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太谷招张积中、李光炘为徒,确立太谷学派二代宗主

从招收汪全泰开坛立宗,到招收张、李二人以承衣钵,周太谷完成了太谷学派的组织建设。

1831年冬,李光炘“偕同邑张 [积中] 先生从安徽池州周[太谷] 夫子游,寓扬郡旧城海岛巷”《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6页。。张积中、李光炘的人生轨迹也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从传统学人孜孜以求的登科致仕之路,义无反顾地转变为组织民间学派之路。

张积中和李光炘之所以有此次扬州之行,是因为他们耳闻周氏的许多“神奇”之处,好奇心的驱动使其产生亲眼见识周太谷其人其事的想法和行动。尤其是当张积中与李光炘听说周氏所作的谶纬“预言”之后,更是直接引发其与周太谷会面的强烈愿望。“[周太谷] 居无何,乃言曰:‘吾俟仪征人来,即传道矣。’又指手植树以示人曰:‘待此树出檐,吾传道得徒矣。’张先生闻而异之,乃招师 [李龙川] 偕往。”《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3~14页。不过,作为长期接受传统儒学教导的读书人,张、李二人最初并不认可周太谷的学识,由于他们面见周氏的初衷也不是为了拜师学艺,更多的是源自好奇心,因此,他们与周太谷见面之后,更多的是怀疑和挑战,经历一场漫长、艰苦的学术辩难,最终二人彻底被周太谷折服,“辩难三昼夜,皆闻所未闻,因共受业于门焉”《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4页。

张、李的拜师经历,具有很强的戏剧色彩,似乎可以说明:周太谷最初所展示的个人学识并不稀奇,甚至无法打动李、张二人,不过周氏最后被迫演示其“独门绝学”,方使李、张心悦诚服、甘拜下风。这似乎也可以反证周太谷确实具有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学术内涵和神奇功法。

周太谷传道扬城时,已是垂暮之年,虽然门下也有一批弟子,如陈少华、韩子俞、汪全泰、汪全德、潘小江、许鹤汀等,但是尚未找到令其满意的传薪之人。

陈少华、韩子俞曾为周太谷授业,他们也与周氏互为师友关系,这说明他们年岁相当,显然也是已近暮年。况且陈、韩二人身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既没有获得周氏的充分肯定,又没有得到“圣功”之学的完整传授,乃至于没有最终“成道”。《周氏遗书》对陈少华未能“成道”的原因还作过专门批评:“少华读书万卷,无奥不明,唯四子之言,茫然莫释者,盖为弗慎弗戒耳,终焉方外,能不惜夫!”《周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一册,第615页。

汪全泰应该是周太谷在扬州招收的第一个门徒,周氏曾特意致函汪氏,表明对其寄予厚望。全文如下:“竹海览:尔孝、尔慈、尔尊师、尔仁民。予门微陈(少华)、韩(子俞)皆不及尔也。予文七篇,皆孔门不显传之秘,宜熟读。读之熟,或自有得。”《周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一册,第616页。周太谷不仅给予汪全泰高度评价,而且将太谷学派的“不显传之秘”加以传授,充分说明周太谷对汪氏的器重和期盼。或许是汪全泰无意于此,或许是周太谷一厢情愿,最终导致周氏的期望落空,从而发出“吾俟仪征人来,即传道矣”“待此树出檐,吾传道得徒矣”的谶语。

周太谷延揽李、张二人之后,他们由于天资聪颖、敏而好学,深得周氏喜爱和器重。周太谷也将他们视为光大门派的最佳人选,对其进行特别提携,特意打破入门的先后顺序,彻底颠覆太谷学派内的长幼秩序,为其专门确定了“命有师定”的原则,目的在于让他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顺利继承自己的衣钵。也许当时周太谷预感自己已是灯油将尽、寿命不多,因此抓紧时间、全力以赴对李、张二人大力扶植。“十一年辛卯,二十四岁。[李龙川] 偕同邑张先生从安徽池州周夫子游,寓扬郡旧城海岛巷。”《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6页。“十二年壬辰,二十五岁。春正月,师及张先生复谒太谷于邗,授心法。”《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8页。

此外,周太谷还将太谷学派传道手卷一并传授,“传道有三手卷:一历代圣像十八尊,为丁云鹏南羽所画,题序云‘妙月觉性,何处是相,何处是非,非相一相也,可以天外,亦可以海中。要之游戏神通,总是幻光影现,得是解者,作如是观。’下署摩兜 [应为罗] 诘题,末画道祖乘鳌上升像。一书唐太宗求贤诏卷,首画金龙。一系空白粘红笺”《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20页。

周太谷还通过一系列方式,强化张积中与李光炘在学派中的地位。

其一,进行神话“预言”,确立“神奇”身份。

张、李二人入门之前,周太谷为了凸显其异质性,故意通过谶纬预言,为其营造神圣性和异众性。入门之后,周太谷则明确二人在太谷学派内的特殊身份和显赫地位,“启予者,炘也;助予者,中也”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一册,第293页。。周太谷还借助天命观念,确定二人的神圣使命和山长地位,“初太谷既传道,乃申告之曰:‘汝等将来各有专责,子炘将来当传道于南,子中当还道于北。'”《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46~47页。李光炘也强调自己与张积中都受周氏传铎之重托,“吾与石琴受学崆峒,分任南北”《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76页。

周太谷还暗示张、李二人皆非凡人,而是具备与吕洞宾、济癫等“仙人”交游的资格,进一步凸显其“神圣性”。太谷曰:“土德会中,有关张吕济地护法。关张二帝,典试文武;吕济二祖,日游市中,方便度人。学者志心求之,必得。中元冥振,必牒呈地藏。一日,师与张先生遇僧道,自号了清、了谷,善饮啖,心窃异之,因邀之归。太谷曰:‘是二祖也。’由是数数见焉。太谷出,二祖曰:‘龙可降也,虎可伏也,鬼神可念也,二子盍从我游也?’两先生心太谷之心,均婉谢之。”《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25~26页;相同记载又见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一册,第299页。上述记载,当然属于神化和夸张,但是张、李二人既然能够得见和交游二祖,自然不会是寻常之辈,而他们婉拒二祖的邀游之举,不仅彰显周太谷的神圣地位,而且也反衬出张、李二氏的非凡特质和特殊身份。

其二,给予优厚待遇,确定“首席”地位。

张、李二人入门时间较晚,似乎也无特别过人之处,周太谷自知他们难以服众,因此对他们也是刻意拔高。道光十二年(1832),“师及张先生新年来谒太谷,乃召优伶,肆筵以享,所言皆同人所未闻”。面对余子音等先入室弟子的质疑,周太谷则公开表示:“汝以渠等少年初学,不知皆我大弟子也。汝虽年高日久,实吾门之小沙弥耳。”《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8~19页。余子音不仅入门较早,而且地位较高,据说其“天爵甚崇”,甚至周太谷及家人对其都刮目相看,敬重有加。“子因 [音],邗之西山人,服畴食德,悃愊无华。从太谷习礼,行俎豆一千余坛,始终无缺。太谷侧室黄夫人常轻慢之,太谷曰:‘余某天爵甚崇,不可玩也。’夫人目笑之。一日方治祭,夫人于簾 [帘] 隙窥见子因,冠裳肃穆,懔若天神,夫人由是敬服。”《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27页。既然“天爵甚崇”的余子音,不过是太谷学派的“小沙弥”,尚且不能与张、李二人并驾齐驱,其他弟子自然更不在话下。这似乎也衬托出张、李具有的“天爵”更为崇高。

毋庸置疑,周太谷对张、李二人的特别关照,具有浓厚的神迹性质。“神迹,与天命一样,乃是宗教赋予神的基本神性之一。对神创造神迹事件的信仰,是一切宗教的特征。各种宗教的创建人或者教主,也总是被信徒群众奉为神圣人物。他们常常是神迹事件的主体和神奇传说的中心。”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37页。张、李二人的各种神迹故事,虽然荒诞不经,不足为信,却是太谷学派内部徒众信仰狂热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太谷弟子集体情感深化和升华的重要体现,更是太谷学派内部团结心和凝聚力的根本源泉。

其三,传授“圣功”心法,正式托付“木铎”。

张、李二人入室之后不久,即得到周太谷的秘传心法,“子炘、子中侍,夫子语以‘目诚之学’,曰:‘尔矢之毋画。'”《白石山房文钞》,《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一册,第301页。周太谷对他们倾注心血、不遗余力,正如周氏对张积中坦言:“女事予甫三日,予以周公、孔子之道尽告诸尔矣。”《白石山房文钞》,《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一册,第307页。简单的话语中,寄托了周太谷对他们的真情厚意和殷切期盼。

正因为周太谷对张、李二人爱才心切,寄予厚望,他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太谷“圣功”,特别是太谷学派的秘传之学——“困学”悉数传授。

所谓“困学”即“强诚之学”,通常只能传给太谷学派的山长,即使山长的至亲好友也不能得闻。周少谷虽为周太谷的嫡生长子,但也未能获得周氏亲传。周少谷虽曾得到“困学”之文本,但也无法领悟其精髓,因此他在其父去世之后,向李光炘求教,但是为李氏所拒绝。


少谷从太谷习南宫法,太谷殁后,乃请师曰:“困学可传乎?”师曰:“夫子之道,某弗敢秘也。至于困学,则子之事也,某弗敢与闻。”少谷曰:“父命也,敢不唯命是听。”师曰:“夫强诚之学,内可翼圣,外可翼王。然而夫子不以语某者,其流弊多也。前知祸福,则安命者鲜矣。必明则愚,柔者见侮矣。厌故喜新,则简易之理废矣。门户之见存,则竟法者众矣。欲试其佐命定乱之才,则天下从此多事矣。轻与匪人,则祸及天下,后世者远矣,故曰圣人之末学也。”语未终,少谷乃悉焚其书。《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21~22页。


周太谷将“不显传之密”传授张、李二人,也就意味着周氏正式将学派木铎加以托付。“师(李光炘)初受学崆峒,太谷谓之曰:‘木铎付汝,凡我生平未发之言,此后听汝说之,不择时,不择地,不择人,有问必告,毋隐也。'”《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93页。《论语·八佾》中曾有“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说法,显然周氏也是有意效仿古代圣贤,将讲学传道、光大学派的希望,完全托付于张、李二人。周太谷的上述做法,尤其是“命由师定”的原则,其实就是对张、李二人进行“神化”加工,帮助其实现由人到“神”的根本转变。周太谷之所以刻意凸显张、李二人在学派内的地位,公开强化其继承周氏衣钵的合法性,归根结底就是为太谷学派学术传承的顺利衔接创造条件。

虽然太谷学派确实存在很多年长者尊年轻者为师的事例,如陈少华、韩子俞、许鹤汀之类,不过,对于周太谷特别提携李、张为“大弟子”的做法,其他弟子也不是没有微词,如余子音等就曾当面质疑周氏。即使周太谷本人,虽然有意让张、李二人继承其衣钵,光大其道统,但是毕竟二人入室太晚且时间太短,在其临终之前,似乎也有些放心不下,态度和立场也发生过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在张积中的《白石山房文钞》卷三中也有所反映。“太谷疾,门弟子请曰:‘夫子之病,革矣,何如?’子曰:‘已矣。夫麟不游野,予亦已矣。夫吾人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壬辰癸巳,大劫之周也。予将祷于名山而天弗我予。噫。天若予,焉知弗至乎。尔从予游,尔勿谓予之倦诲也。俎豆在庙,予不知尔之果胜之也;文章在笥,予之传其在是矣。’门弟子泣曰:‘虽然,弟子何如?’子曰:‘诚者,自成也。艮之止,人或知也。兑之说,知此者鲜矣。梅天地之心也。小子识之。予旬有五日而天道弗济,予其已矣。夫圣功昌,王道否;圣功愈昌,王道愈否。天之方乱,无然泄泄,予天民之先觉者也。百姓有罪在于一人,予其以身代矣。予以身代,予荐诸子于天。天不爱道,位天位者,吾求天之普传之也。祥林一苦求也。帝谓也。是在诸子子之苦求之尔。’顾谓子中曰:‘子纯以功开其先也,尔以功继其后也。’子中曰:‘郊鼠食牺牛,何言也?’曰:‘大约也。’反席遂无言。”《白石山房文钞》,《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一册,第309~311页。这一记载说明,周太谷在临终之前,对年岁尚轻、阅历不足的张积中和李光炘能否担当学派发展壮大的重任,还是有所担心和疑虑,并曾一度出现动摇,似乎有意让汪全泰继承其道统。为此,周太谷特地试探张积中,强调“子纯以功开其先也,尔以功继其后也”。言下之意,汪全泰对太谷学派的贡献先于张积中,汪氏理应有资格出任太谷学派的二传山长。周太谷临终之前之所以瞩目汪氏,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汪全泰是周太谷在扬州招收的第一个弟子,入门之后“迨师太谷,立功最多”《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6页。。一方面,汪氏“故积学士也”,学问优长,具备讲学传道的资格和能力;另一方面,汪氏时为刑部员外郎,作为朝廷命官,他与道咸之际的陶澍、林则徐、钱仪吉、徐宝善等高官大吏颇有交情汪全泰之父汪端光,字剑潭、涧昙,生于乾隆十三年(1748),卒于道光六年(1826)。汪氏服丁忧满三年之后,应于1829年左右出任刑部员外郎。,在政治地位、社会声望、个人资源等方面都较李、张二人为优,似乎也更有利于太谷学派的发展和传播。对于周太谷的疑惑,张积中则以“郊鼠食牺牛,何言也?”加以回应。“郊鼠食牺牛”这一典故出自《左传》《左传·成公七年》记有:“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牺牛即天子祭祀用的纯色牛,郊鼠则是鼷鼠,唐代颜师古注曰:“鼷,小鼠也,即今所谓甘鼠者,音奚。”西晋张华在《博物志》卷九中也说:“《春秋》书:‘鼷鼠食郊牛,牛死。’鼷,鼠类最小者,食物当时不觉痛。世传云亦食人项肥厚皮处,亦不觉。或名甘鼠。俗人讳此所啮,衰病之征。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鼷鼠在咬人畜时,不易被发现,被咬者也毫无感觉,但是伤口即成疮。“鼷鼠咬牛”意思为暗中害人。,意即暗中害人。显然张积中的回答是向周太谷明确表态,虽然汪全泰有功于太谷学派,但也没有必要让其出任二传宗主,否则就是让其勉为其难,结果反倒是伤害汪氏。由于张积中回答得直截了当,态度更是斩钉截铁,周太谷听后也仅说了“大约”二字,便不复多言。“大约”的意思就是指有很大的可能性。既然张氏的回答如此坚决和自信,使得周太谷得以安心,感觉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初衷。因此,缵续太谷学派道统的重任,最终落到张、李二人的肩上,此后形成了“北张南李”的局面。

周太谷逝世后,葬于扬州仪征的青山。1983年因仪征化纤集团征地,墓址迁至青山镇龙山南部新址,现为仪征市文物保护单位。

周太谷原有妻女二人,原配无考。子,周杰,字少谷;女,名佚,后嫁李光炘长子李元生。孙二:长周纯,字文卿,后娶黄崖女弟子张静娟;次周经,字习之,任山东候补县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