业的大致情况。具体而言，在生产环节上，包括桐树种类、产地分布、种植面积、生殖情况（种植、发育、繁殖、寿命、花、叶、果实、废物利用）、病虫害等内容；在榨制环节上，调查内容包括桐油榨制、品质、种类、价格、功用等内容；在运输环节上，包含包裹、重量、运输、关税等项目；在销售环节上，包括桐油从业者（农人、收桐籽者、榨房、油贩、油铺、过载铺、出口行家）、市场（产地、转口、集中、世界市场）、出口数量等内容；其他方面，如捐税、秤斤、掺假问题，也列入调查范围之内。例如，经济调查部所作的《万县之桐油业》，其调查内容包括沿革、桐油来源、桐油商人、交易运输、品质检验、销场情况、二十年来万县输出桐油统计表、附录三则（21军禁运桐实出口、万县油商反对提高油质、各县桐油改良方法）。余念馥的《汉口桐油贸易调查报告》，内容涵盖汉口桐油商、汉口桐油之来源及销路、桐油出口之必经手续、近三年汉口桐油出口略情、本年各月份汉口桐油贸易详情、各出口行本年销纳桐油之数量及价值、华商与外商之竞争、桐油之掺假问题、改革汉市桐油贸易方法之意见。佐藤弘编的《大東亜特殊資源》，在第六章“桐油”中，共分10节来介绍中国桐油情况：第一节“作为稀少资源桐油的地位”（代表性输出品桐油，桐油在重庆财政上的重要意义）；第二节“桐油的生产分布状态”（中国桐油产地以西部、中部及南部各省为多，而长江一带最盛）；第三节“桐油栽培的自然条件：气候与土壤，桐树种类”（桐油树、木油桐、石栗、罂子桐，前二者为中国广泛种植）；第四节“桐油的特性”；第五节“桐油的栽培面积及生产额”；第六节“桐树的栽培法”（半野生的栽培）；第七节“中国桐油的输出市场，对外输出市场”；第八节“桐油的制造工程”……第十节“桐油用途及今后问题”（桐油的新旧用途，中国桐油业改善的必要性）。注2

注2：佐藤弘编《大東亜特殊資源》第六章“桐油”，大东亚出版社，1943，第110—133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地区桐油业调查活动所得的这批调查资料，尽管质量不一，但是体量庞大，涉及面广泛。经过学界细致地比对、校勘，这批资料足以勾勒出西南地区桐油业的发展概况，同时也是研究此阶段西南区域经济发展情况重要的史料依据。

三 调查资料与行业史研究拓展

从有关研究成果的资料利用情况来看，学者们在资料爬梳方面的努力颇值得肯定，相关研究成果利用了部分调查资料，不过，还有值得继续努力的空间：其一是桐油业资料的使用并不全面；其二是未能对所用资料进行细致甄别，从而区分核心资料及边缘资料，保证所得结论的客观性。

汇集资料夯实研究基础。从目前收集到的情况来看，资料种类繁多、体量庞大，几乎涵盖桐油业产制运销整个过程的内容，不过，不难发现，其中部分调查资料的质量较弱、因循承袭较多，其价值并不大，有必要进行细致甄别并区分核心资料及边缘资料。经过比对、校勘，不难发现，其中最为重要的资料有三种：张肖梅的中国经济研究所调查所得的《四川省之桐油》（1936）及姊妹篇《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云南经济》《贵州经济》；实业部汉口商品检验局组织调查的《桐油检验浅说》《桐油概况》《桐树与桐油》《四川省之山货》《四川桐油之生产与改进》系列；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的系列调查成果《万县经济调查》《涪陵经济调查》《重庆经济调查》《长沙经济调查》。其次是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出版的《四川省之桐油》（江昌绪），四川省银行经济调查室出版的《中国桐油贸易概论》、《四川桐油贸易概述》（方兵孙），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桐油业》（朱美予）以及金陵大学农学院刊出的《四川桐油之生产与运销》（孙文郁）。其他的资料，借鉴与因袭较多，仅可作为参考资料使用。

校对勘误保证研究客观、真实。方兵孙在《四川桐油贸易概述》的“弁言”中指出，“本篇材料，多属实地调查得来，奈执斯业者，类多组织缺如，且复囿于秘而不宣之恶癖，难免不以讹传讹，致乖事实”。“桐油事业，日趋繁荣，对于产区桐油产量之研究调查者，亦大有人在，惟所得结果，每与事实不符，且也同一县区，而经数人之调查，即有数种不同之答案，更有相差至于40倍以上者，如赵循伯君之调查及贸易所载黔江一县之桐油产量，均为4万担，而国际贸易情报所载，则为1000担，此其相差程度，已属天壤，又见重庆商务日报载，则列黔江桐油产量为10万担，占全川桐油平年出口总量之六分之一，相差更属悬殊，尤未足征信，以是知一般统计数字之不可靠也。”又如，关于榨房自榨或代榨问题的论述，调查者有截然相反的论断。中国国民经济所的调查认为“自榨桐油，向农人收买桐籽，雇佣工人自行榨制，每日榨油150斤之榨房，需桐籽1石5斗，以每斗桐籽值洋2.5角计，共需洋37.5元，每月共需洋1125元；榨桐3个月，共需洋3375元；最少每月亦需有流动资金1000元始可周转，故纯全自榨之榨房极少，多属代榨之性质”。四川省银行经济调查室的调查则指出“榨房性质，在其词义上，可知其业务，专在榨油，而具一种工业性质，然其实际，榨房除极少数专事代人榨油收取榨费者，大多数皆以自己之资本，一如屯贩之收购桐实，自榨自售，免去中层之剥削”。

可以肯定，和其他行业一样，调查资料是研究行业发展情况的主要依据。这批调查资料是研究桐油业历史的重要史料依据，但是，如果要使桐油业史研究更为科学、客观，更接近历史原貌，学界有必要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通过系统的比对、校勘而规范资料使用的科学性、客观性。

探索整理范式，推动研究深入。研究范式的新拓展，无疑能够推动行业史研究的深入，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开展有助于推动行业史研究向前发展。第一，资料整理。以滇、黔、桂、川（包括渝）等省为中心，全面收集相关特产行业调查资料，然后，按照日用必需品、特种经济作物、外销型产业等行业标准，进行归类、整理。第二，过程重构。充分、高效地利用这些调查资料固然重要，但对其调查活动本身进行还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比如调查活动是如何设计的？调查的基本过程如何？调查区域是如何选择的？调查了哪些内容？发现了哪些问题？提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弄清楚这些问题，既能帮助利用者更好地把握这批调查资料，也能体现历史活动的丰富多样性。第三，内容诠释。由于调查机构或个人的背景及收集数据的来源等因素，各种调查资料的统计数据及调查结果千差万别，利用者对其多是未经考证而广为引用，以至于出现很多误读及数据不一等现象，影响史学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及真实性。是故，对这批资料进行分析、比对、解读，剔除错漏、传讹之处，以期整理后的调查资料内容趋于真实及客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献资料汇编。第四，利用研究。运用统计、量化、对比等研究方法，分析、总结学界对这批史料的利用情况，服务于史学研究的严谨及科学。这批调查资料形成后，广为政府、社会、学界所利用，并且呈阶段性利用特征，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21世纪，不同时段，均有截然不同的利用情况及耐人寻味的运用故事。到目前为止，其使用情况的演变极少为学界所关注，然而，其演变过程既能反映这批史料的历史命运，也能体现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颇值得学界予以重视。

四 资源调查与对日战争

战时，西南地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区域之一。为了有效地开发西南地区，政府机关、高校、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均在西南地区搜集了大量的调查资料，其中以特产行业调查资料最为典型、系统，从井盐、夏布、榨油、制茶等日用品行业，到造纸、制糖、酿酒、伐木、采药等特种行业，再到蚕丝、桐油、猪鬃、山货等外销型行业，调查内容涉及各个行业的产制运销等各个方面，极为广泛、完备、庞大。就桐油业而言，战前国民政府有关机构已经做了一些专业调查，主要有实业部汉口商品检验局组织的《桐油检验浅说》《桐树与桐油》《四川桐油之生产与改进》,铁道部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调查编制的《万县经济调查》《涪陵经济调查》《重庆经济调查》《长沙经济调查》,行政院经济调查部编写的《万县之桐油业》,等等。

1939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拟具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实施具体方案，明令举办各项经济调查，“经济调查之主旨，在于促进直接税推行之普遍公正，并协助有关经济事业之发展，以推行直接税所需要之实际材料为调查范畴”，调查对象分为商业、工行、金融、机关、职业、特产、物价、证券、存款、地产、房产、其他建筑物、矿产、林产、水产等20余种。贸委会为调查国内各种外销物资产销情况起见，曾在川康及东南、西南、西北各地，设有调查区主办该事，1941年裁撤调查区，在各省贸易管理处专设调查科主管其事。至于国外物资销售的重要市场，则择要派遣专人负责调查，而次要者则与驻外使领馆及其他经济团体合作，请其代办。1943年12月，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关于外销农产品生产状况的调查报告，第一目为“桐油”，分述了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西、贵州、河南、陕西等省的桐油分布情况，并估计全国产量约为136万公担，其中以四川产量最巨，计45万公担，湖南次之，计35万公担，湖北、广西、浙江3省又次之，各在10万公担以上，其他贵州、陕西、安徽、江西、河南、福建等省产量较少，自1万至5万公担不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桐油业调查活动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一方面为增加产量，另一方面为改良品质。战前，尽管桐油业一度跃居出口行业之首，但是其发展的内在危机普遍存在。因此，调查者怀着发展中国桐油业的强烈愿望，希望通过调查报告揭露行业弊端，提出改进意见，从而保持该业的长效发展。战时，桐油成为易货借款的重要战略物资之一，此时的调查活动则紧紧围绕振兴区域社会经济、厚植抗战经济力而展开。

应对危机，振兴产业，维持国际竞争力。1937年8月13日，方兵孙在《四川桐油贸易概述》的“弁言”中指出桐油调查的目的，“吾国出口贸易，向推丝茶为大宗，第以日英竞争，遂尔一败涂地，代之而兴者，厥为桐油一种，是则其于国计民生之重要可知矣，然试环顾列邦，莫不力谋自给，如仍故步自封，将见摈于市场，瞻念前途，不胜憟惧，爰事调查，冀获芹献，果能群策群力，共谋改进，则我独有产物，固可长保其繁荣也”。“国产桐油，四川为著，欲谋桐油事业之发展，实应首从四川着手，故本篇将四川桐油贸易情形及与贸易有关之生产事项，尽量罗述，篇末更叙及国际与国内对于桐油之营贸大势，良以贸易之道，经纬万端，四川仅为一大产场，讵可舍弃内外销场而不问。”张肖梅、赵循伯在《四川省之桐油》调查报告中指出：“我国桐油之产销，国外之最大市场，以美为首，国内之大产地也，以四川为著。然年来美国对于桐油之培植，提倡不遗余力，桐林日见繁密，生产渐形增进，试验已臻成功，发展未可限量；而我国川油之生产，则种植榨炼，均守旧法；贸易运输，俱未改善，长此以往，几何不被弃于人，而蹈丝茶之覆辙耶？”曾义在《川省桐油考查报告》中指出，“考查之缘起：我国出口自丝茶失败后，近年来在长江流域上游，新兴之一项出口大宗，要算桐油，桐油在植物干性油中，优居首位，制成油漆油墨备用，在短时间内有自干之特点，轮船火车飞机汽车等交通用具，门窗屋宇等家用器物以及工业机械印刷等件之涂料，莫不以干性油制成者之能迅速而美观。桐油之用途因之随交通实业之进展而日益发达，我国桐油出口，20年前不过三四百万两，今则增至三千万两矣，外人垂涎我国之独占富源，乘我国桐油业组织能力尚称薄弱之时，借口于品质不纯，价格不定，接济不常诸端，大肆其提倡种桐，力图抵制之野心。例如美国油漆业，于民国十二年即组织美国桐油协会（American Tung oil Corporation）以十万美金做指导农民种桐方法之用，最近报载美国政府会拨五千万美金在Florida佛罗里达省广植桐林，预计25年后，美国桐油可以自己供给以抵抗华油，英国帝国研究院（Imperial Institution）于民国十八年组织桐油及桐籽研究委员会，以图发展英国之桐油业，英国物产协会鉴于南洋树胶及椰子之跌价，于民国十九年亦建议于其协会之贸易部，在马来西亚、印度、非洲及西印度等地，种植桐林。回顾我国之桐油事业，无论种植、制炼诸端，均墨守成法，运输贸易等项，亦不加讲求，坐视丝茶之覆辙再来而不自觉，盖亦危矣”。

开发特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厚植抗战经济力。1937年12月14日，何兆青在《四川经济丛刊发刊旨趣》中明确指出，“土地遭敌蹂躏日广，我资源日益缺乏，则为不可掩之事实，当此紧急关头，非急起直追，另行开发广大资源，增加抗战能力，实不足以摧败倭敌而保存国脉”。同时，何氏首倡开发四川，“四川为我国最大之一省，面积约40.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55万余人，沃野千里，物产富饶，特产有羊毛、猪鬃、皮革、蚕丝、桐油、药材等类，矿物则金银铜铁铅汞石油无不具备，尤以食盐为最富，皆为国防上必须的资源，四川颇有供给之充实力量。开发四川，即刻不容缓，则四川之各种特产，当有详细之调查，与精确之统计，方足按部实施，期于有成，四川省银行本发展四川产业主旨，成立以来，即设有经济调查室，并发行《四川经济月刊》，将四川经济状况，详加调查研究，供诸社会，近更将各项特产如桐油、山货、药材、蚕丝、糖、煤、铁等分别作有统系之记载，各出特刊”。方兵孙亦指出，“查四川为国内桐油之最大产区，出口数量，占全国总量三分之一，如若桐油贸易得以畅兴，则四川当获巨利，而一旦衰败消沉，则四川即首蒙重损，故其于四川经济之关系，尤称綦切，欲言桐油事业之振兴，则四川实有首先研求之必要，亦本篇所由作也”。

历陈积弊，改良品质，助推行业发展力。四川桐油贸易之弊端，首在中间环节过多，如桐油自桐农到达出口商之手，其间要经过屯贩、榨房、油贩、油铺（桐油字号）、过载铺（经纪油商）、出口洋行等多次转手。“或买或卖，凡经十个阶层，于是重利压榨，蒙蔽行市，作伪掺假，运输渗漏，供给迟缓，加重负担，买空卖空，操纵市况诸弊窦，遂以萌焉。”以至于内地桐油贸易，“异常纷难，市况涨跌，无所依循，大抵桐农之售卖桐籽，多受屯贩之欺骗，桐农经济拮据时，每致贱价迫卖预货，或以将来所收桐籽作抵，惨受屯贩及榨房高利贷之苦；榨房，或内地油贩，或内地市场之经纪商，及进口油商之间交易情形，亦多掺假蒙蔽之弊，相互欺诈，希图厚利”。

其次是掺假及做空。渝万桐油交易情形，“缺点亦多，运油来市之油贩，亦以油脚或其他植物油掺假，所用进口油商之订金，亦缺乏信用，或遇天灾人祸而不如约交油；进口油商，仍不免有作伪行为，在清油月份亦以油脚、松香等渗入之，更每将油篓下部，先装光度欠佳之油，上铺纸，继装以质地较佳之油，俟出口洋行收油前数分钟时，始将油纸揭去，量时甚暂，好油虽较什油为重，但系徐徐下沉，收油者常被蒙混”。“冬油月份，则以木油籽熬化搅入，继装好油于上部，或渗入熟洋芋、沙石、油渣等，以增重量，其他各当地油价上涨时，预卖之油，往往不能如期交货，或以劣油搪塞，种种恶习，务宜惩绝之。”桐油经纪商，在万县名为过载铺（重庆无）, “常发生倒塌及失信之事，遇油涨价，则以所订进口油商之油，领售高价；预售之油，则抬延时日，或以劣油搪塞，并常买空卖空，流于投机，而失经纪人之本意”。1935年，刘瑚奉实业部汉口商品检验局之命，赴川鄂产桐要区调查桐业情况，调查内容涉及产区气候及土壤、桐树、桐林、榨油法、榨油副产物、掺假恶习、苛捐杂税之危害商民等7个方面，并在《川鄂桐油调查报告》中指出，“掺假恶习，虽经政府严加取缔，商民切实劝诫，犹随时发现。大凡油价高涨。掺假流弊遂随而增加。通常掺假菜油，梓油及烟子油，有时且红薯煮熟，捣成粉末，掺入桐油。如折光指数太低，报验不能及格，则加松香略煮，以图补救。各处油商皆备有折光镜，俗称验油机，惜调护粗忽，镜头多欠清洁，应用上难免小有错误。再者，榨坊榨取各种油品，均用同一木榨，榨前又未洗刷干净，自难免有其他油质之渗混，以致影响桐油品质”。经济调查部的《万县之桐油业》同样指出，“桐油产区不同，而品质所异，甚者部分油商，贪图近利，掺入杂质，故使油质变劣，是乃需要桐油者最感痛苦之事，对于国际商品之信誉，断然不顾，故出口商在进货时，以前亦须经专门考验桐油品质之磨油匠详细考验”。1936年，余念馥调查了汉口桐油业情况，在其《汉口桐油贸易调查报告》中指出桐油之掺假问题为中国商人恶习，“每于油价高涨之时，遂设法掺假，以冀窃取小利，掺假之法，多系掺菜油、梓油及烟子油，有时宜将红薯煮熟，掰成粉末，掺入桐油中，如折光指数太低，则加松脂略煮，以谋补救”。并且他提出改革汉市桐油贸易方法之意见：“捐税平等、产销合作、运用科学技术提高质量、直接出口、金融业应大量通融资金。”

再次，桐油利权操之于洋行。万县桐油出口贸易之大权，多为出口洋行所把持，洋行往往携外洋消息灵通、资力雄厚、设备完善等优势，操纵桐油行市，“为我桐油上之一绝大问题，极应倡行直接交易，庶免受其垄断”。“我国桐油对外贸易完全操纵于洋行之手，国内既无经济桐油直接出口之机关，各桐油商又不能相互联络，因此，桐油市场及市价，为洋行所操纵，我国只能听命于他人。”

另外，川省旧式榨房技术落后，经济效益低下。旧式榨房较为普遍，凡产桐处均有开设，多由乡人集资开办，由于程序复杂（具体包括选清桐子、考干、碾细、制饼、压榨）、耗时较久及出油较低等因素，战时旧式木榨榨房多亏累无算。以秀山之情形为例，1944年6月每榨得油百斤，约可售2400元，但其所必须花费之资本则在2900元左右。实业部汉口商品检验局万县分处所作的《万县桐油事业之调查》，其首要目的在于“当百业凋敝之余，而万县桐油事业竟能得此成绩，足见桐农种树、榨房制油、油商运销之努力，殊堪为油业前途贺，但一观其种树榨油运销之方式似乎所得成绩已达最高程度，难望再有特殊之发展。盖种树、榨油墨守成法，产量无从增加，品质亦难改善，运销范围限于国内，国外则仰给于人，权不我操，如此而求油业前途之发展，是在缘木求鱼也，何能达到发展目的，然规模已具，整理非难，欲求发展固在乎地方官之随时指导，而重要关键仍在乎桐农、榨房、油商等各就种树、榨油、运销三点积极进行”。其主攻桐树（桐树之种类、土壤，桐树之种植、发育、繁殖、寿命、花、叶、果实，废物利用）及桐油（功用、榨制、产量、来源、销路、检验、品质、价格、税捐、运输、进口商、出口商、油商之设备、油商贸易情形、出口统计）两项调查，所列篇目极为详细，力图使从业者发现问题，采取应对措施。1936年，张肖梅应卢作孚之邀请，与赵循伯一起对四川省桐油业做了调查，在其《四川省之桐油》的报告中指出四川目前桐油业之症结：农村方面为“一以迷信之观感妨碍种植及设立榨房，二以古旧之方法植桐并听其自生自灭，三以经济之压迫使早摘桐实预售桐籽”；工业方面为“一以原始方法榨制致榨油不净，二搀伪恶习之盛行致油质受损，三储藏法之简陋及运输之笨拙”；商业方面为“一进口油帮之绝无资本组织，二经济人之投机，三油商相互间之缺乏联络”；对外贸易方面为“一出口洋行之操纵，二国外市场之变迁”。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及行业竞争局势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桐油调查活动者均抱有较强的时代责任感，所做的桐油业调查资料，均为紧扣时代急需而作。战前，桐油调查活动主要是为了应对桐油业发展危机及维持其国际竞争力；战时，相关活动则集中于解决增加桐油产量及维持国际债信问题，从而厚植抗战经济力。

五 结语

资料整理与研究是最为基础性、前提性的史学工作，资料整理与资料利用、解读同等重要。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经济调查文献资料是研究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宝贵史料。一方面对这批资料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解读，剔除错漏、传讹之处，努力还历史以原貌；另一方面，与已有研究成果形成对话，突出西南地区社会经济调查文献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桐油业调查活动，是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经济调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较为突出的代表调查活动之一。这些调查活动所形成的一批桐油业调查资料，是了解和研究此阶段西南地区桐油业发展状况、桐油统制、易货贸易等内容的重要史料依据。归纳起来，这批调查资料有如下特点：主次兼及，主要是四川产桐区域，兼及云贵等省产桐区域；规模庞大，参与主体广泛，调查内容涉及桐油业的产制运销等各个方面；时代急需，调查的目的较强，战前桐油业调查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应对桐油业危机及维持其国际竞争而展开，战时其主要目的则是增加桐油产量，维持国际债信，厚植抗战经济力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发西部资源、厚植国家经济力量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1935年，西南地区逐渐进入国家宏观布局规划之中，同年4月，蒋介石在重庆出席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扩大纪念周时发表《四川应作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讲话，强调：“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之根据地。”桐油业调查资料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为西南地区的主政者（如卢作孚、吴鼎昌、缪云台等人）谋划战时西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际运输路线受阻、中东部地区工业（含手工业）遭到重创的情况下，以川、滇、黔、陕、甘、宁、青、新等省为主的大后方地区的特产行业均有显著发展，厚植了抗战经济力量，服务于抗战救国大局。因此，我们在强调抗战军事力、政治力、外交力的同时，也应重视抗战经济力的厚植情况，并借此全面、客观地评价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及作用。总之，桐油业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有益于桐油业历史研究的顺利开展；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它也为特产系列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