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与红学前辈俞平伯先生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中央发动了批判俞平伯与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开始批判俞平伯，是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引起的，李、蓝的文章是文学评论。后来中央又加了胡适，因为俞平伯先生、胡适先生都是一代人，比较有交往。胡适也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当时他的影响很大。所以中央有意识地要批判胡适。因为胡适是台湾国民党文化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借这个机会，也把胡适一起批判了。这样，中央发动的批判，就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了。

当时中央的目的，是通过批判俞平伯、胡适，来提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改变旧时代的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学会用唯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来研究问题。

当时每到中央做大报告、大批判的时候，我们都要去中宣部的礼堂听报告。当时批判俞平伯与胡适的时候，做报告的人很多，其中有周扬，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有杨献珍，杨献珍是中央党校的老专家，原中央高级党校校长。还有好多人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讲《红楼梦》相关的不是很多，都是从更高的层面来分析俞平伯、胡适研究《红楼梦》的错误的地方。

那个时候社会上普遍写文章批判俞平伯、胡适。我们学校里许多老师都希望我写这方面的批判文章。我没有写，什么原因呢？说实话我还没有认真读《红楼梦》，我怎么写啊？我对《红楼梦》本身都没有下功夫研究阅读，就要去批判人家，觉得心里实在说不过去，所以整个运动期间，我没有写过批判俞先生的文章。

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叫陈从周，他是古典园林研究的专家，也是个画家，跟我关系特别好，给我画了不少画。他每次到北京来，总会来看望我。他跟俞先生也是好朋友，因为俞先生遭到这种打击，他心里非常替俞先生委屈。他觉得俞先生是真正做学问的人，做学问不能保证自己的每篇文章都是真理，也会有讲得不准确的地方，用不着这样的规模来批判，全国性的大批判。

因为我没写过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所以陈从周先生就说，咱们一起去看看俞先生吧。我非常高兴，我本来也想去看看俞先生。俞先生是苏州人我是无锡人，大的来讲都是南方人，而且俞平伯先生的父亲俞陛云写过诗词方面的解析文章，俞平伯先生也写过《清真词释》（开明书店1949年出版），我都读过，所以很想去看看他。陈从周先生和我就一起去看俞平伯先生。俞平伯先生看到我去，也非常高兴，我们谈得非常投合。当时别人批判他的文章他都看的，他也知道我没有写过批判他的文章。

后来陈从周先生没来北京的时候，我也去看望俞平伯先生，我们总是谈得非常投合。所以后来俞先生自己写了几幅字送给我，留做纪念。

批判俞平伯先生的运动，中央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分寸的。就是俞先生的待遇，没有任何变动，而且还给他提升了。也就是说批判归批判，对老前辈，中央还是重视他的。还提级了，升了工资了。这是后来他们告诉我的。

1980年，在美国召开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主持人一位是周策纵，还有一位是赵冈。

研讨会发来了邀请，有一个请柬是给俞平伯先生的，我送到俞先生家里去。俞平伯先生拿到这个请柬就笑了，他把脚伸出来给我看，他说你看看，我这样子能到美国去吗？我不去了。什么原因呢？俞平伯先生一辈子只穿布鞋，不穿袜子。所以俞先生没有去，他写了一封祝贺的信，让我帮他带给美国的研讨会。后来我跟周汝昌和陈毓罴，我们三个人应邀到美国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

当时这些批判运动很多，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出来听大报告，而且分组讨论。非常巧，我分组分在何其芳、张光年这个组，张光年是《黄河大合唱》的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那是创作上的老前辈了。还有周扬，周扬经常来各个组听听，我们这一组老人多，他有时候坐下来听大家讲讲，自己也讲两句。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启功先生，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当时在这个运动中，我认识了很多老一辈的专家、前辈。我后来跟何其芳同志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过。

在这场运动中，我另外一个收获就是我认真下功夫读了《红楼梦》，还读了当时报刊发表的相关的文章。我研究《红楼梦》可以说是从1954年的“批俞运动”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