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用人需有大智慧

1．庸人也能出绩效：是是非非叔孙通

人力资源管理要更多地考虑庸众俗人，能用人中龙凤不算本事，能把俗人变成英雄才算真本事。

叔孙通是秦汉之际的一个特殊人物。论学识，他没有多少出色的见解；论功绩，逃不出鲁迅讽刺的“帮闲”行列；论人品，后世儒家对他多有微词。然而，他却成为汉代倡导儒术的第一人，值得管理者仔细品味。

作为一个儒者，叔孙通的学术应该有很好的基础，否则也不会被秦朝征召为博士。在秦朝儒学不是主流，叔孙通很清楚自己不过是朝廷的一个花瓶，所以，他大概属于那种小心翼翼讨好上级的太平官员。陈胜吴广起事，秦二世为此询问博士和儒生，有人说是造反，有人说是盗贼，唯有叔孙通揣摩上意，赞颂秦王朝的英明伟大，“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下同）断言陈胜之流不过是鼠窃狗盗，地方很快就会抓捕平定，不足忧虑。结果，直言说下面造反的被关进监狱，批评地方盗贼蜂起的被罢免官职，只有叔孙通领到奖赏。其他人都抱怨叔孙通阿谀奉承，他却坦言不如此难逃虎口。看到秦官难做，他逃回老家，先归项梁，后归刘邦，阴差阳错，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

叔孙通在追随刘邦以后，依然改不了揣摩上意、奉迎讨好的习气。看见刘邦讨厌儒生，就脱下儒袍，换上楚装，以顺应刘邦的楚人习惯。至刘邦登基，叔孙通看到了机会。当初竖起反秦大旗时，项羽那儿还有旧贵族的做派，刘邦这里全是下层人物。当了皇帝的刘邦，面对的是大呼小叫、喝酒打架、举止粗野、不知礼仪的旧日属下。叔孙通乘机向刘邦谈起儒学的功用，“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不过，他并不讲儒家思想，而是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礼仪来打动刘邦，召来鲁地几十名儒生，加上原来跟随他的弟子，采用古法和秦制混合，编制出一套朝见仪式，演练一番，突出皇帝的威严和臣下的恭顺。看到大臣们振恐肃静，没有人再敢喧哗失礼，刘邦为之大喜，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平心而论，叔孙通这种演礼，顶多是儒学之皮毛，距运用儒学治国还差十万八千里。但是，皇帝吃这一套，叔孙通也由此当上九卿之首的太常。

正是叔孙通这种墙头草表现，使真正的儒士很瞧不起他。当叔孙通征召儒生演礼时，有人批评他“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礼乐要积德百年才可有所兴作，叔孙通这种投上所好的举措实际上是在玷污儒学。叔孙通也不生气，仅仅是把批评他的人称为不知时变的鄙儒而已。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但是，就这样一个随风倒的人物，却真正做出了对汉代政治影响深远的大事。当初刘邦立太子时，对稳定局势的考虑重于对太子人选的考虑。西汉稳定下来后，刘邦对太子多有不满，认为太子懦弱，没有继承他的雄风豪气，喜欢赵王如意，一心想更换太子。这时，叔孙通任太子太傅，得知刘邦换太子的打算，叔孙通坐不住了，他以十分激烈的言辞进谏，历数太子废立引发动荡的典故，并指出秦朝之亡就在于没有早定扶苏而让赵高诈立胡亥的阴谋得逞。声称：“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摆出一副以死相争的架势。刘邦只好让步，说自己不过是戏言。叔孙通却一点情面都不留，再度抨击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正是叔孙通的抗争，加上留侯张良给太子谋划，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这件事，是叔孙通一生最辉煌的业绩。仅凭这么一件事情，在帝制时代的背景下，就足以载入史册。

纵观叔孙通的一生，可以说，他确实是个儒者，但又不是那种信念坚定、刚正不阿、里外如一、正气凛然的大儒。他不过是个常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俗人，斤斤计较，趋利避害，有时甚至缺乏操守，为了保全自己而说谎，不惜放弃原则而变通。不过，叔孙通并非恶人，史书并无他为了自己利益坑害别人的记载，他的所作所为，充其量是为了自保而已。即便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却能在太子废立问题上当仁不让，令人眼界大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管理，可以把叔孙通这样的俗人变成英雄？又是什么样的管理，会把具有这种英雄潜质的人变成唯唯诺诺察言观色的狗熊？

对管理者而言，总希望自己的手下个个都出类拔萃。但是，杰出人物属于稀缺资源。正因其稀缺，所以弥足珍贵。从统计概率而言，任何组织人员，都存在着二八分布，即出众的少数和庸众的多数。上级偏爱优秀员工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好的管理可以使常人出彩，可以让弱者变强，可以令黯淡的生活燃起绚丽的光芒，可以把平庸的事务转化为卓越的成果，而差的管理恰恰相反。作为一个领导人，需要把秦朝博士叔孙通，转变为辅佐西汉太子的直言极谏者，而不是把太子太傅叔孙通，打回到秦二世时的阿谀奉承者。如果仅仅要求叔孙通们放弃自身利益算计，大义当前不计私利，为了公司做到无私奉献，对大多数常人而言，不过是说说而已的空话。如果要求下属要不怕坐牢杀头而直言抗争，那就更有可能把多数具有直言抗争潜质的人也吓回去奉承领导。出头的椽子先烂，是因为它受到的风吹雨淋更多。

人才的分布总是参差不齐的。当鹤立鸡群时，再笨拙的管理者，也懂得赞许和重用鸡群中的鹤。而聪明的管理者，是发现并培育能够长得接近鹤的鸡。当多数鸡都能够达到鹤的高度时，你的组织里就会产生出更高的鹤。也许，叔孙通之所以能够为太子拼死抗争，是因为太子的废立关系到他的饭碗；也许，叔孙通之所以言辞激烈，是因为他知道在刘邦手下不大可能会因谏言掉脑袋。管理者要根据组织人员的现实状况，营造出这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如果组织的氛围是指鹿为马，那么叔孙通们只会一路沉沦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说，如何管理使用叔孙通们，比如何管理使用萧何、张良、韩信更具有普遍意义。

在用人上，松下幸之助曾言，用人不求一百分，用七十分的人才是最恰当的，可资参照。欧阳脩有《古瓦砚》诗，其意近之。欧诗曰：“砖瓦贱微物，得厕笔墨间。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金非不为宝，玉岂不为坚。用之以发墨，不及瓦砾顽。乃知物虽贱，当用价难攀。岂惟瓦砾尔，用人从古难。”

2．警惕用人偏差：“乡愿”公孙弘

组织需要下级服从，但“听话”压倒一切，则会把部下变成职场油条。

孔子曾经对“乡愿”深恶痛绝，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说：“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而西汉第一个布衣丞相公孙弘，就是这样一个“乡愿”。

公孙弘出身贫寒，一边牧猪一边学习，奉养后母孝谨，在平民中是比较出色的。于是，被推荐到中央，因出使匈奴不合上意被免职，后来再次被推荐，这次被皇帝看中了，对策擢为第一，然后开始飞黄腾达，由待诏博士一步步登上丞相之位。

公孙弘当上丞相后，并没有多大建树。按照史籍的记载，他在朝廷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唯唯诺诺，逢迎上意。当然，他也不是一无是处，设五经博士，配弟子办太学，就是出自他的建议。史称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汉书·公孙弘传》，下同）。看来，汉代的儒表法里、以“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就是由公孙弘开始的。但是，公孙弘这些主张能够实行，主要是得自于汉武帝的喜好。他能提出这些建议，归根到底是揣摩上意的结果。如果武帝对这些不感兴趣，借给公孙弘个胆他也不会这样做。他的宗旨是，只要是皇帝不喜欢的，“打死也不说”。

公孙弘最为人称道的，是节俭。他常说，君主的毛病在于志向不大，臣下的毛病在于奢侈豪华。所以，他盖的是粗布被褥，吃的是糙米淡饭，不要第二个肉菜。所有俸禄，都用来招待宾客，落得个礼贤下士的名声。这样，皇帝自然高兴。

但即便是这样的好人，一旦权在手，也得用一用。这种唯唯诺诺的人，心眼往往比较小。所以，公孙弘宽厚的外表下，却不放过任何与他有矛盾的人。“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公孙弘的学问比不上大儒董仲舒，董仲舒也讨厌公孙弘的阿谀奉承，于是，公孙弘就用阴损手段把董仲舒贬到胶西。而锋芒毕露的主父偃，同公孙弘政见不合，也被公孙弘借力打力断送了性命。“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汲黯是当时的第一直臣，有点像唐代的魏徵，由于多次顶撞公孙弘，照样被公孙弘排挤。

实际上，对于公孙弘的毛病，他的老师辕固看得很清楚。在公孙弘刚刚进入朝廷时，辕固竞曾经正色告诫他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而公孙弘后来的作为，不幸被辕固言中。阴谋造反的淮南王也曾直言不讳说道：“汉廷大臣，独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等，如发蒙振落耳！”（《资治通鉴》元狩元年）问题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何要用这么一个乡愿？

很多人把公孙弘获得重用作为汉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范例，这实在是一个误会。固然，公孙弘出身下层，然而，武帝提拔他也有自己一份私心。武帝当上皇帝，一心要轰轰烈烈干大事，但他受到了多方掣肘。来自太后和大臣的批评往往使他十分恼火。母亲的干预当然需要容让，而大臣们的说三道四则不能忍受。汉初的大臣，多数是勋戚功臣，不少人动不动就指斥皇帝。于是，武帝下决心要选出绝对听从自己的人。此前，所有的丞相都有爵位，现在，选出一个原来什么都没有的公孙弘，不怕他不听话。所谓“布衣丞相”不是看中他的才华，而是看中他的顺从。

武帝用公孙弘抱有这样的私心，这种私心肯定会得到回报。皇帝的耳根子清静了，然而公孙弘也绝对不会启用不愿顺从他的人。史书上仅仅记载了他排斥的董仲舒和主父偃等人，而那些处于下位、因为才干和锋芒遭到公孙弘嫉恨，在他们还没冒出尖来时就把他们打下去，被折断翅膀而默默无闻的优秀人才，更不知有多少。这对于汉武帝所追求的文治武功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损失。

企业管理中的用人，道理是一样的。一个老总，如果选拔部下的准则是为了用起来顺手，那么就不可能听到部下的不同意见。如果自己讨厌“刺儿头”，那么更下层的员工就会被中层打磨成滚珠滑头。而且，这种倾向会产生层级放大效应，上面喜欢矮个子，下面就会提拔武大郎。上面对下面用心眼，下面即便不会同上面翻脸，也会对更下的下面用诡计。而这种诡计，往往是上面所用心眼的放大版。领导的用人准则，肯定会被下面在使用员工中放大。而用人准则一旦偏差，最终会使领导追求的事业得到消极回报。

3．缺人才还是缺识鉴：封德彝错在哪里

人才的分布大体均衡，而赏识焕发出来的努力，会造就技艺超群的工匠。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旨是以识鉴培育出匠心氛围。

贞观君臣中，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名封伦，字德彝。隋朝时，他就已经进入高层，在揣测隋文帝夫妇的心理上，他展示出自己过人的小聪明。隋朝大臣杨素本来很自负，谁都看不起，唯独对封德彝另眼相加，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降唐以后，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立有功绩，唐高祖时担任吏部尚书，升中书令，太宗即位后，封德彝改任尚书仆射。

封德彝是从吏部干出来的，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应该是内行。太宗为了倚重他，专门把他叫来，问道：“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结果，封德彝一句话就把太宗顶了回来：“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这一下，把太宗说火了。本来，他是好心好意同封德彝商量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没想到封德彝倚老卖老直接说没有人才。于是，太宗批驳他道：前代明主，使人如器，用其所长，弃其所短。没有一个朝代是借用其他朝代的人才去治理国家的。“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如果说，只有像商朝武丁梦到了傅说，西周文王遇到了吕尚，然后才可为政，那么，这政务也就太玄乎了。“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均见《贞观政要·任贤》和《旧唐书·封伦传》）把封德彝弄了个大红脸。

封德彝的错误，在当今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还很常见。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说法：当今缺乏人才，或者别人那里有人才而我们这里缺人才，或者我们的人才顶不上劲，如此等等。反正，工作上不去，绩效不够好，创新开展不起来，都是因为没人才的缘故。所以，有必要对这种观点稍加辨析。

首先，从人才的分布看，有一种自然均衡趋势。孔子有一句名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这句话的前半句，就是谈人才的自然分布，哪怕是很小的聚落，肯定也有忠信如同孔子一样的人。如果以理想信念作为人才的评判基础，到处都有人才，而且会大体均衡。但是，小聚落中能找到像孔子这样好学的人，则不多见。这个学习，不是一般的泛泛学习，而是在某一领域达到拔尖水平。过去在农村，能在一起共事的人多了，但可以把事情做得出神入化的人极少。比如撒籽踩摞，一把把油菜籽撒出去，等长出来一看，均匀且没空白；背着手叼着烟袋，在麦秸上用脚七踩八踩，踩出一个高大的草垛。不用任何其他工具，全是麦秸，大风吹不倒，雨水渗不进，可以作一年的牛饲料。像拥有这种手艺的人，在乡村并不多见，但每个村里也有那么两三位。显然，一般的人才，到处都有；具有特定技能的人才，虽然少，也会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自然产生。

其次，人事政策有可能鼓励人才冒尖，也有可能压抑人才出头。过去在农村，那种撒籽踩摞的人才，很有可能在村上享受特殊待遇。一个全劳力干一天活记十分工，但部分村里对具有特种技能的人可能给记十二分工。多二分工在过去也换不来多少真实收入，关键是这种人会得到村民由衷的尊敬，他们也为自己的技能而自豪。在这种风气下，只要生产队长办事公道，人才的诞生会源源不断。然而，如果手艺技巧式追求变成了单纯算经济账，痞子更能弄来钱，那么对不起，社会风气有可能逐渐走向笑贫不笑娼，农田里的手艺人会迅速绝迹。部分守住本分的农民，也只是靠自律来维持自己的底线。传统社会的人才不复存在，而突破道德底线的“致富能手”会变成新的榜样。

当然，生产工艺和流程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人才。像上面说的撒籽踩摞，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这不是关键，因为旧技术旧手艺被淘汰后，新技术新手艺会随之出现，其更替过程会滚动式发展。

再次，现代的人才流动和社会分工，会使人才分布产生与传统不同的变化，从而对人才的形成机制、流动机制、作用机制产生新的变量。这属于现代管理学的问题，在此从略。

任何事情，人才是根本。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有声有色，在于贞观君臣个个都表现出一种励精求治的不懈追求。他们更多的不是靠技艺取胜，但却在治理国家中表现出类似技艺考量的认真。例如，写作进谏奏章，能够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学式迷恋；推行某一政务，能够为发现了某个从来没发现过的细节问题而激动不已；甚至同皇帝发生了争执，也要为这种争执如何能够把皇帝堵回去且能变通出更好效果而呕心沥血。贞观时期的唐朝人才辈出，不是因为上天偏爱唐太宗，而是因为当时形成了激发人才作用的环境和氛围。

封德彝的错误，在于他以多年主管人事的高级官员，对人才问题没有追求，只有公事公办的敷衍。打官腔式的应付与全身心投入的琢磨，其效果有天壤之别。

由贞观时期的用人联想到当代，如果我们的教师，能够把上课作为一种艺术追求；如果流水线上的工人，能够把流水线上的部件当作工艺品关心；如果我们的管理者，在追求绩效的同时还追求美；如果我们的官员，在制定出的政策中能够翻解出政策的渠渠道道，那么，根本不用呼唤人才，也会人才辈出。当然，这需要相关方面共同努力。

4．偏爱放纵下属之戒：关羽的骄傲是怎样养成的

刘备和诸葛亮对关羽的抬举，最终把关羽送上不归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厚爱如何把握分寸，足以引起高管之戒。

三国时期，刘备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荆州的归属和蜀吴的关系。关羽之死，荆州之失，吴蜀交恶，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受到极大冲击。造成关羽失荆州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刘备集团的内部人际冲突。

王夫之敏锐地观察到蜀汉内部冲突对荆州的战略影响。他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关羽因为赤壁之功自己无份，因此而忌恨诸葛亮，由忌恨诸葛亮而忌恨鲁肃，由忌恨鲁肃而破坏了吴蜀结盟。在这里，王夫之把关羽的战略失策，归之于关羽与诸葛亮之间的意气之争。再进一步，王夫之批评刘备说：“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于败亡，昭烈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

不管是否赞同王夫之的说法，有一点是多数人都认可的，即关羽的骄横自傲和刚愎自用，是其取败的关键因素。《三国志》本传对关羽的概括总结是“刚而自矜”。这种骄横自傲，肯定会在组织内部关系中有所表现，例如，在对待马超、黄忠的关系上，关羽就表现得十分过分。然而，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都对关羽的这种过分表现采取了迁就态度，进而助长了关羽的脾气。

刘备在进攻成都的关键时刻，马超前来投奔。刘备大喜过望，拿下益州后，刘备封马超为平西将军，其地位与关羽、张飞并列。身处荆州的关羽不服马超，给诸葛亮去信，询问马超是何等样人。诸葛亮当然明白关羽的意思，就回答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关羽传》）意思是马超文武全才，一代英豪，是黥布、彭越一类人物，可以同张飞并驾齐驱，但哪能比得上美髯公的绝伦超群？这封信充分满足了关羽的自大心理，“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成为关羽用来向客人夸耀的本钱。

刘备自封汉中王时，黄忠一仗打败夏侯渊，立下大功，刘备打算封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担心关羽不服，对刘备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三国志·黄忠传》）指出黄忠名望不够，马超和张飞亲见黄忠立功，问题不大，而关羽远在荆州没看到，恐怕对黄忠名列五虎将不高兴。刘备蛮有把握地说，我自有办法。刘备的办法是派能说会道的费诗前去荆州传达。果然，关羽听到对黄忠的任命便大怒，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费诗对关羽解释道：建国立业，用人有多种方式。汉高祖打天下时，萧何曹参是刘邦的少小亲旧，而韩信陈平则是后来投奔，任官列朝，韩信最上，没有听说萧何曹参对此有丝毫怨言。当今因黄忠一时之功得到重用，但在汉中王心中的轻重分量能够同您一样吗？况且君侯您同汉中王等同一体，祸福相共，难道左手和右手还要讨价还价计较一番不成？你不受命不是给刘备难堪吗？“羽大感悟，遽即受拜。”（《三国志·费诗传》）这样的解释，进一步增强了关羽的优越感。

对于诸葛亮和刘备的这种做法，有很多人持赞扬态度，认为是一种明智之举，是平衡组织关系的能耐。尤其在中国，这样做往往被看作领导人有水平。确实，管理者的基本职责之一就是协调人际关系，消除组织冲突，化解组织矛盾。然而，刘备和诸葛亮的做法，已经越过了合理的界限，产生了恶果，使关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相比之下，刘备的问题最大。关羽的骄横，多一半是刘备惯出来的。按照刘备集团的实际情况，对于关羽，只有刘备能够管得了，诸葛亮在一定程度上无能为力。况且在关羽的心目中，恐怕诸葛亮也应当在他之下。刘备作为最高长官，对此不可能没有觉察。一个领导人应当清楚，关羽这种做派，同谁也难以共事。要得到团队齐心协力的合作，最高长官必须适时制止其孤傲行为，否则，只会瓦解群体关系，最轻微的情况下也会造成内部隔阂。对于组织运行来说，这种人际冲突不同于一般的利益纠纷，忍让将会使问题更加恶化。关羽最终走上不归路，刘备要承担首要责任。如果刘备能够对关羽的自视过高适当敲打，迫使其有所收敛，不见得可以彻底改观，但起码可以降低危害后果。

在关羽问题上，诸葛亮也不是全无过错。诚然，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下诸葛亮有自己的难处，但在人员评价上采用拔高一个贬低另一个的做法，是高层管理者的大忌。诸葛亮对马超与其他人的比较尚可，而且把马超与张飞并列，还是比较恰当的。然而，明显拔高关羽，对其赞扬几乎接近于谀辞，等于是在放大关羽的错误。假如诸葛亮指出关、张、马各有所长，在肯定关羽有比张、马优越之处的同时，又指出其不及之处，稍稍压抑关羽的自大心理，言辞掌握在不致引起关羽生气的程度，可能效果就要好得多。

实际上，诸葛亮的信件起到了怂恿作用，关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有理由看不起马超的证据。如果持阴谋论的思路，那么，甚至可以把诸葛亮的这份信件看作“郑伯克段于鄢”的文字含蓄版。当然，诸葛亮其人有心计却不阴毒，所以，我们宁愿认为它出自另一种考虑，即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提醒关羽，把马超与张飞并列，紧接着又言关羽在马超之上，等于把关羽拔高到张飞之上。如果关羽具有自知之明，就有可能对此有所警惕：从来都是关张并提，现在却变成关在张上，这合适吗？或许诸葛亮正是这种想法。但是，刚愎自用者的最大问题，就是对拔高自己的说法反应迟钝，而对别人高于自己的说法反应灵敏。关羽正是把自己列在张飞之上也觉得理所当然的人，悲剧由此产生。

作为管理者，在无关大局的小事上，和点稀泥，捣捣糨糊，是可以理解的，有时还是必需的，即所谓“难得糊涂”。然而，在有些问题上就不能如此。因此，有必要分清什么事情可以糊涂，什么事情必须清楚。我们往往把关羽的这种表现称之为“个人英雄主义”，实际上他已经是“唯我独尊主义”。所谓个人英雄主义，是自己对自己不服气，要拼争出更好的业绩来。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尽管是不考虑群体的，但不妨碍他人的努力，即便不合作也可以做到各显其能。对此甚至可适当鼓励。但是，对于唯我独尊、压制他人的言行，由于其会破坏团队力量，所以必须及时纠正。组织内部的人际冲突具有不同性质，一般来说，源于利益分割的细小冲突（这种冲突最为常见），装糊涂或者和稀泥未尝不可，吃亏忍让还算美德。然而，源于价值观念的冲突和源于狂傲心理的冲突，会破坏组织使命，疏离人际关系乃至打断组织链接，则必须重视，采取适当对策。

5．政客和流氓的区别：李林甫与杨国忠

政客和流氓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坏”，政客通常坏得有章法，而流氓则坏得无边际。一个组织，如果是老辣政客掌权，会引发不显山不露水的慢性癌变，而如果是市井无赖当政，则会立马心肌梗死。

历史上，好人当官的也有，但总是不多见。坏人当官的则有如恒河之沙，比比皆是。但是，如果对所谓的“坏人”不加区分，一概对待，似乎也掌握不了历史的奥妙。如果看看历史上老辣政客和无赖流氓当官的区别，或许能够有所启发。

唐朝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史书谴责的奸佞，都在坏人之列。但细细查究，两人还是有较大差别的。何也？一为老谋深算的官宦世家，一为骤然暴发的市井无赖。可以说，李林甫是政客的典型，杨国忠是流氓的典型。两个人对大唐王朝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

李林甫出任宰相，是唐玄宗时期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佞相，李林甫的权谋、心计以及他“口蜜腹剑”的名声，对唐朝的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史学界一般认为，从李林甫任相开始，是唐王朝由治到乱的分水岭。但是，李林甫出身世家，有着丰富的官场经验，所以，在他的治理之下，并没有什么突发事件和大的乱子，反而在盛世光环中如鱼得水。他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年）病故，专权达16年之久。他为人机灵，工于心计，善于钻营，外表甜言蜜语而内心阴损毒辣，是个笑面虎式的人物。“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啗人，而阴中伤之，不露声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接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当然，李林甫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上，还是很有一套的，是一个典型的很有心计的官僚。因此，李林甫执政，使唐王朝得上的是慢性机能退化病，尽管是致命的，但一时三刻却表现不出来。

杨国忠却不一样。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无行赌徒，属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市井无赖而已。靠着偶然的机遇，他傍上后来成为虢国夫人的表妹，另一个表妹杨玉环，又成了玄宗的心上人。这种千载难得的机遇和运气，把他推上了宰相的高位。小人得志，确实也是不容易的。但正是这种不容易，使他看到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现实，他深知自己当宰相是难得的“低概率事件”，于是走上了不管名声好坏、只顾自己享乐的道路。据说，杨国忠曾经自我表白道：“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至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治史严谨的司马光，也取了这一说法，称杨国忠对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六）所谓“税驾”，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结局、归宿。也就是说，杨国忠对政治的态度，是把政治看作是一种赌博，谁知道结局如何！既然最终不能青史留名，还不如现在就胡作非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事不过是他随心所欲的玩物。例如，他按候补官员的长相任命官职，竟然让一个大胡子去主政湖州。这种胡来，使杨国忠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断送了玄宗的政治生涯。在杨国忠手里，唐王朝得的是脑溢血并发心梗，当下就要了命。

暴发户式的“政治家”，对政治的危害要比官僚世家明显得多，在世人心里激起的愤慨也要强烈得多。天宝年间杨家得势，遭到了世人严厉的抨击。但平心而论，杨家的罪恶，主要表现在生活的奢侈浪费、竞相豪华方面。他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风气上，而不是表现在统治权力的运用上。除杨国忠一人外，杨氏家族的其他成员，没有在政治上的志向和作为。特别是虢国夫人和韩国夫人，纯粹属于那种凭借自己的美貌过分炫耀的浅薄女人，她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依赖玄宗的宠信和放纵，收受贿赂，向皇帝说一说某人的好话，乘机谋点私利。给皇室子孙当几次媒婆，抖落一下“三姨”、“八姨”的威风而已。

有意思的是，对李林甫的责难，主要来自于他死后的官场。而对杨国忠及杨氏家族的责难，则在杨家权势正隆的时候就已爆发。而且对李氏的责难还近于说理，对杨氏的责难则全部情绪激昂。我们难道能够全然肯定，对杨氏的责难都是正义的呼声，丝毫没有掺杂阿Q式的“我为什么不能”情绪么？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人们对李林甫式的政客不满，往往期待以激烈的变革来清除这种政客造成的慢性溃疡。但是这种变革，却在多数情况下会把胆大心黑、精明强干又不择手段的流氓扶上台。这种“造反派”替代“老干部”后，除了少量“流氓”可以努力转变为“绅士”实现稳定外，多数暴发户类似于杨国忠式的行径，会使各种隐含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人们又可能会怀念政客时代的圆滑和章法，而忘了他们对制度体系的侵蚀。任何组织，一旦高管团队陷入了这种政客和流氓的交替循环，那就有可能每况愈下每下愈况，说万劫不复是有所夸大，但要跳出这种循环则需要漫长的过程。如何跳出这种循环，还得从历史中寻找路径。

6．靠人才不如靠组织：诸葛亮和毛奇的差别

公司经营是靠制度建设还是靠聪明才智？个人的聪明才智是用来当组织者还是当救火队？这是近代科学管理和传统经验管理的基本区别。

有两个人，堪称管理研究中的典型，而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位是三国蜀汉的丞相诸葛亮，一位是普鲁士陆军元帅毛奇。

诸葛亮大家都十分熟悉，他的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众人皆知。刘备为了请到这位卧龙先生，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而诸葛亮一出手也确实不同凡响，未出隆中，已定三分天下之对策。他的事迹，妇孺皆知。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国家“经理”，诸葛亮深得“董事长”刘备的信任，继任的刘禅更是全面放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诸葛亮传》）然而，在他的治理下，三国之中，蜀汉最弱；六出祁山，劳民伤财。前人多把这种出师未捷的遗憾，归之于形势或天意。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恐怕与他的治国方式有关。了解点历史就可知道，诸葛亮治国，靠的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和道德忠诚，在组织建设上并不足道。从他的办公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主要依赖人格权威而并非依赖组织力量。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语是：“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普鲁士的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经理”，作为克劳塞维茨的弟子，毛奇文质彬彬，喜欢拜伦的诗歌，爱好哲学和音乐，怎么看都不像个元帅。他在普法战争前，根本没指挥过作战。作为帝国的参谋总长，他所统领的普鲁士军队，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同法国相比都不占优势。只有克虏伯制造的大炮优于法军，而普军德雷泽步枪仅达法军夏塞波步枪射程的一半。但是，毛奇的优势在于他建立了一个优秀的参谋本部，在这里他汇集了各方面的专家，第一次在军事上把指挥作战和研究作战分开，从整体战略思路到具体技术细节，都有精密的研究。在这里，战争不再是智慧的较量，而变成了科学的计算。普法战争爆发后，仅仅四个星期，毛奇就打败了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俘虏了拿破仑三世，为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毛奇是一个谨慎的计划者和组织者，按他自己的说法，战争安排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一旦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只需要国王一声令下，就可以使整个系统不出差错地运转起来。最初下达的指令没有什么需要变更的，执行预先安排和制定的计划就足够了。”但是，他又清楚地知道，“在遭遇敌人时，没有任何计划可以一成不变”（摩根·威策尔：《管理的历史》，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64-66页）。说来也有趣，普鲁士的胜利，全靠毛奇的周密计划和安排，而普法战争的主要战役，却没有一项是按照毛奇的事先计划展开的。毛奇的“以不变应万变”，是用计划安排培养出应变机制。靠着事先的计划和训练形成的军队体系，毛奇悠闲地摘取了胜利的桂冠。

现实的经营管理中，要诸葛亮还是要毛奇？看起来不难选择，但事实却不尽然。我们许多人，都寄希望于杰出的人才来管理，然而，是靠人才来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形成一个有效的体系，充分发挥组织的作用，还是靠人才来填补制度的空缺和漏洞，费尽气力去克服组织的弊端？两种选择大相径庭。有人说，一流企业靠组织，三流企业靠人才。这话有些绝对了，但从优先选择的角度看不无道理。古人所谓“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正是强调孰先孰后的选择问题。但愿我们的企业经营中，多些毛奇，少些诸葛亮。这里不存在毛奇和诸葛亮谁比谁强的问题，而是两人的时代不同。有些所谓的“中国式管理”的倡导者，需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希望公司进入以毛奇为象征的近代水准，还是希望回到以诸葛亮为象征的古代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