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宏观经济形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在经历漫长而艰辛的复苏历程之后，迎来了2016年的企稳和2017年的持续改善。主要体现在：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趋势得以扭转，2017年将实现约3.60%的增长（IMF预测值，下同），显著高于2016年的3.21%；全球贸易有所回暖，其增速再度回到经济增速以上，2017年预计实现4.20%的增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阴霾”，原油及非燃油价格实现了近5年来的首次正增长，如图3-1所示。然而，全球经济全面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金融危机对生产资本投资、潜在就业、全要素生产率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这些严重制约着全球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虽然主要经济体短期的经济增长预期均被上调，但负的产出缺口正在收窄，使得周期性改善的余地减小；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水平普遍低于目标，但资产价格屡创新高，使得各国货币当局的调控受到掣肘；美联储“缩表”和“加息”的进程正在提速，但欧元区内部经济复苏的步调不一致使得边际收紧的宽松政策恐有延迟，安倍再次当选使得日本量宽政策得以延续，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将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特别可能对新兴市场和资源输出国造成较大的冲击。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尚需时日，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改革仍是各国政策制定者的首要目标。

2017年的中国经济保持较为强势的增长势头，前3个季度录得累计增长率6.9%。本轮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合力：供给侧改革使得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上、中、下游企业的去库存和煤炭、钢铁等产业的去产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此背景下，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速由负转正，特别在2017年以来加速攀升，企业的赢利能力不断改善。在需求端，全球经济的复苏带动了中国的外贸，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前3个季度同比增长16.6%，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提升；此外，最终消费支出的累计增速在前3个季度稳步抬升，继续发挥着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是，中国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首先，经济偏离均衡水平的正向缺口过大且波动剧烈。图3-2描述了名义GDP缺口值的波动情况，即GDP偏离均衡水平的程度。一方面，GDP终值和GDP初始值的缺口在2017年以来快速攀升至1以上，且分别达到各自样本期间的最高值，说明经济偏离均衡水平的正向缺口过大（经济过热），有向下调整、回归均衡的需要；另一方面，GDP初始值的缺口显示，经济运行在2015年以来的波动异常剧烈，一直处于经济偏冷（-1以下）和经济偏热（+1以上）的交替反复之中，“忽冷忽热”，难以找到经济运行的趋势性特征。

其次，制造业复苏尚需时日。经过近几年产能的持续收缩，中国制造业的赢利水平持续改善，企业利润总额在2017年前3个季度实现增长22.8%，但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企业的赢利并没有带动投资的增长，制造业投资持续低迷；二是制造业企业的赢利改善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受供给侧改革影响最大的上游行业（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其他行业改善并不明显，甚至负增长（如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如果从利润的视角衡量，只要供给端的收缩能向中、下游行业推动，这种“垄断溢价”也可以实现由上游行业向中、下游行业的渐次传导，进而实现制造业赢利水平的全面改善。但若寄希望于制造业的全面复苏即实现产能扩张，投资持续回升，进而拉动经济的增长，则需要辅以总需求的强劲扩张。

最后，消费难以支撑增长提速的周期。最终消费支出在2017年前3个季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5%；但贡献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消费贡献率的提升意味着投资或净出口贡献率的下降，即投资或净出口的增速相对较低。由于在三大需求中，消费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一直相对平稳，为此，在经济上行时期消费增长的幅度一般小于投资或净出口，呈现消费贡献率下降的趋势；但在经济下行时期，消费下降的幅度也会小于投资或净出口，从而形成消费贡献率上升的情形。在消费倾向恒定的假设下，影响消费的主导因素是可支配收入，从图3-3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在近几年一直低于经济增长，这决定了消费在短期内难以支撑增长提速的周期。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累计增速可以证实，自2010年以来，消费的增速呈现缓慢下行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