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英美国家的孤立政策，一直影响着新中国外交的进程。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针灸无疑对外国人有着神奇的吸引力，当他们尤其是外国领导罹病久治不愈时，他们想到了中国针灸，而当时作为中国针灸针法研究的领军人物的郑毓琳先生无疑又是他们最佳的人选。1954年年底，阿尔巴尼亚议长巴尔克访华，其同来的要学习中国针灸的两名学生被安排到中医研究院跟随郑毓琳先生学习。

1958年春，印度共产党中央书记江博卡（音译，女）患类风湿关节炎多年，手不能握物，腿难伸直，卧床1年，多方求治无效，极其痛苦，便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要求针灸治疗。周恩来总理安排郑毓琳、郑魁山父子给其治疗。身受领导重托的郑毓琳先生精心诊治，运用“烧山火”等针法绝技治疗1个月后，患者病情大见好转，已能下地行走，3个月后康复回国。临走前，邀请郑氏父子合影留念，并赠送印度留声机一部和唱片多张。还把她的保健医生巴苏留下，跟随郑氏父子学习“中国神针”。自1956年，经政务院及卫生部批准，在中医研究院又先后成立了苏联、印度、越南、朝鲜等国针灸专家班，由郑毓琳父子任主讲。