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洲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欧洲经济改革一直是在动力与阻力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但是动力终究大于阻力，欧洲经济改革的效应正在渐渐显现出来。
（一）动力
欧洲目前的这一轮经济改革，来自多种动力。第一，自1974-197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以来，西方世界特别是欧洲国家曾长期陷入“滞胀”之中。它们为改变现状、开创未来，必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这为欧洲改革提供了第一个动力。第二，在“滞胀”的背景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上台执政，他们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对1945-1973年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促使欧洲国家作出适应形势的调整，这为欧洲改革提供了第二个动力。第三，在上述环境的催促下，欧洲联合（一体化）进程得到了新的推动。80年代上半叶和下半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倡议，最终开花结果体现在1993年年初建成的欧洲内部统一市场和1999年年初问世的欧洲统一货币欧元之中，它们又反过来要求欧盟与欧元区国家作出一连串相应的除旧布新，这为欧洲改革提供了第三个动力。第四，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和苏联地区出现的政治剧变，世界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1945-1958年间的“世界经济”实际上是美国经济，1959-1991年间的“世界经济”主要是西方经济，那么1991年以后的“世界经济”乃是全球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经济全球化得到了有力的推动。而在这一进程中，同美国相比，无论是综合国力、国家制度、社会结构，还是企业竞争力，欧洲都处于更不适应的状态，除了改革没有出路，这为欧洲改革提供了第四个动力。第五，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另一个半自然、半强制的因素，它也驱使欧洲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发生种种变化，包括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和企业重组，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为新老企业的创新发展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欧洲显然也相对落后了。遥想80年代上半叶“欧洲衰落论”、下半叶“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论盛行时，西方不少学者著书立说谈论未来世界高新技术发展前景时，往往只提日本和美国，不经意地忘却了“欧洲”二字（据说在26个最重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欧洲只有7项可与美国持平或胜出），至今人们还印象深刻。加上90年代特别是1995年以后美国“新经济”一枝独秀，欧洲相形见绌。不过欧洲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为欧洲改革提供了第五个动力。
（二）阻力
尽管欧洲改革动力不小，而且已经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也取得了不少进展，然而，欧洲改革的成就迄今似乎还没有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对欧洲经济改革来说仍存在着许多阻力。
第一，在经济合理性与政治可行性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加上在欧洲基本上还处于一派“和平与繁荣”景象的情况下，惯性与惰性力量依然很大。在当今信息四通八达的时代，欧洲人自然知道欧洲长期以来所处的相对不利境况：增长率下降，欧元区由1966-1973年GDP年均增长5.0%经1974-1990年的2.3%，而至1991-1998年的1.7%（美国相应为3.2%、2.7%和3.0%）；失业率上升，欧元区由1982-1991年均为9.7%升至1992-2001年的10.6%（美国相应为7.0%和5.3%）；在世界货物出口中所占的市场份额萎缩：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四国合计由1982年的25.4%减少到了2000年的22.2%，而美国由11.5%增至11.8%。[2]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德国的全球竞争力位置由90年代初的第5位下降到了1997年的第25位，如此等等。显然，即使仅仅为挽回颓势，欧洲也必须进行改革。但当改革真的动手时，特别是触及到社会福利项目时（这方面在欧洲位置居中的德国，其社会福利费用支出1999年占到GDP的33.7%。），[3]往往是困难重重，民意难违。
第二，欧洲大陆莱茵模式的基本价值观，最近20年来，虽然受到美国模式价值观的挑战与动摇，但在欧洲内外对这两种模式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撒切尔夫人2000年7月19日在胡佛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说，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是美国，全球通用的语言是英语，普遍流行的经济模式是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4]与此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拉方丹则反对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回答。[5]看来欧洲多数人仍然认为应当信奉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在西方制度的三要素中，即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竞争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分权制与民主制）和社会上的自由主义（人权等），欧洲至少在后两个方面并不落后于美国。即使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中，欧洲人也还是认为他们所信奉的“效率+公正”的价值观是更可取的，尽管近些年来也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采纳了美国模式中的企业至上、金融市场、股东价值等某些理论与实践。
诚然，欧洲确实也愿从美国模式中学到一点东西，例如它的活力与灵活性等；同时又想竭力避开它的一系列弊病，包括过大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与世风日下等。因此，欧洲人对美国模式始终怀着矛盾的心态。这种心态，加上根深蒂固的欧洲社会结构体制，使欧洲人不想学也学不到美国模式中的许多内容。例如，为什么美国失业率远远低于欧洲？一是因为美国的劳工市场比较灵活，工资、工时制度也不那么死板，不像欧洲企业那样难以解雇员工，且要为雇员支付高比例的保险费。在欧洲，由于社会立法规定的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措施，欧洲最底层10%的低收入者的工资和美国同类相比要多80%，其结果是一系列低薪工业和服务业能在美国生存发展，却不能在欧洲生存发展。[6]近几年来，欧洲的劳工市场、工资工时制度也在向“灵活”方向改革，但它绝不会走到美国那种程度。二是欧美的家庭观念不同。美国家庭观念较弱，不可能让年轻人住在家中等待就业。相反，德国或意大利的许多年轻人，他们会待在舒适的家中，等待一项理想的职业——行业要合适，技术水平要相当，工资比较满意，还要离家近一点。三是对工作态度不同。美国人在失掉工作之后，远比欧洲人更愿意接受一项较低的工作，前保险公司的中层官员去送比萨饼，宇航工程师开出租汽车，在美国不足为奇。四是福利保护方面的差异。美国失业人员中长期失业者较少，因为政府至多只发放6个月失业保险金，身体健全的人必须及时去寻找新的工作；而在荷兰，失业救助金可达2年，法国、英国和德国也至少一年。五是经济结构方面的不同。例如法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在全国就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比美国少10个百分点。六是欧洲限制较多。在法国，由于申请执照费用很大或者根本拿不到执照，所以法国缺少雇主。此外，由于得不到受到非常严格限制的特许经营权，新的银行、投资公司等各种各样的融资机构建立不起来。[7]再如，为什么美国人能容忍贫富悬殊？首先是因为在美国法律的执行常常是很严格的。正是强有力的法律“刹车系统”维持着美国消费者、企业员工、供应商、大企业和较小竞争者之间的平衡。尽管微软公司为美国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根本打动不了司法部，微软公司成为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主要目标。其次是美国人受加尔文主义[8]价值观的广泛影响。他们崇尚企业家，尊敬成功者，仰慕高收入的赢家；而输家则往往自愧不如，有认输的自卑感甚至犯罪感，他们只怪自己而不责怪社会制度（这一点在欧洲不同），他们怨恨自己而不怨恨赢家；至于输家中那些不安分的人，那些文化程度低而又不能依法表达不满、最后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将注定要在监狱中终其一生。据1997年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的资料，全国有180万名罪犯，大多数都是没有职业的人，另有370万人处于假释期或取保候审，因此，美国犯罪人数总共达到550万人，占美国成年人总数的2.8%。[9]欧洲人甚至把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称之为“野蛮的”和“变态的”。1999年，美国有426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像美国那么不均衡。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1999年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为1240万美元，比蓝领工人的平均工资高出475倍；而德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仅为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13倍。[10]笔者引用上述数据和观点，并不意在分出欧美两种模式孰优孰劣，而只想表明，美国模式中的许多东西，是欧洲人所接受不了的，否则，欧洲将不再会有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至于有些美国人所说的，在当今世界中，只有美国式的“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第一条道路”才行得通，“第二条道路”共产主义制度已经随着苏联的瓦解而自行消亡，“第三条道路”欧洲社会福利国家，虽然还没有完全崩溃，但基本上也已经是破产了，至少是在退却之中，对此，欧洲人也是不会同意的。大多数欧洲人的共识是，欧洲莱因模式不需要美国化，而需要现代化。但是究竟如何“现代化”，恰恰是欧洲所面临的难题。
第三，欧盟（欧元区）层面上的不少自由主义与成员国层面上的不少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各国观念之间存在差异。最近25年欧洲经济的步履维艰，欧美两种模式竞争中欧洲显露出来的相对弱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现实，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强制，推动着欧洲一体化事业的进展。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欧洲内部统一市场的倡导者之一德洛尔指出，欧盟发展的目的之一是给“一个创造了全球、民主和人权观念的（欧洲）大陆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退步”画上一个句号[11]。德国前外长金克尔则说：“欧元自身并不是一个终点，它对于使欧洲在世界经济的第一等级里占有一席之地是不可或缺的。”[12]对于“美利坚帝国”的概念的拒绝曾成为、至今依然是把欧洲右翼和左翼知识分子——从戴高乐将军到拉方丹——联合起来的信念。至于经济全球化，它给欧洲带来的强制远大于美国：全球化使国家的作用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矛盾，欧洲国家的社会从本质上看是“民族化”的，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欧洲国家的社会将被迫“国际化”，这与欧洲的民族国家传统相悖；全球化到处冲击、破坏各国现存的社会契约，在欧洲尤甚；全球化使人时刻生活在发展与不稳定并存的状态之中，这对于长期习惯于过安逸日子的欧洲人来说需要适应；全球化使企业竞争与国家竞争变得比过去剧烈得多，尤其是企业竞争，因为全球化趋势实际上“首先是由私营实体付诸实施的”[13]，而欧洲企业竞争力较差。在这些背景下，欧洲必须加强联合，加强改革，推进一体化，至少在欧盟和欧元区内部加深经济自由度。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大大提高了区内的自由主义成分。
然而，欧洲层面上的这种自由主义经常与成员国层面上的国家干预主义发生矛盾。例如，内部统一市场要求商品、劳务、资本、人员在区内自由流动，这是欧盟层面上的法律规定；但实际上，欧盟成员国之间还远未达到真正的市场一体化，大到各国的能源、电力、电信、运输等领域至今还不够开放，小到许多商品价格差异依然不小。例如福特汽车公司一辆Mondeo牌汽车在德国的售价比在西班牙的售价几乎高出50%，在比利时买麦当劳的一个巨无霸比西班牙便宜20%，不管是轴承还是复杂的工业设备，价格差别高达40%-50%是很平常的事，至于政府干预发挥巨大作用的药品，最贵和最便宜的国家之间的差价可能高达300%。诚然，通过欧盟一级的立法和政治决定，给各成员国的干预行为正在形成日益强化的约束，例如即使对欧洲一体化最三心二意的英国，据其贸工部说，目前影响英国商界的大约70%的立法都是在布鲁塞尔制定的。[14]但是，各成员国的观念差异，毕竟仍是限制欧洲联合与改革进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法国人怕“极度自由的欧洲”，英国人怕“社会主义的欧洲”。这种歧见在欧元问题上也可以看出来。欧元问世已近两年半，但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金融市场规章制度依然千差万别。难怪英国人暂时还不愿加入。让·莫内说过：“你们这些英国人，你们从不会参加只有一个抽象目标的组织，你们只会参加一个正在（有效——笔者注）运行的机制。”[15]可以预言，欧元“成熟”之日，将是英国加入之时。
第四，新自由主义本身内含着一系列两难问题，在欧洲经济改革中的某些新自由主义因素自然也回避不了这些难题。70年代中期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滞胀”，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流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美、英最甚，欧陆也不可能不受到深刻影响。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指出，美国不是埋葬了凯恩斯的唯一国家。在欧洲，通过扩大消费振兴经济的政策，即1975年雅克·希拉克和1978年赫尔穆特·施密特实施的政策都失败了。从这些失败中得出的教训同过去根深蒂固的看法背道而驰，同所有大学讲授过的内容也大相径庭。这确实是一种经济思想遭到了淘汰性的打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刚冒出来或重新冒出来的新思潮，这些思潮非常激进，里根主义则是它们的先锋。由米尔顿·弗里德曼领衔的供应学派理论家和货币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它们挖苦凯恩斯主义原则是“小儿科”。他们使用的关键词是减轻税收、严格控制货币、放弃管制和实行私有化。[16]莱斯特·瑟罗则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势作出了解释，认为“全球性经济的发展已使一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成为不可能”。[17]例如，以充分就业为竞选政纲的法国社会党在80年代初获得权力时，试图使通货重新膨胀，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货币财政政策让法国恢复充分就业。但是他们彻底失败了，他们尚未真正开始这么做就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10年之后，一个保守的法国新政府为克服失业而采取行动，但是到了1995年末，该政府也只好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实际上，欧洲多数国家大致上从80年代初开始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至少是暂时地转向了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正式纲领性文件中谁都不会承认这一点。
然而，新自由主义本身内含着一系列两难问题，这就注定了欧洲经济改革只能在困难重重之中逐渐地向前推进。例如，在最近20-25年的经济困境下，通过自由化、私有化、现代化，对提高欧洲经济增长速度和缓解严重的失业问题正在多多少少的起着一些积极作用，但是欧洲社会对这些手段并没有真正达成普遍的共识，更难以预见它们的效用能否持久可靠。又如，在经济活动中为效率、竞争、活力让路，这在理论上是无可指摘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可能会为此付出加深社会分裂等巨大代价，出现一小堆富有的赢家和一大群贫穷的输家，这对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与势力强大的欧洲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再如，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指引下，从医院与出版社到长跑比赛，越来越多地变成为尽可能盈利的企业，这固然可能会使那些组织改善经济状况，但同时却会使它们“走形”变质，结果是导致一种不合理的颠倒：是社会为经济服务，而不是经济应为社会服务。
（三）动力终究大于阻力
在上述讨论中，笔者之所以把重点放在“阻力”上，是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在欧洲这样一个民族国家集中、民主国家典型的地区，加上经常发生的国内政治变动（倒如面临大选等），要想在经济改革方面迅速取得大的进展实在不容易。“民族特性”的门槛是很难迈过的，“民主制度”则更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人们应该看到，欧洲经济改革的积极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出来。据世界银行预测，1999-2008年欧元区GDP年均增长率将达到2.8%，[18]这将是刚刚过去的25年后欧洲与美国第一次并驾齐驱。欧元区的失业率已从90年代中期的峰值近12%下降到2000年的8%，通货膨胀率近年来一直控制在2%以下（剔除石油价格上涨因素），年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由1997年的2.6%降至2001年的0.9%。整个宏观经济框架条件呈良好态势。欧洲的这种前景包含着欧洲人近些年来在结构性改革与制度性改革方面所作的一系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